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黄兴“笔铭”的呼唤

梁代

“朝为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辛亥革命功臣黄兴（1874—1916）的《笔铭》与《墨铭》并称为《笔墨铭》，是一位革命者的担当宣言，更是其书法观的凝练表达。这位兼具戎马豪情与翰墨才情的先驱，以“文似东坡，字攻北魏”的笔墨实践，以“书以载道、字如其人”却不囿于书斋的艺术主张，为百年后的书坛注入一剂清醒剂。作为辛亥革命中“过程全才型”的核心力量，黄兴不仅在武装起义中运筹帷幄、身先士卒，更以“学以致用”的践行、“不居功自傲”的胸襟、“顾全大局”的格局，成为革命阵营的精神支柱——他策划广州起义、主导武昌首义，却始终甘居副手，力挺孙中山凝聚革命力量；即便屡遭挫败，仍以“有作为有担当”的韧劲重整旗鼓，可惜天妒英才，42岁便英年早逝，但其精神与《笔墨铭》一道，成为后世文人的精神坐标。在当下书法界功利浮躁、乱象丛生之际，重温黄兴的书法观，回溯赵壹、米芾、康有为及颜真卿、岳飞等先贤对书法的清醒认知，正是为了激浊扬清、正本清源，让书法这一中华民族文化瑰宝回归陶冶情操、承续文化的本真。

书法的社会功能性，从其发展之初便伴随对“本末”的思辨，东汉赵壹(公元122—196年)的《非草书》是最早振聋发聩的时代警醒。彼时草书勃兴，士人阶层陷入极致狂热，“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臂穿皮刮，指爪摧折”仍不休辍，将书法技巧的锤炼奉为人生全部。赵壹力作《非草书》，并非否定草书的艺术价值，而是痛斥这种“舍本逐末”的偏执——书法本是“纪纲万事，垂法立教”的实用工具，是文人表达思想、传递信息的载体，若一味耽于笔墨雕琢，将雕虫小技当作毕生追求，荒废经世致用的学问，最终只会沦为“背离大道，慕类于贤”的伪文人。他的批判直指核心：艺术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文人的价值终究要落于社会担当，而非书斋内的自我沉醉。这种认知，恰是后世颜真卿“笔墨铸忠魂”、岳飞“翰墨抒壮志”的精神滥觞。

宋代文人书法盛极，米芾在《海岳名言》中延续了这份对“本末”的清醒。他深谙书法之道，主张“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却坚决反对将书法奉为人生圭臬的偏执。他批评唐人楷书“安排费工”，并非否定其技法成就，而是点出书法的灵魂在“自然天成”与“精神流露”，而非刻意的技巧炫耀；文人的追求应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非笔墨方寸之间。米芾将书法定位为“文人修养之辅”，指出其是文人品格的外化，却非文人价值的全部，为后世书法树立了基本坐标。同一时代的陆游，便以一生践行此道：其书法沉雄苍劲，笔意中藏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诚，虽久居书斋却心系沙场，晚年仍以笔墨为剑，写下“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壮语，用文字践行着文人的担当。

近代变局中，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对书法的社会功能性作出系统论述，而其早年“书，末技也”的论断，恰与这份论述形成辩证统一。身处民族危亡之际，康有为提出“尊魏卑唐、尊碑抑帖”，并非单纯的艺术流派之争，而是希望借北魏碑刻“雄强奇崛”的气韵，唤醒国人的民族精神。他与梁启超一道，从书斋走出，以笔墨为檄文，领“公车上书”之众，掀“戊戌变法”之潮——康有为书法雄奇开张，“化方为圆”尽显变革之气；梁启超书法秀逸俊朗，笔意中藏着启蒙之光，二人用墨迹书写救国纲领，以行动践行经世抱负，即便变法失败，仍为中国播下思想火种。康有为深知，书法作为“末技”无法直接救亡图存，却能成为“转移世运”的文化纽带——正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的笔墨箴言，左宗棠抬棺西征时的书札雄文，皆以笔墨涵养品格，以行动捍卫家国，这正是“书以载道”的真谛。

