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清时期摩崖石刻为例

梁  继

摘  要：千山明清时期的摩崖石刻主要分布在千山的庙宇道观间，较为丰富地体现了千山地区独特的宗教文化。同时，千山明清时期的摩崖石刻的面貌和风格又深受千山岩石构成性质、刻工技艺和自然残泐的影响。

关键词：千山明代 清代 摩崖石刻 石质 刻工

       千山，古称积翠山，又名千顶山、千华山、千朵莲花山，系长白山余脉。千山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经辽阳、鞍山、海城、盖州、岫岩，止于金州，南北绵延200多公里，纵贯辽东半岛。千山历史久远，早在北魏时，千山就有了佛教徒的踪迹。辽金时代，佛教更加兴盛，著名的香岩寺、大安寺、祖越寺、中会寺、龙泉寺等“五大禅林”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古建筑群。明清以来，道教进入鼎盛时期，有九宫、八观、十二茅庵。全景区有寺庙30多座，僧道数百人。随着佛道两教的兴盛，千山摩崖石刻亦渐成规模。考千山庙宇道观间石刻，现存最早者为香岩寺元黄庆二年雪庵和尚碑。元以降，千山摩崖石刻渐夥，明清时期渐为大观。开展对明清时期千山摩崖石刻的研究，对深入了解千山的宗教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今仅就石质、刻工及自然残泐对千山摩崖石刻的影响略作研究，以为知者鉴。

       一、千山明清时期摩崖石刻及分布概况

       千山东西横亘，分为南、北、中三岭，三岭以平行之势夹成南北二谷，即俗言南沟、北沟。千山明清时期的摩崖石刻大多存于北沟庙宇道观边的崖壁上，其主要者盖有如下数种：

       1、独镇群岳

       明代摩崖石刻，楷书，盛泰宇书。横刻于祖越寺后弥勒峰上。石刻引首款云：“皇明隆庆三载”，末款云：“赐进士第巡辽侍御苏□盛泰宇题。”

       2、含泽宣气

       明代摩崖石刻，楷书，书者姓张，名字不详，书写时间不详。竖刻于千山祖越寺后弥勒峰上。“含泽宣气”石刻在“独镇群岳”左侧，末款字迹多漫漶不清，可识为：“□□□□□分守辽□参政□□张□□题。”“独镇群岳”与“含泽宣气”书刻风格十分接近，极易误为一人所书。对照二刻款识，可知作者之别。

       3、漱琼

       明代摩崖石刻，楷书，盛泰宇书。刻于龙泉寺石门左崖峭壁。《辽阳县志》载：“漱琼二字下刻皇明隆庆三载赐进士第寻辽侍御苏□盛泰宇书。”[1]

然现存于龙泉寺的“漱琼”摩崖款识仅为“泰宇书”，且字体拙劣，疑为原款识漫漶不清，后人重刻，而仅刻“泰宇书”三字。

       4、吐符应生

       明代摩崖石刻，楷书，盛泰宇书。横刻于龙泉寺毗卢殿后弥勒峰峭壁上。刘伟华释龙泉胜迹吐符应生云：“寺后罗汉堂北山石崖横刻“吐符应生”臂窠大字四，为明侍御盛泰宇书。题下嵌青石刻一方，系雍正九年壬子某氏刻，解释四字意义。惟文字剥蚀，漫灭殆尽。”[2]

       5、龙泉洞天

       明代摩崖石刻，行楷书，胡所书。横刻于龙泉寺二道山门南峭壁上。款识为：“闵人胡文举书”。 刘伟华于《千华山志》记曰：“寺漱琼峰下之门为石门，门右峭壁横刻‘龙泉洞天’四大字，明御史胡公所题。”[3]

       6、振衣冈

       明代摩崖石刻，楷书，向程书。竖刻于无量观三官殿北山峭壁上。石刻上款为，“皇明隆庆四年”，下款为，“浙人向程书。”

       7、屏藩独峙

       清代摩崖石刻，楷书，徐庆璋书。横刻于龙泉寺净瓶峰峭壁上。石刻款云：“甲午之冬，倭夷犯辽，大军未集，予号召乡勇，独扼凶锋，幸叨天子威灵，得保危城。今和议已成，江山如故。游览至此，见斯石挺然独立，障蔽千山，因题四字，以致感云。光绪二十二年十月既望，古越徐庆璋题。”

       8、洞天一品

       清代摩崖石刻，楷书，涂景涛书。横刻于龙泉寺谷口西南侧溪边大石上。石刻款识为：“长沙涂景涛题于光绪二十年夏五月。”

