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方——盛世的文化建言

王坤宇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

经济一体化、制度并轨化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要素，那么文化应该走向何方，是民族主义化还是全球美国化？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文化如影相随，以美元为后盾悄然侵蚀着世界各国的本土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地域文化是否依然具有合法性？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三种在西方以时间顺序更迭的文化倾向在当代中国杂糅共生，这对于中国的文化发展是福是祸？东亚诸国废除汉字、日韩与中国争夺东方文化的领头雁地位，中国在这样的处境中应该选择怎样的文化策略？当代世界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文化的蔓延使世界精神文化生态出现严重失衡，世界文化正在向同质化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语境下，东方文化是否应该继续保持沉默？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地位显著提高，但是文化身份却模糊和暧昧，在这样的处境下，中国应该抱持怎样的价值立场和文化策略？

这些问题，正在困扰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时势造就英杰，语境催生思想。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的新作《发现东方》关注的正是以上的问题。并且以兼治东西的知识架构和文化输出的本土立场为我们指出了一条中国文化发展的可行之途。《发现东方》一书在以下的方面具有洞见：

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播撒与文化生态的失衡

一定意义上说，西方文化是一种“弑父的文化”：宙斯杀死父亲建立奥林巴斯神系，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现代主义要通过宣称“上帝已死”来确认自己的合法性，而后现代主义则通过对现代性的颠覆和解构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隐在的操作机制：欧洲以现代主义文化取消东方文化的合法性，而立国仅二百余年的美国则借用“后现代主义”这枚核弹来消解欧洲和东方几千年的文化积淀。

欧洲现代性的播撒是显性的，和血与火的殖民侵略相伴而生：坚船利炮开路之后，日本施行了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多年殖民地生涯之后，独立的印度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中国有洋务运动、“五四运动”，直至有人主张全盘西化。[1]

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运作机制则颇为隐蔽。王岳川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重镇之一，深入地对后现代主义的运作机制和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后现代与后殖民之间的缠绕关系。美国的“三片”文化（芯片、薯片、大片）正在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在世界播撒，装置艺术、人体艺术、政治波普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官能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为思想基础，通过网络和各种现代媒介不断蚕食着各地的本土文化。在全球化的伞盖之下，后现代主义文化正在侵入每一条文化之流和每一根文化神经。有意识的文化侵入事实上含蕴着“自我中心主义”的内核。大抵是闭目塞听的强势文化的通病，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是这样，工业时代的欧洲是这样，当代的美国亦然。

与此同时，中国百多年来遭遇了严重的文化逆差和文化赤字。《发现东方》一书指出，中国文化在近世的输入和输出比高达100:1。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了本土文化式微，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甚嚣尘上的现实。特别是历经“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也加入了“审父”的行列。长期以来对现代性的追逐使中国当代意识层面倾向于仰视西方。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进入，中国的文化现实变得更加复杂：传统、现代、后现代杂糅共生，并最终导致了一场对西方理论和文化的造神运动：理论工作者不顾理论生发的语境，在各种范畴和概念间寻章摘句、顾影自怜，却不知已经掉入了“语言的牢笼”和“范畴的迷宫”，空耗了才华和精力；文学家们在二十年内，把西方的各种小说和诗歌创作手法全部都尝试一遍，还有不少诗人以年轻的生命殉了别人的“主义”；艺术方面，各种脏、乱、差的所谓手法被各种来路的所谓艺术家费力捣鼓着，无论是笼子里的红色恐龙还是表情呆滞的傻老爷们又或当众表演吃死婴的所谓行为艺术，都打着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幌子，其内里却是向西方主子邀宠，以换得一纸绿卡；大众文化也无法逃脱这样的宿命：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电影一再向西方展示着中国的腐朽、贫穷、丑陋和人文关怀的缺失，因此而大受西方激赏，而宣扬国家主义的《英雄》则折戟而归。

一定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文化和后殖民主义文化在中国的缠绕产生的是邀宠的叭儿狗文化、买办的文化。“以丑为美”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产品已经在西方世界打造出了一个当代中国的负面形象，误导着西方世界的大众。国内方面，长期以来落后的现实，积贫积弱的国运使人们愿意接受和相信中国应该抛弃传统，走向西方。这样的文化现状，并不是偶然的个案，也不是理论工作者和艺术家所能左右的现实，鲁迅在其《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中曾经不无偏激地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所凭依的是西方的现代主义话语。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这样的话语正是为了刺激青年的改变。而且鲁迅虽然不提倡读中国书，他本身却有着深厚的国学积淀。他也已经认识到了现代主义文化的“颓唐和厌世”的一面，却认为比“僵尸的乐观”要好。这正说明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可悲和尴尬的处境。鲁迅比当代的艺术家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是有自主性的，是自觉地“拿来”。时至今日，在西方有意识的文化播撒之下[2]，在各种“西方的月亮比自家的圆”的臆想之下，已经使东方，包括拥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出现了文化生态的严重失衡。

