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书法文化论

李继凯

作者简介：李继凯，男，江苏宿迁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延安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一个连纸张和笔墨都非常稀缺的时期，然而就在这个艰苦卓绝的历史时期却产生了很多文化奇迹。其中，延安文人（文化人）包括作家参与创造的书法文化，就堪称是一个绚烂的文化奇迹。颇为遗憾的是，学术界对延安时期书法文化的关注却很少见，相关的整体性深入探讨更是几近空白，多本中国现代书法史或民国书法史也都不涉延安书法。过去，人们研究延安文艺，也极少有人涉论书法，仿佛“延安文艺”概念中就根本没有书法这种样式。但事实上，延安人特别是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包括书法艺术还是建立了相当普遍而又密切的关系，他们将文武之道与翰墨书写的结合，于艰苦奋斗中开辟了胜利道路和文化家园。对此，我们理应给予必要的重视和认真的探讨。

一

从地理上讲延安有广义的延安和狭义的延安，从文化及艺术角度看则更是如此。“文化延安”或“延安文化”可以包含跨时空的能够体现延安精神、延安范式的精神文化及文学艺术。于是延安文艺研究不仅需要狭义的延安文艺本体方面的研究，也需要超越时空局限的“广延安文艺”的研究和鉴赏，更需要以宽阔而又超越的学术眼光进行拓展性的相关文化研究。其间既要有革命文化研究的维度，也要有传统文化研究的维度，更要有古今中外汇通融合的文化视域和相应的深入研究。为此，我们既要秉承尊重历史事实、尊重人民立场的学术传统，也要葆有宽广通达、兼顾兼容的“经权并存”意识。当年延安人尤其是延安文人既有经久性规律性层面的文化追求，也有权宜之计的工具性的文化操作，体现在书法实践上，延安文人也采取了“经权并存”的应对策略。这里实际也存在着文化策略上的考量，兼顾经权，顾及久暂，随顺大局，则书为要事，亦为乐事。特别是在认真考量延安文人的书法实践时，尤其需要这样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很有必要从广义的“文人”“书法文化”及“文武之道”等概念出发，认真审视延安时期的文人多样性及其书法文化的丰富性。

延安是一座有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积淀的古城。彰显书法文化的传统在战争年代也没有中断。延安旧城墙各门如安定门、安澜门等的题名就皆用书法样式书写，延安或陕西本地文人魏野畴翻译《美国史》即以隶书题写书名，革命先驱者创办的《陕北新声》《共进》等期刊亦用隶书题写刊名，刘志丹、李子洲等人也通于国学及书法，贴春联、刷标语、树招牌也多用毛笔书法，显示着对国粹文化的自然继承。笔者曾指出：“作为中国文化骄子的书法是完全彻底的‘国粹’，中国人围绕书法艺术而展开的有关活动创造了丰富多彩而又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文化。”这种书法文化与包括文学在内的其他文艺样式、文化形态都有着或显或隐、或多或少的联系，即使在战争年代的延安也维系甚至加强了这种联系。

透过历史烟云，我们看到了武器与纺车的同在，看到了领袖和群众的和谐，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剑锋与笔锋的合力，看到了在刀光剑影中领袖、文人、工农兵群众积极参与瀚海弄潮的文化奇观，也看到了人民成为“历史主体”的革命理想和“与时运相济”的文艺方向。在历史上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延安时期，能够濡翰挥毫的人们都在那个也是极为艰苦的岁月里，惜纸如银，惜墨如金，用鲜血生命和精神意志书写

灿烂不朽的篇章。尽管当时情势困窘异常，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他们还是拼力地书写着，用毛笔、钢笔等写出了来自心中的诗文、真言、誓语以及他们认可的各类文句，为延安文化或革命文化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即使在不少心存偏见的人看来，也往往会疑问频生，很难相信在那样一种环境中，竟然会产生那么多不朽的篇章和难以磨灭的墨迹及文武兼备的人才。笔者以为，从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这样命名：“延安书法：武人世界中的文人气象”。从这奇特而非纯粹的文人气象中，我们固然可以领略到文人的“武化”（如“鲁艺”的文人们普遍成为文武兼备的战士，即使比较难得的女性文艺工作者如丁玲、莫耶们也由“昨天文小姐”大变为“今日武将军”了），但同时也可以领略到武人的“文化”（如彭德怀挥毫力荐赵树理小说、“红军书法家”舒同、“军内一支笔”的郭化若以及军人习字学文化所形成的风潮）。因此可以说，文人的“武化”、军人的“文化”以及工农兵学习“文化”的延安现象，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文化现象，内含着“变则通”的文化哲学逻辑，也印证着延安道路其实正是一条文武兼备、聚力发力之路！而从延安文人创造的翰墨世界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奋斗的神圣与艰辛，武人或战士的革命激情及其雄浑之气，尽管似乎少有某些人概念中的儒雅、秀逸甚至温馨，但自有别样的凝重、热烈甚至沉雄，字里行间透出某种令人感叹不已的英雄气概。

