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证《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从《流日半卷本》论《自叙帖》非怀素亲笔（上）

 

傅申

 

2024-04-25 09:15·古籍

 

编者按：著名书画鉴定家、书画家傅申先生于二〇二四年四月十六日凌晨在杭州富阳逝世，享年八十八岁。傅申先生致力于中国书画鉴定以及中国古代美术史、中国书法的研究，其中对唐代怀素《自序帖》、宋代米芾《研山铭》、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以及近现代张大千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极大重视。傅申先生的去世，是中国书法界的一大损失，《中国书法》特刊傅申先生《确证台北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从〈流日半卷本〉论〈自叙帖〉非怀素亲笔》一文以示悼念。

关于怀素《自叙帖》的真伪争议由来已久。二十世纪以来，从张衡、启功、徐邦达所持的“宋人伪本说”，到中国台北李郁周的“明人临本说”之后，傅申又根据日本流传的怀素《自叙帖》残卷照片，结合自己多年来的研究，认为中国台北故宫收藏的《自叙帖》墨迹实为北宋年间的“映写本”，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

 

 

确证《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从《流日半卷本》论《自叙帖》非怀素亲笔（上）

 

傅申

 

 

 

一、引言

 

中国台北故宫所藏清宫传来的名迹——怀素《自叙帖》，其圆劲的线条、飞舞的字形、与此相得益彰的诗文内容、精彩的宋明人题跋、悠久的流传历史、历代深远的影响，更借着现代影印放大的技术及媒体的宣传，已经深植人心等等，共同形塑成它不朽的形象。

 

然而自一九三〇年代以来的七十年中，书学界特别自一九八〇年代以来的二十余年中，众多学者参与《自叙帖》的真伪辩。特别是中国台湾学界在过去两三年中更是沸沸扬扬，辩论火热，所以书法界对《故宫墨迹本自叙帖》是真？是摹？是伪？是明人摹？是文彭摹？等等大都也耳热能详，不以为怪也不以为忤！

 

笔者在最后阶段的二〇〇四年十月前也无端参与辩论，至今欲罢不能！当初参与辩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不能认同“帖摹跋伪”“文彭一手所摹”以及墨迹本与刻本关系混淆等三个论点，而提出了《自叙帖》是“写本”和“非文彭所摹”，“宋明人跋皆真”以及《故宫本》为《水镜堂本》母本的论点。至于对《自叙帖》的真伪并没有定论，只说“写本”，虽有“真迹”的可能，但也不排除“临本”和“仿本”的可能，并认为将来的高科技也只能辨伪不能鉴真。最后提出《故宫本》的断代，其下限为北宋末年。这样的结论，虽不能令人满意，但在当时确实认为《故宫本》的真伪问题，将会是永久的“悬案”，正是属于古书画中永远无解的一类。

 

然而，出乎笔者个人所料，竟然因为马成名兄提供了一件七十年前日本复印的《自叙帖》残卷（以下简称《流日半卷本》），让笔者投入了新的研究，结果令笔者自己也惊讶地发现这件在故宫属于限展级，书法界和文化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驰名国际的《故宫本怀素自叙帖》墨迹大卷，竟然与“流日半卷本”有“双胞案”问题，然这个“双胞案”由于无法分出优劣以及其他诸多因素，所以不能用一般“一真一伪”或“二者俱真”来解释，而是二者同出一手的“二者俱伪”的复制状况，因此《故宫本》非但是不可能，而且绝对不是怀素的亲笔真迹！在研究中竟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对笔者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甚至在笔者个人的心境上也颇为犹豫，是否或何时将此研究结论公诸于世？并且一再检讨此一结论的正确性、可信度与不可逆性，以免贸然制造不必要的风波和围剿，也破坏大众对这件名迹尚还抱有“怀素真迹”的憧憬和崇敬！但是笔者往复推敲，自以为掌握了不可逆的论据和物证，只有冒天下之大不讳，“让证据来说话”！但是，否定其为怀素亲笔，并不全盘否定其价值，除了卷后十余则价值连城的题跋不论，主要还是借由《故宫本》的存在，吾人方能想像一卷更为精彩自在的怀素《自叙帖》真迹，并借此建构唐代的狂草史！这就足以构成《故宫本》的重要性和国宝的地位了！

 

此文一出，必有异议。笔者期待，不论读者对笔者的推论持肯定或否定的意见，都希望有所指教。因为一般的辩论都只会听到反方的声音，就以为反方是多数，那会对事实的真相产生不正确和不良的误导。