当美国的五大湖区被亚洲鲤鱼侵入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地下达了“灭种令”，这是为了保持水体的生态平衡。当我们的文化中本土文化被严重边缘化，资本主义晚期的文化[3] 却大放异彩的时候，我们本土的文化生态已经岌岌可危了。此时，需要有清醒的学者发出盛世的文化危言：“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之下，我们应该何去何从？

王岳川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中国镜像》等著作中已经对中国尴尬的文化处境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后现代与后殖民之间的缠绕关系，他进而在《发现东方》中指出了（文化）全球化的应有之义：

“全球化不是全球一体化，而是逐渐尊重差异性，走向多元化的过程，是东西方互补并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

因此文化全球化绝不是全球后现代主义化或全球美国化，而应该是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寻找一种“全球本土性”，即本土的优秀文化为构建新鲜的人类文化贡献智慧。后进国家要在世界文化生态系统中谋得一席之地，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非常困难。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实质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要突破这种文化霸权，首先要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和由此导致的仰视西方的心态，同时要能够以一个大国的担当来肩负起为人类保持文化差异性基因的重任，还要有应对打着后现代主义幌子行后殖民之事的系统方略。当今世界，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和美元的强大攻势下，每天都有地域性的文化消亡和灭绝。但差异性是好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参差多态”是美的本源。杂交具有优势。中国保持民族文化自主性和自觉性是为了本国人民的福祉，也是为了人类文化的未来。

国际文化纷争凸显文化的重量

文化有没有长度和重量？文化之于崛起中的大国具有何种意义？面对诡谲云涌的世界文化生态，中国应该采用怎样的文化方略？

身为中国人，大多为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和四大发明感到自豪，然而中国的这一文化身份正在遭受着来自亚洲诸国的挑战。《发现东方》一书中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公案：韩国学者以韩国庆州发现的雕版印刷本《无垢净光大陀曼尼经》（1966年10月）为据，提出雕版印刷是韩国人的发明，并呼吁召开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让国际社会予以公认。虽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但是却为一种新动向拉开了帷幕。韩国提出这一诉求时，中国正处在“文革”的“折腾中”，无暇顾及文化产权。其后是改革开放，国人专注于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印度对中国造纸术的文化产权提出质疑，声称纸最初由印度人发明。韩国为端午祭“申遗”，论证老子、孔子、李白都是韩国人。日本考古学家藤村新一不惜造假，把日本的文明史向上推溯到70万年以前（日本就将因此成为亚洲文化的发源地。）[4]这些文化事件大多都已经被证实不过是历史的一段小插曲，然而却似乎开始给潜心经济发展的中国提了个醒：文化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文化是有长度的。如果把一个国家形象的四维（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比喻为组成木桶原理中木桶的四块木板，文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形象中的短板。文化是有重量的，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直接影响着他在国际事务中的文化身份，文化形象欠佳的中国常常被世界误读为“经济怪物”，而中国的这个短处就成为别有用心的政客、学霸高举黄祸论、中国威胁论，欺骗本国人民，抵制中国的工具和手段。

崛起中的中国正在经历的是不可承受的文化之轻：文化，这个似乎抽象和轻飘的概念，却有千钧之重。中国的和平崛起正在遭受着各种摩擦的阵痛，而且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这样的摩擦会愈演愈烈。美国半政治背景的学者亨廷顿在20世纪晚期提出了“文化冲突论”[5]，认为西方文明将先后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发生冲突。虽然对于这一理论很多人持保留态度，但我们不能否认美国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冷战和热战正在进行时。而美国的“重返亚太”，其意在遏制中国的崛起。如何避免亨廷顿的“谶语”，使西方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间不再是冲突，而是在文化差异中寻求互补、共进，实现共赢。王岳川认为，只有依靠文化，才能实现中国形象的软着陆：
  “要想使西方‘遏制中国’、‘中国威胁论’的问题得以解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文化的方式来化解，就是要重新发现东方文化。”

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提出了发现东方的整体方略：发现东方、守正创新、文化输出、浩大气象。要把一个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展示给世界，文化肩负神圣使命，同时任重而道远。

中国文化创新与世界文化生态的重塑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一扇窗，让世界上另外的57亿人开眼看中国。2011年初中国政府斥巨资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广场的大银幕上播放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英国卫报认为这部片子展示了中国的“软实力”，美国《纽约时报》认为这部宣传片“让世界全面了解中国”，德国每日镜报的评论则认为这部60秒的短片“还原中国的美丽面貌”。从鲁迅疾呼“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么？”，到宗白华叩问“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到王岳川提出“发现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历史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轮回，中国从世界的边缘逐渐重回舞台的中心。因此，当下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中国文化已经登上了国际文化的舞台，接下来的问题是要如何表演，表演什么？

