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文化与书画鉴定

——王岳川教授与黄君寔先生对话录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书法院副院长，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日本金泽大学客座教授，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双聘教授。

黄君寔，号山涛，1934年生，广东省台山市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学系学士，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硕士，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东方美术史。书法家、画家、学者、书画鉴定家。著作有《王羲之〈兰亭序〉真伪辨》、《顾洛阜藏宋元书法名迹》、《文徵明及其交游》、《项元汴与苏州画坛》、《黄君实书法集》等。

 

王岳川：黄先生好，在北京见面不容易，我们可以就当代书法界和拍卖场现象聊一聊。我感到书法界有一种倾向，一是书法家重视写字而对理论总结和学习比较漠然，二是，一些理论家在理论与创作之间有脱离倾向。

黄君寔：书法家的理论如果不配合或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很难有更高的提升。像米芾的书法理论很简单几句，但对我就有很大的影响，我就很佩服。而清朝人很多，书写但不总结。而徐渭讲得也不多，但是他讲得很有道理。

王岳川：所以，理论与创作结合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创作经验总结对己对人同样重要。一些书法流派往往把西方艺术流派直接移植过来，这样对书法创作明显是理论大于实践，帽大身小，问题很多。而且，不从本土文化经验出发，而是割裂式地横向移植时尚的西方后现代艺术，其文化断裂将导致其书法充满困境。还有一种人认为，书法就是技巧或是以技巧取胜。对此我深不以为然。我仍然坚持在北大提倡学者书法或文化书法，一方面对西化书法提出质疑，另一方面对技术至上主义提出批评，使中国文人书法或文化书法有更好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空间。

黄君寔：书法不单是技巧，我觉得国人不认识清楚这个问题还会吃苦头。我认为日本人的书法太形式化，慢慢地这类书法肯定不行，日本书家以前的老辈是懂中文的，所以他们写起来汉字书法来有深层意思在里头，现在慢慢地不懂汉字的微言大义，他们就是抄文字结构，但是不懂文字里边讲什么内容，没有这个文化感受，所以日本人现在的书法越来越差，只能弄新的办法，搞所谓新的东西，向西方抽象绘画靠拢。

王岳川：这样的话无疑饮鸩止渴。这种经由日本为中介的现代书法出现了不少误区。一些人甚至走到非汉字的地步，写出不写文字的书法，自称为“书法画”。

黄君寔：“书法画”这个说法我不同意，画就是画，书法就是书法。我不认为不写汉字是书法，而只能说是画，抽象画也可以。中国书法主体一定是书写汉文字，写文字在书法里头的变化，过分西化的人不懂中国文化的精深，一定要写下去才会体会到中国书法的精神博大。

 

王岳川：我注意到玩流派的那些书法家，在三十多岁的时候作品还有某种视觉冲击力，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就发现气息虚张内在很弱，到了五十多岁显得更加迷茫，没有路了，到了退休就彻底虚无化和焦虑化了。

黄君寔：西化派说现在我们写的字没有时代感，这是什么意思呢？时代感怎么叫现代的书法，我也不懂，说现代的书法应该是怎么样的，要像西方的抽象画种啊？那怎么行？

王岳川：其实，过分地夸张时代感有可能割裂了历史；过分地贬低文人书法或文化书法有可能使得书法走向浅薄。

黄君寔：中国书法如果没有文人根本没有办法流传这么久。

王岳川：还有一个问题，中国当代书法家已经习惯于抄写古代诗歌，而自己却忌讳写诗，尤其是写格律诗很困难，甚至连很多大学教师都不能很好地完成。

黄君寔：所以写诗要先从古诗入手，要先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中国这么好的诗歌的韵味，这么好的声调，大家不去学，就都去搞新诗，现在留下来的那些好多新诗水平并不怎么样。而好的古诗却很容易懂。

 

