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

 

黎潇逸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

 

摘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礼乐教化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国民众，但随着鸦片战争、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乃至改革开放，西方文化的涌进极大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国式礼乐文明、君子成人的传统理想逐渐被纸醉金迷、喧嚣炫目的美国梦所取代，我们很容易发现新时期背景下，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无处不在，新西方中心主义重新崛起。本文以王岳川《发现东方》为阅读对象，反思东西方文化交流博弈中的力量对比，思考如何破除后殖民话语与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并重新建立中国的文化精神价值体系和大国身份，从大国走向强国、实现文明和谐与共同繁荣。

关键词：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中国；西方

 

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轴心时代走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礼乐教化影响了世世代代的民众，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精神气象和价值观念。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既是国家丧失主权的屈辱史，也是东方文明价值的灾难史。十九世纪，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锁的国门，中国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东方文明与西方价值的碰撞所带来的价值选择和取向，既有时代历史背景的客观因素，也有人为选择的主观因素。我们曾经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开眼看世界时期，经历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的争论，也经历了十年浩劫时期对传统文化的诋毁和破坏，灾难的磨砺让中国的传统文化伤痕累累，亟待重新发现、整理修复和发扬光大。

反观近现代西方的历史，凭借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地理大发现，西欧经济实力极大增强、开始了全世界的殖民领土扩张；而依靠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经济与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美国超越欧洲成为世界超级大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整个世界的联结不断加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球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地球成为了一个文明祥和、其乐融融的乌托邦，后冷战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壁垒牢牢地横亘在中西交流的通路之间。

当美国的好莱坞大片、迪士尼动画占据国内各大院线的榜首，当西方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影响了大批中国人的生活观念，当中国式礼乐文明、君子成人的传统理想逐渐被纸醉金迷、喧嚣炫目的美国梦所取代……我们很容易发现新时期背景下，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无处不在，新西方中心主义重新崛起。而当代的西方文明，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资源耗竭的挑战，愈加频繁的周期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宗教和种族极端势力的恐怖袭击……这显然不是人类文明的理想出路和美好未来。西方文化的困境和中国文化之殇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阅读王岳川老师的《发现东方》，反思东西方文化交流博弈中的力量对比，破除后殖民话语与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重新建立中国的文化精神价值体系和大国身份，从大国走向强国、实现文明和谐与共同繁荣，便具有极大的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后殖民话语与西方中心主义

 

后殖民主义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它主要是一种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后殖民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一种铁板一块的僵化的理论，自诞生之初，它就常常变化，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从属关系以及阅读实践。王岳川老师在《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一书中曾经指出，“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利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利身份等新问题。”（《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王岳川著，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后殖民主义理论不仅仅是简单地研究国家地缘政治的理论，其中包含了文化身份、话语权利、民族问题、种族主义等多方面的内容。

后殖民理论面对的是二十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新的帝国霸权的挑战。“如果说，殖民主义主要是对经济、政治、军事和国家主权上进行侵略和干涉的话，那么后殖民主义则是对强调文化、知识、语言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如何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自身的独立和发展，成为后殖民理论必得面对的问题。”（《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第10页）及至今天，后殖民理论影响巨大、渗透在历史研究、文学批评、政治理论，甚至法律，它跟其它的各种的理论，跟结构理论、跟心理学，跟女性主义、跟民族主义研究，跟所有这些当代理论融合在一起，事实上相当大程度地改变西方、尤其是美国人文学术的面貌。

阅读西方当代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著作很容易发现，后殖民批评话语是由理论阐释和文学创作共同构成的，文学与后殖民批评不是两个各自独立的部分，而是一个统一体，后殖民批评话语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文学作品的批评基础之上的。对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的重读和解构，构成了后殖民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和批评乃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的基础。比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在《东方学》（Orientalism）中运用了大量的文学文本，对这些文学文本的批评构成了爱德华·萨义德后殖民文化批判的主体。萨义德在阐述其关于东方学的观点时涉及到的作家有：乔叟、但丁、曼德维尔、莎士比亚、德莱顿、蒲柏、拜伦、维克多·雨果、歌德、福楼拜、菲茨杰拉德、司各特、夏多布里昂、纪德、内瓦尔等。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为了说明后殖民时代的现代性对权力的转换不是简单地对一种文化传统内容进行再估价，而是依赖于某种变形的结构，在他的《种族、时间与现代性修订》一文中例举了美国黑人作家托妮·莫莉森（Toni Morrison）的创作。而《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一书则从殖民地的角度，论述了殖民主义阴影下的殖民地文学。

这些著作让笔者感兴趣和深思的是，文学与语言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很重要的切入点和考察对象。有两个例子足以引起我们深思：其一，法国为了维护法语的纯洁性而痛下决心，把英语词汇从法语中清理出去；其二，韩国欲废除汉字以推进“去中国化”进程。面对强势文化，法、韩两国采取了同样的态度来捍卫本国文化，即使本国文化原本是外国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也要千方百计来树立本国文化。韩国的例子尤其发人深思，中国凭借悠久的历史曾经形成了世界上最为灿烂的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整个远东地区，然而到了今天，我们却不得不面对强势文化的挑战。如王老师在《发现东方》中所说，整个东亚的“去中国化”倾向十分严重，“汉字文化圈”长期以来已经失效，正在逐渐被“美国文化圈”所取代。英语的强势语言地位十分稳固，重要性不断被夸大，如果不会英语，就难以在学术圈乃至国际上交流和发声。中国学生从义务教育开始就必须学习英语，中考和高考的科目中，英语占据了很大比分；留学热持久不退，大学毕业要求的英语四六级乃至考研、考博中的英语门槛，逼迫学子们不得不花大把时间苦读英语。于是，就算世界正在朝多元化发展，但是从语言的角度而言，我们始终没有脱离西方中心主义的封锁。

语言问题所展示出来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不容小觑。比如《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其中集中探讨了语言和文本的重置两种写作策略，也涉及后殖民理论概念本身的悖论和争议性，后殖民理论与本土理论、当代欧洲各种理论流派的关系，比如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结构、后结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等。写帝国可以说是站在帝国的立场，作为殖民者/中心，带着帝国中心的优越感，来书写帝国扩张和帝国意识。那么逆写相对应的就是殖民地文学，从被殖民者/被驱逐者/土著/边缘的角度来从帝国边缘解构帝国，实现对西方文学经典的逆写/重写。它们脱胎于殖民经验，都在突出与帝国强权的紧张关系，并强调与帝国中心假想的不同。所以欧洲帝国统治期间及之后的世界，包括非洲各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加勒比海各国、东南亚和南亚以及南太平洋岛国等等，所创造的文学作品都属于其探讨的后殖民文学。

正如殖民事业是政治和文化单一中心主义、并致力于对被殖民地施加影响以引发“文化归顺”的，被殖民地在被帝国扩张推至经验的边缘的疏离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种反作用，他们进入一种“所有经验都可以被视为非中心的、多元的和形式多样的”（《逆写帝国》，[澳大利亚]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著，任一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特殊位置，由此边缘性也成了一种空前的创造力。在这个边缘的位置上，被挤压、甚至破坏却又无法完全去除的传统的本土经验羁绊着，甚至与外来的中心产生对抗，从这个位置看，一切都是多元的、离散的。那些所谓的固定的一切、现代性的秩序也都成了虚妄。在这个意义上，逆写帝国所持的始终是一种去中心、解殖民的努力。逆写帝国主要有语言的重置和文本的重置两个策略。语言的重置有弃用和挪用两种方式。虽然在欧洲帝国扩张中，也存在许多英属殖民地之外的世界，但其所探讨的这种代表权力的帝国中心语言仍是英语，而法语和西语并未纳入讨论。弃用就是对英语优势的弃用和否定，是对都市权力凌驾于沟通方式之上的拒斥。而挪用和重构帝国中心语言，接受土著口语影响、融合本土语言特征，则使得语言脱离了殖民优势地位。文本的重置则从语言转入对写作文本内部的探讨。相较于语言的挪用这样显示文化差异的初步手段，写作本身是更为深切和根本的重置。后殖民写作可以归为三个特征：后殖民的声音被帝国中心所沉默和边缘化，即书写静默、无法发声的状态；文本中对于帝国中心的取消，即废弃帝国创造的真实性；对于中心文化和语言的积极挪用，其中包含极端的他性和杂糅性、挪用权力框架等。

