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代笔

书法代笔自古有之，只是代笔无论对被代人，还是对代笔人都不是光彩的事，所以历来“为尊者隐”，无人乐道此事，史料上也少有完整的记载。但在可见的文章中仍可见到一些只言片语的记述。

最早出现的是书圣王羲之请人代笔的故事。

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阙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 此为何人？清代笔记小说大家梁章钜在《浪迹丛谈》卷九中给出了具体答案。“　纪文达师曰：右军杂帖多任靖代书，盖靖学书于右军，后大令又学书于靖也，事见陶弘景《与武帝论书启》，今尚在《隐居集》中。此事人多不知，即历代书家传记亦佚其名，盖不幸而湮没耳。”

此人乃是王羲之的学生任靖。任靖当时的书法水平已与王羲之不相上下，书法墨迹几可乱真，“世不能辨”。据说，东晋永和十一年，王羲之因与朝中尚书不和，称病辞官，一度弃笔。应酬之书多由学生任靖代笔。虽说任靖学王羲之的字可以“乱真”，但终究还是逊于其师，其字“缓异”。“缓”者，慢也；“异”者，怪异也。不仅缺乏笔力，字也不如右军秀美。当时朝野人士不明就里，误以为还是王羲之亲笔所书，人老了写的字不如从前了，故称之为“末年书”。“缓异”和“末年书”都是很客气很委婉的说辞，为的是保全“书圣”的尊严和荣誉。但王羲之对任靖却是信任有加，不仅令其代笔，而且还把几个儿子托付给他，让几个儿子跟 着任靖学习书法。“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书”。后来子敬的书法水平和名望远远超过任靖，子敬耻谈此事，从不向人提及。

其实永和十一年距王羲之写《兰亭序》，成就“书圣”之名仅隔两年，正值人书俱佳的顶峰时期，只是官场失意，书坛失趣，没心思再写了。但是人情世故还要应酬，不得已才生发出一段代笔的故事。

王羲之的代笔者除了任靖之外，是否还有他人，尚不及考证。但仅就任靖代笔留下多少“杂帖”混于王羲之真迹之中，至今尚属未解之谜，后世不论真伪一并奉若拱璧。严格地讲，代笔之作并不属于伪作。真正的伪作是未经书家本人同意，而冒书家之名写出来的东西，或为混迹书坛求名，或流入市上骗财。据说，王羲之在世之时，以及谢世之后，很多人都热衷于学习王羲之书法，并且学有所成，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王僧虔《论书》记载：“张翼书右军自书表，晋穆帝令翼写题后答右军，右军当时不别，久方觉，云：‘小子儿欲乱真’。”此事说的是，王羲之经常“作意书表”呈送晋穆帝，晋穆帝喜欢王羲之的字，不想把原件退回，便令张翼“择纸色长短相类者临写，而题后答之”，然后将原件留下，把临摹件退给王羲之，王羲之“初视亦不觉，详视乃叹曰：‘小儿乱真乃尔耶！’”（见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九）。估计晋穆帝留下的“书表”后来也混入王羲之墨迹之中。

王僧虔《论书》中还有一段文字：“康昕⑤学右军草，亦欲乱真，与南州释道人作右军书赞。”足见当时右军翰墨已有伪作，并且作伪者大有人在。至于后世，托右军之名的书法伪作更是难以计数。伪作之兴，虽非作伪者本意，在客观上对弘扬王羲之书法却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伪作毕竟造成传世的右军书法墨迹鱼龙混杂，真假莫辨，不仅贻害后世，而且也拉低了王羲之书法品位和成就，“末年书”之说便是一个佐证。

关于王羲之是否真的有一位代笔者，实际上是一个疑案。疑案的源头还是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书中那段文字。代笔的问题除了陶弘景所说以外，之前之后其他古籍均未提及过此事。今人当中，有人认为王羲之有代笔人是陶弘景编的故事。但此说也只不过是一种推测和臆断，缺乏证据。

如果说王羲之请代笔尚需存疑，那么此后1600年来，书画家请人代笔则是屡见不鲜。书法在唐朝达到顶峰，唐代书坛有无代笔轶事，史料尚无记载。循常理想来，唐朝应也会有代笔之事。