王岳川：黄先生，您是以鉴定家而著称于世。做一个鉴定家很难，其中甘苦唯有自知。

黄君寔：一个鉴定家，一定要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古文学有很好的根底，对中国历史——不单是画史，连历史都要知道。鉴定者本身要懂书法，才知道古人是怎么画怎么写书法。鉴定家画不懂，书法肯定要懂，题款有时候也是鉴定的一个窍门。像我们有时候看一张画，看看款对，就大概可以对，因为仿书法笔划很难。鉴定家本身最好会画画，吴帆、张大千、徐邦达他们都是会画画会写字，所以他们看东西看得准。有的人懂点书法，但对历史怀有尊重，花很多钱买书画真迹，收藏宋、元、明、清什么都有，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大鉴定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一定要看真迹看得很多。你说看过王蒙没有，我最少看过几十张王蒙，看他每一期的变化，王蒙早年、中年、晚年不同，所以你不能把他一件就当做唯一的标准，其他就认为是假画，他晚年可能是另外一套的。就算是文徵明晚年都是一个定型的书法，但是他早年跟中年、晚年还是有分别的。画也是这样的，有人早年画得很细，而晚年画得很粗，你不看怎么知道呢。我们有这个经验都看过了，好像当时我搞拍卖的时候，我看近代画，后来你要做拍卖一定要多看，总是一个道理，连我看西洋画也是一个道理，虽然不敢说我是专家，但是好坏还是看得出来的。

王岳川：观千剑而识器，真迹有一种特殊的气息，作假的往往面目呆滞，线条犹豫。在鉴定中，书法题款笔力和提款的内容都是鉴定的重要线索和基础。但是，鉴定中仍然存在一位鉴定家认为是真，而另一位鉴定家认为是假的现象。有时候，这种现象发生在国宝上，有时候这种现象发生在一般性的拍品上。

黄君寔：真正的珍品和明显的假品都比较容易鉴定，但是中间总有一段灰色地，有一些东西你说它假，但是又可能真，这个东西就要小心，慢慢看，所以有一些画家画得不好的也有，书法家不能保证每一张都是代表作，总有他的个性在，可以慢慢来研究。所以我做鉴定以来，救了很多画。很多人说它是假的，我不管其他的。这期发表的韩干的那个《马•照夜白图》，很多人都说是明朝，但是明朝没有这种马，而且是白马，底下那个眼穴跟《五牛图》很接近，但是其实看起来，我买这件东西，因为它是苏东坡那首诗《韩干马十四匹》，我对这首诗这么有印象，一看这个画得真好。我对画马研究，李公麟、赵孟頫以后没有人画得这么好，而且韩干有两个，一个《照夜白》，一个故宫还有两匹，在台北，都跟这个很近。所以这种东西，我不能决定它100%真，但是这件东西总是一个宝贝。

王岳川：现在鉴定字画，有些鉴定家不仅没有学养，而且人品也不好。反复无常，以假乱真，以假换真，劣币驱逐良币。您作为有造诣的鉴定家，可大声疾呼，以正视听。

黄君寔：其实我是希望更清闲些。当然如果真是对后学有点儿帮助的，我也愿意这样做。但是有的人在鉴定中乱搞，这是没有办法的。都是为了钱，你给他钱，他就真说假，假之真，乱七八糟。

王岳川：还有人做鉴定，把真画留下，说人家那个都是假的。这样的人很可能毁了真画，混淆了视听。

黄君寔：这不能算是鉴定家。很多都是为了钱做的。所以我现在不给人鉴定的，除非是好朋友，勉为其难。有一些人奇怪，我没有鉴定过，他可以冒我的名字，那是很糟糕的。

王岳川：启功也遇到这种情况，他曾经发现市面上流行的很多古画有启功题词，全是假的。于是，他宣布我从某年某月某日以后从没鉴定过任何东西，凡是出现这种东西都是假的。用这种方法来破除冠名人之名，行一己之私的做法。

