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理论为何不思想？

时胜勋

（北京大学中文系）

再思想化就是强调文论的思想性。所谓思想，就是文学与文论知识分子个体或共同体在独自自由面对现实时所进行的创造性思想生成（孕育、发酵），是一种内驱性的自主思想生成，具有很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及复杂性与多元性。思想是一种面向现实及未来趋势而生成的系列化观点，突显了思想的预见性与主体创造性维度，是“原创的、个性的、初发的”，又“是一切观念、思潮、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的初始起点”。[①]简言之，思想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发动机，其根本特征就是涌动不息的想象力、生成性与创造性。就作为思想的中国文论而言，它必然是中国文论学科的原动力、发动机，并且促进社会文化文艺进步。

然而，这一美好的设想却遭遇根深蒂固的思想偏见。今天的中国文论界却对思想颇为忌惮，文论害怕思想，遇到思想绕着走，一言以蔽之就是“不思想”：“近20年来，文学理论面临成堆的问题的同时，也出现了淡化或放弃思想的征兆。比较明显的有：热衷于表面的各种会议多，到处办会和开会，个体独到精深的思考少；观点左右上下摇摆多，风向走向窥测多，坚持数十年如一日探索少，理论的钻研精神更少；关注纯理论思辨多，从事当代问题与问题的解决少等。”[②]

有学者指出学界面临“思想禁锢”“思想惰性”“学术体制不完善”等多方面的问题，削弱了在“主义”（即思想学说）上的探索。[③]

有学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论“过度依赖西方文论的话语体系，缺乏思想生产的原创性与坚实的人文价值地基”，思想生产能力低下而匮乏。[④]

有学者还曾尖锐批评当下学院派的“被思想”状态：“学院派是被创作家，是复印机，是电话机，是传声筒。思想家思想，学院派被思想。”[⑤]

有学者指出文论界思想的“积弱积贫”状态：“越来越少的人关心理论与思想”“大家都只关心自己研究课题的小田地”“都是在自己的知识圈子里面游戏，很难说具有理论的维度，更没有能够真正地参与当代的思想生活，学术共同体只剩下形式上的一团和气”“从理论、思想与影响来看，当代的文论建设，真可以叫作‘积弱积贫’，而且大家颇为满足于这种积弱积贫的状态”。[⑥]

为何学院“不思想”“被思想”“弱思想”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在于思想政治化的惨痛经历，学者们无意于或者害怕被贴上各种思想的标签而遭受误解。二是陈旧僵化思维根深蒂固，比如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主观主义、形而上学、上纲上线、意气用事、文人相轻等，导致不敢越雷池一步，更不要说解放思想了。三是在于世俗化迅猛发展，知识分子的人格主体性光芒的弱化，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张载（“横渠四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质淡薄了，满足于做一个学者、教师，享受学科带来的封闭而安稳的生活，无需再奔走于社会。但是，作为一个思想者，却是披荆斩棘，是充满探险、冒险的。思想之间的碰撞推进着社会的发展，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思想，这就是思想的魅力。今天的中国文论受唯学科主义和思想偏见的制约，使学者们更易成为精致的平庸主义者，规范凌驾于思想之上，寻求共识胜于追求突破，疏于思想、懒于思想、不敢于思想成为常态。

如此，文论的危机也必然成为绝境，而推进文论的再思想化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再思想化不是喊喊口号，贴个标签，它是观念的转型，尤其在面对20世纪中国文论史这一百年遗产的时候。

其一，反思历史化（历史叙事）弊端，推进再思想化实践，在20世纪中国文论学术史、学科史之外，拓展20世纪中国文论思想史、思潮史研究。历史是事物的本然状态，而历史化是一种高度叙事、具有目的性的过程，是目的论崇拜。[⑦]在历史化叙事中，文论已经成为学科史叙事的材料与陪衬，忽视了文论自身对历史性现实的把握与反作用。比如1917年的现代文论就是思想文论，不能从学科的成熟不成熟这一学科史角度来探讨。去历史化，就是将历史化这种模式加以消解，呈现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多变性、现场性。

其二，去文本化，加强面对现实的思想化介入，推进20世纪中国文论观念史、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去文本化不是去文本，而是去文本中心主义。今天文论盛行文本研究，但只注重“经”而不注重“史”，抽离文本的历史语境。去文本化就是不满足于在文本中解决一切问题，而是将文本自身的语境、历史、期许、行动等考虑在内。思想化介入致力于社会文化进步的切实行动，通过文论言说真正推动整个社会艺术审美认知层次的提升与艺术审美行为方式的改变，打破“从文本到文本”的话语权力积累的恶性循环。

