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寓居沪渝时期的书风探索

姜涛

沈尹默（1883—1971），原名君墨，后改尹默，字中，号秋明，别署匏瓜，祖籍浙江吴兴竹墩村，生于陕西兴安府汉阴厅（今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他历经晚清、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是著名的书法家、教育家、学者、诗人，其书法与于右任齐名，并称“南沈北于”。

沈尹默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校长、辅仁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共事。其祖父沈际清曾随左宗棠赴陕西任职，雅好笔墨；父亲沈祖颐亦擅书法，尤长北碑。汉阴地处雄秦秀楚丽蜀之间，含北方粗犷豪爽，亦具南方钟毓灵秀。沈尹默自幼在家学熏陶下习书，此后无论身处何地，书法始终相伴。随着阅历与学养的积累，他走过由帖入碑、复又融碑于帖的研习之路，书艺日益精进，终成一代书法大家。

《伯远帖》（传）以及唐摹本王羲之《丧乱帖》等。他亦常至故宫博物院观摩历代墨迹，心追手摹，获益良多，并深入思考“二王笔意”。在众多法帖中，沈尹默认为米芾书法最能得二王神髓，由唐溯晋、融碑入帖的实践，促使沈尹默开始反思碑与帖的关系、探究二王笔法本质。他广泛研读各家书论，并践行米芾《海岳名言》“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的主张。通过对二王一系笔法的深入学习与中锋运笔的揣摩，沈尹默为日后形成清新质朴、凝练典雅的行草风格奠定了坚实基础。沈尹默以自身的学书实践与理论思考，对二十世纪中国书坛的帖学传承与复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沈尹默寓居上海之前的书法积累

沈尹默幼年学书时跟随塾师临习黄自元所书的欧体《九成宫醴泉铭》，偶见父亲书写欧体字刚劲有力，与黄自元书馆阁体风格的欧体截然不同，方知自己并未掌握欧楷关窍，于是改习家中所藏《耕霞馆帖》中的古代法帖。十五岁时，父亲命其钩摹祖父题在墙壁上的诗，这使得沈尹默意识到自己执笔不稳、悬腕乏力，却未下决心改正，这影响了其后对碑版书法的学习。

1932年，50岁的沈尹默因抗议当局开除学生，辞去北平大学校长职务，同年年底寓居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任职于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并兼任孔德图书馆馆长。抵沪后，沈尹默继续潜心临习褚遂良书法，视褚氏为二王正统继承者，在褚书之外，亦广泛涉猎陆柬之、孙过庭、李邕等唐代书家墨迹，以探求二王法度。这种博采众长、转益多师的态度，使其书风逐渐趋向清新脱俗、自成面貌。

1905年，时年22岁的沈尹默与弟沈兼士前往日本求学，因经济原因于次年（1906）返回陕西。后移居杭州，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任教，其间与陈独秀相遇，陈独秀对沈尹默的字有“字俗在骨”的直言批评。这次相遇使沈尹默开始重新正视自己学书存在的不足，也使他意识到此前学习黄自元书法弊大于利。正是陈独秀一针见血的批评让沈尹默开始关注碑刻书法，碑学笔意的融入给其书写带来转变。包世臣《艺舟双楫》中的论书部分，给了沈尹默很大启发，他开始日常用大羊毫蘸墨悬腕临写大字汉碑。这一时期沈尹默的书法学习追求点画平正，线条苍涩古朴，结构自然右上取势，如此反复不间断临摹北碑，一改之前学书的积习，并弥补手腕无力的短板。持续大量且深入的碑版书法练习，为沈尹默的书法艺术打下了坚实的楷书功底，此时所作书法面目一新，笔画刚劲有力，笔力遒劲扎实，结体厚实，节奏感强。

据沈尹默在《学书丛话》中的回忆：“回到上海的那一年，眼病大发，整整一年，不能看书写字。第二年眼力开始恢复，便忍不住要写字，不到几个月就写了二三百幅，选出了一百幅，开了一次展览会，悬挂起来一看，毛病实在太多了。”1934年，沈尹默与同乡沈迈士在上海湖社（客居上海的湖州籍同乡团体）举办书画联展，展览以“竹溪”为题（其故乡吴兴竹墩有溪名竹溪，沈氏族谱亦名《竹溪沈氏家乘》）。此时沈尹默的书风已与早年大字北碑时期迥异，明显受到二王一脉帖学影响。帖学的融入，宛如为碑学塑造的刚健筋骨增添了丰润的血肉与流畅的气韵，实现了骨力与姿媚、刚劲与婉约的和谐统一。这一鲜明的帖学风格在当时引起广泛反响，吸引并凝聚了潘伯鹰、马公愚、邓散木等一批倾心帖学的书家。正如陈振濂在《民国书法史论》中所指出：“民国中后期书坛在建立流派意识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他们两位（于右任与沈尹默）的存在标志着中国现代书法界埋藏日久的群体意识正在苏醒。”这群志同道合者通过交流研讨、共同临池及举办展览，不仅有效传播了帖学，也深刻改变了当时书坛的碑帖观念，推动帖学重新成为创作与理论的重要脉络，对后世书风与书学产生了示范性影响。

