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书风、书学的特色及变迁

时胜勋

书法自唐代以来就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虽然宋代科举考试不再考试书法，[1]选官也不再考试书法，但书法仍然不可或缺。宋代设有翰林御书院（一度更名为翰林书艺局），是宋代中央书法机构，其学生可以晋身仕途。[2]《宋史·选举志三·学校试》记载：“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明《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兼通《论语》、《孟子》义，愿占大经者听，[3]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考书之等，以方圆肥瘦适中，锋藏画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为上。方而有圆笔，圆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浊，各得一体者为中。方而不能圆，肥而不能瘦，模仿古人笔画不得其意，而均齐可观为下。其三舍补试升降略同算学法，[4]惟推恩降一等。自初置及并罢年数，悉同算学。”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代对书法是很重视的，将其放置在正规考试（如算学）当中。宋代书法教育是宽博的，内容既有文字学，又有书法学，还有文化学。不过，政治类的内容（比如《国语》、“时务策”等）已经不再列入了，这是和唐代的重要区别。[5]相比而言，宋代书学对书法的艺术要求越来越明确，考试的标准是“方圆肥瘦适中，锋藏画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这是达到最高状态的书法，也符合书法艺术的美学精神。不过，宋代御书院的书风并没有太大的历史成就，这被称为“院体”，代表书家有王著，但却被宋人（黄庭坚等）批评（“病韵”），类似于西昆体。直到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出现，宋代书法才形成自家尚意风貌，与唐代书法区别开来。

关于唐宋书风的差别，一般都是强调唐尚法、宋尚意，而从美学风格而言，曹宝麟认为，唐代书法是阳刚大气，而宋代则是婉约精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曹宝麟概括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6]客观上讲，一是唐代后期到五代，由于战乱频仍，书法的道统断绝，仅存一个大家杨凝式，这就是师资的匮乏。其二是资料的匮乏，大多数书法资料不是被破坏，就是被朝廷所垄断，只有很少人能够接触到。像米芾这样痴迷书法真迹的情况虽然少见，但也说明即便如米芾，他接触真迹的机会也很少。虽然宋代刻帖发达，但并没有从整体上促进宋代书法走向繁荣。在主观方面，宋代叫停了唐代以书判取士的传统，这根本上扭转了整个社会对书法的看法。宋初的《淳化阁帖》竟然全不收唐楷，反之却收了二王书5卷，其中王羲之3卷，王献之2卷，崇晋抑唐甚为明显。这带来了两个效果，一是科举取消书法，人们追求书法不再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是更加功利化，于是出现了所谓的“趋时贵书”现象。二是崇晋书风开始流行。顶级的宋代书法家在诸种不利条件下，还有自己的追求的，他们开辟的道路就是“尚意”。而他们所借重的思想资源正是唐宋思想文化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禅宗。禅宗不再自命清高，而是逐渐走向世俗，这吸引了士人的注意，成为宋代士人的精神安慰，这自然也影响了他们的文艺创作。以苏、黄、米、蔡为代表的宋四家成为宋代书法的标志，尚意成为时代潮流，影响深远。这成为在唐代书法的巨大压力下的一次突围。

这里值得说明的是，今天重视的宋四家，其实在宋代蔡襄反而最被推崇的书法大家。苏轼说蔡襄“为本朝第一”，欧阳修说蔡襄“独步当世”，黄庭坚说苏轼蔡襄“皆翰墨之豪杰”，《宋史·蔡襄传》称蔡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邓肃说蔡襄书法“端严而不刻，温厚而不犯，太平之气，郁然见于豪楮之间。当时朝廷之盛，盖可想而知也。”[7]由此可见，蔡襄是流行于宋代特别是南宋的影响最大的书法家，朱熹就很推崇蔡襄。后文提到的对姜夔《续书谱》提出批评的赵必晔，也是蔡襄的忠实拥护者。到了元代，蔡襄的地位仍然很高，郑杓、刘有定都非常认可。蔡襄并不是体现尚意风格最明显的书法家，但却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书法家，蔡襄书风属中度尚意，与强度尚意的苏、黄、米不同，似乎更像是宋代理学美学在艺术上的代表。在北宋，蔡襄的淡雅深厚更符合当时人的口味，但未必就符合今天人欣赏的口味。这还涉及如何确定宋代书风问题。一般来说，宋代的主流书流书风是尚意的，但是，宋代尚意不是绝对的，只是以苏、黄、米行草为主的尚意，[8]就宋代书风整体而言，则是包括天然、不俗、人品、法度、出新等的多样统一。[9]这方面很多书法史著作有详细讨论，此不赘述。

