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阁帖》《大观帖》中王羲之书法真伪辨析

王岳川

现存传世王羲之墨迹以《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宋代及后世编纂的丛帖收录最为集中，此类汇刻丛帖在保存与传播王羲之书法作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受历代递藏翻刻过程中的文本层累、摹刻失真，以及后世伪作掺入等多重因素影响，丛帖所收王羲之书迹品质良莠不齐，真伪作品错杂相陈，这一状况为后世相关研究与鉴赏工作造成了显著障碍。有鉴于此，对丛帖著录的王羲之书迹开展更为审慎深入的真伪辨析与文献考订，厘清作品源流、辨明真伪属性，是当前书法史研究领域一项关键且必要之工作，其核心目标在于实事求是去伪存真，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可靠的文献基础。

王羲之作品的真伪问题始终是书法史研究的核心焦点，历代学者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细致考证。自宋代以降，刻帖逐渐成为王羲之书法流传与保存的重要途径。其中，《淳化阁帖》作为中国书法史上首部官修大型丛帖，在中国书法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其中第六、七、八卷专事摹刻王羲之书迹，总计收录王羲之作品一百七十帖，集中呈现了王氏书法的风貌。然而，由于主持编刻的王著本人鉴识能力有限，导致帖中真迹与伪作混杂，编次也出现错乱，为后世的研究与辨伪增添了复杂性。

在对《淳化阁帖》的真伪问题进行考辨的学者中，人数众多，成果颇丰。苏轼是最早公开批评《淳化阁帖》的学者。他指出《阁帖》“真伪相杂至多”，如将张说送贾至的文章误归入王羲之部，将“不具，释智永白”的帖文也归入逸少部，认为“此最疏谬”。他还指出《阁帖》中“真伪相半”，开启了后世辨伪的先声。米芾在元祐三年（1088）所作《跋秘阁法帖》中提出尖锐批评：《阁帖》“其间一手伪帖太半”，批评王著弃优取劣，将王戎、谢安、陆云等精彩晋帖“委而弗录”，独取郗愔两行入帖。比米芾稍晚一点的黄伯思（1079—1118）是将《阁帖》辨伪作为一门系统学问来研究的第一人。大观二年（1108）撰成《法帖刊误》，自称“凡论真伪，皆有据依，使锺、王复生，不易此评”。他精于小学，博闻强识，曾在“备员秘馆”亲见《淳化阁帖》祖本，对帖中的讹字、避讳、子母体、伪作等进行了系统考辨。其子在其基础上广录金石、艺文之作二百余篇，编纂成《东观余论》，成为法帖考证的经典著作。明代学者王肯堂（1549—1613）在《郁冈斋笔麈》中明确指出：“然皆王著临书，非从真迹响拓双钩者。”这是对王著以临摹代替响拓这一作伪手法的直接揭露。

清代学者考古辨伪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王澍（1668—1743）著有《淳化秘阁法帖考正》，这是清代最具系统性的《阁帖》考证专著。该书“综前人之说，博据群书，辨标目，列真伪，别序次，详考释文，校勘书法异同”，至今仍是研究《阁帖》的重要参考书。他还指出《阁帖》行间出现大字“子母体”，露出“僧气”，将这种风格特征归咎于王著。翁方纲（1733—1818）对《大观帖》卷六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考证，涉及文字释读、笔势笔法探究、碑帖真伪考证、与《淳化阁帖》及各家藏本的比对分析等。其校刊本《淳化阁帖》（以肃府本为蓝本）在学术界影响深远。