有人不禁会问，东方不是就在那里吗，还需要“发现”什么。事实上， “发现东方”四个字蕴含深意。发现（discover），包含三层意蕴：第一层意思是去除遮蔽，第二层意思是新的探索，第三层意思取其动词性，说明探索是一个长期而且需要不断深入的过程。在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发现东方是一个艰巨和复杂的任务，存在诸多阻力和不确定因素。

发现东方的第一个问题是文化创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一个多世纪的文化逆差让当代中国文化缺少有价值的创新。如前所述，很多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长期以来跟在西方同行的后面亦步亦趋，却迷失了自我，成为思想、艺术的二道贩子。同时，与之相反，也有“民粹”主义的声音提倡读经，废弃引自于西方的自然科学。因此，文化创新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中西和古今这两对张力关系。对于西方，两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学习。今天，我们应该更有鉴别力，要清楚学习些什么：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制度和独立、创新的精神还是学习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思想，是学习其刚健、理性、批判现实的艺术精神，还是学习“异化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迷茫的一代”所创造的脏、乱、差的所谓后现代主义艺术？对于传统，哲学界有新儒家和轴心时代文明复兴的说法，但是同时也有研究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一个“复古和复元古”的文化。[6]“为新而新”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诚然有问题，但是古非今的倾向也有缺陷。面对这个难题，王岳川提出了“守正创新”的原则。

第一个字“守”，说明是要以中国自身的文化遗产为基础。即以我为主。第二个字“正”，说明不是要为新而新，而是要在优良的传统之上创新。这有两方面的指涉。首先，不能认为所有的中国传统的都是好的：例如传统制度层面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双重标准，一壶配多个杯子的妻妾文化，今不如昔的僵化思想是应该直接摒弃的。所要守的道应该是“正道”，是两汉的温柔敦厚、魏晋的文化风骨、唐代的开放气度、宋代的思辨精神、明清的个体觉醒等等。其次，要创新必须有国际性的视野和开放的态度。每一次中国文化的新变都是因为有新的文化因子的加入，无论是佛教文化的进入还是阿拉伯艺术的引进亦或近世西方理性、技术文化的进入都对中国文化新变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汉、唐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两座文化高峰，根源在于在保持文化自主性的基础上文化的开放度极高、差异性的文化因子碰撞、重组、融合，文化性状自然体现为绚丽多彩的特征。

《发现东方》一书进而指出，文化创新是中国重塑文化形象的瓶颈。近世的多次文化运动已经造成“文化断根”，要重拾传统优秀文化不是一朝一夕的过程。同时，通过引进异质文化而创新又必须放出眼光，分清优劣。这确是困难的，需要极强的鉴别力。同时，当前中国文化产业整体质量不高，艺术作品的“缺钙”现象严重。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演员和歌手的收入水平翻了几千倍几万倍，而理论工作者、批评家、文学家、剧作者的收入水平几乎没有什么提高。这无疑会造成艺术作品思想性和文化内涵的下降或缺失。中国文化产业所占GDP的比例极低，在国际文化产业背景中也非常落后。中国的影视、艺术市场大量充斥的是来自西方和亚洲文化发达国家（日本、韩国、印度）的产品。这些都是值得中国的相关官员、理论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深思的。

与发现东方，守正创新同时进行的应该是“文化输出”。中国有一句俗语：“酒好也怕巷子深”。中国要重塑文化形象，靠什么人来进行呢？有人说，已经有那么多海外汉学家存在，已经有孔子学院、侨办的存在，还怕中国文化不能播撒到世界么？《发现东方》一书认为，这些是不够的。海外汉学家所关注的是带有其主观倾向性的“镜像”，误读颇多；而孔子学院和侨办主要专注于语言的传播，对于文化关注不足。因此，中国文化形象的重建既需要西方学者的“拿去”，也需要中国学者和艺术工作者自觉地“输出”。形成一股常态化、多元化、多层次化的合力。而输出的内容应该是经过鉴别和创新之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笔者认为，在这个方面日本和韩国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值得我们借鉴：日本电影在传播日本文化方面功不可没，前有黑泽明后有宫崎骏。黑泽明在其历史电影中悄然将日本的剑道、茶道、武士道等精神传播到了西方，而宫崎骏具有极高票房的动漫电影则传播了日本的泛神论和神道教精神。[7]做为韩国政府文化输出手段之一的韩剧在世界的播撒把韩国的坚毅精神、家庭观念和历史遗产（虽然有争议）传播出去了。相反，我们中国的电影则更多地以一种弱势的姿态，通过西方新历史主义的思想改造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其实质是一种后殖民的心态。直到今天，这样的情况仍未改变，例如近期的《赵氏孤儿》和《战国》，传统的英雄主义、国家主义精神荡然无存，高尚与世俗的界限被完全填平。换而言之，以向西方邀宠的心态是很难发现中国文化美丽精神的。那么，要怎样去发掘和输出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呢？王岳川的答案是在国际视野中，以一种自主、自觉的心态对中国文化中优秀的思想、艺术进行发掘和再创造，并以知行合一的精神不断地在世界传播。