南宋初年，书法主要受到苏、黄、米的影响，但随着从北宋到南宋的政治、思想、社会上的重大变化，书法开始有了不同于北宋的情况。首先，在客观条件上，战乱、党争等愈加不利于文化艺术的创新。其二，在主观条件上，程朱派理学思潮日益壮大，理学家的书法观日益成为主导，比如朱熹对苏、黄、米就提出批评，到了元代更是变本加厉。书法伦理批评成为重要的力量，以苏、黄、米为代表的尚意书风逐渐式微。这里需要辨析的是程朱理学是否对书风书学有影响。程系道学创立于北宋中期，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关系密切，与王安石的新党冲突不断，并非处于主流。不过，到了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程朱理学影响已经达到南宋全境，出现了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思想家，朝中有赵汝愚这样的宗室大臣，发展势头很盛。然而，宋孝宗却不喜欢道学。于是，道学派力量和当权派力量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直至庆元党禁，道学派才遭遇了第一次重大挫折。作为新生力量的道学派在当时还不能占据统治地位，而当权派的打压无疑损害了南宋的思想文化生态。庆元党禁导致了南宋思想文化急转直下，整个南宋的思想氛围日趋保守促狭。考虑到程朱理学发展的起伏性，对于南宋的书学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不宜绝对视之，至少在姜夔时期，程朱理学并非一种绝对性的思想存在，尽管有一定影响，但不会是全方位的。当然，理学家的书论另当别论。到了元代，理学如日中天，对书学的影响更为直接，伦理道德意味非常浓厚。

从书风上说，如果唐代属阳刚，那么宋代就属于阴柔，如果北宋属于阳刚，那么南宋就属于阴柔，可见相比唐代，南宋的书风为阴柔之阴柔，更为柔弱。这导致南宋没有贡献一个伟大的书法家，宋四家全都为北宋，这是书法史的选择。但是就书学而言，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不能将书风与书学混为一谈。

关于书学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书法美学，另一个是书法学术。前者重视审美、风格，后者重视方法、理性等，相辅相成，并非相互割裂。从书法美学来说，宋代书法美学也体现了唐宋思想文化转型，从“道合自然”转向了“书为心画”，契合宋代理学美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宋人的书为心画、书如其人理念不仅突出了强调了人品、胸次、学养对于书家和书艺的生命攸关性质，而且还强调了这人品、胸次、学养对于学书、创作等方面的制约和决定作用；并从而将方法技巧因素放在了较为次要的位置之上，而极大地提升了意、趣、韵等神采气韵属性的地位和价值。……书法艺术的水平高低最终并不是由方法技巧的造诣、水平决定的，而是有胸次、学养的造诣、水平决定的。”[10]“书为心画”源自扬雄，但成熟于宋代，重视内在性的书法美学弥漫于整个宋代。这种情况到了南宋有所调整，一度有偏形式化的趋势，但总体上是一脉相承的。

从书法学术来说，由于处于唐宋思想文化转型之中，宋代学术有一种疑古精神与理性精神（“疑古惑经”），[11]在书法上也有所体现，宋人不仅精于鉴藏考证，又喜立新说。因此，宋代书学非常繁荣，涉及刻帖、收藏、鉴赏、考证、研究等方面。就著述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杂著题跋，偏重文献性或经验性，像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芾、赵构等都有此类著述，另一类是比较系统的书学著作，有一定的结构或规模，比如朱长文的《续书断》、黄伯思的《东观余论》、姜夔的《续书谱》、陈槱的《负暄野录》等，其中朱、黄之作为北宋著作，姜、陈之作为南宋著作。在这几部著作中，体系性最强的就是《续书谱》。但学界对这本书的内容、性质却多有争议，至今也未平息。这也影响到了对《续书谱》的整体评价。

