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

——重读宗白华《论〈兰亭序〉的两封信》

■毛万宝

1965年6月，郭沫若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将宗白华《兰亭序》真伪的大辩论，便给宗白华写信，提供了情况，前者写于7月22日，后者写于7月27日，主要内容如下：

读尊著《兰亭序考》，甚佩考订细密。近偶读江宁甘熙《白下琐言》（卷四，《南京文献》第三十一种）一段，记元康，与兄所见合……（阮元《帖考》）余曰：“余固疑传世右军书，何以绝无民间、伪托，即真迹，皆多摹本，未可执其说！况其为《兰亭序》，尤为举世所共仰，千载耳目，良可浩叹。顷从金俊明氏得宋、永元四年北碑，字皆对转结体，纯乎隶体，豪素简贵，雅趣高绝。此碑为晋时碑碣之本，最可宝贵。读兄书，思录时书。此碑，景本，直以唐人书法当是晋人文章耳。……（《晋书·王羲之传》）不载，其书当可明断。惟梁武《书评》，据智永所书，尚待进一步考索耳。

翻阅我手边《学津讨原》卷三载《昭陵吕氏古文》，王右军《兰亭序》，内有梁武书评曰：‘王右军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而此皆出于宋永元三和六、七、八、九、十各载碑志，乃证晋世书皆八分，和古隶未变。”永元及建元之岁，凡与王右军所写，何古永和六年癸丑，正是羲之年，何《兰亭序》绝不相类耶！……惟阮元未见及世出西晋人草书也。

《论语》云：“君子和而不同。”今天，我们重读宗白华《论〈兰亭序〉的两封信》，就看到了宗白华的君子之举——和而不同。其“和”体现于向郭沫若提供有利证据，其“不同”则体现于信中所说：“惟定武《兰亭》是否晋人所书，尚待进一步推敲耳。”与阮元未见及近世出土西晋人草书也。

收到宗白华的信，郭沫若对宗白华提供有利证据自是高兴，但对老友提出的“不同”意见，却是一则心有所感，口称不足，二则先行曲解，后作不理。

在我们看来，宗白华提供的证据，对郭虽有利用，但并非可共采取。因为阮元的观点，在郭沫若运用的清人《兰亭序》怀疑论中处于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则是清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说，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到开元以后，始纯乎唐隶。右军虽善草书，不应古尽法。今元行诸刻，有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阮元论之，还有处于第三阶段的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阮元说：“《兰亭序》传本，大抵以纤媚取致，故学临者，多不能以刚劲剽窃。窃疑右军当日以鼠须写兰亭，未必以纤媚胜。唐初诸贤临本亦当似之，故临此帖者，仍当以骨力为主。”右军草书全是草草笔意，观其《兰亭》乃得其意，尤当深惜。“今各本，初唐诸贤本皆窜改此意，故放逸未如神之一出。然欲总其大意，不必拘泥笔。则以可见，其总消息有总趋齐隋，以后笔致也。”而第四阶段，第五阶段，就是康有为与李文田的《兰亭》怀疑论，前者为“谓太宗即二王书，可知也。要当合大家论，遂令二王，群臣献寿尊为楷模，（模）勒之，成事，岂道古今‘重今’，尊古摹本，尊为祖，先失却本末，何有于真！”这通过五个阶段“三论”道：“文尚简佳，而有千字！”这若顺读的第三阶段怀疑论，郭沫若已注意到其中的“这个阶段”第四阶段的怀疑论，作为证据运用，不要说有这三个阶段，即便只有第五阶段，也足以支撑文的基本观点，即《兰亭序》从文章到书法都是后人所伪托，与王羲之没有一点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阮元的观点又能起多大作用？既如此，郭沫若为什么又特别重视宗白华提供的证据，还通过《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出来？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郭沫若此时此举向来世人表明：看，我的文章连北大著名教授都给予热情支持，你一个小小高二适的质疑又算得了什么！也就是说，在郭沫若的心目中，宗白华的条件提供一种态度更重要，重要的是提供供本，那是什么样的一种立场啊！

