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大学精神

何贤桂

转自《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2期　

　 先生的躯壳死了；先生的精神，无穷的广则弥漫在文化的宇宙间，深则憩息在人们的内心深处！

——罗家伦

蔡元培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也是中国的校长。冯友兰说蔡先生是中国“最大的教育家”，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说他是北大的校长，因为他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说他是中国的校长，因为他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与实践者。

蔡元培主持北大的时期，胡适称之为“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北大是蔡元培现代大学教育理念与精神的实践地。

１９１６年，蔡元培接到教育总长的任命，于１２月２２日到达北京。当时的《中华新报》报道：“蔡孑民先生于２２日抵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明星……”蔡先生的到来，给北京的教育带来了一线希望。次年１月４日，蔡先生如期到北大任职。

那一天，北大喜气洋洋。顾颉刚后来回忆道：“他到校的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鞠了一个躬，这就使得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

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培养的常是经商为官之人。大多数学生与教师仍是前清老爷式的作风，腐败已经深入北大的骨髓。“蔡元培先生来之前，校名改了，本质并无什么变化……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老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容许有新思想”“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什么‘最高学府’？”（顾颉刚）

蔡先生对北大的腐败也早有所耳闻：“我在译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并没有什么兴趣，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他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这就是蔡先生到来之前的北大。面对这一现实，蔡先生在第一次向全校师生演说时，就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他要求学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如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不要将大学“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更“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蔡先生对北大的改革是从改革观念开始的，即转变教师与学生的观念，将他们从旧的观念中挣脱出来，真正地做到“以研究学问为天职”，真正地做到发展学生与教师的个性，最大限度张扬自己的生命力。１９２２年，蔡先生在《教育独立议》一文中说道：“教育是帮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把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教会的影响。”为此，蔡先生在北大确立了“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独立自由”的观念。对于学术，首先要自由，要有宽容的精神，也就是他所说的“兼容并包”。“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在兼容并包的原则下，“当时在北大，以言党派，国民党有先生及宠惠诸氏，共产党有李大钊、陈独秀诸氏，视目为无政府主义者有李石曾氏，憧憬于君主立宪发辫长垂者有辜鸿铭氏；以言文学，新派有胡适、钱玄同、吴虞诸氏，旧派有黄季刚、刘师陪、林损诸氏”（马寅初）。为活跃学校的学术气氛，当时的北大不仅聘请全国的知名学者，不仅邀请像鲁迅等知名作家，而且也聘请了外籍的知名学者，而且也邀请了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蔡先生还三顾茅庐聘请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及在美国的年轻学者胡适；并将在上海的《新青年》杂志搬进校园及创办了各种学生杂志。

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德国教育之父威廉冯洪堡说：“高校的生存条件是孤寂与自由。这就是‘坐冷板凳’和学术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科学的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因为“科学是与高等学校联系在一起的。惟有通过对学术的研究，与科学的交道，对整体世界的反思，才能排演出最优秀的人才。大学生要学的不是材料本身，而是对材料的理解。惟有这样，他们才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和个性，然后他们才能达到自由、技艺、力量的境界。”大学是学术的殿堂，大学承担的学术的研究与文化的传播及学生个性与人格的培养。专制是学术的死敌，学术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下才能健康地发展，才能体现出一个大学的水准和灵魂。蔡先生所倡导的这一思想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正好体现了一个大学的办学宗旨与精神：“大学自然为教授学生而设，然演进既深，已成为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之机关。”

为全面促进学校的学术研究，给教师与学生的学术研究以更大的自由。蔡先生首先在校内实施“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１９１２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先生在起草颁行的《大学令》中就提出建立评议会和教授会，实行民主治校。“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为此，蔡先生建立了评议会，由各科学长与教育中选出的评议员组成，“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了学长的权限，给他们更多的决策权；建立教授会，给教授管理的权力。这种“教授治校”的制度，目的在于脱离政府政治的干预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渗入，保证大学的独立性，保证大学在独立条件下学术的自由。１９２３年，蔡先生离京向总统提出辞呈时，北京政府有意干预北大，北大师生立即发起强烈的抗议。胡适发表文章说：“北京大学的校长是不可随便任命的。今日的北京大学，有评议会和教授会可以维持秩序；蔡先生不回来，这种‘教授治校’的制度可以维持下去的。”当时的情况是行政人员一派，教授一派，学生一派。而当遇到重大事件时，往往是教授与学生形成统一联盟，教授永远与学生站在一起。

学生是一个大学的主体，一个大学因为学生而存在。蔡先生所给予学生的一个自由的容器。蔡先生到北大后，有一个奇怪现象就是不再公布学生的学习成绩。陈顾远说：“蔡先生不公布成绩，目的是希望同学为学问而学问，而不是为成绩而求学。”学校不公布成绩另一个好处是消除学生的功利思想———不是为了成绩而彼此拼杀。教育应当是培养一种超功利的以对世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思想，教育所传播的也应当是这样的一种思想、一种文化。二是听课自由。当时的北大既有在校学生，也有校外的旁听生（包括注册的与没注册的）。但是一个课堂内，往往是旁听生多于在校学生。王鲁彦在回忆鲁迅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略》时说：“每次，当鲁迅先生仰着冷静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的教室时，教室两人一排的座位总是挤着四五个人，连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学生。”这种学生学习的高度自由，给了学生更大的发展空间。大学所谓的“大”，也在于此。蔡先生对学生的精神成长相当关注。蔡先生一改以前的“学而优则仕”纯粹的以功利为目的的学习，在学校开设了美术、音乐、美学等艺术类的学科，培养学生审美能力与超功利的思想。在北大时期，蔡先生大力提倡美育，并主张“以美育代宗教”。蔡先生认为美的对象既有“普遍性”又有“超脱性”；“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的成见，又有超脱性以透出利害的关系”。他的美育思想，来自康德的“审美判断无利害”的美学思想与哲学上的“感觉界以内”和“感觉界以外”的观念。人通过审美教育可以超脱现实功利的纠缠，实现与“感觉以外”的世界交流；教育不再仅仅对“感觉以内”的现实世界的关注，教育也是对“感觉以外”的彼岸世界的追求；受教育者不再仅仅立足于现实世界，受教育者也应当担当起对人类精神世界的终极关怀。可惜在物欲横流的当今世界，还有多少人知道这样的教育思想？我们的大学校园里还有多少教授懂得这样的教育思想？我们的大学生还有多少在超脱现实真正地实现与彼岸世界的精神交流？

北大有蔡先生，是北大人的福气；现代中国有蔡先生，是现代人的福气。蔡先生在北大所创立的大学理念，也是现代中国大学的办学理念。自从有了蔡先生之后，经过几代北大人的奋斗，北大造就一大批具有特殊精神气质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