我们知道，文人书法，自古即有，却在一个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边区”或被封锁的根据地展示了某种现代的风姿，个体性与革命性的结合显示了有为的延安文人书法面貌。蓦然回首，就在那个非常特殊的年代，亦即政治和军事为主导的时期，毛泽东却充分意识到了文化战线的存在和文化文艺的伟力，由衷而来的善待文人的话语及行为激发了很多文人的创造潜力，不仅出色完成了他们承担的各种文化任务，而且通过书写活动，创造了很多具有艺术意味和纪念意义的“墨宝”。虽然岁月无情，战火酷烈，泯灭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稿和墨迹，令人感到延安文人墨宝的珍稀，然而经过多方努力，仍有一些延安文人书法的真迹存世并被保存和传播开来。这本身就堪称奇迹。当今天的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就会将各种书迹之象与革命奇迹联系起来，因为那是无法泯灭的历史事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字书写、书法书写都强调实用，甚至常与经国大业联系起来，追求立象以不朽，将书写视为“立人”“立国”的一种重要体现方式。由此，文人的翰墨生涯实际就是其生命存在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延安文人遗墨尤其是作家手稿，无疑也以实用见长，同时也是他们生命的留存和见证，不仅是他们文化生命书写的“真迹”，而且是非常宝贵的“第三文本”，由此也可以从许多方面包括书法文化方面进行解读。中国现代书法史不能无视、忽视延安，忽视延安文人的整体性贡献。 又走进了延安革命纪念馆（新装修且重新布展的新馆，仍然使用郭沫若题写的馆名），循序参观，即可看到：这里是枪炮世界，也是文字世界，书写文字成为延安人奋斗的重要内容及日常行为。这些主要运用于革命事业的毛笔或钢笔书写的文字，墨迹斑斑，浓淡不等，情理交融，却也线条舞动，美不胜收，甚至具有指导教化、决策决定、总结汇报、沟通传达及宣传动员等许多作用，延安书法的实用价值在艰苦环境中恰恰得到了极为充分的体现。但延安书法的普遍运用，包括有的诗文剧本的手稿或特意为之的书法，大多也具有或隐微或突出的审美作用。尽管延安时期的鲁艺没有书法专业，尽管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各类展览中也没有独立的书法展览，但在“文协”“文抗”的文人群体及鲁艺、抗大等学校的教员、学员中却不乏善书者，醒目的标语、流行的墙报、街头宣传栏和各类展览题名、作品题名等便多以书法出之。如何其芳、周立波就曾将作品认真抄出发表于墙报《同人》上，在鲁艺每年校庆期间举行的创作展览会上，也会展出作家们的一些手稿。开辟了“赵树理方向”的赵树理，其书法颇有功底，也比较潇洒；荣获国际文学奖的丁玲，其手迹能够令人感到比较“大气”，1948年她在送给陈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扉页上题词，竖行，流畅，颇为可观。纪念馆展览图片中的《中国共产党抗战宣言》也以书法为之，壮观雄奇，堪称书法精品，惜未注明何时何人所书。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该馆中有许多放大了的毛泽东手迹，赫然醒目，如“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等等，就成为每一个展览区的独特的前言，都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由此也可以说：中国传统的书法文化如何为革命事业服务，如何转化为延安文人的书法文化创造，陕北、延安或解放区就是特殊的试验区，对促进延安文艺发展、抗战文艺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在纪念馆中，参观者还可以看到朱德总司令在手写命令或书信上常会加盖自己的印章，茅盾在鲁艺讲课的板书也依然清雅秀挺，周立波的讲课和其手迹一样精彩漂亮，以及《王贵与李香香》的书法题名、李季《回延安》的手稿、何其芳《陕北民歌选》的手稿、保小礼堂的石牌、保育院的题词、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题名，等等，墨迹连连，烽火滚滚，甚至充盈着血与泪的书写，总能带领人们走向历史和文化的深处！延安文人的书法总体看也许有些简陋，纸笔简陋，即使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是用简陋的毛笔砚台和普通八行笺在小小的炕桌上写的。有人回忆，当地农民曾用古砖为毛泽东做了一方砚台。可见当时的工作条件之一斑。正是置放在纪念馆小炕桌上的毛泽东这幅《沁园春·雪》手稿，吸引了无数人驻足观赏，有不少家长还现场教育孩子，其感染教育的作用不言而喻。

