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石鼓文对当代篆书创作的启示

■范莉莉

一、石鼓文的发现及时代考证

石鼓文为先秦时期刻于鼓形石上的四言诗，共有十枚，因刻石外形似鼓得名，又称“猎碣”，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唐初发现于陕西凤翔，石鼓高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原刻718字，现存文字仅272字。北宋欧阳修时可见四百六十五字，明代天一阁藏北宋本存四百九十二字。其中“吾车”鼓已无字可辨。石鼓文内容多记述秦王狩猎游宴，字体介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属大篆体系，记载秦人历史与文字演变。“石鼓文”这一名称最早出自唐代张怀瓘《书断》一书。他在《书断》中说：“籀文者周太史籀之所作也，与古文小篆异，后人以名称书，谓之籀文。……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叙(即)江王畋猎之事，今在陈仓。”

石鼓自出土后屡经迁徙，未藏者均以石鼓学收藏，抗战时期南迁避乱，1956年起藏于故宫。关于石鼓文的年代存在争议：唐代学者多认为属周宣王时期；宋代赵惟恂首倡“秦物论”；清末康有为证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主张秦穆公时期；郭沫若等考定为秦襄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依据《石鼓诗》发源译释》，推断其作于秦始皇二十一年（公元前219年）至二十四年之间，与“焚书令”时段相应。石鼓文为沟通遗存今世时间最早最具代表性的石刻文字，其在书法史、叙事脉络、书法重大变革之际，开创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承上启下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吴昌硕临石鼓文的艺术价值

吴昌硕（1844—1927），清末著名书画家、篆刻家。原名俊卿，字昌硕，号缶庐，浙江安吉人。少年时因逢受父熏陶，即喜作书、刻印。他的楷书，始学颜鲁公，继学钟元常；隶书学习汉石刻；篆学石鼓文，用笔之法初受邓石如、赵之谦等人影响，后在临习《石鼓文》中融会变通，引起了历代文学家、书学理论家、书家等关注，足见其重要性。关于《石鼓文》研究，前人主要对其本身的流传、文学与书法价值及《石鼓文》对后世的影响等角度进行论述，而并未对《石鼓文》临摹、取法及其对篆书创作的影响进行深入地梳理与分析。吴昌硕作为《石鼓文》的集大成者，通过分析其不同时期对《石鼓文》的临摹，进而分析《石鼓文》对其书风产生的影响。

（一）早年探索期（约1882年—1890年代中期）

吴昌硕在青年时期（约30—45岁）即1882年后开始系统临习《石鼓文》。此时他处于学书求法的初级阶段，个人面貌尚未完全形成。其临作讲究法度，笔画细瘦，体势平正，略显板滞拘谨（图1）。整体结构以平正为主，尚未形成后期个性风格，深受邓石如、杨沂孙等清代篆书家影响，力求在字形和结法上与原本保持一致，“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但仍未能脱前人束缚。自评“无一笔是处”，笔力尚显不足，尚在“形似”阶段。力求忠实原刻（如阮元翻刻的宋本），尚未参以己意气古意（“临气不临形”）。早期作品尚未能全然将原刻的门庭意趣加进，则隐隐融入毛笔书写，草意的“涩朴雄健”与“浓妆变化”在45岁后才逐步显现。吴昌硕自述49岁（1892年）时“仍觉无一笔是处”，可见早期追摹帖（1886年左右），但尚未脱出前人藩篱，真正“悟法渐新解”并确立个人面目，是在50岁之后逐步完成的。

（二）中年蜕变期（约1890年代末—1910年代初）

吴昌硕中年时期（约55—69岁）临摹石鼓文（图2）是由复古转向自我的关键过渡期，其线条由细瘦浑厚，粗细渐趋加大，摆脱早年受杨沂孙影响的匀细度重中锋为主，偶掺侧锋，笔端加粗他线，起收顿挫明显，线条略带石鼓原石风化斑驳的金石涩感。圆中寓方，转折处凝练紧，不再均匀划一。行笔时保留他裹，墨色层次丰富，多用羊毫，偶用枯笔飞白，强化苍茫金石质感；弱化早年工整紧凑入神，行笔提速、节奏感增强。而且，融合篆刻笔法，中侧锋并用，刀刃感兼得线条，粗细顿挫，方圆皆备，金石味大幅提纯。创造性打破原方正匀称形态，字形以纵长取势，欹侧倾斜，左低右高上扬，单字天然错落，彻底跳出对称平衡的古法框架。强化疏密开合关系，对部间留取空间避让，上而下再疏散而左右排布，中宫收紧，上密下疏，内紧外疏张力聚拢力，为形成晚年雄强书风做铺垫。吴昌硕60岁左右（1903年前后）是其书风确立的关键期。他将写意画构图原则（如疏密开合、空间对比）融入书法，并运用画中浓淡墨、枯湿技法，将线条由平稳质变为圆劲挺拔，天趣飞动，具有强烈的金石气和磅礴感，进而提出“临气不临形”“古人为宾我为主”的艺术主张，强调融汇《石鼓文》郁勃的气势和秦汉碑版的朴厚。

