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古代字体研究之特色

■张志远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篇籍短小，文辞简约，而思想闳深丰赡，集中地体现了其古代字体研究之观念与方法。《古代字体论稿》之显著特色，首先，体现在研究视野之阔大。它对研究材料、研究对象、古代字体的制约等诸多因素诸多进行了全面观照，对古代字体的考察由此构建了一个网络交织、立体综合的字体审察体系。另一显著特色在于方法论之精审，具体体现在对“史源学”“二重证据法”及“训诂学”等方法的综合运用上。

一、对传世文献与新出土实物的全面观照

汉字、书法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又与诸多文化因素紧密交织而呈现出异常复杂的面貌。传统研究所能依据的早期手写文字实物稀缺，而且存在伪托等现象，获取的信息量十分有限。但受客观因素制约，传统研究或“侧重古代文献的记载”，或“侧重某些书法字述”，《古代字体论稿》载：“固然在其本身范围中都有很大的成果，但由于文献所录的字体既多，而当时地下实物的发现尚少，所以各自受到局限，而常常不易合榫。”近现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大量古代甲胄、简牍、碑铭、墓志等重见于世，为汉字史、书法史提供了大量、简牍、更为可靠的实物材料。启功指出：“文献记载的字体名称和实物中的字体，往往往往分歧。”六朝以下的著述中，对于古字体名的推测，多不可靠。“后世对于字体发生名实混淆的情形，大半由于实物材料不足和重名或异名的出现。”古代实物资料的广泛发掘和发达，出现了大量的古代文字实物资料，这给研究古代字体带来极大的帮助。从商代以下各个时代的，各个用途的实物资料，大致都可以见到。因此得知，字体名称和形状的变化，多因很多，必须以实物和文献互证，才能得出比较可的靠的真相。”文中通过文献与实物互证的例子随处可见，体现了对传世文献与新出实物材料全面观照的视野。

二、对字体形成条件与差异因素的全面观照

古代字体的形成，包括命名缘由、命名含义、相互关系、风格差异等，涉及的因素既多而又交互错综。古代字体的形成与条件，因条件不同，而字体亦即不同。而在同一条件下，如加入其他条件时，字体便又不同。”忽略哪一方面都可能造成结果的偏差甚至错误。先贤字体研究，文字学领域偏重于文字构造，书法学领域多偏于书写的艺术风格，皆难于全面。启功则将字体条件写成进行了条分缕析，归纳为六大类、若干小类：时代；用途，如简册、碑版、书册、信札等；工具，如笔、刀等；方法，如笔写、刀刻、范铸等；写者、刻者；地区。涵盖了影响字体的各方面因素。

启功指出字体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组织构造与书写风格两个方面。而造成差异的因素也很多，并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影响到其他相关问题：“字体命名的角度也各有不同。有由单结构或单由风格的，也有兼由他项条件的。还有同属一种字体，由于用途的不同，而得两种以上名称的，情况非常复杂。”因此，又分别从组织结构与风格两方面，对相关因素进行了条分缕析，归纳组织结构的变化因素包括“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也可以是各单体的变化或简省；各个局部的安排以及笔画数量的不同”两类；书写风格的变化因素则包括“笔画转折的不同，即圆转与方折等差别”，“点画姿态的不同”“表现字迹的不同条件，即用途、工具、方法等的差别”与“书写习惯的不同，例如时代、地区、写者等各有特点，互相不同”等四类。

三、对艺术因素与非艺术因素的全面观照

古代汉字先为记录、传播之工具，后衍生出书法艺术。因而影响汉字、书法发展嬗变的既有实用原因，也有艺术原因。书法《论非艺术因素与书法艺术的发展》指出：“书法即使在完全自觉以后，也常常没有或少有独立的艺术作品存在方式，它往往是和实用联系在一起的……受到更多艺术以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是艺术因素与非艺术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研究书法艺术发展史一定要将艺术置于其共有的历史的发展之中，进行综合的分析和论证，而不能将研究的局限于纯艺术的书法本身。