对阮元《还有何绍基》的《兰亭怀疑论》，郭文在写作时，也许未曾注意到，也许已经注意到，但出于文章应当尽量“简练”之需要，而把它们都略掉了。可不管怎么说，阮元《还有何绍基》的怀疑论，阮元的疑文的立论即便有漏洞，也构建不出《兰亭》伪，阮元的《外兰亭》，如阮元就元康五年《兰亭序》外还有二，还有阮元《复性斋重修兰亭帖书中一通》！

如果仅仅从表面来看，我们完全可采取了宗白华1972《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观点之改变，我们却又得知，郭沫若在那本内引用了老友宗白华的看法，不过口头上过，《兰亭序》文本上不愿公开承认而已，因一旦公开承认，小则风险，大则推翻自己论文当中的一个“支柱”，随此，必然会招致《兰亭》否定论者的攻击。况且如果此时，郭沫若又岂敢公开对老友发表一个“不同”意见的认同？

郭沫若于《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说《兰亭序》非王羲之之手书，其实一个“直接证据”都拿不出，他的结论全部建立在西方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上面，即先设置一个大前提，再设置一个小前提，最后再推导出结论。在郭沫若看来，艺术风格具有时代性，任何一个时代只能有一种风格存在。落实于东晋时代，这个时代风格就如杨守敬所说：“故无右军之时代书，苟以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东晋前书与汉魏，与北魏齐代，尚不得作，不得作今体，所以能如出土王谢墓志字体都方整，厚重与拙朴，而世传《兰亭》太纤巧，太秀媚，因此《兰亭序》必定不会出于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笔下。固然，书法的本质面目，与郭沫若所定的大前提恰恰相反，他的时代特点姑且不说，单以东晋时代而言，早已篆、隶、真、行、草五体并存，营养风格亦多样化，具有古朴、典雅、厚重、拙美的篆、隶、真（主要为下层社会应用于碑刻与写经），也有妍美、流丽类行书与草书（主要为上流社会应用于文章起草，简牍与尺牍）。而这，恰恰是，在重的，那是郭沫若对书法史的一知半解。郭作《兰亭序》的本，既未读史，又认为“大胆想当然”，“作内行，在以“倚老卖老”依托者“史”为活于梁、陈之际的王羲之六代孙智永——像这样一位大书家是能够写出《兰亭序》来的，而且他也会做文章。不过，不仅《兰亭序》的“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语句很合乎“向死而生”的感慨，这些时代条件也正相适应。这就是郭依据《兰亭序》文章的文本和墨迹的源头，其所取“所作”，实乃智永，“后来，即如果在某些兰亭本怀疑论那里展示出来不敢采信，如实取白，毕竟“坐实”只能是“推测”的结果，没有证据啊！——一般而言，“推测”给出或不出来或然性结论（用“有可能”表述），但郭沫若偏要将他“推测”出来的或然性结论，当成了必然性结论（用“就是”表述），强词夺理到了如此地步，还有丝毫的实事求是的表述吗？如果读者毕竟是一位大学者，几年时间过去，头脑冷静下来，对同一个“不同”看法，还是有所触动，有所醒悟，于是，到1972年发表文章，《兰亭》真伪问题时，便悄悄改口，自我否定道：“《兰亭序帖》是唐太宗李世民时代的摹写的，甚或是他所命

新疆出土的晋写本是隶书体，则天下的晋代书都必然是隶书体。所谓一隅三反，所谓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而表现，就是这个道理。在天下的书法都是隶书体的晋代，而《兰亭序帖》却是后来的楷书（应为‘行书’——毛按）体，那么，《兰亭序帖》必然是伪迹，这样的论断正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也合乎辩证逻辑。”