（三）晚年化境期（约1915年—1927年）

在其晚年书法成熟期（约70岁以后），尤其是晚年定居上海期间，吴昌硕的《石鼓文》创作进入自由王国。此时他的书法与篆刻、绘画完全融合，达到了“无法之法”的境界，完全跳出了石鼓原拓束缚，借石鼓为载体，自成一家体格，写意化达到顶峰。其中雄厚重浊线条，线条粗壮圆浑，粗细变化剧烈，侧锋与露锋创造奇意，融入篆刻冲刀、切刀质感，苍劲朴拙，墨色丰富，浓墨饱满，枯笔飞白相间，干裂秋风，金石气极盛，笔墨厚重沉实，老辣雄浑。晚年临习《石鼓文》（图3）通篇似颠倒跌宕，一改在晚年原正方体态，形成民式斜斜布局标志性特征。整字紧靠，奇宕险绝，开合对比强烈。他大胆删减、挪移原有石鼓，不拘泥原字形，改字作结构，以抒写情感为先。融汇金文、大篆、隶书、北碑、篆刻于一体，不再有一丝摹古痕迹，临古即创作，形离了神存石鼓，胆擅画点品，整行字势连绵起伏，大小参差，俯仰相生，怒肆狂怪，完全是个人生命活力与艺术自由的表达，真正实现了“书画同源”“印从书出”的融会贯通，人书俱老，登峰造极。其82至84岁高龄仍不辍意，得残年再临，为臻于化境，被公认为“石鼓篆书第一人”。

三、吴昌硕石鼓文对当代篆书创作的启示

吴昌硕临《石鼓文》的艺术成就，不仅在于其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更在于其对当代书法发展格局的重要影响。他以“金石写意书”的创新范式，打破了篆书长期以来以描摹、逼肖为追求开启了全新的创作路径，其影响跨越百年，至今仍未消散。吴昌硕对石鼓文的创造性诠释，打破了传统篆书与创作的边界，为古文艺术的现代转化指明了方向。当下不少篆书创作者或严守原石风貌、固化刻板，或肆意变形、脱离古法，而吴昌硕的学习路径，恰恰平衡了守正与创新的核心关系，极具借鉴价值。

在吴昌硕之前，近代篆书多以模仿邓石如、赵之谦为主，缺乏个性与创新。而吴昌硕将篆刻、绘画、书法的技巧融入篆书，创造出独具个性的艺术风格，让篆书真正成为具有表现力的书体。他的弟子沙孟海曾评价：“缶庐（吴昌硕）以石鼓为基础，参以金文碑版，通入真、草、篆、隶、狂草气度，前无古人。”其艺术影响，沙孟海、王个簃、诸乐三等后世书家纷纷致力于金石篆书的研究与创作，形成了“海派篆书”的艺术流派，深刻影响了近代书法的发展方向。此外，吴昌硕的艺术理念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他提出的“学古而不泥古”“我化我生，说我理进”的创作理念，打破了传统书法“唯古是尊”的桎梏，鼓励后世书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种理念不仅是对于书法创作，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准则——在尊重传统的同时，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让古老的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从吴昌硕早年精研石鼓原拓、夯实古法根基，到中期变法求变，以晚砚年取形写神、以意驭古，到最终以篆刻绘画破格，这三步进阶历程，非土是泥泥古推转传承，掌握古文字的字形法度与金石气韵，再结合自身审美取舍改造，摒弃机械摹写的固化模式，实现从“摹形”到“写心”的蜕变。另外，要重视篆刻刀法对篆书的创作的渗入。吴昌硕研篆刻刀意、绘画章法融入石鼓书写，以斑驳苍茫塑造金石质感，以疏密开合营造空间层次，打破了一般篆书的单调格局。当代大篆创作不应局限于纯粹写字书写，需融汇多体，尤其是线条质量与结体变化，让古文字兼具古拙底蕴与艺术张力。

吴昌硕临《石鼓文》作品之所以能历经百年的被推崇，不仅在于其精湛的技艺，更在于其背后蕴含的艺术精神——对传统的敬畏、对创新的勇气、对个性的坚守。从千年石鼓到吴昌硕的临本，从传统篆书到金石写意篆书，这部作品见证了中国书法艺术的传承与革新。它告诉我们，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坚守成规，而在于与时俱进的创新突破。吴昌硕用他的笔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传承经典、开创未来”的典范，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焕发生机的无限可能。吴昌硕汲取古法又重塑，以创新激活古法，是在深厚的积淀、契合现代视野艺术语境。这启示当代创作者，既要坚守传统金石大篆，又要立足现代审美优化演法布局，墨色层次与空间营造，活化古老文字，让传统篆书艺术在当代再现传承与新生。

转自《书法报》2026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