人类性：艺术的道德底线

发布人：发布时间：2019-01-02

               王岳川

  讨论“艺术的道德底线”问题，是一个难题。因为在不少哲学家、艺术家看来，艺术也许是在道德的彼岸--“超越善恶的彼岸”（尼采），也就是说超越于道德之上的。但另一些艺术家美学家却认为艺术是提升道德的，甚至可以“以艺术代宗教”（席勒）。这两种说法都有合法性和片面性问题。其实真正的哲人往往将艺术灵性作为诗人哲人追求的目标。因此，海德格尔要人们转变向外求索的欲望、凝神静思，体会诗哲的灵魂时感受着的愁绪，使自己成为趋近诗思的人。这种强调诗意的倾听和本质直观的方式，就是以有限的生命把握人生意义和价值。只有尽心澄清，才能存神见道。这一观点对西方艺术影响重大．此后阿多诺、布洛赫、马尔库塞都相当重视通过人的感性审美生成去解救人们被遮蔽的心性，使人在“合道德”中又“超越道德”。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世界。但全球化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时代，而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西方文明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将自已视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这意味着，全球化使得第三世界发声成为可能。现代艺术有一个尖锐的悖论：制度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制度的现代性讲求理性、规范、新教伦理，而审美的现代性则张扬非理性、反权威、反道德。但在西方由于制度现代性非常严格，因而审美现代性仅仅作为一种文化游戏者出现，未成为西方现代性的方流，而中国则不同，由于制度现代性正在建立过程中，审美现代性的游戏人生态度作为一种思潮则成为一种主流，这样一来，问题多多。
  近些年来，行为艺术的发展在中国有正面负面的影响。一些艺术家通过身体摧残的方式显示了自已在社会空间存在中的感受，并对社会加以自已的另类言说。当然也有一些是带有游戏性的，甚至是将西方的性与艺术、造反与艺术、权力与艺术、反抗与艺术贯穿彻在自已的行为艺术中，出现了一些以丑恶、肮脏、恶心来展示身体的极端方式。比如，新近出版《不合作主义》、《后现代谱系》，以及最近一次带有国际性的艺术家行为活动中，都出现了诸如自我伤害、暴露身体、对身体恶心的涂抹，甚至吃死婴等极端的表现方式，使用权得审美离人们越来越远。先锋日益变成了非先锋，他们以自已过度失当的所谓创新而激起内在的恶的欲望。但这种“创新”、这种“激欲”不能正面地传给他人恶心和精神压力，这也许是中国一批艺术家在挪用西方后现代艺术过程中失范、失当的结果。
  如今，画家觉得布上油画已经很难超越前代大师，只好转向行为艺术。行为艺术，行为过程一刹那就结束，它改写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发展了后现代的过程观，理念是有道理的，但是过多地掺入了“政治波普”的东西，比如对抗集权，实际上是使用后现代的形式完成现代的命题，马尔库塞称之为“反抗的文学”。行为艺术出发点是可理解的，在操作过程中过于想达到艺术之外的反道德东西。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仍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底线--调动人性和人类性的共同的心性价值，创造既合道德又超越道德的更美好的东西，应该和人的生活温馨、内在的感动和不断的精神拓展紧密相关。艺术毕竟是一种不断延伸的精神形式，艺术还没有完全沦落到人的形而下的本能低俗模式中。
  进一步看，一些艺术家缺乏相关的历史文化感，缺乏民族国家感，以自我为中心，以游戏心态对待严肃的艺术，甚至怎么赚钱就怎么干，不少出道不久的人文化化素质低，历史感觉弱化，对时下的一些所谓本能艺术非常倾心，把事实真实的一面歪曲了虚假化了，产生了诸多不良游戏心态，也助长了年轻一代逆反心理。同时，传媒的炒作也是让很多理论家非常头疼的事情。传媒为了商机，为了赚钱，会违背传媒应有的规则去行事，为了寻求某种轰动性的效应不择手段。这些现象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危言耸听地夸大新闻；一种是杜撰虚假新闻以炒作市场。这两种都是不合法的，比如今天很多媒体从业人员，不负责任地随意对某个事情加以褒贬都是非常常见的，这对中国艺术的反审美非道德起了促进作用。可以说，当前的大众传媒的“捧星机制”是有问题的。真正有高瞻远瞩意识的艺术大师和文艺批评家，对飞速发展的传媒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和机会。而一些制作人、经纪人、反倒成了广大民众思想文化的指导者和青少年厚黑学的人生指南者。其结果是捧红了一引起徒有其表的无根状态、失永状态。迅速窜红而成了明星的人，其自身成长发展的土壤不深厚，本人没有素质，成为非文化主义拜金主义者，其前景实在堪优。可以说，文化界不乏拜金主义和文化冷漠主义，这种风气直接影响着当代人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心态。
  在我看来，艺术家的生存不应是故作先锋的孤立，不是在自己的创作中反道德而是力争获得超越性境界。真正反道德的艺术家往往脱离公众，而公共领域中的公众今天已经不是庸众，他们每个人正在成为日常艺术家，并以自己的审美观和独特身份正在被改写，一味地反道德是没有前途的。
  当代世界张扬生态文化和生态美学，注重对文化市场的整理，对文化垃圾的整理，这对中国文化市场加强文化圈的法制性和制度性的建设，用以规范文化圈人们的言行举动。是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也是中国文化艺术界非常紧迫也非常必要的工作。我们应以一种宽阔的人类眼光、一种生态文艺学、生态艺术观的思想，将人类亘古以来所有美好的有价值的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的艺术要素抽离出来，使它非时间化而置换到自已的艺术创作空间中。不应一味坚持线性的时间观，用反抗和丑学的激时艺术来一味对抗拆解这个社会和世界，因为这类被西马和解构主义用过的方法已经显示出消解时代的局限，如今，应该进入新世纪建构生态学的更大的历史语境中，即天地人的全面协调、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协调、语言和行为的协调、精神和物质的协调、生活与体验的协调。只有这样，艺术家才会真正的寻找到自已的艺术底线。
  反审美反道德的艺术没有真正的未来。在价值层面上我赞同的是：我们应该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如今同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我们只可能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或者人类性的基本价值平台。我们在文化转型与文化发展中，只能是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审美共识，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的“文化财”（狄尔泰），才有可能组成为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艺术形态。只有这样的差异性和多元化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维持整个世界精神的文化生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