当代学者对《淳化阁帖》等进行考证辨伪的可谓众多，【1】启功先生与曹大民先生在该领域的辨伪研究具有真知灼见，为后续研究者奠定了坚实的考证基础。下文将就二者的核心研究贡献与研究思路展开简要梳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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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水赉佑2009年编纂《淳化阁帖集释》一书；仲威、沈传凤《古墨新研——淳化阁帖纵横谈》；马子云《谈校故宫藏宋拓〈淳化〉〈绛帖〉〈大观〉三帖》；李润恒《淳化阁帖传世宋本辨》；何碧琪《淳化阁帖史话》党永辉《〈淳化阁帖〉祖本面目的文献学考察》；宫大中、宫万瑜《北宋汴京双帖：〈淳化阁帖〉与〈大观帖〉》，对两部丛帖进行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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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书绝句》 厘定真伪

如前所述，启功先生认定唐摹《兰亭》神龙本、虞摹、褚摹非伪，是唐代忠实钩摹副本，启功高度肯定其史料价值，晚年驳斥李文田全盘否定《兰亭》的观点。【2】

可以看到，启功未对《淳化阁帖》《大观帖》作全盘否定，【3】二者底本同源，均出自南唐升元年间双钩摹本，仅存在刻工精细程度的差异：《淳化阁帖》摹刻草率、编次混乱，其中混入大量伪帖，且存在书家署名错误的问题；【4】《大观帖》对内容重新考定整理，刊刻工艺精细，但底本承袭南唐旧摹本，原底本中的伪帖被一并保留，因此《大观帖》仍留存大量伪作与伪题款。

启功对《淳化阁帖》《大观帖》等丛帖开展系统梳理，认为二帖整体以伪刻居多。【5】王著编刻《淳化阁帖》时，大量无依据的伪帖被混入其中，启功指出典型的伪作类别如下：其一，托名汉魏张芝、崔瑗、索靖的十余种草书帖，大半为隋唐人仿造；其二，王羲之一卷中混入后世假名、伪文帖，如《行成帖》等；【6】其三，王献之部分法帖为唐人临摹翻刻，并非由原迹直接上石；其四，除二王名下伪帖外，南北朝帝王名臣的书帖，多由隋唐写经、文人尺牍改款后伪托而成。

启功认为：“《淳化阁帖》十卷，大半杂伪。王著不辨时代、不辨书风，凡南唐旧拓中无名、错署者一概照收。大观帖虽重编，仅校正卷次，伪摹底本未加删汰，故二帖伪帖重合十之七八。凡晋人简札，文辞卑俗、称谓不合晋代礼制、字体杂隋唐笔法者，皆南唐俗手仿造，托名二王、索靖、庾亮诸人。”【7】

启功《论书绝句》第六十首：“编摹底本自升元，王著徒蒙不白冤。淳化工粗大观细，宋镌先后本同源。”自注：“南唐升元间，内府集晋唐法书，双钩填墨成十卷摹本，世称‘升元仿书’。太宗朝王著据以刻《淳化阁帖》，刊刻草率，世多讥王著妄收伪迹；徽宗大观中，取此南唐底本重刻为《大观太清楼帖》，雕镂精工，然底本原有伪托诸帖，一概保留，未作甄别。世人谓大观全无伪帖，误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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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启功鉴定《平复帖》为陆机真迹，无质疑；玉版《洛神赋十三行》：王献之古本传写，石刻为后世重刻，文字异文是版本差异，不属于伪帖；《祭侄文稿》《争座位帖》：认定颜真卿亲笔真迹，不存伪作争议。

【3】启功认为：“或谓大观尽去伪帖，此大误。徽宗仅整理卷帙、修正文字讹字，南唐升元旧摹伪底丝毫未删。精工摹刻，反使伪书笔势更清晰，惑人更深。惟二王部分真迹摹拓精度远胜淳化，是其长处，不可掩其伪帖之弊。”启功《论书绝句》第六十首自注，中华书局1990。