 

二、宋元流传数本怀素《自叙帖》

 

《故宫本自叙帖》之所以在近二十多年中不断引起真伪论辩，有其历史原因：那就是自宋元以来的著录与记述中，就有众多复本流传的事实。

 

吾人无从得知怀素一生中写过一本或数本《自叙帖》，但在北宋到元代，怀素《自叙帖》颇被鉴藏家记录，故见于各种文字者皆有多本，其实际状况只能从以下文字资料中略窥其传本复杂状况的一二。

 

（一）北宋至少五本《自叙帖》

 

根据米芾（一〇五一—一一〇七）的记载，先是在其《宝章待访录》中听闻：“唐僧怀素《自叙》在朝奉郎苏液处。”后转在苏泌处又目睹原件：“怀素《自叙》在湖北运判承议郎苏泌处，前一纸破碎不存，其父舜钦补之。”[1]这明确说明了是有苏舜钦补书前一纸的本子。

 

据米芾《书史》另记有苏沂摹本：“苏沂摹怀素《自叙帖》，尝归余家，今归吾友李镦，一如真迹。”[2]知当时有苏沂摹本传世。

 

米芾亲见苏舜钦（一〇〇八—一〇四八）补书本于苏泌处，今传刻本中，唯有据南宋淳熙时刻石，在清嘉庆六年（一八〇一）谢希曾翻刻的《契兰堂帖》有舜钦跋，因此今人据此迳称《契兰堂本》为苏泌本，事实如何，尚待求证。

 

根据《台北故宫墨迹卷怀素自叙帖》后，绍兴二年（一一三二）曾纡的题跋，当时传世的《自叙帖》共有三本：

 

一在蜀中石阳（扬）休家，黄鲁直以鱼笺临数本者也；一在冯当世家，后归上方；一在苏子美家，此本是也。

 

至少曾纡所题之原本是苏子美（舜钦）家藏本。

 

在文徵明跋水镜堂刻本中又曾提及另一本：

 

“黄长睿东观余论有题唐通叟所藏自叙，亦云南唐集贤所畜。”黄长睿即黄伯思（一〇七九—一一一八），亦为北宋人，唐通叟即唐慤。但查黄伯思原文有“此卷真迹，岂江南集贤所蓄书乎？”既是疑问句，可见该本并无南唐印，故知是另一本。

 

归纳米芾、曾纡、黄伯思之言，得知北宋时至少有以下几本：

 

1.苏舜钦补书本，传长子苏泌（米芾目睹）。

 

2.苏沂摹本（米芾曾藏）。

 

3.蜀中石扬休本（曾纡所记，黄庭坚据此作临本数本）。

 

4.冯当世（京）本，入北宋内府（曾纡所记）。

 

5.唐慤（号通叟）本（有黄伯思题跋，据文徵明跋）。

 

以上只是目前查到的资料故知北宋时至少有以上五本。

 

 

 

☆《故宫本自叙帖》第六十五行至九十四行与《流日半卷本》同出一手

☆《流日半卷本》仅存此三纸三十行，与《故宫本》同出一手，为“双胞本”。从1935年日本卷装珂罗版翻印，故底色与《故宫本》大异

☆《契兰堂本》之祖本与以上二墨迹同出一手，合为“三胞本”（二）元代数本《自叙帖》

 

怀素《自叙帖》到了元代似乎更复杂了，先后有王恽和袁桷的记载。王恽所见所闻如下：

 

1.王恽（一二二七—一三〇二）《跋手临怀素自叙帖》中记有三本，一真二伪：

 

a.世传怀素《自叙帖》有数本。刘御史文季云：“昔吾从祖河东君所藏本最佳，后有苏才翁跋云：‘前纸糜溃，亲为装裱，且为补书，不自愧其糠粃也’，有杜祁公题云。”

 

b.“北渡后，观金城韩侯及秘府所收，具无苏、杜二公题跋，似亦非长沙真笔。”

 

c.“至元辛亥（一二七一）秋九月晦，余谒姚公出示太保刘公（秉忠）家藏帖，前三十三字亦云子美补亡。”[3]

 

按a条所云该本同时有苏才翁（子美）及杜祁公（衍）题。即兼淳熙刻石的祖本及台北故宫本的苏、杜二跋叫条二本俱无跋，似非真。c条亦有苏氏补书，知元时仅王恽所记苏氏补书不止一本。