首先是对中国文化中思想瑰宝的发掘，王岳川认为《大学》和《中庸》是中国思想精神的集中体现，他因此而创作了《大学中庸讲演录》一书。书中认为，《大学》是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塑型，强调尊重历史，尊重教化，尊重道义，还特别强调个体精神修养的重要性；中庸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重要的思维方法论和践行本体论，它强调在不偏不倚中寻求恒常之道、中和之道，追求不急不缓、不骄不馁的人生至境。并由此推导出中国思想的精髓——三和文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

在艺术方面，《发现东方》指出书法是中国之于世界的独特贡献。王岳川提倡“文化书法”，即以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为底蕴的书法。要在上溯二王传统的基础上求新变，反对毫无文化根基的为新而新，以丑为新，以邪为新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书法。作为书法家，王岳川秉持知行合一的精神，身体力行，足迹遍及五大洲的几十个国家，举办了上百场演讲和书法展。

在文化认识论上，《发现东方》一书犀利地指出，西方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秉持的是一种今是而昨非的线性时间文化观，这直接导致了弑父式的为新而新的文化传统。到了20世纪后期已经体现出了创新乏力的症候：西方当代理论流派众多，然而却多是“范式”变化，其指涉往往雷同。究其根源，无非是为了实现自身理论的合法性而不惜“弑父”、“弑兄”，另立山头。却不知早已离开了社会现实的地气，成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终于在21世纪初被一些理论家宣告“理论已死”。[8]艺术创作则更加不堪，笔者认为，20世纪西方理论的兴盛，一定程度上是文学、艺术创作走入死胡同的旁证：很多所谓的装置艺术、人体艺术、抽象艺术等离开了理论的解读就会变成一堆垃圾、色情制作或者不知所云的符号。沿着这样的逻辑，西方思想所追逐的自由变为另类自由，无边自由，其最终归宿是消费自由；本体论由神性本体降为理性本体最终降为肉欲本体；究极而言，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就是西方文化精神逐渐降解的过程。中国思想界、艺术界如果等而下之地去继续沿用这样的思考和创作逻辑，其结果可想而知。那么，如何解决这个困境？《发现东方》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即打破线性时间进步论，提倡文化境界论：

人类在时间之轴上（工具理性）耽误太久，而在境界之轴（价值理性）又遗忘太久。文化的境界不是以是否先进，是否时髦而做出评价的，需要理性地估定文化本身的价值，而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接受“线性进步主义”的支配而堕入精神虚无之中。

王岳川将冯友兰先生的四重境界说（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化约为文化的三重境界说：日常生活之境——艺术之境——天地境界。目前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境界停留在第一个层次，所谓“填平沟壑”、拼贴化、戏拟化、去神圣化事实上还是在为世俗化、肉身化寻找合理性依据。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的话，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君子游艺”的艺术境界和“天意合一”的天地境界是不应该被抹杀的。而且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日益肉身化、平面化的今天，境界论的文化尤显珍贵。而这，正是中国文化可能为世界文化所做的贡献。

结语

然而，一己之力毕竟有限，王岳川有感于中国文化形象重塑之艰难，担忧世界文化在全球化的幌子下走向全球同质化而写作了《发现东方》一书，为广大的官员、学者、艺术工作者敲响了警钟。同时指出了发现东方的可行之途：以东方的“三和文明”平衡西方的“三争文明”，以太空时代的文化境界论平衡西方的文化线性进化论，以多元互补和文化对话来重构世界文化生态。或兴或衰，其重在行。

重塑中国文化形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东方文化已经苏醒，它的复兴必然会推动人类文化打破东西二元对立的狭隘境界，走向一种中西互体互用的人类文化新境界。这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有识之士（官员、学者和艺术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去完成：发现东方，文化输出。

[1] 参见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2] 西方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传播并不是自发的，而是西方世界有意识的侵入。相关的材料请参阅《艺术的阴谋》：河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 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 、《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王岳川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等书

[3] 此观点详见：【美】詹姆逊《资本主义晚期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一书

[4]详见《发现东方》一书第四章

[5]此观点详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萨缪尔.亨廷顿著，新华出版社，2010年

[6]此观点详见《复古与复元古》刘绍瑾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关于这一点，笔者将专文分析，此不赘述。

[8]这是西方理论界进入21世纪的一种观点，代表性的文章如特雷.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AfterTheory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