到了宋朝，代笔之事又有了记载，并且是发生在皇帝身上。据（明）陶宗儀《书史会要》记载，宋高宗善于真行草书，辅以六朝风骨，自成一家。其御书《六经》有几万字之多，但并不是宋高宗一人书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吴皇后代笔。吴皇后的字与宋高宗的字极为相似，外人“皆莫能辨”。

（清）姜绍书《韵石斋笔谈》 在“书家余派”条目下有这样一段叙述：“晋唐而下书家烜赫者无如苏长公赵松雪董玄宰，然三公同时皆有临池余派以演其传，如优孟之于叔敖抵掌谈笑并其神情似之。能倣东坡书者则有高述述，丹阳人，名不甚朗朗，与坡公同时书法惟肖乃附之以传。子昂玄灯则有郭天锡天锡，名畀，京口人。尝手书松雪斋诗一帙，遒逸精紧，宛入鸥波三昧。其他诗文题跋散见于卷册中，駸駸与松雪并驱。元季工赵体者，未能或之先也，玄宰门下士，则有呉楚侯。楚侯名翘，后改名易。以能书荐授中翰。为诸生时，思翁颇拂拭之书，称入室弟子。崇祯癸酉余游燕都，适思翁应宫詹之召，年八十余矣，政务闲简端居多，暇余时过从。而楚侯恒左座隅长安，士绅祈请公翰墨无虚日，不异素师铁门限。公倦于酬应，则倩楚侯代为之，仍面授。求者各满志以去。楚侯之寓堆积绫素更多于宗伯架上焉，虽李怀琳之拟右军不是过也，惟知交之笃及赏鉴家，公乃自为染翰耳。此三人者皆亲炙名贤，而八法之绪如嵗之有闰焉。”

文中述及苏轼、赵孟頫和董其昌三位书法大家，他们都有自己的书法代笔人。苏子瞻（苏轼）代笔，丹 阳人高述；赵孟頫（赵松雪）代笔，京口人郭天锡；董其昌（董华亭）代笔，门下士吴楚侯。据说，苏轼代笔人高述模仿水平甚高，以至“或能乱真，遇至鉴，则亦败矣”。高述不仅为苏轼代笔，而且还伪作苏轼书法，并且由此而闯出了名声，亦不得不令人叹服。赵孟頫不仅有自己的书法代笔人，而且还为别人代笔。据记载，元代管道昇的书信，大多数是赵孟頫的代笔。在为管道昇代写《致三总管札》时，赵误写上自己的名字，后又改成管道昇，由此暴露出代写真相。

明代名家之有代笔书画，以董其昌为最多。董其昌应酬朋友的字，常由好几个人代笔书写。启功先生《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和徐鹏、僧常莹中华行书）、《临淳化阁邦达的《古书画伪讹考辨》，经过翔实考证得出，董其昌的代笔人大约有十几个人之原因之一是他身处中博鹏、僧常莹多，最著名的是吴易，此外还有赵左、沈士充、吴，工诗词书画，精华中一时追随者众多，为振、赵洞、叶有年、杨继鹏他代笔人的博以1.98万美元售、僧常莹、李流芳、王鉴等人。董其昌的书法水平极高，但由于应酬过多，也不得不寻找个代笔人。吴易（字素友，一作楚侯，松及到清代及近代画坛华中绘画风格最江人，崇祯时授文渊阁中书评价董其昌的书物中的代笔人是具舍人）书法甚得董其昌真谛，理所当然地成了董其昌书法的专门代笔人。当今存世的董其昌书法作品甚多，真假皆有，书画鉴赏专家也难免打眼。

另一位拥有代笔者较多的是文徵明。在众多的代笔者中，惟有其子文彭、文嘉和周天球等得到文徵明真传。他们从各个方面得文氏的传授，本身的书画都有相当水平，由他们代笔很难辨识。文嘉《铃山堂书画记》曾记述文彭代父补书之事。文中谈到文徵明书写的苏轼《前赤壁赋》，缺了前四行，后来由文彭补齐。文彭补齐后，文徵明又加了跋，并在补书处和跋的后面文徵明都具了自己的名款。

