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富而韵浅 守古难出新

——容庚篆书朝于古有联

王 方

此为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古文字学家容庚的一副篆书对联（如图），“朝于大学习于小学，古有经师今有人师”，上款为“息侯先生正书”，下款“十六年六月，容庚”，书画名家容先生之作。时款十六年六月、容庚，可知其书写于1927年，彼时容庚34岁，并刚刚以一部《金文编》名扬天下，正可谓风气之时。

这件篆书对联展现了其于学术之外扎实的书法根基，在当时学人篆盛行的年代，容庚的这件书点画沉稳，结体端雅，气质含蓄内敛，不事张扬，在当时甲骨、金文书风刚刚兴起的时期，可谓上乘之作。从文字特征来看，这件篆书属金文构形，但容庚在书写时将商周金文的奇崛与多变的结构变为平正典和，用笔亦不复有金文经典作品的硬挺与雄强，整体表现出以小化豪的思维来理解和解写金文，虽与传统意义上的小篆在构形上有所不同，但古意淡泊却不是不争的事实。其实，这样的现象不止容庚，它出现在民国时期众多学人身上，吴大澂、马衡、金松岑等无不如此。作为北上求学、师事于罗振玉的容庚自然概莫能外。

出生于广东东莞的容庚（1894—1983），早年随其舅父邓尔雅学习书法篆刻，并以《说文》为基，兼及商周及秦汉金文，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学功底。弱冠游学于京，得罗振玉、马衡等著名学人指授，以《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名噪学界。中年后南归，任中山大学教授，并执掌岭南书坛，于岭南书坛影响巨大而深远，并延及今日。作为近现代岭南学界巨擘，世人推崇其学术造诣，亦称颂其篆书宗法高古、法度谨严、学人风范浓郁。然抛开学术光环，以纯粹书法艺术眼光审视容庚篆书作品，其风格与技法方面的不足显而易见。容庚半生沉潜文字考据，重文字义理而轻艺术才情，用笔沉静有余而气韵开张不足，恪守古字典式而难自我意趣，不论是个人风格还是用笔的审美都未跳出其师罗振玉的藩篱。其临习经典作品时尚能得其形神，然一旦进入创作则拘谨局促，笔力偏弱，终难跻身一流篆书大家之列。

考察容庚篆书的成长基石，建立在严谨的学术治学体系之上。年少潜心研习《说文》，循部首梳理篆字源流，后随舅父邓尔雅研习金石篆刻，又常年摩挲商周青铜拓片，穷尽毕生精力梳理金文字形、考辨文字流变，对甲骨文字形结构、用字规范、时代演变等早已烂熟于心。相较于寻常书家凭笔墨感悟习篆，容庚拥有无可比拟的文字学底蕴，其笔下篆书字形精准规范，无讹字、无杜撰，字字皆有源流。无论是秦小篆，还是商周金文，其用笔规整严谨，结构布局四平八稳，尽显学者治学的缜密细致。也正因这份深厚的学术积淀，其篆书具备极强的严谨性与规范性。在近现代文人篆书群体中，文字功底无人及其右，这是其书法最为突出的优势。然而严谨治学的思维桎梏，极大束缚了容庚书法的艺术创造力，其年轻时即造就的篆书范式，在此后几十年书法生涯中几乎没有任何的前进，今天回首这件仅34岁时的作品，几乎是其一生创作的高峰。但其凡是篆书领域，学术自然是立身根基，但也极易成为桎梏创作的精神枷锁。容庚重考据义理，轻艺术才情的思维与实践，如今在岭南书坛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数十年沉浸于文字考证、典籍梳理、器物辨伪的枯燥治学之中，早已养成的严谨刻板、循规蹈矩的思维定式，成为了一把双刃剑，既成就了其学术伟业，却也成为书法创作的最大障碍。

在篆书创作之中，他始终将文字的准确性、规范性置于首位，恪守古文字固有形态，而不敢越古法半步，有意无意中忽略了书法艺术抒情达意、写意传神的根本核心。相较于吴昌硕金石气石墨气于笔墨、“自我作古空群雄”的艺术格局，齐白石简约凝练、随性自然的文人篆书，金农才情潇洒的金文创作，容庚篆书始终被困在文字考据的框架之内，缺乏艺术家独有的灵感才情，既无融古出新的眼界，又无大胆变通的魄力，使得其篆书始终停留在“写字”层面，而难以升华为艺术创造的高度。

综观容庚一生艺术轨迹，其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文字功底深厚，在近现代文人书家实属翘楚，依托文字学修养所作篆书，字形正统规范，清静雅和，极具文人书卷气息，对于后世研习篆字，厘清篆字源流，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亦是岭南文人篆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脉。但其终究是治学为先、书艺为辅的学者型书家，而非纯粹的书法艺术创作者。过于厚重的学术执束，束缚了艺术才情的释放；刻板严谨的治学思维，禁锢了笔墨意境的开拓；内敛平和的书写习惯，弱化了篆书的雄强筋骨。终其一生，容庚始终未能打破学术的枷锁，实现学养与艺术的互为增益。

转自《书法报》2026年6月3日第21期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