从1913年沈尹默任教于北京大学起，至1930年间，通过长期临习北碑大字，他逐渐感到腕力增强，由此开始系统临写行草书。在此期间，沈尹默购置了一批精良的帖本法书照片作为范本，其中不乏传世名迹，如米芾《草书七帖》、王献之《中秋帖》（传）、王珣

根据戴自中《沈尹默先生年表》记载，1933年至1938年间，沈尹默“以用功褚书为主，分析了褚公晚年所书《雁塔圣教序》与《礼器碑》之血脉关系，也认清了《枯树赋》乃米书所从出……书法崇尚二王，平生所学俱在此处”。可见沈尹默始终未曾偏离对二王一脉书风的探索和追寻，并坚持其“由唐入晋”的学书路径，在实践中尤为重视笔法的锤炼。例如其小字行书《澹静庐诗剩》（图1），款署“丁丑除夕”（1937），作品每行十字左右，章法错落有致，单字大小匀整。线条圆润厚实，行笔间可见米芾与二王的笔意融合，笔法清爽圆劲，结构于秀逸中见方整，形成外秀内刚的独特风貌。起收转折方圆并济，显示出沈尹默此时对二王笔法的理解与运用已趋纯熟，个人风格初具神韵。

1937年，沈尹默因战乱离开上海前往重庆，在重庆客居八年。其间，他参与发起并创办了中国书学研究会。尽管时局动荡，沈尹默对书法的研求未尝懈怠，常将随身携带的米芾《七帖》照片取出观摩研习。沈尹默提到米帖中的“惜无索靖真迹，观其下笔处”一句，特别由“下”字悟得用笔关键，进而深解中锋之道。这一领悟在其小字行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小字尺幅有限，行笔距离短，转折牵丝处细微，不易充分展现笔画中段的力量。然而二王手札、尺牍等小字墨迹，却在精微处仍能贯注中锋，使转潇洒，牵丝映带，虽细犹圆，隐见篆隶古法。以中锋运笔，提按翻转自如，故而神采焕然。这或许正是沈尹默始终崇尚二王书法的缘由，亦反映了自清以来对“碑学”至上观念的深刻反思——碑与帖并非水火不容，实可相辅相成，这一认识在其学书历程中得到了生动诠释。沈尹默《劝履川学书》诗云：

二王法一新，欧虞极其变。

继志干蛊才，卓尔唯登善。

遂立唐规模，犹承汉禅让。

当时姜、薛俦，仅窥登善面。

气骨输高腴，风华恣轻茜。

栖梧文荡碑，善堪点俗眼。

若无颜平原，此事谁取办？

瘦金度金针，意佳笔则谩。

海岳有大志，仍为李邕绊。

退谷于取神，貌遗何由见？

尔后更无人，赵秦非妙选。

……

诗中梳理了二王对前代书风的革新，以及后世书家多受二王一脉影响，至褚遂良（登善）承续开拓、“遂立唐规模”的脉络，并指出沈尹默本人从褚字中读解出了“汉碑”笔意。由此不难看出，其书学思想始终贯穿着对“承”与“变”这对矛盾的深入思考。“承”体现为对传统本质的继承与延续，“变”则表现为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与突破。沈尹默的书学观正表明，他在实践中并未全盘接受前人，亦非刻意标新立异，而是致力于在“承”与“变”之间寻求对立统一：通过深入揣摩古法精髓，融入个人及时代的思考，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化古为新。这一时期，正是其个人书风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

二、沈尹默晚年居沪时期的书风（1946—1971）

1946年，64岁的沈尹默结束了在重庆的避难生活，重返阔别八年的上海，并在此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二十五载。返沪后，他定居于虹口区海伦路（其旧居今为沈尹默故居，隶属虹口区文物遗址史料馆，是一幢临街的三层公寓建筑），随后辞去监察委员职务，淡出政坛，过着清贫而专注的艺文生活，主要以鬻字为生，潜心于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此时他的书风已臻醇熟，完成了由碑入帖的融会贯通，身边也汇聚了一批崇尚帖学的同道书家，他们的交流与实践共同为当时书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沈尹默早年居住在重庆时，撰写了《执笔五字法》一文，这既是其书法实践的心得总结，也标志着他开始系统梳理书写方法。该文在认可前人“撅、押、钩、格、抵”五字执笔法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指实掌虚，掌竖，腕平”的要点，强调书写时五指协同施力，以臂运腕、以腕运指，从而达成自然放松、心手相应的状态。他认为，通过这种协调的发力方式，可将臂腕之力贯注笔端，形成圆劲饱满的线条。这一融合实践体悟与理论阐述的论述，为后来学者提供了清晰而科学的执笔示范。