 

2.袁桷（一二六七—一三二七）《跋怀素自叙帖》中亦记有数本：

 

《自叙》墨迹，具有苏子美补字，凡见数本。……然子美所补皆同，殆不可晓，善鉴者终莫能次其后先。[4]

 

袁氏所见数本，最奇的是都有苏子美补字，而且难分先后优劣！

 

再有元人胡祗遹（一二二七—一二九五）《题怀素自叙帖》有云：

 

怀素《自叙帖》，余所见凡五、六本，帖书如出一笔。[5]

 

以上宋元人所记，都是墨迹本（刻本暂且不论，如汴京内府将作监刻石等），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数本皆有苏子美补书！或所见五、六本，如出一手！笔者在《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以下简称《书法鉴定》）一书中曾说：

 

若三本都有苏舜钦的补字，则诚如笔者所云：苏氏为了练习前六行，于是反覆临摹以求补书逼肖，这些就是当时的副产品。[6]

 

今日距元代的袁桷将近七百年，吾人无缘得见袁氏所见苏氏补书本。在存世怀素《自叙帖》中，大家熟知的《故宫墨迹本》中，其卷首第一纸六行三十四字不缺（前王恽误计三十三字），卷后虽无苏子美跋，一般认为是苏子美补书本，但尚待证实。据此所刻的《水镜堂本》有孙沐跋本和沈铭彝本已为学者所讨论。[7]

 

《契兰堂本自叙帖》则为启功先生介绍讨论为世熟知，此为清人吴门谢希曾于嘉庆六年（一八〇一）据唐荆川（一五〇七—一五六〇）藏的淳熙（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刻石宋搨本所翻刻，此本保留了著名的苏舜钦补书跋语：

 

此素师《自叙》，前一纸糜溃不可缀缉，仆因书以补之，极愧糠粃也。庆历八年九月十四日苏舜钦亲装且补其前也。

 

如果此则跋文确实是淳熙刻石时母本的原跋，则一般相信这是苏氏补书题记的原本。（因为启功曾记明人翻刻《淳熙秘阁续帖》中有一本没有南唐押尾和苏舜钦跋）若与米芾的记载相扣合，则可称其母本原即苏泌本，也就是说《契兰堂本》是苏泌本的重刻本。

 

照说苏泌本若是苏子美补书的原本，则除了前六行补书之外，其后自第七行起的《自叙帖》当是苏子美眼中的怀素真迹，可是究竟哪一本才真是苏泌本和苏子美的补书本？这一本尚存世吗？传世的又是什么本子？

 

三、《流日半卷本》及其流传史

 

启功先生在介绍《契兰堂本自叙帖》时的《论怀素自叙帖》一文末列举其所知其他《自叙帖》的本子，其中之一即为：“日本影印半卷摹本墨迹”[8]（以下简称《流日半卷本》或《流日本》。）

 

在同书启老上文之后，又有胡云复《唐怀素草书自叙帖介绍》一文，在文末也重提此本：

 

又有半卷归于日本收藏家，曾有影印本。[9]

 

可见启、胡二位均知有此本，甚至见过此本。而笔者直至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去中国台北富邦大厦参观佳士得该年春拍预展，看完了没有展挂出来的册页和手卷时，佳士得中国书画部主任马成名兄特别向笔者出示其所得的该卷影印本。该影印本是一九三五年的复制品，是当年收藏者的精印本。外签应是日本汉学家长尾甲（一八六四—一九四二）的手笔。

 

乍看之下，即对此卷书迹的形神与《故宫本自叙帖》逼似的程度惊异万分，当即恳请成名兄返港后复印一份作为研究之用。春拍竣事，成名兄果真不负所托寄来影印本，以下是比勘和研究的初步心得。出版前成名兄又寄来该影印卷的光盘，得以向读者提供最佳图版。

 

（一）此卷仅存三纸三十行及南宋二跋

 

此卷虽被称为“半卷”，但仅存三纸，同（故宫本）的第八、第九、第十等三纸，从第六十五行到九十四行为止，共三十行一百七十八字，占全卷一百二十六行七百〇一字的四分之一，首尾皆佚缺，其纸长只及原卷十五纸的五分之一。卷后题跋，残存南末人滕仲因及倪祖义二跋，则均不见于《故宫本》，讨论见下文《〈流日半卷本〉流传史》。

 