【4】启功《真宋本淳化阁帖的价值》见《启功丛稿·艺论卷》，中华书局1999，第154–162页；《破除迷信——漫谈法帖》，同上书，第308–316页。

【5】启功《论书绝句百首》，自注，中华书局1990。

【6】启功《晋人草书研究》，收录于《启功书法论集》。

【7】启功《破除迷信——漫谈法帖》原文《启功丛稿·艺论卷》，中华书局1999，313页。

【8】 启功《论书绝句》第六十首，汇校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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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认为：《淳化阁帖》卷六、卷七、卷八中托名王羲之的伪帖数量众多，大体可分为三类：其一，王氏子弟书作被误署为王羲之；其二，后世俗手整体伪造；其三，以隋唐临仿作品充作原作。

其一，王氏子弟书误署王羲之，涉及法帖包括：《适得书帖》《知欲东帖》《差凉帖》《汝不可言帖》《奄至帖》《慈颜幽翳帖》《宰相安和帖》《噉豆鼠帖》《平康帖》《奉告帖》。“卷六右军诸帖中，《适得书》至《噉豆鼠》十余帖，文辞浅俚，称谓错乱，无晋人尺牍体例；笔法柔靡，杂隋代行楷笔意，绝非羲之，亦非凝、徽、操、涣诸子，是南唐书工凭空伪造，托名王羲之。大观帖卷六照刻，未删一字。《平康》《奉告》二帖仿大令笔意，伪充右军，尤为拙劣。”【9】

其二，王氏子弟书作被王著误署王羲之，属于伪题款伪帖，涉及帖目包括：《兄灵柩帖》《嫂安和帖》《疾不退帖》《昨得熙帖》《鲤鱼帖》《日月如驰帖》。启功指出：“以上诸帖实为王长风、王涣之、王肃之书，南唐底本失其款识，王著不考谱系，一概归入王羲之卷，名实乖离，属于伪署伪帖，大观沿其错误，未更正归属。以《万岁通天帖》中王氏真迹比对，血脉笔法分明有异。”【10】

其三，经典楷书伪帖，同时收录于《淳化阁帖》与《大观帖》，涉及帖目包括：王羲之《黄庭内景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佛遗教经》。启功在《破除迷信》中论述：“世传右军小楷四种，全出自六朝末至唐初人伪托。东晋无成熟今楷，观楼兰、尼雅晋简，时人书简皆隶草相杂，绝无此种整齐小楷。阁帖、大观将四楷置于右军卷，贻误千年学书人。”

启功指出，定武《兰亭》系翻刻、后世伪摹本，在《论书绝句百首》第四首：“底从骏骨辨媸妍，定武椎轮且不传。赖有唐摹存血脉，神龙小印白麻笺。”自注“《兰亭》唐摹本多，故宫藏神龙半印一卷，世传冯承素摹，转折毫发不失，墨色浓淡一一摹出，为诸摹之冠。唐太宗时始命钩摹分赐重臣，摹本已罕贵；宋人取摹本刻石于定武军，号定武《兰亭》。原石久佚，后世无数翻刻、伪刻，肥瘦失真，全失右军笔法。近世更多凭空伪造《兰亭》墨迹，徒具外形，血脉全无，不逮宋拓远甚。”【11】

启功对《淳化阁帖》的考证堪称书法鉴定史上的经典。他在《论书绝句》等著作中，通过细致的字形比对和笔法分析，论证了王著临作伪的问题。他指出《阁帖》底本来自南唐《升元帖》（“编摹敌本自升元，王著涂蒙白不冤”），并通过“子母体”“僧气”等特征实锤王著参与伪书制作，推定《阁帖》中各种书体的伪作“除了宋以前遗存的伪迹外，王著参与了伪书的制作是可以推定的”。