如果将宋代书法称为尚意的，那么宋代书学似也应如此，对这一尚意书法观进行理论总结，然而《续书谱》却似乎难以承担这一任务。曹宝麟认为董逌的《广川书跋》虽然并没有太多创见，更多传承了苏、黄的尚意论，但对尚意论的理论概括是不可多得的，因而《广川书跋》才“不愧是南宋最好的一部书学著作”。[12]不过，就《广川书跋》本身而言，它更类似于书法考证、考据之作，虽不乏理论之见（如“内观”“神”“气”），但整体上不能称之为理论著作，也就不能成为宋代尚意论的最佳理论表达。此外，董逌的生活年代是两宋之交，且主要在北宋，《广川书跋》作为北宋书学著作似乎更合适些。当然，这并非否认董逌《广川书跋》的理论思考的深度。尹旭就认为董逌《广川书跋》在思维深度上是宋代书论中表现最突出的一部，董逌也是宋代书法美学上一位“数一数二的人物”。[13]不过，尹旭更倾向于将《广川书跋》放置在北宋，与《宣和书谱》同时。在我看来，任何著作都是有它的独特性，而并非十全十美。《广川书跋》和《续书谱》各有千秋，不能仅仅以是否体现尚意来决定其价值。王世征将苏轼、黄庭坚、米芾、姜夔视为宋代书论的代表，而姜夔是南宋唯一列入的书论家，并将其姜夔的《续书谱》定位为尚意的余响与复古的先声，[14]似乎较为公允。在杨成寅的《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评注·宋代卷》中，南宋部分收入了《翰墨志》《负暄野录》《续书谱》三种，[15]也是对姜夔《续书谱》的历史地位的认可。

从理论自身的叙述结构而言，能够担当南宋书法理论最佳著作似非姜夔《续书谱》莫属，至于它是否与尚意有密切联系，那属于书法思想史范畴，并不属于书法理论史或书法美学史的范畴。对《续书谱》的研究不仅要考虑南宋或者宋代书法史，还要考虑它自身的理论贡献和美学贡献，这一点也是不能忽视的。因此，全方位展开对《续书谱》美学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增进对《续书谱》的整体认识，也能以点带面促进对中国书法美学的整体认识。

[1] 宋代科举实行了誊录制，所有的试卷都需要专门誊抄一遍，称为“草卷”（区别于考生的“真卷”），于是书法不再直接发挥作用。在唐代重视书法的情况在宋代不复存在。参杨军《北宋翰林御书院研究》，《书画世界》2013年第4期。,

[2] 李慧斌《北宋末年翰林书艺局与时政关系考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3] 听，即听经筵，经筵是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内容主要为儒家经典。大经，唐宋科举根据经文内容、长短等划分大、中、小经，历代并不固定。宋代以《诗经》《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等为大经。

[4] “三舍”，宋代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舍为优等生，有获得免解的机会。

[5] 向彬《唐宋两代书学课程设置与教材使用状况》，《艺术百家》2008年第4期。

[6] 曹宝麟著《中国书法史 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7] 邓肃《跋蔡忠惠书》，邓肃撰《栟榈集》卷二，《钦定四库全书》本，第1页。

[8] 杨成寅评注《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评注 宋代卷》，杭州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9] 徐无闻《关于宋代书法史的研究》，见徐立编《徐无闻文集》，文物出版2003年版。

[10] 尹旭著《中国书法美学》，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第76-77页。

[11] 殷光熹《宋代疑古惑经思潮与<诗经>研究》，《思想战线》1996年第5期。

[12] 曹宝麟著《中国书法史 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13] 尹旭著《中国书法美学》，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第 102页。

[14] 王世征著《历代书论名篇解析》，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

[15] 杨成寅评注《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评注 宋代卷》，杭州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