由于有能写善书的大小文人的积极参与，延安形成了比较浓厚的书法文化氛围，毛笔书法作为一种书写工具及方式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运用。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各单位、部队以及县区各单位名称，还有各种旗帜也多用毛笔书法题写，在各类证件（如红军家属证、个人证件等）、账本（分地分粮等）的书写中也多用毛笔书法为之，乃至招牌、通知、讣告、悼词、挽联等也多用毛笔书法为之。政府布告、集体宣言、战友赠言、口号标语、总结小结、题词题名、聘书奖状、墓志碑铭、印章篆刻、寿幛祝文、袖章臂章、家书情书、学习笔记乃至各种书信，任命书、纪念证、通行证、座右铭以及捷报、电文稿等等也多用书法为之。常见的油印宣传单、各种教本的题名等也多用书法。各种印章，包括集体的个人的，亦体现了延安篆刻的水准。可见延安书法文化的实践用途非常广泛，且天天为之，却正由于习以为常、司空见惯，所以在延安并不把书法视为需要刻意为之的“艺术”了。

二

在延安那个环境中，大小文人大抵都有用武之地，虽然人才济济，但与迅速发展的形势需求相比却也相对缺乏。文人们也往往较早成为能文能武能说能写能做的多面手。成仿吾、丁玲、柯仲平、周扬、沙汀、徐懋庸等等都是如此。从赵树理到丁玲，从艾青到田间，从柯仲平到欧阳山尊，从周扬到陈涌等等，小说、诗歌、戏剧及评论等领域中的文人们都在热衷于文学文章书写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从事着书法书写，也就在他们舞文弄墨之间，实际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二者结合了起来。包括外来的比较洋气的文人如何其芳、陈学昭等，也在延安时期乐于书写和创作，留下了业余化的却也值得珍视的墨迹。我们不仅应努力“进入特定的历史情境”去“追寻延安文人的心迹”，而且应努力去追寻延安文人的墨迹，并将这二者结合起来。甚至可以在延安文人的墨迹和心迹之间，发现延安文人的个性世界。无心插柳柳成荫，无意书法墨如海。这也许可以作为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的一个诗意的写照。而延安文人创办的各类报刊，也多用书法题写刊名，如《文艺突击》《文艺战线》《中国文化》《中国文艺》《大众文艺》《新诗歌》《文艺月报》《草叶》《谷雨》《诗刊》《部队文艺》《山脉文学》《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解放》《共产党人》《团结》《学习》等，有些作品也用书法作为题名，其醒目提示的作用之外，还有书法美感的传递与题字者个性的彰显，同时由此也可看出延安文人们对书法文化的喜爱和运用。

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也为了行文方便，笔者将延安文人大致分为两大类，即“以文为主”文人群和“以文为辅”文人群（也是书写者）。这两大文人群都与书法文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这样的划分自然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在当年的延安，即使是“以文为主”的文艺工作者也很难说是纯粹的文人，至少可以说延安文人的主体恰恰是复合形态的文人亦即广义的文人（文化人）。因此，提起延安文人而无视那些能文能武、政文兼通的风云人物，甚至将他们与“延安文人”这一概念对立起来，便只能走向某种偏狭甚至偏激。