与此同时，沈尹默开始将多年学书心得付诸文字，陆续在多家报刊发表系列书法论述，包括：1951年的《谈书法》，1955年于《新民晚报》连载的《书法漫谈》，1957年在《学术月刊》上发表的《书法论》，1958年于《文汇报》刊登的《学书丛话》《王羲之和王献之》《谈谈魏晋以来的主要几个书家》及《书法的今天和明天》，1961年在《青年报》上发表的《和青年朋友们谈书法》《和青年朋友们再谈谈书法》，以及1962年于《光明日报》发表的《谈中国书法》等。这些文章集中呈现了沈尹默对传统书学的继承、个人的深刻理解，以及鲜明的时代意识，为新中国书法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与示范作用。在书法教育方面，沈尹默亦不遗余力。他于1962年在《人民教育》上发表《怎样练习用毛笔写字》，并亲自为青少年编写字帖《甲种本大楷习字帖》《小楷字帖一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致力于书法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与传承。

沈尹默书法创作亦同步臻于成熟。如其大字行书作品（图2），主体大字周围辅以四行小字，整体布局疏密有度，敛纵相生。线条圆润而刚劲，用笔沉稳老练，大字书写对书家腕力臂力均有要求，反映出其多年临写碑版所积累的雄强腕力。作品兼得书卷清气与金石力量，小字灵动，大字刚柔相济，大小对比使整幅气息生动而丰富。

1962年底，上海市文化局为八十岁高龄的沈尹默举办书法个展，展出作品共120件，涵盖真、草、隶、篆、行五体，内容多为沈尹默自作诗词、对联及扇面题诗，既可见其文学修养，亦展现其全面的书体驾驭能力。展品中既有大字行草与榜书，亦不乏小字手札与文稿，无论尺幅大小，皆贯彻“笔笔中锋”之旨，线条苍涩中透出帖学的流转之美，整体气象熔金石意趣与书卷气息于一炉。沈尹默虽始终崇尚二王，却并不讳言摹刻传承可能造成的失真；其在书写中不拘泥于点画形似，而更重笔势与笔意的表达。至此，其书法已臻心手相应、人书俱老之境，作品中不仅体现帖学的韵致流美，更深蕴碑版的刚健骨力，二者相辅相成，形成刚柔并济、碑帖交融的独特风貌。此次展览可视为沈尹默书法历程的阶段性总结——自十四岁学书始，历经从帖到碑、再由碑归帖的转折，从早期习黄自元，至后来上追唐楷、溯源二王，终至碑帖互融。正如其在《书法论》与《学书丛话》中所言：“我是一个独学而无师友指导帮助的人，因此，不免要走无数弯路；但也有一点好处，成见要比别人少一些。我于当今虽无所师承，而人人却都是我的先生。”独特的自学经历与曲折的探索路径，使沈尹默既能沉潜深入传统，又能博采众长、不拘一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心得，并结合时代语境，最终走出一条融会碑帖、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书法道路。

结语

沈尹默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书坛的代表性人物，始终植根于传统书法，以深厚的实践功底与文学素养为基础，对书法艺术进行持续而深入的思考，并不断对自身的学书路径展开反思与批判。在他的倡导与实践影响下，晚清以来碑学独大、帖学式微的局面得以改变，二王帖学传统重新获得重视，碑与帖逐渐走向交融共生。晚年寓居上海期间，沈尹默将数十年学书心得进行系统总结，把个人书写经验与古代书论相结合，撰写并出版了多部具有专业影响力的书法理论著作。其中，《书法论》以精练的语言，深入阐释了笔法、笔势、笔意这三个书法实践的核心范畴，为书法学科化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他强调书法不仅是技艺的呈现，更是书者性情与思想的表达，鼓励书家在遵循法度的基础上发挥艺术创造力。他所倡导的“五字执笔法”与运腕方法，将古代书论中较为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手腕与手指协调动作，深入浅出地揭示了笔法在实践中的体现，为书法教育的科学化与普及奠定了理论基础。沈尹默一生以书法为志业，通过自身的实践探索，将古典艺术精神与现代文化语境相衔接，身体力行地推动了书法的传承与发展。

（作者单位：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转自《书法报》2026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