（二）《流日半卷本》实即《怀素草书汇编》中的《真迹本》

 

一九九二年北京古籍出版社的《怀素草书汇编》一书中，在第一本的《水镜堂刻本自叙帖》之后，有一本标为《唐怀素自叙帖·真迹本）（以下简称《真迹本》）的残本，由于此书所印出的是黑底白字的本子，所以令人直觉以为这是类似《水镜堂本》的另一刻本。由于笔者在拙着《书法鉴定》一书中注意到该本的纸幅及接缝与《故宫墨迹本》相同，故印出插图两页，作为水镜堂刻本改变原作的纸幅及接缝的旁证。[10]后来在逐字逐行比对后又说：

 

再从书迹的点画、结字与墨迹本、水镜堂本对校，三本之间虽然都很相近，但是明显的水镜堂刻本与故宫墨迹本之间更为一致；拓本之《真迹本》则多略异之处，可能是依据另一本墨迹刻成。……也应是苏氏的副产品之一。[11]

 

当马成名兄寄来《流日半卷本》的复印本，经大略比勘，发现与《故宫墨迹本》接缝相同后，即刻想起上述的《真迹本》，初步以为《流日半卷本》即是（真迹本）“拓本”的母本，遂再作比勘，结果发现那黑底白字的《真迹本》并不是传统的手工摹刻椎拓本，而是将现代照相摄影的底片来翻印而成，黑白翻转，虽貌似拓本，实非刻拓本。其理由如下：

 

1.《流日半卷本》和《真迹本》两本行款字迹笔画过于近似，飞白处亦无刀痕。

 

2.《流日半卷本》墨迹残破处虽细小，在《真迹本》上亦纤毫毕现，非刻工所能。

 

3.刻本习惯减刻或挪移压字收藏印，但《真迹本》虽印刷不够清晰，而所有骑缝印的位置数量均与《流日半卷本》无异，而且诸印皆钤于字迹上。

 

4.《流日半卷本》首尾有些比较晚近的收藏印，也全与《真迹本》相同，一个不缺。

 

5.《怀素草书汇编》中也有《怀素小草千文·真迹本》的黑底白字本，与林伯寿氏所藏原迹本比勘也完全相同，其实也是用现代摄影底片翻印而成，并非是传统的刻拓本。

 

6.两本间唯一不同之处，乃是《真迹本》缺少了最后一行，可能是版面安排，不让一行再另占一页的关系吧。

 

综上诸点，知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怀素草书汇编》一书时，是利用了《流日半卷本》的影印本以黑白翻转版印制而成，并不表示此本原有古刻本。也可见在北京的启功、胡云复及古籍出版社，都是知道或见过此一流日的残本《自叙帖》的影印本，可能是由于残本，或如同笔者初见时以为只是出于《故宫本》另一“摹本”，遂未作进一步比勘。

 

 

 

《流日半卷本》南宋人倪祖义（1228），滕仲因（1219）为黄庭坚四世孙题跋。知此本原为黄庭坚所藏，与北宋《石扬休本》有关

 

（三）《流日半卷本》流传史

 

从《流日半卷本》影印卷装复制品卷尾所附日本藏家及鉴赏家的题跋，知是一九三五年在日本制作。卷后仅存南宋人二跋，前为倪祖义，后为滕仲因，二人姓名均不见于《宋人传记资料》，然而二者提供重要讯息并且均有纪年，知二跋先后倒装，故以下讨论遵时间先后为序：

 

滕仲因跋：行楷九行，先录全文如下：

 

素师长沙人，其书迺藏之修水山谷先生家。嘉定己卯申冬，先生四世孙存之携以游岳麓，潭人滕仲因获观于楚村，且叹物之聚散如此。

 

嘉定己卯为宋宁宗（一一九五—一二二四在位）嘉定十二年（一二一九），上跋指出此卷的重要收藏者竟是宋代怀素狂草的最重要继承者黄庭坚（一〇四五—一一〇五），家传直至四世孙“存之”，因为从家乡江西修水往游邻省湖南的岳麓山，该山位于怀素家乡长沙之西，可能因此携卷同游。山上自晋唐即有寺庙，有李邕岳麓寺碑尚存于世，山下有北宋创建的岳麓书院，当一行人在楚村这个地方落脚时，黄氏将怀素此卷（当时或为全卷）出示湘潭人滕仲因，遂而写下了这一则题记。想滕氏题跋时，尚有其他前人题记，故而有感于“物之聚散”，惜今日已无复踪迹！