就“以文为主”文人群而言，据有的学者探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人近百人，在延安，外来的左翼作家至少有百人。其实，文人标准不同，统计便会有异。而给人的深刻印象却是，当年延安无疑是群英荟萃、文人如云。尤其是赫赫有名的“鲁艺”，集中了一大批不寻常的文人。师生中皆不乏影响卓著者。“师者”如吴玉章、周扬、张庚、吕骥、江丰、蔡若虹、何其芳、陈荒煤、舒群、茅盾、冼星海、齐燕铭、周立波、艾青、王朝闻、严文井、王大化、袁文殊、华君武、李焕之、孙犁、严辰等等；“生者”如于蓝、丁毅、海默、马可、时乐蒙、刘炽、黄准、古元、罗工柳、孔厥、康濯、黄钢、柯蓝、陆地、贺敬之、冯牧、陈涌、杨公骥、秦兆阳、华山、葛洛、丁毅、钟惦棐、朱寨、胡征等等。加上其他群体文人，难以计数。这里主要从书法文化角度撷取若干代表人物略加评析如次。 这些人中，著名诗人和剧作家贺敬之就是酷爱毛笔书法的一位代表性人物。这位用一颗诗心“搂定宝塔山”的诗人，作为外来的“移民”，他对书法的爱好众所周知。他于1924年出生于山东峄县（今江苏邳州市燕子埠镇）。15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6岁到延安，人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45年，他和丁毅执笔集体创作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生动地表现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深刻主题。后来又写了《回延安》《放声歌唱》等有名的诗篇。半个多世纪以来，贺敬之辉煌的文学成就和始终如一的艺术主张，有口皆碑。然而在人们普遍关注其文学成就的同时，却很容易忽视他对书法的热爱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他的书法，可谓是典型的文人书法，诗人气质极为显著。他的很多诗文都用书法形式表现出来，即使是其简单的题词，也多是龙飞凤舞，随意挥毫，潇洒不羁的。

又如1938年来到延安的周而复，也堪称是中国文坛的一颗璀璨之星。他不仅是驰名中外的文学家、外交家，也是令人喜爱的书法家。在近70年的文艺生涯中，创作数以千万字的文艺作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的手稿和合乎书法体式的作品。在文学创作方面，他的《白求恩大夫》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红色经典，许多人通过他的作品，知晓了白求恩大夫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其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被翻译成英、法、日、朝鲜、意大利等多种文字，介绍给全世界，成为风靡海内外的作品，而作为一代文坛巨擘，他的书法文化实践也很值得关注。周而复的书法作品，除在国内外书画作品展览会展出外，还被一些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收藏。郭沫若称其书法“逼近‘二王’”。其书法作品有《周而复书琵琶行》《周而复书法作品选》等，奠定了他在作家文人书法史上的地位。正是鉴于他的书法成就和声望，在建国后“中国书法协会”这样的专业团体中，也曾出任中国书法协会副主席之要职。

还有艾青，其诗名远扬，书名却也颇为人知。有友人这样回忆：“多年来，我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读到艾青那充满对土地、人民与祖国真挚深沉的爱，朴素、单纯和浑厚，激人奋进、感人肺腑的诗了，却清楚地记得什么时候见到艾青同样显得别有风骨的墨迹——也就是他的书法……”艾青书法，有时写得工整清秀，显示了一种难得的雅致和情韵；有时则写得挥洒不羁，仿佛他笔下的自由体诗。难得的是，他特别乐于通过诗歌及书法与他人进行心灵的沟通，他的不少书法条幅被友人和一些纪念馆、图书馆及文学馆所珍藏。由此可见，著名诗人艾青的书法也有着不同寻常的艺术魅力。

在延安文人中，喜爱书法而且有其书法真迹传世至今并为人们珍藏的作家，还可以举出许多来。如方纪，即使到了晚年，他的右半个身子不能动了，也仍然坚持用左手写毛笔字，书法还是那样苍劲有力，写完字后，落款上还要规范地写上“方纪左手”几个字。甚至也有这样的“发烧友”表示，不仅喜欢读萧军先生的书，而且还喜欢他的书法，不惜高价购买萧军字迹酣畅淋漓的书法……。抗战时期的延安文坛，可谓一派火热，处处洋溢着乐观、健康、热烈、向上的气息，在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何其芳、丁玲、吴伯箫、孙犁、峻青、艾青、田间、李季、草明、齐燕铭、萧三、邵子南、杨朔、周立波、马加、冯牧等人，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收获颇丰，而且在书写留下的真迹墨迹方面已经相当珍稀，辄有发现，莫不令人感到弥足珍贵。这也是如今书画市场传达出的真实信息。

