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卷涵金石 落笔自安和

——马衡行楷条幅

■李治纲

此行楷轴（如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为马衡（1881—1955）所书。作品笔墨温和沉静，无炫技张扬的锋芒，于平淡抒写中，透出醇厚真挚的文人底色。

身为近代金石学的奠基者、故宫博物院院长、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马衡大半光阴沉潜于碑碣、彝器、简牍与古拓之间，朝夕爱润古文字体系。长年考据治学的积淀，并未使其笔墨流于碑派常见的雄强霸悍，反而淬炼出平和内敛、秀雅温润的书风。细观此幅字轴，以行楷书写，楷书立骨、行书润势，字间偶带牵丝映带，整体节奏舒缓从容。近现代诸多金石学人作书，多机械效仿碑刻残损刀痕，以粗重颤抖的线条仿古，极易陷入矫揉造作的创作窠臼，马衡成功规避这一弊病。他深谙金石石理、不摹金石皮相，坚守文字本源、不逐外在奇崛，这份艺术取舍，是经年治学沉淀而成的高远眼界。

马衡兼擅篆隶、行楷诸体，笔墨含蓄秀雅、文韵醇厚，与其冲淡平和的心性密不可分。相较于法度严谨的篆隶，行楷最能直观呈现文人日常书写的本真状态。其行楷远承二王、智永帖学正脉，笔法圆融温润，结字疏朗宽博，通篇清雅气韵自在流动，却绝非纯粹帖学的柔媚书风。数十年摩挲金石碑版、深究文字训诂的学术积累，潜移默化重塑了他的书写范式。笔下既有帖学婉转灵动的笔致，又兼具碑版文字端正沉厚的骨相，线条外显松弛温润，内蕴扎实功力。融帖学之韵、铸碑版之骨，碑帖兼容、刚柔并济，正是马衡行楷最为鲜明的艺术面貌。

细品此幅字轴的笔墨细节，全作以中锋铺毫为主，起收笔摒弃大开大合的顿挫、夸张刻意的提按，落笔沉稳厚重、收锋舒缓有度，行笔匀净从容、不疾不徐。首行“十”“年”二字笔画简净凝练，横平竖直、无多余修饰；“离乱后”三字行笔微提速，字势连贯呼应，却无肆意缠绕的浮华姿态。其行笔灵动，源于点画内部节奏的精微变化，而非字形恣肆张扬。不少帖派书家惯以繁复牵丝营造灵动姿态，而马衡用笔断意连的方式串联字势、贯通气韵。这一书写特质，与其“印从书出”的治学认知高度契合。

马衡在《谈刻印》中曾告诫后学，研习篆刻不可偏执刀法，而荒废篆法文字根本。篆刻创作，文字是根基，刀法只是承载文字意趣、传递笔墨风骨的手段。这一治学理念，同样贯穿于他的书法创作之中。以书印互通的视角审视，笔墨技法等同于篆刻刀法，文字素养便是核心印文。技法为外在形式，学识积淀才是笔墨风骨的本源。反观当下诸多书家，精研笔墨技法、追求视觉张力，却漠视文字源流与文史底蕴，徒具精巧的外在形制，缺失笔墨背后厚重的精神内核。全作三列纵向排布，字距宽松、行距疏朗，排布匀净规整。单字重心平稳端正，字形大小、字势欹侧变化微妙，无剧烈疏密反差、无刻意视觉造势。“沧海事”“暮天钟”等繁简反差明显的字组，马衡顺其自然，因字赋形，繁笔收束不壅塞，简笔舒展不空疏，布白精妙、虚实相生。落款“节任素书，无咎衡”置于末列下半段，体量适中、收束全篇。

此作内容为唐代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一诗，描摹乱世之中亲人久别重逢、倏忽别离的境遇，道尽世事沧桑、聚散无常的人生况味。马衡亲历山河动荡的烽火年代，主持故宫文物南迁、西迁，见证世事变迁、离合沉浮。此番书写，早已超越简单的诗文抄录，其毕生守护文脉、历经风雨的人生阅历，与诗中沧桑意蕴深度共振。岁月淬炼的沉淀，未曾化作激越张扬的笔墨，反而以温润沉静的线条、通透豁达的胸襟，从容安放人世聚散的感慨。这亦是学者书法区别于纯艺术书法的可贵之处：情志内敛于心，笔墨归于平静。

书道精进，贵在日积月累的涵养，而非强求外在形貌。马衡终生以文物考据、文脉守护为己任，笔墨只是公务、治学之余的修身遣兴。正是这份不逐名利、不求闻达的心境，让他跳出了为求面貌而过度修饰、强行造态的创作桎梏。守护国宝、捐献文物，马衡以毕生心血赓续中华文脉，这份厚重深沉的文化担当，尽数融于笔端尺素。世人赏书，多推崇大开大合、气势磅礴的笔墨，往往忽视这静水流深、意蕴深厚的文人书翰。褪去对奇险张扬笔墨的固有偏好，静心品读此帧佳作为能体悟笔墨的底气不在于纯熟炫目的技法，而在于日积月累的学识沉淀与根植于心的文化修为。

转自《书法报》2026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