 

倪祖义跋：小行楷十五行：

 

怀素草圣皆摘当时诸公褒誉之词，或一联，或四句，或散语。其间最知名者戴御史叔伦也。米宝晋书史云：参政苏太简被遇，太宗使第诸国簿收书画三等，赐予甚多，公卿之家，无出其右。又云：苏氏自参政及子耆，耆子舜钦、舜钦子子（衍）激四世好事有精鉴，亦张彦远之比，今帖有建业文房印，本李氏旧物，其他如佩六相印之裔、许国后裔、武功之记、四代相印皆苏氏也。真迹逾三百年，纸墨尚新，流传不知几家矣。把玩之余，抚卷太息！绍定改元孟夏中休苕谿倪祖义观于西江官舍。

 

跋者苕溪倪祖义目前并无其他资料，纪年“绍定改元”为公元一二二八年，在滕氏跋后九年，地点在“西江官舍”，未记当时此卷为何人所有，可能是仍在山谷四世孙手中。

 

跋中引米芾《书史》中关于苏氏四世好事精鉴，又历数诸骑缝印，除了肯定“建业文房印”为南唐旧藏之外，又云其他诸印皆属苏氏，这应该是将上述四印肯定为苏氏藏印的较早记录，惜“武功之记”第二字有破损，如原迹确为“功”字，则此为解读该印之最早纪录了。唯不提“舜钦”一印，可能漏列或不能辨读。又云：“真迹逾三百年，纸墨尚新。”不知如何计算，因为纪年“绍定改元”为公元一二二八年，距怀素书写《自叙帖》的公元七七七年，已经有四百五十年了，（如是三百年，只能到南唐时），想必是倪氏误计了。

 

两跋的书法，滕氏较洒脱，略近于米芾；倪氏之书则明显出自黄庭坚，形神皆似，两者都是典型的南宋书风，虽然在目前尚未找到二氏其他的书法来比勘，但是从神态的自然、时代风格以及质量而论，颇可确定这是两氏真迹。

 

这一卷原为黄庭坚家藏，如果有山谷四世孙用山谷体的题跋则更有趣了。更可惜的是，按黄山谷的习惯当有跋尾，不论他是用跋李公麟《五马图》的精美小楷，或跋苏东坡《寒食帖》跌宕的大行书，更重要的是看他怎么评论此书！

 

在此卷的本幅上，还有些收藏印，卷首有一大一小的残存半印，又有“□氏家藏”，卷尾还有“舜台之印”“姜氏”“珍玩图书”。及二跋间的“漱云道人”，除“舜台”是日本藏家石川节堂之外，其他诸印尚未查出谁属，故自南宋之后，此卷在中国元明清三代的流传史不明。然而吾人庆幸此一残卷能在二十世纪流传到日本，为吾人提供了重要的讯息。

 

这卷只存三十行的《流日半卷本》，就纸幅长度而论只是《自叙帖》全卷的五分之一，是否在山谷卒后，为子孙割裂分藏不得而知。奇怪的是自南宋中期之后，并无元明清的题跋，其原因亦不可晓！或许此卷的分割时间更晚，故其他题跋随各段自叙残本散失不存了。

 

（四）《流日半卷本》绝非近人复制品

 

再由此卷至晚在二十世纪初年已流传至日本的事实可以证明，其绝非近人依据《故宫本》所作的复制品。

 

首先，从此一复印卷的外签书风判断，似出于日本汉学家长尾甲（雨山，一八六四—一九四二），彼毕业于东京帝大文科大学，后任讲师。一九〇三年移往上海，入商务印书馆，主编译事。至一九一四年归京都，以讲学、著述、挥毫终其生，着有《中国书画话》一书[12]，然其中未论及此卷，常见长尾甲于流日中国书画卷后题跋，惜此影印卷后并无所见。另有为减省印刷成本而以铅字排印的三则日人长跋依序为：

 

1.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藏家石川节堂（舜台一八四二—一九三一）跋，谓此卷与文徵明及章简甫摹刻本“分毫不爽”，故定此本即水镜堂本之母本。

 

2.明治壬寅（一九〇二）谷铁臣（一八二二—一九〇五）为节堂跋。

 

3.昭和甲戌（一九三四）为外川内山松世购得此卷，其时石川节堂已逝，故叹“流传所由，不可得而闻！”

 