除了对王羲之的作品、王献之的作品加以鉴定以外，启功先生还对中国历代书法名著的真伪做了鉴定。他认为， 张芝《汝殊愁帖》（《淳化阁帖》收录），文字断句错乱，字形拆分生硬，判定为宋人拼接伪刻。张旭《古诗四帖》卷内诗句“北阙临玄水”改作“北阙临丹水”，避宋圣祖赵玄朗讳，避讳始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结论是北宋人所作，绝非盛唐张旭，董其昌误定为张旭，属于“腾诬攘善”，刻意欺瞒后世。颜真卿系列伪帖《裴将军诗帖》系宋人伪造，诗文不见于《颜鲁公文集》，杂糅篆隶行草，不符合颜氏书风演变脉络。 颜真卿《竹山堂联句》采信欧阳修《集古录》观点，北宋人以黄绢屏风文字剪装成册，脱字漏句，完全伪托颜真卿。颜真卿《自书告身帖》事理、笔法双重存伪。因古代官员不会自书授官告身，而且字形欹侧“左倾”，与颜氏成熟行书风格完全相悖，为后世仿作。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墨迹本仿《争座位帖》笔意临写，节奏僵硬，缺少颜书自然灵动，伪迹无疑。割改王升草书伪充孙过庭《千字文》。宋王升草书全学米芾，当时作伪者多割去王升本款，添孙过庭名，冒充唐人草书。《馀清斋帖》所收孙过庭《千文》，实即王升书割改伪款。米芾用笔跳荡，王升仅得外形；过庭《书谱》笔法内敛，二者风神迥别，细审即知为伪。【12】

从学术史脉络来看，《淳化阁帖》和《大观帖》的真伪辨析经历了三个阶段：宋代以苏轼、米芾质疑，黄伯思系统考证为标志，奠定了辨伪的学术基础。明清以王肯堂揭露王著临书、王澍系统考正、翁方纲精细考证为代表，辨伪研究趋于深入和系统化。近现代以启功的笔法比对实锤、水赉佑的文献集释，研究方法更加多元，结合考古学、信息技术等手段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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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真宋本淳化阁帖的价值》，《启功丛稿·艺论卷》，中华书局1999，第158页。

【10】王羲之卷伪尺牍、王氏子弟误署帖：《真宋本淳化阁帖的价值》，《启功丛稿·艺论卷》中华书局1999，第158页。

【11】启功认为 传王羲之小楷《黄庭经》绝非右军真迹，系六朝后伪托。历代拓本经反复翻刻，笔画失真严重，元明书家学此多误入歧途。王羲之《东方朔画像赞》系后人伪造，晋代书风、文辞体例皆不合，翻刻本点画全失原意。

【12】启功《论书绝句》第十四首“米颠笔妙世争摹，割款偷题作过庭。馀清帖内千文迹，细辨风神自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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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阁帖辩证》  揭露伪作

曹大民认为：“宋初刻《淳化阁帖》，此后有大量翻刻本出现。研究《淳化阁帖》各种刻本以及相关考评，形成了一门所谓‘帖学’。《淳化阁帖》已经被极度放大高估，俨然成了帖的代表。但是实际上，《淳化阁帖》仅仅是一部丛帖而已，决不能代表广义上的帖。由于它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却又影响巨大，在千余年来的中国书坛起了不小的负面作用。……还《淳化阁帖》以本来面目，打破对它的盲目尊崇，是本书撰写的初衷。而真正广义的帖中蕴藏丰富材料，值得我们取资借镜，这是毋庸置疑的。”【13】

在《淳化阁帖辩证》中，曹大民通过将隋智果《评书帖》和王著题签书迹进行直接对照，揭露了王著作伪的事实。更具创新性的是，他辑录了《淳化阁帖》中疑伪的十五人共十七帖中的字迹，拟成信札《谢安答尚书仆射书》，通过证明这十五人书法的雷同，明确指向了王著伪作的可能性。