为何要书写？这涉及语言、文字的作用，以及表达的有效性和合法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语言是一种权力媒介，是有力量的，我们知道所谓“人言可畏”，千百年来统治者始终重视对民间舆论的控制。比如清人杜文澜《古谣谚》100卷，辑录了大量古代歌谣，其中很多是时政歌谣，农民起义常常借用，如东汉末黄巾起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元末起义前，故意造歌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由于时政歌谣的政治影响力很大，历代政府都严禁反政府歌谣。所以，出现据说是天上的荧惑星下凡教给儿童唱的政治预言性质的歌谣——“童谣”。因为语言的力量是巨大的。

也正因为此，殖民霸权的帝国对于殖民地往往会禁止使用本土的地方语言，强行推行教学、使用自己的语言，很有名的例子就是都德的《最后一课》。加勒比海地区贩卖的非洲奴隶被混杂安置在不具有共同语言的环境中，只能使用主人的欧洲语言，于是自身声音丧失。这种状况不仅仅是底层人在知识分子主导的话语体系中无法说话、言论无法表达的问题，而是完全失去了本土语言、完全失语的状态。这展现了语言的政治运作，也就是欧洲透过“词语”来行使霸权。可以说，对于这些被殖民者来说，失去本土语言是完全割裂了自己与本土经验的联系，采用重置的地方英语来逆写帝国可谓回归种族和血统、恢复与祖先的联系的折中办法。如果仅仅是表达和言说权利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要写出来？比如那些加勒比的非洲人，在语言与土地的双重疏离中，发现其心理上的生存有赖于双重沟通，也就是被迫在主人面前说一套，在其努力后半面前说另一套的技巧。这一技巧已然彻底颠覆了其主人语言的权力。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是逆说帝国，而是要逆写？这一点，涉及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差异，书与笔是通往权力的关键。另一方面，从帝国经验来谈，英国殖民地位虽然衰落，但凭文学经典依然主导后殖民世界的文化产品-文化霸权得以维持。今日汉语同英语一样也是联合国官方语言，我们可以说随着中国的强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中文，但是从文化、文学和知识生产的层面来看，英语之外的民族语言文学作品只有被译介为英语才能获得更广泛的读者群、在全世界流行。中国经典名著若不被翻译成英语，几乎就不可能在华语圈之外流行；同样，近代以来大量的西方经典名著被翻译成中文，相比之下中国的作品被译介到西方的却是少之又少。世界文学经典的主流依然是英语文学作品。某种程度上来看，这几百年来延续的传统也是帝国统治阶级在出版和发行上的控制。

这也从某种意义上回答了“为什么要用重置的英语这种强势殖民语言来书写”的问题。对于后殖民世界来说，有否可能回归使用不被异化的地方民族语言，完全恢复、重联那些前殖民经验？如果完全弃用英语、拒斥和否定帝国强加的语言，用民族语言书写即便在自己的文化圈内甚为流行，如果不通过译介的途径很难获得很大的世界影响力；而且学校和社会始终排斥口语世界，经过几代人的地方英语使用实践，混合的语言已经天然地携带太多欧洲经验。这样产生的文学必然是杂糅性的。在后殖民社会融合性现实中，是不可能回到那种理想纯粹的前殖民文化状态的。

同样，于中国而言，如王岳川老师在《发现东方》中列举的数据显示，西方译介进中国的作品非常多，而中国的优秀作品走出去的非常少，这种严重不平衡的差异也展示了西方中心的文化霸权影响。国内对西方作品的大量译介始于近现代，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下，打破“天朝”大国的封闭心态，努力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语言、技术和文化成为一种潮流。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甚至有人主张全面废除汉字。保留本土语言是保护和传承传统经典文化的必要前提，假想如果现在所有中国人都废除汉字、使用西方语言，过了几世几代，后代中国人再也看不懂《论语》、《孟子》，再也无法了解《诗经》、《楚辞》意蕴之美，这种文化就全然失传了，或者说死了，成为未来考古学所需要研究的一种死亡文化。联想都德的《最后一课》，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通过《最后一课》，了解到“法语（母语）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清晰、最严谨的语言”这句话的内涵，懂得了“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时，只要它好好地保存着自己的语言，就好像掌握了打开监狱的钥匙。”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亡了国的人民，如果还说着自己的语言，保留着自己的文化，实际上就说明这个民族没有彻底灭亡，还在以自己的方式生存着。如果一个民族完完全全丧失了自己的语言，那么，它就几乎失去了它生存的土壤。

其次，民族语言还能使民族内部产生凝聚力。人们把一个民族在千百年共同生活经历中形成的语言称做“母语”，意味着语言对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的哺育作用。亡了国的人民，如果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守住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化，这个民族的人民之间就永远存在向心力，不论异族的统治多么严酷，这个民族的人民怎样被分离，民族的精神文化随时可以把他们团结到一起来。侵略者只能奴役其身，不能奴役其心。正因为如此，普鲁士政府在军事占领阿尔萨斯与洛林之后，就马上强迫当地学校取消法语教学而改教德语；同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三省之后，也是不遗余力地大肆推行日语教学，在台湾也是一样，实行去中国化的日语教育，对台湾地区进行文化上的殖民奴役。他们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在军事占领之后开始语言文化的侵略奴役。因此，可以说对一个民族的军事占领还不是真正的占领，只有通过语言文化的殖民化才能实现对一个民族真正的占领和征服。然而在今天，汉语作为全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却未能将用汉语书写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传播至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华侨在世界各个角落工作生活，却也必须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人在当下的失语。在新时期，面对新型的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我们势必要抵抗、发声，不能无所作为。

 

二、从东方学到发现东方

 

东方学是研究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历史、经济、语言、文学、艺术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的综合性学科，产生于近代西方。首先是一些欧洲商人、传教士和其他最初到东方传教、贸易和探险的人员编写的关于东方各国的记载，而后欧洲一些大学收集了大量东方典籍文稿，出版了一批根据东方资料编成的系统著作，此外，西方还创办了一些研究东方语言的专门学校，如维也纳东方语言学院、巴黎现代东方语言学校。

而在二十世纪，东方国家的一批学者加入东方学的研究队伍，以不同于西方学界的民族视野研究东方学，凭借其材料充实的研究成果而异军突起。于是一些学术研究领域呈现出繁荣的局面，比如敦煌学研究成为国际性的热门学科，而汉学、中东学、日本学由于二十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与变化，成为显赫之学。

而我们最为熟知的现代“东方学”后殖民理论，则来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这是本太有名的书，以至于如作者本人为第五版撰写的后记中所说，它“几乎以一种博尔赫斯的方式，衍变成了许多不同的著作”，甚至有些人将对东方主义的批判理解为对伊斯兰文化的推崇和某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翻译为“东方主义”的这个词的英文原文是Orientalism，这到底该翻译为东方主义还是东方学，是个有争议的问题。Orientalism一词一般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实际上这三个方面是相互紧密相连的。

如何理解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以及他所理解的东方？萨义德在书里曾说：“想要对世界获得真正的了解，从精神上对其加以疏远以及以宽容之心坦然接受一切是必要条件。同样，一个人只有在疏远和亲近二者之间达到同样的均衡时，才能对自己以及异质文化做出合理的判断。”（《东方学》，[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32页。）事实上，东方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被运用到，对各个殖民地的研究中，首先吸收了东方的“说书人传统”，各种各样的民间传说充斥在论证中，哪怕是最严肃的学术作品也不例外。而更有意思的是，在提及这些传说时，总要说明传说中说明文明发达的部分总是被夸大的，那些享乐的部分总是说明东方的生活的堕落和其宗教生活的不真诚。比如一部在阿拉伯人心中并没有那么神圣的市井小说集《一千零一夜》，满足了西方人和欧洲人的想象欲，它证实了这样一个东方，色情、暴力、盲信、堕落，成为大部分欧洲人对东方第一印象的来源，满足了其对异域的好奇。如果这本书将东方仅仅界定为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话，那么就可以避免以下的问题了。但是事实上，萨义德有时也会提及印度、日本和中国。那么就不得不注意到，这里的地政学地图不过是西方中心地政学地图的扩大版，如果说欧洲的东方主义是西方中心的，那么这里的东方主义批判则是东方的伊斯兰中心的，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为何将伊斯兰作为分析的重点，不仅仅在于他本人的个人关怀，而且在于对于西方来说，很长一段时间内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就是东方的代表，伊斯兰曾在漫长的世纪里同时统治西方和东方，东方的其他地方对于欧洲只是野蛮和神秘而已，但是伊斯兰不但神秘、而且充满了威胁。这当然是东方主义的教义，但同时也是作者所理解的东方主义的教义，在这个基础上他才能作为一个反本质主义者来批判之。