其三，克服二元对立化，彰显辩证、圆融、多元的思维方式。中国文论界“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前苏联学术界的重大影响，更受到毛泽东‘一分为二’、‘斗争哲学’的深远影响，在思维方式上其实并未摆脱二元对立论的阴影，远未真正达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高度”“在文艺学美学的实际研究中，更是常常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二元对立的怪圈而不能自拔”。[⑧]实际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当代中国人文社科的基本语境，任何流派都不可能定于一尊。在思想上，更应如此。近二三十年，钱中文提出的“新理性精神”、童庆炳提出的“文化诗学”等，都试图打破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惯性，从而激发了文论创新。王岳川提出“新世纪文论应会通中西守正创新”，[⑨]破除那种西方中心论、民族虚无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立场，倡导一种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世界主义立场。

其四，文论家主体身份的去专业化，即知识分子化、思想家化，推进20世纪中国文论思想家、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文论家是非专业化的，他必须通过自己的文论研究臻达对人类生存、生命、精神状况的理解与关切。人文知识分子也并非与社会绝缘，他们不驻足表面，而是发现现实表层下潜在的问题，人文知识分子总是在剥离一切浮华之后发现真正的人的问题。正是由于人文知识分子关注的是整体的人的问题，去专业化与跨学科化就成为必然。他们总是从更多的方面通过理解自我去理解人本身、生命本身，对人、文化、历史、社会做出整体思考。这样，王国维、鲁迅、宗白华、王元化等人的思想气质才能呈现出来。

再思想化观念转型实际上指向着文论知识生产机制问题。文论知识生产机制关乎文论家的态度、立场、学术意向、价值关切、精神状态、知识结构、学术体制、文化传统等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当代学科文论之所以出问题，乃是因为作为整体的知识生产机制发生了问题。也就是说，在学科、学院中探讨问题，最终也不会超越学科、学院。学科文论的当前诸多问题只是学科知识生产机制问题之结果，而非原因。解决当代学科文论问题不只是着眼于学科，而应超越学科，而当代文论的再思想化就成为一个不得不触及的关键问题了。

再思想化一方面指向着学科内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指向着整体的思想机制。前者是局部的，后者是整体的，而且更为重要。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Romer）提出“内生增长理论”，在经济学界影响很大，于201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包含四个要素，即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新思想。特别是新思想，是罗默最为独特的一面，在经济学思维中，能够纳入思想，可谓思路独特。罗默把使思想得以产生的思想称为“元思想”（meta-ideas），是思想得以产生的基础条件，而非一般意义的关于思想的思想如哲学学、科学学、文学理论学（元文艺学、元文论）等，这些只是立足于思想本身进行反思和探讨，而“元思想”是着眼于思想之外。比如一个特定社会的经济、教育、法律、文化等，对于新思想的产生至关重要。对此，美国作家乔纳•莱勒做了引申性讨论，他以莎士比亚时代（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即1558-1603年）为例，认为“元思想”体现三点特征，一是有较高的社会宽容度，对“对规则的善意忽略”，二是重视思想，保护知识产权，三是教育的普及。莎士比亚时代是“元思想”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艺术家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有利于他们的艺术创作”。[⑩]在一定意义上说，任何思想爆发的时代都是“元思想”的时代。

由“元思想”引申而言，再思想化绝非止步于我们会思想、有想法，这只是局部问题，而应形成激发人们思想的有利的观念、文化与制度条件，这才是全局问题。当我们置身于“思想世界”，如“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何愁我们没有生机，不会思想呢？

——节选自《面向21世纪：中国当代文论的再思想化是否可能？》（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有增补。

注释：

[①] 潘光哲等：《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二卷 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20、22页。

[②] 王岳川：《新世纪文论应会通中西守正创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③] 王建疆：《别现代：空间遭遇与时代跨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66-72页。

[④] 李西建等：《守持与创造——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与创新》，人民出版社，2018，第93页。

[⑤] 李森：《美学的谎言》，商务印书馆，2020，第6页。

[⑥] 胡晓明：《中国文论九辨》，安徽人民出版社，2023，第276页。

[⑦]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17-23页。

[⑧] 朱立元：《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关于新世纪文艺学、美学研究突破之途的思考》，《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

[⑨] 王岳川：《新世纪文论应会通中西守正创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⑩] （美）乔纳·莱勒：《想象：创造力的艺术与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