曹大民在《淳化阁帖辩证》中对非王羲之的伪作进行了系统梳理，认定《适得书帖》《知欲东帖》《差凉帖》《比奉对帖》《汝不可言帖》《奄至帖》《日月如驰帖》《灵柩垂至帖》《慈颜幽翳帖》等为伪作。认为：“卷六《适得书帖》《知欲东帖》《差凉帖》《奉对帖》《汝不帖》，一手伪书，俗骨正同。邢侗曰：‘米元章云：《奉对》《屏风》（即《汝不帖》）共八行，张伯高（旭）临右军书’（《来禽馆集》卷二十一）张旭决无此俗笔，米芾失鉴。卷六《兄灵柩帖》《慈颜帖》《伏想帖》《宰相帖》《又不能帖》《噉豆帖》《疾不退帖》《小佳帖》，过分纠缠的笔法，恶俗的气息完全类同，系另一手伪书。《疾不退帖》重出于卷十。卷七《还来帖》甚劣，帖末且有‘释知书’三字，王著辈竟然不察，仍归入王羲之名下，真是有眼无珠。又，卷六《虞休帖》，卷七《小园帖》，必伪。”【14】

曹大民分为八个环节来认定王羲之书法中的伪作，颇有见地：【15】

一，一味狂纵外露，笔势纠缠过分，尽显俗态。

二，拼凑编造文词。

三，帖中有明显劣书误字。

四，线条臃肿，用笔拖沓，格调低俗。

五，线条扭结，牵丝连笔夸张勉强。

六，笔法怒张，时露霸悍之气。

七，笔力软弱，格调不高，临仿痕迹明显。

八，气度狭小，风韵不逮。

曹大民指出《淳化阁帖》编者王著，其作伪的手段很低：“鉴别书法真伪，主要是看精神、气韵，要有较为专业的眼光。即使内行也言人人殊，如黄伯思、冯班、王澍对《评书帖》的评价。前人已直指王著临书刻入《淳化阁帖》的问题，如明王肯堂《郁冈斋笔麈》：“然皆王著临书，非从真迹响拓双钩者。”但一直没有证据揭露，纵然看到帖中有很多疑问，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要拿出证据才可定性。现在，经过这样的比对，王著临做书作伪就基本可以论定了。王澍说《评书帖》行间突然出现大字，成‘子母体’，露出僧气。平心而论，这一‘僧气’应由王著担当。纵观《淳化阁帖》露出的凡风俗气，这种不负责任、贻误后学的作伪，败坏书风，《阁帖》盛行而书道大坏，造成柔弱病夫气的书风，这些该由王著来承当，而赵匡义亦难辞其咎。”【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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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曹大民《淳化阁帖辩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自序，第2页。

【14】曹大民《淳化阁帖辩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

【15】曹大民《淳化阁帖辩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7-98页。

【16】曹大民《淳化阁帖辩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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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疑古释古  辨别真伪

中国历史上长期盛行的文化虚无主义与过度疑古思潮，使得包括书法古籍在内的众多中国古典文献在传承与解读中产生了诸多复杂问题。面对这一状况，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陷入彻底的怀疑，也不能不加批判地走向另一个极端，全盘接受传统信古的立场。正确的路径应当是走向“释古”，即通过严谨的考证、科学的分析与现代的学术方法，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对古籍进行合理的阐释与理解，从而连接历史与现代，真正释放其内在的文化价值与思想活力。

王羲之作为“书圣”，其书法艺术的价值不仅在于技法的精湛，更在于其蕴含的文化精神。通过对其代笔现象的研究，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认识王羲之书法的真实性，也能够深入理解中国书法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发展规律。这对于推动书法史研究、促进书法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启功和曹大民对《淳化阁帖》的辨析证伪，其实就是一种“释古”的逻辑。我深为认同。

上文提出，“子母体”，露出“僧气”，其作伪手法露出的破绽，还需要进一步详细解释。启功先生对这种所谓的子母体和生气，早就有论述，只此引证一二。启功先生对《淳化阁帖》中王著作伪的考证，堪称书法鉴定史上的经典案例。他通过极其细致的“字形比对”和“笔法分析”抓住了“子母体”和“僧气”的破绽。