也正是从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远东地区，在历史上和东方主义学术研究中，是怎样被轻视和忽略的。在国际学术研究中鲜少有人为中国这个真正的东方国度发声。当东方极大地被限定在近东和中东地区，当来自东方的学者不得不进入西方的学院体制、用西方的学术话语为东方发声，所谓的东方依然囿于西方的想象之内，而以中国为代表的远东，则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发现真正的东方。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和军事强国，有着极大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学术上名校荟萃、让全世界的天之骄子趋之若鹜，汇集于此；文化上从音乐到影视文化，对世界各国都有巨大的影响力。美国的影响力首先来自强大的经济实力，这来源于两次世界大战中依靠独特的地理位置发的战争财。但随着经济大萧条、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也频频遭到质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关“美国梦”已经破碎的话题，经常被人说起，尤其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把关于“美国梦”破灭的讨论推向了高潮。在美国对于“美国梦”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地有大牌评论员发表文章，认为在美国已经没有什么“美国梦”了，像《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所写的文章题目就是：《“美国梦”移民加拿大!》。

联系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写的一本经济学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来看，皮凯蒂提出，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而且据预测将会继续恶化下去。当前在美国，前10%的人掌握了50%的财富，而前1%的人更掌握了20%财富。现有制度只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他将世界经济分成两个基本要素：资本和劳动力，两者都被用于生产并分享产出的收益。资本与劳动力的区别在于，资本可买入、卖出、拥有，而且从理论上讲可无限累积，劳动力是个人能力的使用，可获得酬劳，但不能被别人所拥有。皮凯蒂认为，由于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所以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他由此预测，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将会继续扩大，建议征收全球性财富税。于是皮凯蒂认为，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也就是说未来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拼爹时代”。美国经济由少数寡头控制、造成巨大的不平等，白手起家、通过个人努力奋斗，永远无法同那些“富二代”或“富三代”竞争。这样的情境还怎么去实现“美国梦”呢？国内巨大的贫富不均、机会不等是造成“美国梦”破灭的重要因素，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在世界上走向衰落，让美国人觉得实力不济、大不如前，是“美国梦”变得黯淡的另一诱因。

《发现东方》一书在批判西方话语牢笼和破碎虚幻的美国梦的同时，提出了文化的至关重要性。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历史复兴，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快速而深刻的变化，也无一例外地感受到了这个快步前行的巨人给世界带来的震动。中华民族的复兴注定不可能是一个静悄悄的事件，它必然要成为全球瞩目的大事。对此，国际社会对中国将带给世界的影响有种种猜测是很正常的，中国国内的民众也容易对自身的未来有种种不确定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中国将何去何从，的确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人们对此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也同样关注经济实力背后的文化。因为文化会决定经济实力如何使用、经济增长后劲是否充沛，以及我们将成为一个怎样的社会。

本书从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探讨谈起，看到东方主义作为强权知识和殖民意识形态，揭示出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在将东方“他者”化的过程中的真正目的。作者在书中提出：“《东方主义》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的跨学科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野，将研究的触角指向了东方这一向来被西方主流学术界所忽视和故意边缘化了的领地”。（《发现东方》，王岳川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诚然，西方与东方处在彼此联结而又相斥的二元对立格局中，互相“看”与“被看”的关系中总是存在着误读。正如萨义德提出了西方视域中的东方，王岳川先生也相应地提出了东方人眼中想象性的“西方”，就中国而言，这有四重视界：一是制造西方神话、追求全盘西化，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这在新文化运动时就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潮流；二是强调走出现代性，走向民族性或华夏本土性，也就是新保守主义；三是对西方解魅化，强调中国精神化而西方物质化，坚信有泱泱大国的精神文明和西方的物质文明，就可以超越东方；四则是西方衰亡论，认为中华民族定能成为世界的中心。（参见《发现东方》，第29页）这里依然存在问题，即西方的身份如何定位，因为西方也并非一个单一的统一体，假若将中国之外的均定义为西方，或是单一理解古希腊、罗马文明以来的历史文化概念，或是政治地理概念，都是片面的，还是会陷入西方所定义的东方那种简单的二元论。

发现东方，作者在书中提出中国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模式和重建文化自信，需要采取“对话和差异互动模式”（《发现东方》，第38页）。在这种模式下，中国以平等平和、多元开放、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心态看待一切，因而能够以一种平视的角度与西方、与世界进行对话，在继续拿来、学习他人的长处的同时，也能思考和超越简单的拿来主义，同时，抵抗媚俗地迎合西方、迷信西方、崇洋媚外，但也不怀抱狭隘的民族主义自我迷恋、固步自封。真正成熟而开放的心态，是以中国当代的全球性眼光、而非西方人的眼光去重新发现中国，所谓的发现也就是阐释和展示，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相较于历史发展中一直以来东方远据一隅、被动地等待发西方去发现和歪曲，这种新的模式是一种主动的自我发现和阐释，以积极开放、不卑不亢的姿态面向世界。

长期以来，随着西方政治霸权和经济霸权在全世界的确立，西方史学话语也成了普遍化的史学范式，其史学观点和理论获得了文化霸权地位，非西方的历史经验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史学话语的遮蔽或者扭曲。不过，这种宰制性的西方话语逐渐受到了挑战。美国学者柯文较早地提出了“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口号，印度学者迪佩什·查克拉巴迪呼吁从印度历史“将欧洲地方化”，一些中国学者也质疑西方的知识霸权，做出了“重释中国”的努力。这代表了近些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趋势：不满于西方中心主义对非西方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的支配，将西方历史话语送回到一种地方性的知识结构当中，重新发现非西方历史，亦即我们的东方历史的特殊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大专院校热衷于开设“西方文明史”课程，西方文明史教材也层出不穷。美国的历史学家之所以孜孜于此，主要出于两种动机：

首先是领导西方世界的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被看作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大厮杀，深深地震撼了欧洲思想界，知识分子对他们向来标榜的西方制度和西方价值表示了怀疑，在思想界产生了西方文明衰落论。针对这种悲观情绪，较少遭受战争创伤的美国接过西方文明的大旗，继续鼓吹西方价值的优越性，实际上是为维护西方的世界霸权而作意识形态上的解释。冷战发生后，西方文明史话语更是成为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自由世界”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专制社会”相抗衡的意识形态工具。其次，同化外来移民。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又兴起一股持续的移民潮，这次移民潮的主力是南欧、东欧和犹太人。面对族群多元的社会，美国实行了熔炉政策，试图将外来移民同化为内部一致的美国人，而“西方文明”的概念抹去了美国内部认同的差异性，成功地使外来移民获得了均质化的美国认同。背负着如此沉重的使命，西方文明史教育致力于塑造一个本质主义的西方特性，通过建构国民的优越感区别于外部世界。

一部西方文明史就是在诠释一个绝对本质主义的“西方”定义。在西方文明史的话语中，自由、民主、平等、理性等价值化的概念被西方霸占，成为建构西方完美形象大厦的基石；专制、奴役、愚昧这些概念完全抛给了非西方世界。而西方历史上极其负面的奴隶制、专制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却在西方的定义中找不到任何影子，在西方文明史书写中讳莫如深，偶有涉及也仓皇离开。这本教材打破了绝对本质主义的说教，它承认，西方的价值观并非始终是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它们历经漫长、血腥的历史之后才被人们总结和认同。西方历史上同样充斥着暴力、专制、不平等、不正义、奴役、愚昧和践踏人权。该书的主要目的是阐明价值观被规范和塑造如何艰难，被维持又是如何不易。这正是历史教学和研究应该采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是一味地政治宣传。

认清这一点，才能在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前提下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发现东方》同时提醒人们在研究西学以及重新审理自己的文化时采取的视角和态度可能存在的误区。首先是仰视或是俯视西方的姿态，无论过度自卑而过度放大西方的优势，还是流露出过度的自傲、坚信中国绝对的优越性态度，都是不可取的，这之中展现的是某种不自信的焦虑。而平视的姿态则是我们所需要的，也就是平和地认识中西方所各自拥有的缺陷和优势，也平视中西方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和生存困境，这是面向人类的未来的路径。同样，在审视中国自己的文化时，也不应该采取妄自尊大、盲目排外的国粹主义和地方主义，或是主张全盘西化、全然否认中国文化价值的虚无主义、自卑主义，甚至是将文化意识形态化的文化集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一个东方大国的形象正在崛起，与此同时单一的二元世界和西方中心主义也逐渐成为历史，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这种非单边霸权的话语模式下，中西方该以何种方式进行对话和交流，而中国又应该展示出一个怎样的新形象、怎样更好地展示这种形象。一个真正强大的大国，该是平等平和、不卑不亢的心态，既不随意自我贬低也不狂妄自大，既不盲目崇洋媚外也不随意蔑视西方，我们需要向世界展示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文化生态的大国形象。