汉字的发展演变亦亦然。古代字体，有缘于其体势、笔势、笔画形态等艺术特点的，也有缘于其使用者、应用场合等应用特点的。故考察古代字体及书法相关问题，既要关注艺术因素，又不能忽视非艺术因素。但自汉字书写发展成为书法艺术以来，其实用特点因空间习惯而常被忽略，其艺术特点则因备受关注而凸显，产生了不平衡，导致对古代字体与书法的研究多关注文字的艺术特点，出现“专从波势或细劲的风格上去寻求这两个名称的特点”等偏执做法。启功既关注到“笔画转折轨迹的不同，即圆转与方折等差别”，“点画姿态的不同”等艺术因素，又关注到“受到表现字迹的条件的不同，即用途、工具、方法等的差别”等非艺术因素。艺术因素与非艺术因素兼重，为其一贯之学术观念。

四、“史源学”方法根寻史源

历史研究首先需可靠史料，故根寻史源成为我国史学之优良传统。针对传世书籍史料问题，陈垣创立了“史源学”，并总结出一套具体实施方法。启功受其影响甚巨，故于此处着眼最多，考实最慎。

张怀瓘《书断》：“吕氏春秋曰：仓颉造大篆。”启功考证，《吕氏春秋》乃是“仓颉造书”，认为这一条实不足据。体现出对古代文献的审慎态度。对于《说文解字·叙》，可见启功所藏汉代试读学内容的前后不同的问题，他分析道：“《汉志》以刘歆《七略》为蓝本，叙述没有说‘古文’详细，好似将何似之律即‘六书’。”通过考究史源，作出了合理说明。

又如，《后汉书·叙本传》“融自谓，律工篆刻”，颜本考证说：“‘融’字，傅校本改‘刊’。”启功发现绍兴本《后汉书》亦作“册”。结合对当时碑实际情况的考察，启功指出：“何氏只从‘丹书石上’问题上想，没从移入碑石的问题上着想。”改“册”为“刊”不合于理。对八王分命的八种推想，启功又与“其他文献关于汉简的情形综合对比”，他又举例说：“事实上，敦煌、汉简的汉字，每字长宽各边，都远远超过今尺八寸，况且汉尺的实际今尺合‘九公分’；对当时字体发展，不但要存于分类的事实，并结合：‘既有隶字了，于是旧隶字必须给与异名或升格，才能有所区别，所以称之为八分。八分者，即古的或准古的体。’启功对他们在推理上的不合实际的语言进行了反驳。

其他如隶字的讹字，误字问题。《水经注》中“据中传有荣隶字，他指出记载：“古字字体轮廓，是辗转传抄的，不是郦道元亲见的。”“‘楷’字，《永乐大典》本作‘楷为隶字’。他本‘隐’字下有多‘起’字，意义全别。”亦不足据；《书断》引《草书势》“章草”二字，《晋书·卫瓘传》亦作“草书”，知张怀瓘所改，故不足据。《笔阵图》《题笔阵图后》“俱出伪托，亦伪作，都是不可信的。”除去伪的文献干扰。启功通过对“史源学”观念的运用，去伪存真，保存了史料的可靠性，从而保证了结论的可信。

五、“二重证据法”参证辨难

古代历史研究基本依靠传世典籍等“纸上之材料”。近现代，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大量古代实物等地下之新材料重见现世，引起学者重视。王国维以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参证的“二重证据法”考古史，取得了丰硕成果。《古代字体论稿》开篇即提出：“必须实物和文献互证，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史实。”申明自己的研究就为“就实物材料和文献材料两方面作一综合考察”。

启功通过对出土甲骨、碑刻、石刻、陶片等实物的考察，结合《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等典籍所载，归纳总结出古代字体差异的六条“条件”与字体名称纠葛的六种“情况”，成为指导研究的总纲；并总结出规律：“字体的各种专门名称，实自秦代才有的。并且每种名称初起时，常是一般的名称，或是‘译写’，进一步才成为某种形体的专名。”通过对秦代文献、颂功刻石、玺印等实物字迹的考察，结合《史记·秦始皇本纪》《说文解字·叙》等的记载，总结出篆书的四大方面特征，并指出“当时曾对于字体的书写风格在用途上各划出它们的范围，不得相混，所以规定字体的名称，实是有其客观需要的。”