所谓“子母体”在《淳化阁帖》王著负责编次的部分，会出现一种非常怪异的现象：在同一行字里，突然夹杂着一个或几个特别大、特别粗的字，而周围的字则相对较小、较细，被称为“子母体”。这是王著在临摹时的“露馅”时刻。当遇到他不认识或者写不好的字时，会下意识地停顿、犹豫，为了把这个字“凑”过去，他会刻意把笔画加粗、把字形放大，试图用墨色的厚重来掩盖结构的松散。反之，遇到他熟悉的、容易写的字，他就写得快且小。这种节奏的混乱，忽大忽小忽粗忽细，直接暴露了这不是自然书写的真迹，而是水平有限的临摹者在“拼凑”。

所谓“僧气”？指笔法上的俗艳与做作。魏晋书法如王羲之讲究的气韵是“中和之美”，用笔内敛、变化丰富但不过分张扬，有一种贵族式的潇洒和自然。而王著是宋初的翰林侍书，虽然擅长楷书，但他的审美带有明显的唐代晚期至五代时期的习气，甚至带有一些当时寺院抄经体的味道——作伪的“僧气”。其用笔往往过分圆润、肥厚，缺乏骨力；转折处喜欢用那种很圆滑、很甜俗的弧度。骨子里透着一股“俗气”和“匠气”，这就是所谓的“僧气”。

王著编《淳化阁帖》还有不少“集字”与“连缀”的穿帮。我们看古人的手札真迹，能感到随性而书，行气贯通，字与字之间有呼应。而王著在编《淳化阁帖》时，很多时候是“集字”，字与字之间经常“气脉不通”。上一笔明明应该向左下出锋，下一个字却从右上起笔，中间像是断了一样。这种“断气”的现象，是临摹和拼凑无法避免的死穴。正是基于这些细致入微的观察，启功先生才敢断定：《淳化阁帖》中那些看起来“软弱无力”“俗不可耐”的部分，大多出自王著之手，而非二王真迹。

总结书法辨伪基本方法论，可以对伪帖加以判定：

其一，利用出土简牍实物对照，以魏晋楼兰、敦煌简牍字体为参照，凡阁帖中二王小楷可疑证伪。而草书牵丝萦带。内容中助词、称谓与简牍不合者疑伪；

其二，礼制、尺牍文辞考证：晋人世家往来书札有固定称谓、礼仪用语，伪帖文辞俚俗、官职时序错乱、杂隋唐典故，直接断伪。

其三，家族书风比对：以《万岁通天帖》王氏一门真迹为标尺，区分王羲之、王献之、诸王子弟与后世仿作笔法差异。

其四，风格学分析鉴定。通过分析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来判断作者和年代。从笔法特征入手分析，不同书法家有不同的笔法特征，通过分析作品的笔法可以判断作者。王羲之“内擫”笔法和王献之“外拓”笔法有明显差别。进一步通过分析书法作品的结体特征来判断风格。通过章法布局分析作品的整体布局来判断风格。

其五， 文字考证法。通过帖中出现的官职、地名、避讳、用语习惯等判断年代是否吻合。同时进行笔法比对，通过与可靠墨迹（如唐摹本）对比字形、用笔、气韵。

其六，文献互证法：以《法书要录》《晋书》等文献校勘帖文内容。辅之以版本校勘，即通过不同刻本、拓本之间的比对发现讹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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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王书代笔  千年公案

最后，我们不得不触及一个相当敏感却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除了一些作伪者作伪作品以外，所谓真迹或者疑似真迹，靠近真迹的作品，是否全部出自王羲之本人的亲笔真迹？还是说，其中部分作品，尤其是在他晚年精力不济时，存在他人代笔的可能？关于代笔的疑问，【17】历来是王羲之书法研究领域中一个极其敏感而又至关重要的话题。它直接关系到作品真实性的认定与艺术价值的评判，是任何深入探讨都无法绕开的关键环节。历史上王羲之代笔者的细节因年代久远而漫漶，或因原始记载的疏漏而遗失，又或在口耳相传与文本转抄的过程中经历无意的讹变与有意的演绎，最终变得扑朔迷离、真伪难辨，让后世学者难以确凿考证，从而演变成一桩桩聚讼纷纭、悬而未决的千年公案。