时长尾雨山亦以此卷为墨宝，“即与相谋，付玻璃版（即珂罗版）作副本……欲资学书者一助”出版作跋时，为昭和乙亥（一九三五），并于其上钤盖“柳原文库”腰圆朱文印。再者，由以上三跋，知此“三纸卷”最晚于一九〇一年已流传至日本，时当清末，距故宫博物院之成立尚有二十四年，所以《故宫本自叙帖》绝非外界人士所能见中，因此石川节堂误判其手中之本即为《水镜堂本》之母本，由此可以廓清《流日半卷本》乃是二十世纪初期伪作者依据故宫博物院在一九二六年起发售之延光室照相本或一九三四年珂罗版本复制而成的任何疑虑！而且，《故宫本》为全卷，又有十余则宋明人跋，皆未见复制！最后，《流日本》卷后有两则未见于《故宫本》的南宋人真迹题跋，不但无从复制，更是《流日本》下限为宋本之重要辅助证据！又第二则题跋者为谷铁臣（晚号如意山人），日本著名收藏家，于一八七九年日本京都举办“古代法帖展览”时将其珍藏智永名迹《真草千文》参展，该帖始为世人所知。二十三年后（一九〇二）谷铁臣跋此《自叙帖》，时已八十高龄。总之，《流日本》绝非近人所能复制。

 

 

《流日半卷本》珂罗版外签及卷后铅字版三，日本鉴藏家跋于1901、1902及1935年，其中谷铁臣藏有智永《真草千字文》

 

（五）《流日半卷本》与《石扬休本》

 

由《流日半卷本》的滕仲因跋，说明此卷乃山谷先生家所藏，然而在黄庭坚的资料中，未见他曾藏有《自叙帖》。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一件黄山谷草书发展过程受怀素《自叙帖》影响的重要事件：

 

涪翁尝言：元祐（一〇八六—一〇九三）申，与子瞻（苏轼）、穆父（钱勰）饭宝梵僧舍，因作草数纸，子瞻赏之不已，穆父无一言。问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见藏真真迹。庭坚心窃不平。绍圣（一〇九四—一〇九八）贬黔中，得藏真《自叙》于石扬休家，谛观数日，恍然自得，落笔便觉超异，回视前日所作，可笑也。然后知穆父之言不诬，且恨其不及见矣。[13]

 

这也印证了（自叙帖）卷后，曾纡跋中所云：

 

藏真自叙，世传有三：一在蜀中石阳（扬）休家，黄鲁直以鱼牋临数本者是也。

 

又黄庭坚在《跋怀素千字文》曾附及《自叙帖》：

 

予尝见怀素《自叙》，草书数千宇，用笔皆如劲铁画刚木，此千字用笔不实，绝非素所作，书尾题字亦非君谟书，然此书亦不可弃，亚栖所不及也。[14]

 

也可见山谷对怀素《自叙帖》的评价甚高，对他鉴别其他怀素作品也因此树立了标准。只是可惜山谷所临数本《自叙帖》，竟然无一传世，不过吾人从其传世的《廉颇蔺相如传》卷及《诸上座》卷的大草中明显见出《自叙帖》的影响。由于黄山谷的个性鲜明，他以鱼笺所临的数本，即令传世，应该不难与原作区分开来的。也就是说这《流日半卷本》绝对不会是山谷的后人误将山谷的临本当作怀素的真迹。

 

然则，此卷是否为山谷晚年所得故未见诸文字，然后传其子孙的？若不然，此卷是否就是“蜀中石扬休本”？是山谷曾经借临过的原本，其后石扬休就此割爱给了黄山谷？从此就成了山谷的传家宝？因为细味上述记载说山谷：“得藏真《自叙》于石扬休家”，并不只是见到欣赏或临仿而已，该句可以解作：“石扬休本为黄山谷所得”，则《流日本》就有可能是原来的《石扬休本》了！其后不知传到哪一代，子孙均分，到了第四代之后，这一段只剩三纸二跋，幸存至二十世纪初期的日本，经过二次大战劫火，目前存否不明，其他段落的残卷亦无下落。

 

附带一提的是，徐邦达先生在《怀素自叙帖辨伪》中述及另一墨迹本：

 

三十余年前，北京论文斋主人靳伯声为余言：彼曾得怀素自叙一卷，亦无题跋，后售之张大千，得价万元，以为是真迹，但从未闻之张氏自道，至今更没有再发现过，不解此说究竟属实否？[15]