在明朝，除了文徵明、董其昌有代笔人之外，其实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代笔人，如沈周、陈继儒、米万钟等。书画代笔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很平常的社会现象。

到了现代，也就是民国以来100年间，书画代笔仍是经久不衰。从民国大总统、委员长到共和国百姓，书画代笔之事屡见不鲜。据说孙中山书法的代笔人叫田桐。据有关材料记载，孙中山作书有时由田桐、田桓兄弟二人代笔。田桐（1879-1930），字梓琴，号恨海，别号玄玄居士，湖北蕲春人。田桐是辛亥革命的中坚。16岁时就加入了同盟会，后在湖北参加辛亥革命起义。1914年在东京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任孙中山的侍从秘书，直至孙中山去世。田桐书法初学钟、王，后宗颜书，旁涉汉魏刻石，书法作品外朗内润，气度开张，酷似中山先生书体。田桓先生（1893-1982），1912年去日本留学，其间曾任孙中山随从秘书。1914年，任中华革命党印铸局局长，曾为孙中山镌刻了“大元帅印”、“孙文印”等。孙中山生前称田桐为“大田先生”，称田桓为“小田先生”。其父田士莲是清末新派学者、太平天国将领吕松年的女婿。田氏兄弟均是当代著名的书法家。解放后，田桓曾任上海文史馆馆员、市政府参事室参事等职。

有资料称，蒋介石的代笔人是罗化千。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四川地方势力一些人通过各种渠道请蒋介石题写堂名匾额。蒋初到四川，也需要他们帮衬，不便推辞，但又难有时间操弄翰墨。于是经于右任推介，时任军政部会计处科长的罗化千便成了蒋介石的代笔人。罗化千生于1901年，浙江富阳人，名空，字化千，号浮云。他年轻时求学杭州，入李叔同办的美术篆刻夜校；后入上海大学美术科，于右任亲授书法，维持师生关系20多年。他参加北伐，在政治部艺术科做宣传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于右任等发起赈济难民 活动，罗化千写了700多副对联义卖，筹得赈款1019元，《申报》等曾有鸣谢罗空大善士的报道。

为蒋介石代过笔的还有一位叫王任庐，也是于右任的学生。据说，蒋介石的外婆家所在晦溪村，官员、士绅为了提高村庄的名望和身价，托蒋的外公找蒋写几副匾额。蒋介石碍于面子，欣然应允。不过，蒋介石并没有亲笔提写，而另叫时任南京文官处供职的王任庐为其代笔。

王任庐主要是为于右任代笔。王任庐因能写一手好字，曾在国民政府文官处任一等书记官，专门从事撰写文稿的工作。王任庐专攻于右任先生的书体，达到可以乱真的地步。其严整大气方面完全学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而在典雅秀逸方面又有独自的个性创新，不仅被当时书法界公认为于体高手，也深得于老本人的赏识。于右任先生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不论在政治还是书艺上，在全国都享有崇高的名望。当时有来头有地位的人，都以家厅悬挂于书为荣。但于老并非一个专业书家，他公务繁忙，无暇应酬各方面的求书，因而即使是当时的门面人物也以求书为难，至于一般人群更是无法企及到了。王任庐特获于右任嘉许，并赐予三方钤章，可以为于右任代笔落款书写书法作品。求书者都要求用于右任落款，以至平日所书作品，大都以“于右任”名款。于右任老先生的代笔非只王任庐一人。于右任居京师（南京）期间，因疲于应酬，有求书作者，便由外甥周伯敏代劳。入川后，伯敏不在侧，便请蒋达秋代笔。周字虽可混珠，但逊于蒋字。蒋达秋乃于右任高足，其字虽然学于右任，但已达登峰造极地步。求书者即或得不到于公真迹，得到蒋氏书作也可谓是“买王得羊”也。