如果说以上所述宗白华《论〈兰亭序〉的两封信》中的“和而不同”之举，属于“幕前”活动并为大家所熟知的话，那么，宗白华还有一些发生于“幕后”的“和而不同”之举，则知晓者就寥寥无几了。

宗白华这个“幕后”的“和而不同”之举，是曾经任过《光明日报》主编的穆欣告诉我们的——

（郭沫若7月23日复信给宗白华说：）“今日《光明日报》登出了南京高二适的《驳议》（即《〈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毛按），想已过目。上海沈尹默、邵裴子等人均有异论，而又羌无实证。此案决(定)公开讨论，望兄撰文参加。”

（宗白华）在8月13日（致郭沫若）信中写道：“因兄一文，引动了异论和争鸣，使《兰亭》这段公案又提上了日程，对于批判地接受遗产只有好处。北大考古学教授阎文儒兄对此问题写了一篇《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长文，欲就正于吾兄，嘱弟介绍，想兄亦感兴趣。吾人为‘求是’而争，真相愈辩愈明，使文化遗产更好地为当今服务，固我等之素愿也。”（以上二则见穆欣《述学谭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第256、257页，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很显然，针对郭沫若的邀请——“此案决(定)公开讨论，望兄撰文参加”，宗白华首先便是“和”而应之，坦言“因兄一文……只有好处”。然而，宗白华的“和”举却建立在误解之上。原来，宗白华以为郭沫若所谓“公开讨论”会同时接纳反方意见，让坚持《兰亭序》非伪说的文章也见诸报刊，可后来发生的一切告诉人们并非如此！后来由郭沫若（当然还有康生、陈伯达两人）控制的北京报刊，如《文物》与《光明日报》，发表出来的文章都是支持（或附和）郭沫若的（有的系“拉壮丁”拉来），没有一篇敢肯定《兰亭序》非伪。

如同“幕前”之举，“幕后”之举中宗白华也展示了自己的“不同”——一则自己没有撰文参与兰亭论辨，二则向郭沫若推荐了一篇唱反调文章。

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明白，人家约你撰写讨论稿（或捧场类评论稿），即使口头上说“请你多批评、多提宝贵意见”，但实际上都是希望你多多美言、多多支持以壮大声势。如果你不识相，坚持自己的原则说了一些人家不愿听的话，那等待你的命运只能是弃而不用。对此，宗白华又岂能不知？他不愿得罪老友郭沫若，但也不愿昧着良心去撰写附和文章，于是就明智地选择了“不撰文”。有人或许纳闷：宗白华自己不撰文，却向郭沫若推荐了一篇同他唱反调的文章，为什么呢？在我们看来，宗白华这第二个“不同”之举，或是出于对郭沫若气量的高估，认为郭沫若能容忍不同意见；或是出于对自己与郭沫若间友情的高估，认为郭沫若会看在老友分上，发表推荐之文，哪怕它是一篇唱反调的文章。但不论如何，宗白华都失望了，他没想到，此时的郭沫若作为学术权威，气量已没有那么宽宏，他只允许（或只希望）别人无条件附和自己，而绝对听不进同自己叫板的意见。像高二适那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如果不是得到毛泽东的支持，郭沫若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它发表问世（一开始，高二适向《光明日报》自由投稿，被退回，亦可旁证）。毛泽东作为最高领袖，说要“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致章士钊信中语，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4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郭沫若不敢不听；但对老友宗白华，郭沫若则高高在上，没有任何顾虑，又怎愿把阎文儒的唱反调文章发表出来呢？

和而不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关键在于行事者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唯求真求实，而绝不盲从权威权贵。宗白华在兰亭论辨中，无论“幕前”致郭沫若信（即发表出来的《论〈兰亭序〉的两封信》），还是“幕后”不撰文、向郭沫若推荐唱反调文章，都充分展示了他的君子之举——和而不同。这些，是何等可贵啊！能不让我们后学肃然起敬并铭记记之？

转：书法报 第32期 2026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