黄君寔：从前我们到拍卖的时间，有些东西一看不对。一看假的嘛，我只能跟他讲我看这个不对。藏东西的人很生气，你说成真的，我不给你拍卖，算了吧。

 

王岳川：如今拍卖行有一个霸王条令，就是拍出的作品不管真伪，而只管拍卖。这种单方面的霸王条令，严重地扰乱了拍卖行的秩序和信誉，同时为洗白很多假品大开绿灯。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就没有人出来正视这个问题？改变这种可恶做法？

黄君寔：真伪的问题，我们从前也不敢担保，他买了真回去，他看看不喜欢又要退，但是你付了钱给人家，拍卖行怎么负担得起，只能有一个规定，一个月内你说假的可以退，因为我们还没有付钱给买家。其次，你可以找三个我们承认的学者写鉴定说怎么假，我看看同意就退。但是，现在变成滥用了。现在拍品得不到保质，说你自己看，看错就自认倒霉了，这个影响很大。特别是真伪的问题，真伪是可以有的争论了，但是不能有意不真。

王岳川：现在有些人将宋元明清古画的背裱纸揭下来，在上面作画作书，仿冒古画。如果通过纸张鉴定肯定看走眼。还有一种用古纸高仿古代作品，这会不会给鉴定导致又一轮麻烦？

黄君寔：有一些是这样，高仿某一张名画，我们一看就知道了，因为这件东西原来在故宫，不可能有了，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有一些东西细看，高仿的没有墨漆，什么都有的，所以要鉴定懂得人才可以鉴定出来，现在拍卖行的真专家没有吗？他们就是人家拿来就给你卖，有一些做了十几年还是不懂。

王岳川：先生的文学功底很深，文化大视野使得你的鉴定具有很好的眼光和很高的信誉。您应该带一些弟子，将绝活传承下去。同时将正确的文化观和书画观告知收藏界。

黄君寔：我喜欢写诗，因为我也是跟王教授是同行，都是念中国文学的。还写过韩干《十六匹马图》一个长跋。我比较早的时候也碰到很多的文化老人，都是了不起的，无论学问和人品都是很好的，不像现在很多人都是马马虎虎。就拿中国画来讲，就算是二十世纪初期的那帮人功夫都很好的，都是大画家，但是画得很规矩，有笔墨的训练等等，到现在你看有什么人还有这个本事，都是求小，因为墨不好，构图不对，我们来看的话，真是应该好好来写。书法很难搞，需要更多的中国文化素养和大文化底蕴。从前吴冠中先生就跟我讲，以后你学画一定要中西合璧，你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前途了。我就跟他讲，吴先生，我要搞画一定照传统的办法来画，真是这样。我也写书，但又想到多少书在书店有谁去看，现在出版物太多了。

王岳川：在科技领域和制度领域可以中西合璧，甚至更多西方的普世性原则。但是在文化艺术和宗教上，却应该有更多中国立场和文化身份。也就是说，更多的中国文化元素和风格，更多地中国笔墨意趣，更多的中国美学和独特风骨，才能彰显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我们过去文化不自信导致妄自菲薄，今天应该重新检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并相信中国文化特有的生态文化魅力。

黄君寔：您说得很有道理。前人很有文化自信，今人反而不自信了。就书法而言，越往后问题越多，如祝枝山的下笔也是变化多，好多人都不承认，文徵明就比较差不多，董其昌也比较好看。到了清朝已经没落了，写得好的人不多，他们专注其他方面去了，你看到了傅山以后，都是跟前人不能比的。可以说，清人受董其昌影响大，受赵孟頫影响也不小，受王铎影响不多。到了十九世纪就取其变，不能取其正了，就是金农是另一套。