       9、释道同源

       清代摩崖石刻，楷书，张英麟书。横刻于无量观罗汉洞上。款识曰：“光绪癸巳，奉天学政张英麟书。”

       10、太极石

       清代摩崖石刻，楷书，书者名姓不详。反刻于无量观前山岗圆石上。款云：“道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此石翻身。”

       11、仙人台

       清代摩崖石刻，篆书，涂景涛书。横刻于千山最高峰南沟仙人台峭壁上。款云：“涂景涛敬题。”

       12、卧龙山宝泉玲珑洞

       清代摩崖石刻，楷书，书者名姓不详。两行竖刻于中会寺石龙庵西侧石壁上。有上款“大清光绪”“中会寺”等字，知此摩崖在清光绪间刻成。

       二、石质对千山摩崖石刻的影响

       古代书法作品，刊于石借以传承是最主要的形式之一。然由于石质的不同，刊刻的效果自然也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古人刻碑，特重选石，时人陟名山，采佳石，十分郑重。[4]摩崖碑刻与石质的关系在清代已经有学者关注。叶昌炽在《语石》中谈到，“唐初石刻如《庙堂》、《圣教》诸碑，皆黝然作淡碧色，光如点漆，可鉴毫发，扣之清越作磬声，真良材也。吴越间古碑绝少，唐以后虽有存者，亦多浅蚀。若无屋覆，露处田野，其久也，驯至漫漶无一字。燕赵间辽金幢多黄沙石，坳突不平。拓出之后，疻痏遍体。石质尤脆者，历年稍久，字面一层蛇蜕，拂而去之，片片落如拉朽。如此等石，其寿不及百年，不如不刻。”[5]

       古代碑刻可以因石材的因素流传久远，此地立碑亦可彼处选石，但若摩崖、造像记等书刻则必须依本地山石为之，石质不同，石刻效果自然相异。就造像记的书法刊刻问题，彭励志认为：“地质岩石和书法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造像题记中看出来。云冈石窟的造像记不多，与该地区石窟的石质为砂岩，故不够坚固且粗糙而不宜刊刻有关。洛阳龙门石窟石质为石灰岩，密度大，硬度强，笔画伸缩性能好，造像石刻题记形成了典型的魏碑体。而甘肃麦积山、敦煌石窟黄沙岩易凿却无法入刀，连造像只能以塑代雕，题记只能用毛笔代之。”[6]石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书法的风格，千山摩崖石刻的风格和特征与千山岩石属性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千山三岭间，北二岭为花岗岩，南岭多为玄武岩、片麻岩。花岗岩是一种岩浆在地表以下凝却形成的火成岩，主要成分是长石和石英。花岗岩质地坚硬，难被酸碱或风化作用侵蚀，常被用于建筑物的材料。花岗岩（Granite）的语源是拉丁文的granum，意思是谷粒或颗粒。因为花岗岩是深成岩，常能形成发育良好、肉眼可辨的矿物颗粒，因而得名。玄武岩是一种基性喷出岩，其化学成分与辉长岩相似，SiO2含量变化于45%～52%之间，K2O+Na2O含量较侵入岩略高，CaO、Fe2O3+FeO、MgO含量较侵入岩略低。矿物成份主要由基性长石和辉石组成，次要矿物有橄榄石，角闪石及黑云母等，岩石均为暗色，一般为黑色，有时呈灰绿以及暗紫色等。呈斑状结构。气孔构造和杏仁构造普遍。片麻岩主要由长石﹑石英组成，中粗粒变晶结构和片麻状或条带状构造的变质岩。在中国，片麻岩指矿物组成中长石和石英含量大于50％，其中长石大于25％的变质岩。上述十二种明清时期的摩崖石刻除“卧龙山宝泉玲珑洞”刊刻于玄武岩上，其余十一种石刻皆镌于花岗岩上。玄武岩上的气孔构造和花岗岩中矿物体中的粗颗结构使千山石刻都不能达到精细。在一些字体较大的摩崖石刻，如“独镇群岳”、“吐符应生”、“振衣冈”、“漱琼”、“含泽宣气”、“卧龙山宝泉玲珑洞”等因刻工精心刊刻，故虽历久尚能清晰反映书丹原貌。“屏藩独峙”、“仙人台”、“释道同源”刻工虽稍逊，然字体较大，亦能略窥书丹风格。然前述这些石刻的款识及“太极石”等稍小的摩崖石刻，因为石质的影响，其字体则是“泯灭棱痕”，而无法探寻原书丹者之风貌了。也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到的千山明清时期的摩崖石刻，因为花岗岩和玄武岩石质的影响，已经不是当时书丹者的原貌了。如果再将刻工的因素和数百年风雨侵蚀的影响的因素考虑进去，我们见到的明清摩崖石刻已经是经过石质、刻工、自然残泐三重因素介入后的作品了。