我们必须面对这一公案。王羲之的代笔问题最早见于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18】这段记载表明，王羲之辞官后倦于应酬，门生任靖全权代笔，世人难分。王羲之在出任吴兴太守之前，其书法作品尚且未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他所有精妙的传世墨迹，大多是在他居于会稽、即永和年间那十多年中所创作的。自从他因失却郡守官职、于父母灵前誓不再仕以后，便几乎不再亲自动笔书写。世人见到这些代笔者字迹笔法舒缓特异，便称之为他晚年风格的作品。王羲之去世以后，其子王献之正值十七八岁的年纪，完全临摹这位代笔人的书法，因此他的字迹最终也变得与代笔人的风格十分相似。

虞龢《论书表》说，还有一位书者仿作王羲之，几可乱真：“羲之常自书表与穆帝，帝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更详看，乃叹曰：小人几欲乱真”。擅长模仿书法的张翼临摹王羲之的笔迹，张翼的仿作与真迹几乎分毫不差，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如果此传闻为真，我们就得问：王羲之晚年的代笔水平如此之高，究竟是何许人？关于王羲之的代笔人，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现分列如次：

陶弘景曾锁定代笔者身份：“右军书中给事黄门一纸、治廉沥一纸，凡二篇，并是谢安卫军参军任靖书。”【19】直接将“末年代笔之人”与任靖的姓名、官职一一对应。“前‘黄初三年’一纸……伏恐未垂许以区别，今谨上许先生书、任靖书如别，比方即可知。王珉、张澄、谢安、张翼书，公家应有。又云：右军书中给事黄门一纸、治廉沥一纸，凡二篇，并是谢安卫军参军任靖书。”【20】

梁代庾肩吾《书品》为南朝官方权威书评，载：“任靖矫名，品之中之中。”【21】庾肩吾评价任靖借代笔用王羲之之名，书法列入中之中品级，是六朝官方书评对任靖仅存评语。“矫名”二字直指其代王羲之作书、假名传世的史实，同时将其书法列入中等品级，肯定其技法功底，亦客观记录其依附右军书名传世的历史事实。

清代纪晓岚考证，经梁章钜收录：“右军杂帖多任靖代书，盖靖学书于右军，后大令又学书于靖也，事见陶弘景《与武帝论书启》。此事人多不知，即历代书家传记亦佚其名，盖不幸而湮没耳。”【22】纪晓岚所称的代笔人——任靖，似乎是《与武帝论书启》中提到的“此人”。任靖是王羲之的学生，后来王献之又向任靖学习书法。这种师承关系在当时的书法界常见。考究王羲之作品，确有相当部分出自弟子之手。此现象源于东晋时期“门生故吏”制度。名臣贵族皆有众多门客弟子，代笔应酬实为常态。王羲之门下弟子如智永、王献之等，均精通其书法神韵。他们或代笔，或临摹，使王氏书风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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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代笔》：“古书名家，皆有代笔：苏子瞻代笔，丹阳人高述；赵松雪代笔，京口人郭天锡；董华亭代笔，门下士吴楚侯”； 《傅山全书·不为人役》：“三二年来，代吾笔者，实多出侄仁，人辄云真我书。强作解人，又辄云能辨吾父子书法，吾犹为之掩口”；启功《董其昌代笔人考》：书法代笔吴楚侯（吴易），绘画代笔沈士充、赵左等七人。

【18】张彦远辑，《法书要录》卷二，洪丕谟点校本，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

【19】《陶隐居集》文渊阁四库本，第1066册，第472页。

【20】张彦远辑，《法书要录》卷二，洪丕谟点校本，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21】《六朝书论汇编》，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89页。