 

三、中国镜像与文化身份

 

中国作为具有漫长历史和丰厚文化底蕴的泱泱大国，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然而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存在不匹配、不平等的状态，中国从西方拿来了大量的文化，学习西方语言、科学技术，译介了大量西方的文学著作等各种书籍，然而中国对西方的文化输出却寥寥无几，产生了令人触目惊心的文化逆差。当国内的孩子们愉快地享用肯德基、麦当劳等美式垃圾快餐，国外的人却鲜能随意地吃到连锁中餐；当国内的影片院线被好莱坞大片、迪士尼动画占据榜单，年轻人热衷追美剧、英剧时，中国的优秀影视作品却往往走不出国门、甚至在国内都票房惨淡；当英语成为中国学生中考、高考、大学毕业甚至考研、考博的重要科目，学生们花费大把的时间学习英语、背单词时，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相比学英语的中国人数量简直九牛一毛；当中国的读者能读到各种西文文学作品的中译本，对各种西方经典名著耳熟能详时，中国的大量优秀的古典文学著作乃至现当代文学作品，都面临着在国外市场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

联系近代中国的历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危亡图存之际，在文化拿来主义盛行的社会境况下，中国文化遭遇了深刻的身份合法性危机，“审父”使得人们开始批驳文化传统，全然蔑视传统文化的尊严和价值，于是进入某种文化虚无主义的状态；全盘西化则进一步地消解中国自身文化的合法性而主张一切学习西方，以西方马首是瞻。这种错误的倾向和观念实不可取的。在中国不断发展、强大的二十一世纪，文化必须跟进，不能成为限制综合国力发展的短板。

首先在价值观领域，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惟利是图原则作为指导思想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像泛滥的洪水一样试图冲毁人类一切精神家园的围墙，迫使人类放弃几千年来所追求的道德、家庭、民族和国家等神圣终极关怀和社会理想目标，将人类变成弱肉强食的自然丛林中为生存而争斗不息的赤裸裸的野兽。现代西方文明充斥着虚无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世俗化价值观念，以及弱肉强食、惟利是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泛滥，这些西方流行的现代价值观念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并对非西方的传统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而对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化而言，这种西方世俗化价值观念是一种充满贪婪、自私、欺诈、虚荣和堕落的邪恶价值观，与中国儒家、道教、佛教所追求的克己、寡欲、仁爱、淡泊等人生境界大相径庭，也与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去甚远。

在文化观念领域，英美等国兴起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公然鼓吹用西方文化征服全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对一贯主张和平共处、和谐发展的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具破坏性的消极影响。文化帝国主义是当今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借用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文化影响力自觉不自觉地推行的一种全球文化战略，其后果就是使西方强势文化在许多方面取代非西方的本土文化，使文化的多样性失去其真实的意义。西方文化帝国主义认为，惟独西方文化是普世性的文化，其它文化在全球化语境都不具有普世性与合理性。以英语语言、好莱坞电影、麦当劳、可口可乐、牛仔裤、流行音乐、迪斯尼乐园等为标志的西方消费主义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流行，极大地促进了英美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主导地位。英美等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人类丛林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超强优势。这种强势地位表现在其文化战略思想领域就是新保守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在近十几年中迅速兴起，并对英美等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涉及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又可称之为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人们通常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所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但另一方面，文化身份又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特征，因为在那里，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作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因此将“身份”的概念当做一系列独特的或有着结构特征的一种变通的看法，英文identity这个词既隐含着一种带有固定特征的“身份”之含义，同时也体现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人所寻求的“认同”之深层涵义。但是这并不只是学术话语内的高深语汇，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显然，不管将其视为特征或建构，都说明文化身份问题在当今时代变得越来越无法回避，它就存在于我们周围，渗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因而也就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中。

我们生活在中国，认同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对于塑造我们的文化身份、性格个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便是一种自我认同。这种自我的文化认同既包括对现实的认同也包括对历史的认同，此外，接受者在认同于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对异质文化也会出现认同感并影响着对原民族文化的认同。建构是指动态的构造，强调了文化身份的历时性变化及共时性的多层面性。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建构是密切相联的，在认同中建构，在建构的同时确立新的认同。文化身份在今天之所以越来越重要，是因为人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产生了身份的认同危机，有种失去根基的迷失感。我们是谁，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文化，我们在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在和他者文化的碰撞中，不断遇到这个问题，也不断感到迷失和迷惑。

文化身份并不是固定而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政治、经济、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建构。文化身份的建构可以分成两个层面的碰撞与融合：一是历史的记忆层面，一是现实的社会层面。历史记忆层面是族群文化在长期的传统中形成的系列独特特征，它是文化身份的恒定层面，制约着文化的认同。比如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而文化底蕴丰富的泱泱大国，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积淀在中国和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底部。而现实的社会层面，包括政治、经济等则是现时的“在场”，维系并冲击着原有的历史记忆层面。当政治、经济的变化并未导致异质文化对一种文化形成强势霸权时，此种文化原有的历史记忆层面就会在文化认同中占主要地位。而当异质文化借助政治、经济的强势压倒一种文化使之失语时，失语文化的历史记忆层将遭到异质文化的强烈冲击，进而形成文化身份的变异。最鲜明的例子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原住民和本民族族群民众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以及世界各地的华裔在异域文化圈内的困惑和自我迷失感。

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开展，我们所面临的是自我的质疑和身份的混杂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全球化并不是要取消文化身份。世界文化中的多样性、多元性，实际上是文化身份的多元存在，因而各种文化的特质还应该保持发展。抵抗帝国主义文化，防止文化身份被霸权文化所同化，并不是对抗全球化，而是要在全球化中更好地发展民族文化。如果说有一天全世界文化真的一体化了，文化按一个标准与范式存在，那文化也就走向了衰败。交流是因为差异的存在，没有了差异，全球化也就失去了意义。

文化身份的“混杂”是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必然现象。就族群的文化民族身份的“混杂”而言，说明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已到了较高阶段，即一种文化不仅吸收了他种文化的形式特征，而且在价值取向、理念上也有所吸收，但不是完全趋同。这种是此是彼又非此非彼的文化实际上是在几种文化相融合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新的文化，是对原来文化的扬弃，必将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丰富全球化的内容。异质文化在融合过程中也有冲突，但不同于军事上的冲突，文化之间更宜于在冲突中寻找到契合点，达到相通互补。即使文化之间真的发生了激烈冲突，也不是简单地谁胜谁败谁吃掉谁的问题。举例来说，中国历史上，元灭掉了宋朝，但蒙古文化并没有吞掉汉族文化，而是在长时间的渗透融合中产生了既包含汉文化又包含蒙古文化的混杂文化。

长久以来，中国的形象被过多地歪曲和妖魔化。从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到遍地黄金的富饶之土，再到封闭落后的东亚病夫，中国的形象一直存在于西方这个他者的镜像的映射中，换言之，整个世界了解中国的方式，不是亲临中国游历感受，不是阅读翻译为西方文字的中国著作来理解感知，而是通过西方人自己写作的描述中国的作品，这好比隔着一层不透明的纸，间接地、带着西方人的有色眼镜看中国。

古代中国的形象总是带有遥远而神秘的浪漫想象，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明的东方国度，有柔软华贵的丝绸，有精致美丽的瓷器，还有广袤无垠的国土。然而进入近现代，中国的形象和地位却一落千丈。随着西方经济的发展和欧洲现代性的扩张，中国在西方眼中的形象发生着变化，欧洲人以最优秀的人种自居，而把所有的东方国家视为劣等民族。他们将中国变为一个自然资源的原产国，只致力于开拓殖民地，掠夺原材料，并将中国作为工业产品输出的海外市场。西方也出现了一种仇视和蔑视中国的心态，对中国的看法颇为偏激。由于西方向中国出口了大量的鸦片，中国人吸食鸦片而变得形销骨立、身体羸弱。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中国申报了近三十个参赛项目，派出了69名的代表团。在所有的参赛项目中除撑杆跳高选手进入复赛外，其他人都在初赛中即遭淘汰，最终全军覆没。中国代表团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幅外国漫画讽刺中国人并题为“东亚病夫”。

而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两大阵营的冷战对立局面开始了，于是东西方又陷入了加剧的互相对峙状态。此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又开始此起彼伏。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种种猜测。许多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人的形象极差，并且这种误解被西方的大众传媒利用并不断放大。西方努力歪曲和“妖魔化”中国形象，正是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发展论、中国妖魔美国论等等诸多论调，来自一方面中国对西方文化大大的文化透支，以及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中国的极端忽略，这种“妖魔化中国”形象，已经从当代政治话语进入了当代文化话语。