就“以文为辅”文人群（书写者）而言，他们在延安时

往往有其显赫的政治身份，这与“文人一面：现代政要的一个侧影”现象颇为吻合。从历史事实看，在延安文人用鲜血生命书写建构的书法文化世界中，最引人注意的也许并非“以文为主”文人的书法，而是“以文为辅”文人的书法。即如毛泽东的诸多书法题词及《沁园春·雪》手迹、朱德1942年的《悼念左权同志》诗稿、陈毅诗稿《题七大影集》、吴玉章等作《南泥杂咏》诗稿之类的翰墨，便是延安书法文化的瑰宝。而“延安五老”（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以及李鼎铭、罗烽、胡乔木、舒同等莫不兼善诗书，都以名人雅集或个人创作的方式对书法文化有所贡献。如果我们从广义的文人角度进入延安书法文化视域，看到的文化现象则是具有文人气质的领袖和军人，在纵横政坛或沙场的同时，也每每发挥其诗文书法之才，留下了不朽的“第三文本”，其酣畅淋漓的书法和诗文结合而成的手迹也非常引人注目。如毛泽东的诗文书法就是如此。他将《沁园春·雪》抄赠柳亚子，引起了政坛和文坛的轰动，也让世人领略到了“毛体”书法的风采；他将《临江仙》词抄赠丁玲，也被传为文坛佳话，其笔墨飞动宜人，飘洒不群，横排书写，颇为别致。丁玲在“文革”后复出，在友人为其作的画像上题上了“依然故我”四字，也颇耐人寻味。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在一定意义上讲，其复合性形象中无疑也有文人的一面，大抵也可以归为“以文为辅”文人或兼顾型文人。毛泽东的诗词人生即伴随着书法人生。据统计，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书写了102篇文章，占《毛泽东选集》(1－4卷）的70％，其中有许多政论体散文，依照中国传统文论观点来看，也是经世致用的正宗文学。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延安生活工作了13年，在这里，他的主要工作是看书、思考、筹划、指挥及开会，但期间贯穿始终且经常持续的却是书写、书写、再书写，他甚至诙谐地说过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诚然，他的书写成就了一批名文名诗杰作佳构，但同时也成就了一位享誉中外的伟人和书法艺术家，他的私有遗产几乎为零，但他却给国家和人民留下了一批意义非凡的文物和遗墨。延安时期，当是毛泽东书法形成自己独特书风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代表书作很多，如为延安出版的《中国妇女》杂志题词；为中共中央党校题词；悼念谢子长系列手稿；写给郭沫若、茅盾、范长江的信札；致傅斯年信及手书唐诗；为抗大二期毕业证的题词；手书《沁园春·雪》等等，真是不胜枚举。尤其是毛泽东抄赠柳亚子先生的词稿《沁园春·雪》，这是毛泽东亲笔写过多遍的流传极广的杰作，既是杰出的文学文本，也是杰出的书法经典！其复合形态的“第三文本”即手稿原件乃为无价之宝。而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头条推出的宏文《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手书的标题，令人有大气磅礴之感”。但台湾却有人以为，毛泽东仅是一位喜欢糊涂乱抹的书写者，其蓄意诋毁的措辞相当低劣且明显存在某种偏见。因为在笔者看来，那种貌似坚持书法艺术标准的背后其实也是某种政治意识在作怪，并且有恪守前人窠臼之嫌。客观而言，毛泽东的书法尽管并非每一笔、每一幅都是成功的，但总的来看确是有根基、有创意的，尤其是他的行草书法，以其恢宏博大的气势和出神入化的笔意，超出百家而自成一体。其书法字体飘逸通达，宛若行云流水，且书风豪放雄逸，体现了其在书法艺术上的精深造诣。“毛体”之说大抵不谬。倘从大文化大文学视野来看，也许可以说毛泽东是别致的作家和书法家。事实上，在书法艺术领域，毛泽东的艺术成就可以说是具有自己鲜明个性和特色的。毛泽东本人一生对书法艺术并没有加以系统研究和理论阐述，但以其天才的创造性实践，使他的墨迹成了后世书法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作为历史上最为独特的书法家和政治家，毛泽东的书法影响显然是非常大的。毛泽东的笔迹在延安时期具有强烈的政治鼓动作用，极大地介入到了具体政治事务和事件当中，同时也带动和影响到了周围人的书写习惯和书法审美情趣，甚至深刻影响到了其身后。无论从实用层面还是艺术层面看，关于毛泽东与书法文化都有许多可以言说的价值和意趣。由此也可以说，毛泽东与书法文化的广泛联系，应该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以为，在毛笔书信基本告别国人的新世纪，重温毛泽东当年在延安频繁给他人尤其是文人写信的情形，便会感到别具一种温暖的情调和雅致的妙味，同时也要承认这些书札在延安人包括文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经常起到了很好的沟通作用。比如众多作家都曾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书札，他们既关注其内容，也常会叹赏其书法，而这些与延安文人相关的手迹一旦收集起来也必然非常可观；又如，据丁玲回忆，她原来曾和毛泽东多次交谈，毛泽东写过不少古人诗词和自己的诗词作品送给她，这样的故事在毛泽东秘书及交往密切者的回忆录里也时或可见。难忘的记忆便透露了当年的感受深切。留下不朽墨迹的还有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董必武、秦邦宪、任弼时、陈毅、王明、王若飞等很多军政领袖的书法诗文，大都堪称墨海中的瑰宝。比如周恩来1943年题写的“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以及著名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还有他亲笔写的《后方工作计划》等文件、《东征胜利与我们》等文章、《致李文楷、杨立三》等书信，都能见出他的书法功底极为深厚，面貌肃然，精到精彩，着实值得专门研究。还有被毛泽东赞许的舒同，军政工作之余，特别喜爱书法，并在延安时期将“舒体”发展到成熟阶段，与“毛体”书法并辉于延安文化界。尤其在他按照毛泽东指示题写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校牌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校训之后，其书名就更加响亮。还有郭化若，也是一位毛泽东欣赏的书坛高手，甚至可以为毛泽东题词。限于篇幅，对这些时代英杰的文人一面及其笔墨不再赘述了。总之，尽管他们的学历、经历不同，但他们都有从文资质和诗书传世则是相似的，都是文武兼备、书法可观的“老延安”。