黄兴的书法观，正是对历代先贤“本末之辨”的传承与践行，核心便在“辨本末、明担当”：取法高古、碑帖兼融，是对书法艺术的敬畏；以书明志、投笔从戎，是对文人使命的坚守。他自幼浸淫翰墨，从颜真卿入手上追魏碑篆隶，即便戎马倥偬、右手负伤仍挥毫不辍，书作骨力雄健、端方豪迈，尽显大丈夫正气。这种风骨，与文天祥《正气歌》墨迹中的坚贞、王阳明“知行合一”书风中的睿智一脉相承——文天祥书法清劲秀逸，字字皆是“时穷节乃见”“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王阳明书法俊朗通透，笔意中藏着平叛安民的韬略，他们皆以书斋涵养心性，以乱世锤炼担当。但黄兴从未将书法当作人生终极追求，《笔铭》中“雕虫篆刻胡为乎”的叩问，与康有为“书，末技也”的论断一脉相承，与鲁迅先生“人们总把自己的小事看作是天下第一大事”的批判不谋而合。黄兴以书法修身，以行动践行担当，用生命印证了文人的价值不在书斋的笔墨挥洒，而在时代需要时的挺身而出。吴石将军书法

从世界艺术视角看，书法的“本位”认知，与国外艺术评论家对“艺术功能性”的界定高度契合。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艺术是“感性的艺术形象”，使命是“显现真实、表现精神”，却非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艺术是“时代精神与社会风俗的缩影”，是反映现实的镜子而非改变现实的利刃。这种跨文化共识印证了艺术的本质：源于社会，终要回归社会、服务社会。近代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更是将这种“艺术功能性”推向极致——毛泽东书法大气磅礴，草书如龙蛇飞舞，《沁园春·雪》墨迹中藏着改天换地的壮志；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他的书法俊逸挺秀，端稳严谨，书札题词里满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他们从书斋走出，以翰墨抒情怀，以革命定乾坤，成为“投笔大丈夫”的千古典范。

反观当下书坛，种种乱象的根源恰是遗忘了这份“本末之辨”。更值得警惕的是，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一些人将书法这一文化艺术瑰宝无限神化，夸大其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却忽视了时代潮流与世界格局的变迁。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值得珍视与传承，但绝非现代社会的“核心竞争力”，人们更需放眼未来、放眼世界，在拥抱科技进步的同时守住文化根脉。当下部分创作者将书法从“末技”抬至“终极追求”，并非为了载道济世，而是当作沽名钓誉的敲门砖，为参展获奖削足适履；更有甚者打着“创新”幌子，炮制“吼书”“乱书”“射书”等荒诞表演，将书法沦为博眼球的闹剧。他们割裂书法与文化、社会的关联，让书法沦为无灵魂的笔墨游戏，也让文人失去了应有的社会担当。这一系列的“杂耍”闹剧和理念上的“过度追捧”，本质上是对书法的亵渎，对中华文化的严重践踏与蹂躏。

书法的社会功能性，需在“守本位、明担当”的基础上彰显。于个人，它是陶冶情操的精神家园，快节奏生活中，人们可借临摹颜真卿、米芾的碑帖抚平浮躁；于文化，它是承续基因的重要载体，通过书法教育让年轻一代感受王阳明、梁启超笔墨中的智慧；于社会，它是传递正能量的文化纽带，通过公益基金会等多种形式让笔墨传递真善美。 百年风云流转，黄兴的《笔铭》依然振聋发聩；千年文脉传承，先贤对书法的“本末之辨”从未过时。从赵壹斥草书之狂，到米芾明书法之趣；从康有为、梁启超以笔墨启民，到黄兴以行动践志；从颜真卿、岳飞的忠义笔墨，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革命翰墨，一代代先贤都在昭示：书法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值得敬畏与传承；但文人的价值，终究在书斋之外，在躬身入世的担当之中。当下书法人唯有以先贤为镜，涤荡功利浮躁之风，守住书法本真，辨明本末、勇于担当，方能让这门千年国粹在当代焕发出应有的文化光彩，让书法的社会功能性在守本位、明担当的实践中落地生根，发扬光大！

作者为文学（书法）博士、北京国创书院院长、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转自“中国民族博览”，2026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