从文化的角度，我们很能理解西方世界这一不安猜测的原因。西方文化是富于侵略性的文化，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扩张，无一不伴随着武力征服和侵略。当我们今天也开始全盘照搬西方文化的时候，开始走向强大的时候，西方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很容易就产生重大的疑问：中国未来强大了，是不是也要像西方一样，在全世界实行武力征服和侵略？当我们在文化上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时，不管我们如何强调“和平崛起”、“韬光养晦”，都无法消除西方的这一怀疑。中国只有明确树立不同于西方惯于侵略的“和平竞争文化”，才能让西方国家的无端猜测、指责显露出“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的狭隘，才能让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和“妖魔化中国”形象论不攻自破。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在这之中经历了一个边缘化的过程。在这种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中国在西方眼中的形象依然要靠西方的镜像来反映，中国依然是在西方中心的话语权力下，一个不能发声的沉默的“他者”。而真正中国文化的镜像，有待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发现和表述。王岳川先生还曾写作《中国镜像》，来整体把握中国当代的文化语境和价值趋向。细读此书，作为《发现东方》的续作或姊妹篇，对于理解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身份认同、中国文化的镜像有很大帮助。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全面亮相和自我展现，随着中国体育竞技不断创造纪录、甩开“东亚病夫”的耻辱名号，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地位逐渐确立，中国现在的重要任务是重新确立大国文化地位。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多方面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发展能力就是一个国家充分调动和运用各方面资源推动国家发展进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能力。发展能力高低强弱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当今时代，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繁荣，精神生产的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其功能也更为强大。文化在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的同时，日益由后台走向前台，由潜在生产力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世界，市场决定了话语权和主导力。市场份额越大，其话语权和影响力就越大。美国强大的文化产业链，从迪士尼的影片到了现实中世界各地的迪士尼乐园，获得很大的市场份额。中国大陆内的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开张引发潮流，也可窥得其中美国文化的影响力。由迪士尼公司的经营管理及其产品在全球传播中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力，使迪士尼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品牌，甚至可以说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现象。这种被称之“迪士尼化”的文化现象，与牛仔裤、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一样，是美国流行文化的表征。在文化层面上，有不少人把“迪士尼化”直接等同于美国化，把“迪士尼化”看成是一种“文化入侵”，这不仅仅是对美国文化特色的认知，也是对资本驱动的美国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的一种态度。作为文化现象，进入中国的迪士尼就像一面多棱镜，各种争议折射出中国当下社会的开放和价值取向的多元。

面对西强我弱的文化语境，中国文化要发展起来，把文化产业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必须把文化产业放到国内外的大市场体系中去谋划，在不断创新中接受实践的检验、时代的检验和消费者的检验，用市场的力量把中国文化企业做大做强。同时，要通过建立完善的文化产业组织系统、经济支持系统、创作组织系统等文化系统，致力于创造新的理念和文化产品的新形式，充分发挥文化创意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挖掘文化在提高物质产品的文化含量和附加值上的巨大潜力，从而为国家调结构、转方式开辟新的途径，引领我国经济新一轮的持续发展。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灵魂和血脉，是该民族自我确认、自我阐释、自我表达的符号系统，表征这个民族共有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凝聚力。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磨难而百折不挠、生生不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我们创造了饱蕴中华民族思想精髓和价值追求的连续五千年发展至今的灿烂中华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全球化背景下，要素符号和商品被或多或少剥离了地理因素，作为个人的民族因袭很大程度上受到削弱，文化的边界提供的保护大为丧失，网络在改变生活、时间和空间等物质基础上构建了流动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这些嬗变极易导致国家认同危机、民族认同危机、社会认同危机。当代中国进入各项建设改革纵深攻坚阶段，社会正处于重大的转型期，社会转型的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前所未有。在这个社会结构错动、社会问题频发、社会风险加大的社会变迁时期，迫切需要用贴近时代、生动丰富、富有感染力的先进文化引领社会发展方向、凝聚意志共识，达到凝神聚魄、兴国之魂的重要作用。

 

四、文化输出与文化软实力

 

早在绪言中，作者就提出了“文化定输赢”论。文化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王岳川老师曾提出国家形象在国际化语境中的“水桶定律”，也就是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木板。同样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综合国力的展现也取决于最短板的方面，倘若经济强盛而文化凋敝，物质生活富足而精神生活贫瘠，永远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和强国，也无法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和尊重。

一个真正的大国，不但在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强盛，文化软实力也必当走在世界前列。在《发现东方》中，作者提出了“文化输出”理论。

文化输出面临很多误区。比如有人认为西方没有文化输出而风行天下，然而一切历史都是建构的历史，西方的文化当然不是自然而然被全球认同的，它们在全球的被接受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也是西方人自觉的文化输出所达到的。也有人认为文化输出不能太急，要等一百年后中国赶上西方成为后现代国际，或者等经济强盛了才能再谈，但是单一地以时间段来划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存在误区，文化不可虚幻地接受线性进步主义的支配，同时倘若经济发达了，而文化却没丝毫准备，也是另一种悲哀。还有的人认为文化输出是官方的事，个体的力量微乎其微，以及有了国际汉学，就不再需要中国学者的文化输出了。然而文化输出并不只是官方的事，每个个体也需要有充分的自觉意识，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输出。而国际汉学家的视野与中国学者的视野完全不同，中国学者面临着自身传统文化的变革和重新书写的工作。只有厘清这些误区，我们才能更好地进行文化输出。

文化输出并不等同于自我扩张，应该抵制西方的那种中国威胁论的思潮。作者在书中明确指出，“文化输出不是要制造出一个抵抗性的内在中心以抚平百余年来中国的文化自豪感所遭受的创伤，从而间接地助长自我优先性和对‘他者’的歧视；也不是要在文化差异的理论框架中确立内部-外部视点，在‘普遍性-特殊性’的共谋怪圈中强调以特殊性为认识论基础，从而兜售一种控制他者的权力意志。文化输出是思考自己真正的‘中国形象’和对世界和人类的意义。”（《发现东方》，第13页）

文化输出是源源不断的、持续性的，是一个漫长而持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断向西方、向世界输出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经典，正面地展示一个真正的文化大国的东方形象。

悠久历史文化的形成，某种程度上有它的自然原因，就好比森林、草原、沙漠、海岛，是千百年来自然环境演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彻底改变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既然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结出全人类最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就应该承认，它不是瀚海沙漠，不是文化生命的恶劣环境，而是能够诞生优秀文化成果的肥沃土壤。我们必须珍惜自己生长的土地，爱惜自己的家园，用我们的努力，根据现实条件，将自己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如果我们不爱自己生长的土地，我们自然不可能将其建设得好。

尊重自己的传统，并不等于排外。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历史上就是具有极大包容力的。“开放包容不是盲目崇外，学习借鉴也不是照抄照搬”。

要真正落实“多元化”，首先必须破除文化领域的“美国中心观”，即一切以美国为标准；其次要破除“西方中心论”，即只有西方文化才代表先进和文明。由此，正如作者所强调的，我们需要“文化自信”。只有建立在充分的文化自信基础上，我们才能正确地对待自身传统的优劣，也才能客观地看待其他文化的长短，才能将坚持优秀传统与开放包容协调地结合起来，造就我们新的、有生命力的文化。“文化自信”不等于“文化自大”，没有“文化自信”就没有正确的开放和包容。只有建立充分的“文化自信”，我们才能在建设新家园的过程中，培养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在拥有“文化自信”的同时，我们要致力于提高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方能提高综合国力、建设文化强国。如何保护创造力，如何激活创造力，如何把创造力转化成生产力，已经成为文化发展道路上的一道难题。

创造力是一种价值重塑，更是一种思想解放，是选择以新的发展观发展经济的视域和气度。文化产业是文化、知识和技术高度关联的产业，其每一个环节都高度依赖创新和创造。

大力提高我国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环节。所以，我们需在全面扩大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介与手段，建设覆盖面广、层次丰富的强有力传播体系，加大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力度和广度，提高我国文化传播的有效性，使我国的文化及价值观获得最广泛的认知与认同，从而有效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发现东方》梳理了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的历史历程，最后提出了文化输出，并指出这是发现东方的题中之义。想要重新确立大国的文化地位，重返世界舞台，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话语，中国必须要进行文化输出。这是个国家性的重大举措，涉及从翻译、出版到影像知错与文化传播等在内的文化工程，并非一人一事之力所能完成，也绝非殿堂庙宇和学院内部的事，上到国家层面，下到学者乃至非学术研究机构的每个普通中国人，都有责任去共同承担和完成这项工作。