王岳川：真是这样，所以我有一个看法：今天拍卖市场，明清的作品通过反复炒作卖得很好。实际上，明末是衰败之相，清末被坚船利炮打得很惨。为什么拍卖行拍得那么高，是因为唐宋的作品大多为国家重点文物，收藏不了，只有买明清的。但是这种个人的收藏爱好，不能影响新世纪大国书法美学的气象。现在是中国崛起的时代，需要正大气象的审美风貌的书法，而不是衰败之相的书法。

黄君寔：我的本行是鉴定的，书画是我玩玩的东西。在东方我是96年在新加坡开始展览，以前在美国、日本都展过一两次，都是小规模的，偶然间展展。我现在在中国开了三次展览，头一次是中国美术馆在2000年，第二次在上海博物馆2001年。2003年西湖美术馆展，到现在我就没有展过了。最近准备到广东办一次书法展。

王岳川：书贵自然，自然通神。您的书法字里行间都有一些特殊的文化味道的文人笔墨。

黄君寔：写草书最难，怎么写得好，气息很重要。

王岳川：写草书需要极大地创作冲动和理论储备。唐代孙过庭是理论家，又是草书家，所以对书法史和书法美学特征讲得很透彻。但是，《书谱》的对书法的指导性价值，今天仍被低估。

黄君寔：孙过庭的理论很有深度，受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他用评文来写理论，讲得很通透。写草书之前，先学中国文化和理论没错，开始就不会错。本身开始不能马上写草书，应从楷书跟草书那边慢慢来，一天学十个，学一段时间，总是可以把草书记出来，因为草书不记熟怎么写。

王岳川：现在有一些年龄大的书法爱好者由于没有童子功，以为一开始就从草书入手是一条捷径。殊不知，写几年以后就觉得困难重重，书法如春蚓秋蛇，一无可看。

黄君寔：看书法我主张多看真迹。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学书法绝对比古人有利，古人最多看看碑，看真迹的机会太少了。

王岳川：今天，我还是主张要多看帖少看碑。看那些风化的碑，大多是天人合一的结果，是很多被自然风化成的。我看很多小孩临那些碑，把拓片种字体的锯齿都给临摹出来，我说这就走错了，不是这样的。

黄君寔：他们看到真迹反而不认了，他们认为这个不同。

王岳川：一个书法研究生把历代碑临了五遍，我说你为什么不去临帖？匠人刻过以后的那些碑已经变了。

黄君寔：变得太多了，看看《大观帖》还好一点，有一些没有真迹只好看碑，可以这么做，可以看，但是现在有了《兰亭读本》出来，就可以参考，像《时晴帖》不看到《原化帖》，怎么知道写得这么好呢，最好的书作还是比不上它，一定要参照那个来写的。所以老师一定要教学生学的技法，现在我觉得就没有老师，国画也是这样的，也读不懂，也画不好，连他自己的画，老师的画看看结构有毛病了，用笔有毛病了，一代不如一代。老师这样，怎么教学生，除非学生是一个天才。书法也是这样的。现在我觉得中国书法有希望，因为我看年轻人写得比评委都好。

王岳川：书法不能再文化缺失了，更不能对文化加以抵触。我17年前在《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中提出“书法文化”，又提出“文化书法”，除了基于上述原因以外，主要是我意识到后现代艺术反文化、反经典、反权威、反艺术对中国现代书法和后现代书法影响很深。“文化书法”的主要含义是，书法的基础是文化，而不是技术；书法的终端是文而化之的君子；书法的高端代表着国家文化的软实力。

黄君寔：文人书法与文化书法互为表里，很有意思。这对当代书法家只讲技巧不讲文化肯定有纠偏之效。

王岳川：“文化书法”不是对所有人的要求，而是对要进入高端、进入自己的独特境界的书法家提出的要求。有些人喜欢技术不喜欢文化没有关系，尽管可以继续写他自己的非文化书法或者反文化书法。现在还有一个好消息，教育部门将从今年开始，要求小学一年级到初三全部开始书法课，后继有人，书法的明天一定会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