       三、刻工及自然残泐对千山摩崖石刻的影响

       讨论古代摩崖石刻，对石质的关注是一个方面，另外更要重视刻工的问题。古代碑刻、摩崖作品先由书丹者书之于石，然后由工匠进行刊刻。刻工刊刻后的作品是否能完整反映书丹的原貌，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今人沙孟海对于碑版刻工问题研究的颇为深刻，他指出：“碑面书丹，经过刀刻，能否保证传真，是一个问题。今天看到有些碑志造像字画方峻，锋棱毕露，不像毛笔所写。……有些北碑戈戟森然，实由刻手拙劣，信刀切鑿，绝不是毛笔书丹便如此（石刻者左手拿小鑿，对准字画，右手用小锤击送。鑿刃斜入斜削，自然笔笔起棱角，只有好手能刻出圆笔来）。由此可见，历代碑版的刻手大有高低。……总之，写与刻是两道手续，字经过刻，不论是书丹或摹勒，多少总有些差异，有的甚至差异极大。”[7]沙孟海点出了经过刻工的“二次创作”，石刻已经不能完整地体现书丹原貌。其实就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深入思考。一方面，刻工技艺高下相悬者，所刊刻石自然相异。另一方面，同一刻工在刊刻不同的作品的时候，因为用心程度的不同，也会表现很大的差异。如果面对高官和名人的作品，如果报酬十分丰厚，刊刻的自然会好些，反之，所刊刻的作品就要差一些。

       千山明清时期的摩崖石刻的精细与粗糙，刻工的作用十分重要。“独镇群岳”、“吐符应生”、“漱琼”、“振衣冈”、“卧龙山宝泉玲珑洞”等摩崖刻石刊刻的比较精细。我们知道，“独镇群岳”、“吐符应生”、“漱琼”等刻石是为明代巡辽侍御盛泰宇所刻，“振衣冈”是为曾任明代辽东御史兼提督学政的向程所刻。这些刻石均是为当时较为重要的官员所刻，刻手的用心程度，可以想见。而且，因为是为官员刊刻，所以选择的刻手也应该是有较高水平的。清代的“卧龙山宝泉玲珑洞”虽不知书丹者名姓，但刻工的工艺精湛、刊刻过程中亦十分用心，书丹者也应该是有较大影响的人物。

       如果说盛泰宇和向程都是官职较高的官员，因而刻工在刊刻过程中要精心尽力，不敢马虎，然而同是官任御史的胡所书丹的“龙泉洞天”石刻，刻工的精心程度显然不及“独镇群岳”、“吐符应生”、“漱琼”、“振衣冈”等石刻，想来这只能是刻工水平的因素了。而“屏藩独峙”、“释道同源”、“仙人台”摩崖石刻书丹者也都是有一定品级的官员，但刻石却相对粗糙，考其缘由，或因于悬崖峭壁间施刀，不易刊刻，或因水平的原因而使摩崖石刻失之于粗糙。而入“太极石”等石刻稍劣，刻工的随意、草率也显而易见。此外，一些不知名的摩崖，虽年代颇久，但因技艺低劣、刊刻随意，则更在上述摩崖石刻之外了。

       依上述可知，刻手的水平和用心与否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摩崖石刻的效果。

       自然残泐对石刻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千山明清时期的摩崖石刻少则经历百年风雨，多则历数百年光阴。自然风化、雨水侵袭、人工锥拓也会对这些摩崖石刻造成残损，而不能完全体现初刊刻时的面貌了，这也是我们考察千山明清时期的摩崖石刻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

注释：

[1]裴焕星修，白永贞纂《辽阳县志》，（M）.民国十七年铅印本。

[2]刘伟华《千华山志》，（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81。

[3]刘伟华《千华山志》，（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86。

[4]叶昌炽在《语石》中记曰：“盖古人树碑，必先选石。华山碑杜迁市石，与郭香察书并列，固矣。泰山孔宙碑末云，陟名山，采嘉石。洪士隶释，载武梁祠堂碑云，孝子仲章季章季立，孝孙子侨，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古人于碑石刻质的选择，可见一斑。

[5]叶昌炽撰，柯昌泗《语石语石异同评》，（M）.北京：中华书局，1994：418。

[6]彭励志《好太王碑书体平议》，见《好太王碑暨十六国北朝石刻书法研究》，（C）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119-120。

[7]沙孟海《碑与帖》，见《沙孟海论书文集》，（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