文化创造力的昂扬与衰微，与一个时代社会整体的精神品位和现实追求有着直接的关系。就社会环境来看，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正面临着一个大众文化全球传播的时代挑战，消费主义和现代性浪潮全面主导着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改造，日益滥觞的文化商品化改造着中国社会既有的文化构造和精神体系，文化创造力因此而面临着极大的压制，期待在恰当的时机和条件下得到释放。就创造者个体来看，发展和提高文化创造力，创作者需要自我拯救，努力化解消费主义和文化商品化等外部浪潮对自身价值和信仰的冲击，妥善地保护文化冲动、精神信仰，只有从超越自我起步，才能走到百花盛开。这是个艰难的过程，但必须经历。

从民间和公众层面来看，文化创造力来自创造者的心智、情感、精神，也需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智、情感和精神的呼应，需要大众的审美能力和品位的支撑，缺乏这个基础，创造力的提升必定是空话。就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而言，拯救当代国人的心智、情感、精神和信仰，使他们与低级功利的趣味和欲望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进一步地，培养大批能够对文化和精神有敬畏之心的公众，本身就是文化强国的重要诉求，也是为中国文化的创造力留下余地。

我国虽有深厚的文化资源，但文化软实力并没有实现与经济、科技等的齐头并进，尤其在文化产业领域。文化产品贸易逆差巨大，市场份额明显低于邻国的日本和韩国，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也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包含中国元素的《功夫熊猫》展示了美国的动漫精神，掀起追剧热潮的韩剧饱含着韩式的伦理道德，而跟风不断的中国古装剧上演的却是宫廷的权势争斗。文化输出是透视一国文化的重要窗口，提升文化软实力更需要在文化中输出中国精神。

文化软实力是以文化资源为基础的一种软实力。这种软实力不是强制施加的影响，而是被主动接受或者说是主动分享而产生的一种影响力、吸引力。文化软实力应该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柔性力量，而不是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强行推行的价值观。文化软实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凝聚力、国际竞争力，也关系到国家维护自身利益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能力。

与西方不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在于塑造“新的自我”，以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为多元世界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通过展示“中国品格”，并努力改善自鸦片战争以来被世界扭曲了的中国形象，而不是为了炫耀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并强迫外部接受中国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软实力应该是真正的柔性实力。这种文化压力与认识差异，同样也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机遇。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魅力，能够为全球化的世界提供解决方案，为其他文明的演进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创新和转化，同样可以服务全人类，尤其在后工业社会，可以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重天道”、“法自然”、“尚人道”的人文精神，不仅是中国文化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并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西方人本主义的重要来源之一。“尚中贵和”，简言之就是多元并存、相互包容。当今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日益频繁，而文化的融合正是以文化的多元性为前提的。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更是从文化的层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的和谐理念。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而不同”的理念，对于消弭当今世界各种对立与纷争具有重要意义。在国际关系中弘扬这些传统理念，以之为基础倡导和谐共处、多元共存的世界新秩序。

首先，在文化输出中需要输出蕴含民族自信的中国精神。领导人外交出访着中国品牌服饰、送涵养传统文化的国礼，展示中国品牌文化自信的同时也活跃了经济发展；公众在国外的传统艺术表演，增加国人的自豪感也传播了中国文化的博大；采用传统京剧形式演绎外国故事的《王子复仇记》在国内广受争议但却获得国外观众及媒体高度评价。让汉字在计算机时代的书写中继续传承，让文化在多元化时代的传承中更加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输出的不仅仅是文化本身，更是蕴含民族自信的中国精神。

其次，文化输出需要输出体现突破创新的中国精神。中国有海量的故事，但是缺少把故事进行文化传播的突破创新，不是因为技术和设备的差距，而是因为创新理念和精神的不足。《论语》有云：“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珍宝的同时还需要随技术与时代发展进行革新。成功进行了传播的《舌尖上的中国》，其体现的是中国特色，融合的却是西方技术，但最终传播的却是中国文化。底蕴深邃的中国元素背后更需要有充满勇气与智慧的突破创新的精神，以不断拓展与延伸传播内容的广度与深度。

再者，文化输出需要输出追求人类共通价值的中国精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和道德理念不仅启迪智慧也能塑造心灵。但仍存在一些跟风与脱离历史的扭曲的文化，这会引起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不利于对中国形象的塑造。费孝通先生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媳妇的美好时代》因生活的共通性将有文化差异的不同地域的人们联系到一起，强调了对美好生活的一致追求；《舌尖上的中国》以普通人的生活为表现对象，为人类增添了生活的诗意；韩剧将剧情与对伦理道德的推崇相结合，激励着观众的人文精神；美国将赋予时代特征的国家形象以文化的形式强势推介给观众。中国的文化输出不仅是在输出文化产品本身，更要输出追求人类共通价值的中国精神，一种博大和包容的精神。

落到具体实践上，文化输出需要做什么？《发现东方》一书中将文化输出分为实用文化、艺术文化和思想文化三个层面。这是个纵向的涵盖很广的范围，从日常的生活器物到书籍翻译的思想输出都有涉及。早在中国古代，通过丝绸之路，就将柔软华贵的丝绸、温润清香的茶，以及精致美丽的瓷器、玉器、漆器、景泰蓝等工艺品传播向西方。物质形态的实用器具以及展现中国文化韵味的民俗风情，是最基础和最普通的输出。其次便是艺术文化上的输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从古至今拥有形式多样的艺术文化，其中包括文学作品、书画艺术和戏曲艺术等等。但是不仅仅是这些，通过中国文化的自我审视和自我发现，从文化的考古中，发现中国传统源远流长的经典艺术价值和内涵，发现中国艺术悠长的生命力和深刻的价值。最后则是最高层次、也是最重要的思想文化输出。书籍作为思想文化的物质载体，对于思想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语言的局限，需要翻译成外语才能进行有效的输出。面对中西方译著数量的严重不平等，需要努力扭转这种文化逆差。梳理中国从古至今的经典作品，需要国家拨出经费和组织专人进行翻译，减少西方对于中国的文化误读，并增进双方积极有益的交流。

广泛传播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文化，必须警惕垄断资本对于文化和媒体的操纵。一般来说，垄断资本操纵文化有三种主要的方式：一是将文化机构私有化，使得文化机构更倾向于传播有利于垄断资本的文化观念；二是用广告投入来影响文化传播的内容和范围；三是在教育领域培养符合垄断资本利益的文化代言人。，美国打造“美国梦”、强化“美国精神”所采用的手段，基本上就是用垄断资本来操纵文化机构和文化市场。因此，我们在繁荣文化市场的时候，有必要对此保持相应的警觉。

从发现东方到文化输出，这既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背景所提出的文化诉求，也是当代中国在发展综合国力和塑造大国形象过程中面临的客观挑战。这并非一朝一夕的工程，也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这个浩大的伟大工程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因为只有每个个人的觉醒才能推动整个文化输出工程的全方位、多层面开展，个人的力量之流凝聚到一起能够汇成浩瀚的海洋。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终将在二十一世纪焕发新的生命力，重新以文化大国的身份屹立在世界东方。

 

五、重焕汉字文化圈的活力

 

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语言作为一种权力媒介，是有力量的。语言影响着人们的交流和表达，也对各个族群内部的人民的心理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作为屹立世界东方的文明古国，因独特的遥远的地理位置而始终没有间断过的文化传承。而中国的汉字从公元前十四世纪商朝后期的甲骨文开始，亦成为世界上较少的没有间断过的文字形式。由于古代中国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强大的国力，汉字以及儒家文化也影响了周边的许多小国，包括历史上曾受中国皇帝册封或曾向中国朝贡的周边国家或民族。于是，以中国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强大而牢固的汉字文化圈，或者也可以称为东亚文化圈、中华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汉文化圈等。汉字文化圈内的国家，是受中国及中华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使用汉字、并曾共同使用文言文作为书面语、受中华法系影响的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文化、地域相近区域。它们以文言文作为交流的媒体，并不使用白话（官话）作为媒体。即便到了今天，朝鲜语、越南语和日本语词汇的六成以上都是由古汉语派生出的汉字词组成的。另外日本的假名和越南的字喃皆是从汉字衍生出去的文字，朝鲜半岛的谚文虽为自创的文字但也能跟日文假名一样和汉字一同混合使用。