三

在延安时期，延安人包括延安文人不仅将政治文化引向新的境界，而且也将书法文化引向了一个新的境界。其中，文武双全的人们成为延安骄子，包括比较纯粹的作家文人在内，他们的文化追求、文化创造对延安文艺及书法文化的贡献堪称巨大，其所创造的红色书法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和意义。

其一，延安书法文化是抗击苦难、济民救国的红色书法文化。红色书法文化作为延安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绝对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毛泽东强调要文武双全以拯救民族，要用笔墨纸砚打败四大家族，要通过积极的书写即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创作来确立革命文艺的价值，迄今也具有积极的文化建设的价值意义。以此也证明，延安革命文化并非“破坏”文化的同义词。在前述的“以文为主”和“以文为辅”两类文人的推动下，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本位”的延安文艺开始勃兴，群众性的习字活动逐渐演变为群众书法活动，期待中的学习氛围开始形成，墨海也在延安出现，连翻身后的证件、支前的民众团队队旗等，也往往是群众的书写，这为中国的群众书法开辟了前进的方向。中国书法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中具有活力、再生力的一个部分，也拥有着与语言文字一样的伟力和文化救赎的功能。延安人包括延安文人对此可谓心有灵犀，抓住书法运用书法，充分发挥书法文化的实用功能和审美作用，对革命事业的促进作用无疑是不可忽视的。著名学者刘梦溪说：“在中国文化的传承当中，书法的作用非常之大，有笔有工具，带有一定的工具理性成分在里面。往往，中国文化的精神在书法里面表现得最为集中，最为突出，好像中国文化的东西都装到书法里面了。”书法文化涉及面广泛，功能和风格也多样，有的是狂欢的，有的是静雅的，有的是战斗的，有的是游戏的，有的是工稳的，有的是率意的，等等，不一而足，各有其笔意书道，不可简单地否定和肯定。但在延安时期及各根据地，书法和其他文化艺术形式一样，主要是革命工作的武器，是参与战斗的。置身那个崇尚斗争也必须奋斗的大时代，阶级斗争、民族战争以及思想纷争交织着、纠结着，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对此必须以历史的公正的态度来面对，出之以历史的同情和理解。对延安文人书法的内容和形式也应如此看待。不能因“时代特征”及时代局限而加以简单的否定，不能总用和平岁月的价值观审美观去反思和批判。倘用高悬的“书艺”标准来苛求，也许会蜕化为另一种隔靴搔痒式的“异元”的“错位”批评。