又如，针对《说文解字》古文中有关“弋”“式”“式”“弌”“弍”“弎”三例，启功先参考考古学研究文献作出解释：“那种‘一’‘二’‘三’，是古、篆同有的字，所以只出小篆；再考《正始石经》残石之‘弋’‘弌’‘弍’‘弎’各字，发现‘都只是两三画而并不从‘弋’，判断‘古文’发现是两种俱有。”以典籍与实物互参，使“文字的发生孳乳，必先有‘一’，后有‘弋’，式‘弌’‘弍’‘弎’‘��’‘��’许慎小篆统率古，‘说’，得到有力论证。据恒田《四体书势》所载，证以商代甲骨、片、周代青铜器与楚简等，判断，得出《正始石经》中的古文“并不同于其他伪”的判断。

他还，根据《尚书》四出经书等记载，结合对汉简、楚简、《正始石经》的考察，启功得出“‘科斗’一名，实指的是‘篆’这一大类手写体的总称呼，包括手写的古、籀、篆”的判断。启功通过对“二种字体概括”观念方法的运用，参证辨难，增强了论辩的说服力与可信度。

六、“训诂学”方法训诂明义

汉语语言历史久远，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古今之变、地域之别、方言之异，故“训诂”生焉。“训诂”原为以通行语言解释古字古义，后代发展为解释词语之演变，研究对象的主体转为书面语言材料。古代字体的形成与命名，多在汉唐之间，古今悬隔，只有置之于“故有的历史情境之中”加以推求，方能明其本意。

《古代字体论稿》根据《说文解字》《周礼》与郑玄注等对“篆”“隶”的记载，“篆”在训诂上“是圆转的形，‘缘’则有边缘、围绕、缠绕等义。这些都是从‘篆’得声的字，可知‘篆’为‘缘’的旁转，证明了‘篆’形状是圆的”“用途是重的‘两重基本含义’。通过对‘章’字‘有乐章之义’‘有文章之义’又有章表、章程之义，探索其‘章’有图案义引申为‘章明’之含义发展脉络的考察，归纳出‘章草’得名原理‘章明’之义，相反的意思，杂乱便是‘无章’；进而得出‘章草’是较为严格的‘汉代旧体之草得名，应是由于它的条理和法则的性质比较强烈。也可以说正是由于它具备了这种性质，才有合乎章程、用于章奏的资格’的判断。

又如，在对“鸟虫书”的判断中，《古代字体论稿》据《说文解字》，对《周礼》“又‘殳’‘戈’‘戟’的解释，推知古代兵器与鸟虫有密切关系，所以兵器上文字多作鸟虫装饰。针对汉碑字体规整整齐的特点，《古代字体论稿》解释“楷法”“楷”是“楷模”“整齐”，可为“楷模”的意思，这也是它得以上升为标准的一种精神，“所以在汉魏之际八分与隶书的观念区分，只是称呼不同而已。这也是以训诂学的方法解决问题的实例。

其他，对于文献中解释推断之不合实际的情况，如张怀瓘《书断》因“八”有“相背”之义，便推断“八分”因“八字字若八分”而得名。启功反问：“难道因‘五’字有交午之义，便可解《五经》为‘交叉线’吗？”也是借助训诂的方法予以反驳的。

《古代字体论稿》通过对“训诂学”观念方法的吸纳运用，推本求原，也进一步增强了论辩的说服力与可信度。此外，《古代字体论稿》还运用了归纳法、逻辑推理法等，不再一一列举。

综上可见，《古代字体论稿》以闳阔之视野兼审汉字书法发展的古代字体诸问题，是基于对古代文化之科学、理性选择，是对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书法学等学科研究观念与方法的综合借鉴，是对先贤的继承与推进。可为当代学人之相关研究指点门径，度以金针。

（作者单位：宿迁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报纸信息：

书法报 第32期 2026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