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各国，按照传统都将彼此之间的专有名词（人名、地名等）中的汉字用各自的语言的汉字音念出来。对于中国沿用汉字的地区的固有名词，日本一般仍惯用日语汉字音读法。但是对于越南、朝鲜等已经废除汉字或者汉字使用率极低的国家的专有名词，日本则日益趋于使用从当地语言的读音音译的读法，这种读音被称为“现地音”。日本的传媒于八十年代开始对韩半岛的专有名称改用现地音读法，所以现在一律以现地音读法为准。而由于越南废除汉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日本对越南的固有名词多使用当地读法。从中国方面而言，中文世界对于朝鲜和越南的专有名词的翻译仍然完全采用汉字。但是由于近代以后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汉字废止，由于表面上无法分辨使用的是哪个汉字，从而使某些朝鲜、越南的源自汉字的专有名词的翻译产生了偏差，同样在使用假名的日本人姓名的翻译上，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在目前的东亚汉字文化圈内，便存在着这样的困境和尴尬。

对比世界上的其他主要文化圈，全球共有三大国际性文化圈，即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基督教社会主要分布在欧洲、美洲、澳洲等地，伊斯兰社会主要分布在亚洲西部、南部和北非等地，儒家社会主要分布在东亚等地。在儒家社会地区，往往同时伴随佛教、道教的传播。宗教上本土化的佛教、道教带着地域性的浓淡及辑合，在民间普及。儒教由于与政治思想相匹配，在圈内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共通思维框架。包括使用筷子餐饮，品茶，使用瓦来建筑和使用毛笔来书画等类似的生活文化也作为汉字文化圈的共同特征，以中国为中心分布开来。

在近代，近代科学技术和自由民主的理念从西方传入儒家文化圈，同时传入的还有共产主义等各种思潮。因而在中国大陆、朝鲜、越南，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官方信仰共产主义；而港澳台、日本、韩国，则实行西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向心力减弱，朝贡体系下的各属国对汉字的文化地位开始怀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摆脱落后文化的象征，开始采取汉字废止政策。汉语和汉字在近代面临的问题，非常鲜明而深刻地表征了中国文化的危机和困境，汉语和汉字的尊严和地位不断受到质疑，正是来源于西方英语中心主义的冲击。在启蒙时代后期，随着欧洲现代性日趋成熟，他们将现代和进步看成统治世界的历史观，而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时，将中国的语言和其他汉藏语系的文字视为原始语言，而这里原始语言的含义却是贬义的，代表着野蛮、非文明、单音节、无语法的语言类型，将之视为劣等语言。

在《发现东方》中，作者便严肃批驳了这一观点，并提出：我们应从“知识-权力”关系的角度审视语言学这一貌似客观公正的学科，从跨文化与跨语境研究的角度，透过汉语形象背后的殖民主义历史气息，重新发现中国汉字文化的真正魅力。（《发现东方》，第129页）在西方轻视汉语价值的同时，当代中国内部依然存在着对母语妄自菲薄的心态。中国青年报就此问题做了一项民意调查，3269个受访者中80.8%的人确认我们当前存在汉语应用能力危机。汉语表达的日益粗鄙化，以及公众对汉语的普遍漠视，反映出当代中国人与自身传统文明之间出现了难以弥合的断裂。汉语使用的碎片化与不规范化，还会给国人相互间的交流与理解带来巨大困难，从而可能危害国人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同时，“英语压倒汉语”的状况不断被炒作固化，英语的地位一再地被拔高、甚至神化，也表现了对母语的不自信，以及折射出当下中国教育制度的严重西化。在作者看来，这正是东方文化危机的表征。

面对汉语的危机，重要的是让国人重新重视母语，重估母语的价值，需要破除民族虚无主义的心态和狭隘民族主义的仇外排外心态。因此，面对西方文化要采取比较、交流和对话的方式，坚持中国本位的立场，坚持弘扬以汉字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所蕴含的生命原动力与超越精神。

汉语文化的精神便在汉语思想本身，二者也是中华文化的集中展现。语言和思维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语言把人们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记载下来，巩固下来，使交际和交流思想成为可能。语言离开思维，就成为“空洞的声音”，不再是音义结合的交际工具，因而不再是语言。思维是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离开语言的物质形式，就难以进行思维活动。而不同的语言下，人们的思维模式、心理结构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思维沿着语言符号的阶梯，从具体的感性印象上升到抽象的理性概念，语言符号不断引导思维行进，并使思维内容确定下来，思维的发展、思维方式的变化与进步，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符号系统的效能，这具有普遍意义。古典的汉语言简洁明快，意蕴丰富，充满了诗意。汉语的根本独特性在于其使用汉字、单音节以及多声调，而汉字不仅仅是汉语的书写符号世界，更是汉语文化的诗性本源。这也是最适宜用于表达中国古代的思想、适合中国的思维方式的语言。倘若经过英语的翻译，言不及意，仅能理解表明上的“物”，而非内在的真正思想。

汉字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中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一说，这是因为最早的文字来源就是图画，书与画好比是兄弟，同根生，有很多内在的联系。汉字的起源就是原始的图画，原始人在生活中用来表达自己的“图画”形式。慢慢的从原始图画变成了一种“表意符号”。第二阶段是以表形文字为基础，以表音文字为主体的表音文字阶段，比如从甲骨文到秦代的文字都属于这个阶段。第三阶段是以形声字为主体，还保留了一些表形字和表音字的形音文字阶段，从秦汉到现代汉字都属于这个阶段。汉字的最大优点，是他的超方言性。中国是地域广阔、方言复杂的国家。在古代不可能做到语言规范化，就是现在推广普通话，也还不能在短期内完成。但是汉字却是全国通行的书面语言交际工具。语言不同，以笔代口写出字来，却完全一样。如果是文字拼音化，就会出现广东文、闽南文、上海文、北京文等，妨碍人们思想交流。从近现代的全盘西化开始，出现汉字简化的改革甚至全面拼音化的主张，古老的汉语面临着新时代的考验。进入电子信息时代，汉字基数庞大的现实为汉字输入的问题造成很大的困难。20世纪初，国外出现了一种利用照相原理来代替铅活字的排版技术，实际上是“西文打字机”加“照相机”。70年代国外的印刷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激光照排机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而中国的印刷业却还在汉字的“丛林里”艰难跋涉。而我们北大的校友王选，发明了“精密汉字照排系统”，引起了一场技术革命，彻底改变了印刷行业的命运，他的发明使中文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大步跨进“光与电”的时代。汉字在新的时代通过创新，被赋予了新的活力，这也向世界印证着，汉语是可以走在科技和文化潮流的前沿的。

归结近代以来汉字所面临的一次次挑战，与文字语言学研究中的三个误区一致。首先便是在“言意之辨”中无视“象”的存在。“象”是一种神秘符号，象外有象，象中有象，象又生象，一切皆象。它无比玄妙，无处不在而又无所不包。倘若在中国文化哲思中忽视象这一维度，则使得中国文化精神中少了活泼内在的血脉和灵动的生机。其次便是语音中心的误区，事实上这是西方语音中心的体现，西方语音中心主义重视言说而轻视书写，甚至想把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价值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最后便是汉字拼音化的误区。自从秦始皇“书同文”以来，全国尽管语音、方言各不相同，但在统一的文字的凝结下，国家能够保证统一完整。如果废除汉字，社会文化秩序必将出现混乱，中国也会随之失去文化凝聚力。以汉字为内容统一的书面语，可以超越方言分歧而成为全民族共同的情感表达的交流工具。而汉字输入法的拼音化，使得当代中国人都面临着提笔忘字的问题。随着电脑和手机运用的频繁，人们很少进行书写了，而频繁地使用输入法打字；而广告文化滥用成语则进一步冲击了规范汉语的运用，对孩子的学习和成长很不利。因此有必要纠正这些错误的观念，走出误区，重新审视汉语文化和汉字艺术的价值与魅力。