清末民初，天津有一位声名卓著的大书法家华世奎。华世奎先生在世时为天津四大书法家之首，很多名门大户以藏有他的作品为荣，商号请他题写牌匾更是风靡一时。如现在仍在使用的“天津劝业场”、“隆顺榕成记”制药厂、“正兴德”茶庄等匾额已成为这些企业的注册商标。在当时，学习华体的人就不计其数，很多后来成名的老先生在年轻时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过华世奎的指点，不过华世奎一生只收过一位入室弟子，就是耿仲敭。此外还有几位门生，这几个人在华世奎晚年担任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为华世奎代笔。华世奎先生要门人代笔出于两个原因，其一，华世奎先生曾任过清朝的二品内阁阁丞，民国以后他以卖字为生，但是由于过去的威望，前来求字者很多。每到年节，他都会写很多书作，按平时润例的半价售出，换钱以资助贫苦人家，在这些作品中则混有门生代笔作品。华世奎鬻字幅面有一定限制，超过此限者多数由门生代劳。华世奎晚年多病，很少提笔写字，但为了顾全脸面，不得不让门人代笔，应付络绎不绝的求字者。

说道当下，书坛有两多：一是书法展赛多，二是书法家多。也正是多如牛毛的书法展赛才成就了多如牛毛的所谓书法家。当下的书法展赛，已逐渐蜕化成了名利场，所谓的国字号展赛已失去了往日的权威性，大展的获奖作者也很难再受人推崇。原因之一是书法展赛中，书法代笔现象屡禁不绝，主办方对已发现的代笔作者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姑息纵容。2009年6月媒体刊登一篇资讯《中国书法兰亭奖今年严查“代笔” 》，文章称，“在前期的评选工作中，针对近年书法展送展作品中的“代笔”现象，评审小组将进行严查。参赛作品如被怀疑代笔，书家将被请到现场测试，如未到场者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中国书法兰亭奖是中国书法艺术界的最高奖，除了书法艺术奖外，还要评出书法理论奖、教育奖、编辑出版奖、终身成就奖等。这些奖项，大体能够涵盖书法艺术的各个领域。有些人出于沽名钓誉，或混迹于中国书协，自身书法功力欠佳，便请人代笔。在中国书法兰亭奖这种高端书法展中尚且存在“代笔”现象，一般的书法展是否也存在“代笔”则可想而知了。2009年12月18日，有一篇博文《汲古斋主人盘点2009年书法10件大事件》，将第二届隶书展的疑似代笔事件，代笔当事人的被取消资格，列为“2009年书法10件大事件”之一。由此引发的书法展览打假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其实，每一届书法大展都有代笔，甚至代笔作品还屡获书法展大奖。

纵观千余年来，古代帝王、名臣和书法家代笔，多是因为名望过大，应酬过多，或年老体衰，不得已而为之，或为沽名钓誉而作伪。出发点主要是为“名”，而不是为“利”。现今书法代笔则是“名”、“利”兼取。因为出发点不同，其代笔作品的艺术价值则有天壤之别。古代的代笔作品多出自书法家的弟子门生之手，他们深得乃师真传，其书法作品形神均似其师，常可乱真，对师尊书法艺术的传承功不可没。代笔者本身实际也是书法家，书法成就有的不亚于其师，甚至超过其师。书法代笔的过程实际也是一种书法再创造过程。代笔书法作品虽然次于真品一等，但也有它自身的艺术价值。当代艺术收藏和书画拍卖中出现的代笔作品，其价值和价格之高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代笔书画虽然是经本人授意而成，和私自作伪不完全相同。但从实质上讲，代笔作品毕竟是出自另一人之手，与真迹相似而不相同。代笔作品非真非假，代笔是代笔者与被代笔者的共同作为，蒙蔽的是第三者。尽管代笔与真正的作伪行径不尽相同，但在艺德方面仍是一种缺失。代笔者都具有作伪的能力和条件，有的人既是代笔者，也是作为者。他们的伪作一旦混入社会，必定造成难以抵御的影响和危害。

在拜金主义盛行的今天，书画代笔现象不仅不会根绝，而必定会大行其道。人们在百般无奈之下，只能祈望艺术家们不要泯灭社会道德和人性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