其二，延安书法文化拥有延续、延宕、延展的“影因”力量，在“后延安”时代仍具有传承创新的价值。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的关联体现在很多方面，而延安精神文化的持续影响在书法文化上也有体现，如以延安精神为主题的书画活动、以毛泽东延安时期诗词为内

容的书法创作、延安作家对书法文化传统的继承发扬、“大延安”的文人书法现象以及“后延安”部分作家文人将热爱书法文化与继承延安精神的结合等等，都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研究。也就是说，在延安书法文化实践中也生动而又真切地体现了延安精神。即使在“后延安”时期的延安文人，仍然会以书法作为弘扬延安精神的一种文化方式。贺敬之、田间、艾青、丁玲、齐燕铭等延安作家的许多题词手迹就是如此。即如晚年的欧阳山尊也依然怀念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挥毫书写了自作诗，日：“当年日寇侵疆土，慷慨悲歌赴战场。……如今世界不平静，烽火岁月不应忘。”其书作充盈沧桑之气，结体独特，人书俱老，沉雄老辣，颇为可观。还有延安时期习武习字的儿童团长王益三，后来通过持续努力成长为红色书法家。而在边远的密山北大荒书法碑石长廊中，也有具有“延安作家”身份的丁玲、艾青等书法作品。那位继承了传统文人爱好和延安文人传统的田家英，“爱书爱字不爱名”，也在书法创作和收藏方面留下了珍贵的遗产。尤其是文人作家的自然生命往往跨代而来，能够超越“朝代”或特定的时空局限。延安文人作家自然也不例外。即使在战火连绵之时，人文的追求，文化的力量仍然会创造出精神文明的果实，在延安所留下的翰墨文本，特别是文人作家的文学性手稿，必将成为“第三文本”的宝贵案例。且延安文人遗墨大多具有复合性的文化价值，如中国现代文学馆及有关图书馆、档案馆中珍藏的延安作家手稿，汇集起来必将是集文学、书法和文物等价值于一体的文化宝库；又如毛泽东书赠丁玲的《临江仙》手稿真迹，就是毛泽东诗词与书法结合的佳作，是诗、书及文物三合一的旷世珍品。即使是整人整风的干将、文人政治家康生，坦直敢言、抵触政治的悲情文人王实味等特别人物的墨迹遗存，也具有耐人寻味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不能毁弃灭绝，而应尽力加以搜集整理和研究。

其三，为了切实弘扬延安精神和延安文人书法文化，有关方面应该进行一些策划，做好一些新的事情。正所谓峥嵘岁月久，盛世重晚晴，为了纪念延安的峥嵘岁月和弘扬延安精神，有心人创作的书画经常充当了重要角色。从而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且会同延安文人的诗文、悲喜与墨迹，一并充实着、装饰着历史的记忆。笔者曾预言，鲁迅会在“墨迹中永生”，延安文人大抵也会如此。即使政治会发展，时代及环境会变化，但墨迹铸造的历史文物却是不朽的，都应该加以珍视和研究。笔者以为，目前，我们无论在信仰信念层面还是知识建构方面，都要运用更多的方式包括书法文化活动，继承传扬延安精神、延安文化的优良传统。笔者郑重建议：1.广泛收集、整理延安革命时期与书法文化相关的作品、物品，从老延安人特别是延安文人处抢救相关文物，除了将这些作品、物品作为文物珍藏之外，应积极开展专题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花大力气搞好相应的专题展览；2.在条件比较成熟的时候建立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解放区书法文化博物馆，也应借鉴“西安碑林”“川陕苏区将帅碑林”来精心策划并建立相当规模的“延安碑林”，内容当以延安革命时期的书法、延安文人书法及弘扬延安精神的书法为主体，以此也可为先进文化建设、红色旅游文化建设做贡献；3.党政有关部门应立项支持上述提议的项目，且应组织相关人员在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研究的同时，高度重视宣传和交流工作，使延安精神、延安书法文化在国内外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