事实上，汉字的字形本身就是艺术。汉字书法为汉族文化的独特表现艺术，被誉为：无言的诗，无形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每一个汉字方方正正、筋骨扎实、结构严谨，但又易于个性的驾驭。昔日象形的甲骨文早已中庸成了今天文件的文字，但汉字作为象形符号的表意功能始终未变。而且，每一个汉字似乎都有精巧的构图，恰当的比例，使这个符号被赋予了太多的艺术内涵。汉字的结构能给予人们的是一种稳重、端庄的整体感，这在于汉字的左右、上下都处在相互平衡、相互对立统一的状态中。汉字给予人们的不仅仅是一种整体感，而且还有一种审美感，即人们见到汉字就会油然而生一种审美愉悦之情，这是因为汉字的形态具有艺术特质，也就是说汉字的偏旁、部首大都是对自然形状的描绘，同时汉字也能使人一下子进入汉字自身所创造的意境里。从甲骨文、金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诸体，书法一直散发著艺术的魅力。中国书法历史悠久，以不同的风貌反映出时代的精神，艺术青春常在。回望历代书法，“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追寻三千年书法发展的轨迹，我们清淅地看到书法与中国社会的法发展同步，强烈的反映出每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汉字书法是依靠柔软无骨的毛笔写出来的，以柔克刚，刚柔并济，这也暗含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一纸书法，黑色的笔墨线条，白色的一方宣纸，以最简洁的色彩和形式，穷极了线条与章法的变化，也暗合了中国哲学中“万物归一”的最高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王岳川先生作为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面对“汉字文化圈”在东亚范围内的逐步失效，将书法作为文化输出的第一部，在理论上提倡“文化书法”，强调“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致力于中国书法文化的世界化。中国书法的运笔用墨，既展现了东方汉字的形象之美、变化万千，又包含了中国文化的深刻意蕴和精神内涵，从书法开始作为文化输出的一个重要途径，不失为很好的策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和汉字，开始拿起毛笔、饱蘸墨汁，在宣纸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一个个汉字，这是中国书法艺术推广和发扬的起点，是东方文化输出的重要途径，也是重建“汉字文化圈”并不断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方式。

而对于中国少年儿童以及成年书写者而言，学习书法的重要性更是毋庸置疑。汉字书写讲究结构，讲究笔势、讲究神韵，是一项十分精细的活动，要把字写好，精神必须十分专注，注意力要求相当集中，在临写名人字帖、欣赏古帖过程中，对书法艺术这一领域的欣赏和鉴别能力也得到了提高，既开阔了视野，又发展了能力。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书法，书写者能够丰富自己的文化素养，增进对繁体字、古诗文的理解，培养自己高雅的审美情趣。中国历代书法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继承和发展。成名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各领风骚，各具特色，其内容博大精深，法度森严。学生在临习书帖时，耳濡目染，常受其熏陶，产生强烈的学习欲，进而养成酷爱书法艺术的兴趣，从而一代一代将书法艺术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创作和欣赏书法，并非仅仅是怀古幽思，而是通过欣赏和创作，人们能够切身地还原和进入传统、历史以及文化中，去探寻、去发现，去倾听、去追问，寻找中国文化精神的秘密和真谛，感知自己精神的魅力和生命的意义。

 

六、结语

 

在这个发展日益迅速、世界各地联系愈发紧密的时代，如何把握发展战略的先机、走在时代的前沿，同时又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使这古老而悠久的文化常新、焕发新的活力，是中国人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随着西方垄断资本的不断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到空前的高度，以现代性扩张为本质特征的全球化已成为有目共睹的客观现实。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文化的强势语境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并给世界政治、经济、文化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全球化语境下，以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导致了全球文化的西方化、商业化，致使东方的中国文化逐步被全球性商业文化所吞蚀和严重边缘化。

在这样的时刻，提出“发现东方”，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便具有了极大的价值和意义。

当前，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互相激荡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中国文化应该从全球化视野去认识发展的形势和策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与自我创新，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和影响力，加速中国文化的普及与传播，为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与世界和谐发展提供重要的精神资源。我们需要破除后殖民霸权的话语体系，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这并不是要求我们全然反对西方，建立一个新的东方中心主义，这无疑是矫枉过正、剑走偏锋的。

面对当前的形式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正如王老师在书中指出那样，我们需要与西方采取对话和差异互动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国以平等平和、多元开放、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心态看待一切，因而能够以一种平视的角度与西方、与世界进行对话，在继续拿来、学习他人的长处的同时，也能思考和超越简单的拿来主义，同时，抵抗媚俗地迎合西方、迷信西方、崇洋媚外，但也不怀抱狭隘的民族主义自我迷恋、固步自封。真正成熟而开放的心态，是以中国当代的全球性眼光、而非西方人的眼光去重新发现中国，所谓的发现也就是阐释和展示，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无论过度自卑而过度放大西方的优势，还是流露出过度的自傲、坚信中国绝对的优越性态度，都是不可取的，这之中展现的是某种不自信的焦虑。而平视的姿态则是我们所需要的，也就是平和地认识中西方所各自拥有的缺陷和优势，也平视中西方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和生存困境，这是面向人类的未来的路径。同样，在审视中国自己的文化时，也不应该采取妄自尊大、盲目排外的国粹主义和地方主义，或是主张全盘西化、全然否认中国文化价值的虚无主义、自卑主义，甚至是将文化意识形态化的文化集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一个东方大国的形象正在崛起，与此同时单一的二元世界和西方中心主义也逐渐成为历史，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这种非单边霸权的话语模式下，中西方该以何种方式进行对话和交流，而中国又应该展示出一个怎样的新形象、怎样更好地展示这种形象。一个真正强大的大国，该是平等平和、不卑不亢的心态，既不随意自我贬低也不狂妄自大，既不盲目崇洋媚外也不随意蔑视西方，相较于历史发展中一直以来东方远据一隅、被动地等待发西方去发现和歪曲，这种新的模式是一种主动的自我发现和阐释，以积极开放、不卑不亢的姿态面向世界。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灵魂和血脉，是该民族自我确认、自我阐释、自我表达的符号系统，表征这个民族共有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凝聚力。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历经磨难而百折不挠、生生不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我们创造了饱蕴中华民族思想精髓和价值追求的连续五千年发展至今的灿烂中华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因此，在“发现东方”的同时，梳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文化输出，是建立中国文化战略和国家危机的必由之路。

文化输出并不等同于自我扩张，应该抵制西方的那种中国威胁论的思潮。文化输出是源源不断的、持续性的，是一个漫长而持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断向西方、向世界输出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经典，正面地展示一个真正的文化大国的东方形象。那么落到具体实践上，文化输出需要做什么？《发现东方》一书中将文化输出分为实用文化、艺术文化和思想文化三个层面。这是个纵向的涵盖很广的范围，从日常的生活器物到书籍翻译的思想输出都有涉及。

早在中国古代，通过丝绸之路，就将柔软华贵的丝绸、温润清香的茶，以及精致美丽的瓷器、玉器、漆器、景泰蓝等工艺品传播向西方。物质形态的实用器具以及展现中国文化韵味的民俗风情，是最基础和最普通的输出。其次便是艺术文化上的输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从古至今拥有形式多样的艺术文化，其中包括文学作品、书画艺术和戏曲艺术等等。但是不仅仅是这些，通过中国文化的自我审视和自我发现，从文化的考古中，发现中国传统源远流长的经典艺术价值和内涵，发现中国艺术悠长的生命力和深刻的价值。最后则是最高层次、也是最重要的思想文化输出。书籍作为思想文化的物质载体，对于思想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语言的局限，需要翻译成外语才能进行有效的输出。面对中西方译著数量的严重不平等，需要努力扭转这种文化逆差。梳理中国从古至今的经典作品，需要国家拨出经费和组织专人进行翻译，减少西方对于中国的文化误读，并增进双方积极有益的交流。

从王岳川先生自身的努力实践来看，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并非一句空话。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坚持教书育人，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广泛而深入地研究西方各种理论流派的思想内涵，同时致力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中的精华思想内涵。而作为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面对“汉字文化圈”在东亚范围内的逐步失效，将书法作为文化输出的第一部，在理论上提倡“文化书法”，强调“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致力于中国书法文化的世界化。

面对汉语的危机，重要的是让国人重新重视母语，重估母语的价值，需要破除民族虚无主义的心态和狭隘民族主义的仇外排外心态。因此，面对西方文化要采取比较、交流和对话的方式，坚持中国本位的立场，坚持弘扬以汉字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所蕴含的生命原动力与超越精神。努力发扬汉字书法艺术，便是重新唤起国人对母语和传统文化的重视。汉字书法为汉族文化的独特表现艺术，融合了中国诗文、笔墨、书画等各方面的传统文化，对于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的价值和精神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书法的运笔用墨，既展现了东方汉字的形象之美、变化万千，又包含了中国文化的深刻意蕴和精神内涵，从书法开始作为文化输出的一个重要途径，不失为很好的策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和汉字，开始拿起毛笔、饱蘸墨汁，在宣纸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一个个汉字，这是中国书法艺术推广和发扬的起点，是东方文化输出的重要途径，也是重建“汉字文化圈”并不断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方式。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作为当代大学生，作为北大中文系的博士生，我们每个人也要有文化自觉和使命担当，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这正是我们每个人脚下该走的路。

 

参考文献

[1]《发现东方》，王岳川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王岳川著，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中国镜像》，王岳川著，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4]《东方学》，[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5]《21世纪资本》，[法]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陈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汤铎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6]《逆写帝国》，[澳大利亚]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著，任一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