【22】《浪迹丛谈》，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42-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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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沈尹默在考证这一话题时，引用陶弘景答梁武帝萧衍论书启云：“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这是他的代笔人，名字不详，或云是王家子弟，又相传任靖亦曾经为之代笔。”

上述引文可以清晰地看出，对于王羲之代笔人的具体身份，历史上一直流传着多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这位代笔人的姓名已经失传，在史料中未能留下明确的记载；第二种推测则认为，代笔者很可能是王氏家族中的某位子弟，因其书法风格相近而得以胜任；第三种流传较广的说法则指向了任靖，相传他曾为王羲之代笔。这些彼此各异、未能统一的记载，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文献在传承过程中的固有局限性，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研究。

关于任靖的身份，历史记载非常有限，没有出土碑刻、墓志补充资料。目前学界唯一存疑之处在于：陶弘景早期论书启中“皆使此一人”一句，未直接署名任靖，姓名匹配为清代学者考据推论。因此近现代部分文献考据学者对此持存疑态度，但以启功为代表的主流书法史学界，坚持采信清代互证结论，将任靖定为王羲之晚年专属代笔人。

任靖，东晋人，具体生卒年、家世谱系均无传世文献记载，属于史书失载的民间及幕府书家。其可考唯一官称为任职谢安幕府，为卫军参军，定居会稽山阴，近距离跟随王羲之研习书法，笔法完全临摹王羲之永和年间书风，笔势舒缓，字体略松弛，后世把这类风格帖称为王羲之“末年书”。此记载最早见于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为历代书法典籍所采信。任靖深谙王羲之永和年间成熟笔法，书风酷似右军原貌，达到了当世无人辨别的逼真程度，是王羲之晚年核心代笔人，亦是衔接王羲之晚年书风与王献之早期书风的关键过渡人物。相较于张翼等知名右军仿书者，任靖属于王羲之晚年长期、固定的专属代笔者，参与了王羲之归隐后绝大部分日常尺牍书写活动。由于正史无传、史料零散，作为东晋中期会稽书坛重要书家，其人长期被书法史遮蔽。

在我看来，现在大致可以勾勒任靖的基本状况——任靖，东晋人，谢安卫军参军，王羲之的入室弟子，为王羲之后期主要代笔人。庾肩吾《书品》将其书作列入“中之中”品级，评其“矫名”，直指其代笔假名之事。【23】王羲之去世后，王献之少年时书法取法任靖，深刻影响大令书风。大抵而言，书法家任靖的历史功绩有二：

其一，塑造了王羲之“末年书”范式。如前所述，王羲之晚年辞官后心态恬淡、无意翰墨，传世所谓晚年尺牍，多出自任靖手笔。其笔势舒缓松弛、温润平和，区别于永和年间雄健灵动的右军本貌，构建出后世千年认知的“王羲之晚年书风”。可以说，传世右军末年书风，本质上是任靖继承王羲之类型的书法风格。

其二，成为二王书风迭代的中转枢纽。因为“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王献之少年承袭父书，尔后全面取法任靖舒缓流媚的笔法，由此摆脱王羲之紧结内敛的“内擫”格局，开启了舒展、纵逸、开张的大令“外拓”新风。由此看来，二王书法的父子风格嬗变，恐非直接承袭，大抵是经由任靖这一中介环节完成的，此为魏晋书法史极易被忽略的关键转折。

任靖作为王羲之晚年代笔的历史存在，补足了东晋中晚期会稽书坛的传承链条，也为后世鉴别二王传世伪帖、厘清魏晋笔法流变，提供了不可忽视的考据支点。任靖也逐渐浮出历史水面，成为魏晋书史中承启二王书法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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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御定佩文斋书画谱》（清康熙官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子部艺术类，第821册，卷二十三，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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