 

该本既无题跋，又云是“三十余年前”，大约是指一九四〇年代后期的事，应与此《流日半卷本》没有关系。但志于此，也许有日会出现，增加一比对的资料。

 

四、《流日半卷本》与《故宫本自叙帖》同为“映写”双胞本

 

此《流日半卷本》曾于一九三五年前后，在日本影印发行，并为国内前辈学者所知。又于一九九二年为北京古籍出版社将此卷黑白翻转，印成黑底白字本，使人误以为是另一刻帖，也曾引起笔者在《书法鉴定》一书内论及，今幸而得见日本影印原本，并与《故宫本》作深入比勘，遂成为破解《故宫本》是否为怀素亲笔的关键。

 

细勘《流日半卷本》书迹，其运笔的快速、墨色的浓枯变化，以及飞白的刷丝笔笔无不自然，与《故宫墨迹本》，同样绝对是放笔书写的写本。而细勘两本虽形神绝似，行款位置也极接近，但是运用透明影印本重叠对校时，两本的位置和笔画转折处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参差，甚至几乎找不出任何一个单字其墨色浓枯与转折位置能够像上文《怀素草书汇编》中所谓的《真迹本》可以完全吻合的，因此这两本之间绝没有相互钩摹或“映摹”的问题，而判断两者之间的实际关系，当是根据同一祖本映着底本快速书写的“映写”双胞本。

 

（一）两本书迹同为“映写”之“双胞本”

 

《流日半卷本》的三十行与《故宫本》的行款完全相同即从每字的字形大小，到每行的起迄与字数、及其行款的欹侧斜正完全契合，由此可以推论此“半卷本”之首尾应该也与《故宫本》完全相同，包括卷首的六行（所谓苏舜钦补书），以及卷尾的纪年也为同一年月日。本来期望这“双胞本”，可以轻易从优劣上分辨出《故宫本》是《流日本》摹写时所据的母本，然而事与愿违！

 

笔者将两本逐字逐行比勘，也将三纸（每纸十行）逐纸比勘，这两本间相似程度令人惊讶。但若从微观的角度，从每一点画到每一字，确有可以区分这是两件各别的“写本”，因为几乎都是单笔书写完成，不是钩摹而成，所以每一笔的粗细长短、转弯的角度、压力的大小、墨色的浓枯都有些微的不同，兹举以下三例附图说明之：

 

例A《流日半卷本》（右）起首两行与《故宫本》（左）的第六十五行第六十六两行（斜线“／”代表断行）：

 

云：奔蛇走虺／势入座骤两旋／（风声满堂）

 

请读者自行在图版上画有红圈处注意两者之粗细、长短、弧度、浓枯、笔画距离或相互位置之不同，目见即知，解说费词。整体来说，《故宫本》用墨较干，特别是“骤雨旋”三字，《流日半卷本》同一行中几乎没有干笔。“入”字《故宫本》分叉，《流日半卷本》撇笔较粗不分叉等等。

 

再将以上两行书迹以透明投影片重叠比较时，就可以发现各字字形、字间牵丝、整行行款、行间关系，基本上一致。

 

例B《故宫本》（右）第七十四与七十五两行之间为第二纸接缝处，与《流日半卷本》（左）相应两行书迹相比，兼比两本骑缝印及其位置不尽相同。

 

朱处士遥云：笔／下唯看激电流

 

《流日半卷本》两行的行距较宽，但是单行的行款可以各自重叠吻合。逐字比勘，二本各有优劣，《流日半卷本》“下”字缺上方一点，当是纸破；“激”字第一点较笨拙；而“处、遥”二字较佳。

 

例C《故宫本》（右）第九十八至九十一行与《流日半卷本》（左）相应三行：

 

漓骊无半墨／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

 

逐字比勘大同微异，三行行款及相互位置，基本一致，唯《流日半卷本》第八十八行整行用墨较丰，《故宫本》明显干枯；“来”字长竖两本均作枯笔飞白，但《流日本》并无分叉，为最大之不同。

 

两本用墨浓枯大同小异：由于都是快速的写本，又多联绵字，也就是在每次蘸墨后要连写数字，其用墨从浓到枯有自然之变化。从宏观来看，两本之浓枯变化基本相同，特别是较大字中的飞白笔触也有相应的效果，即使细勘，两本刷丝虽显然不同，但书者能将两本之浓枯控制到如此相近，实令人匪夷所思！这也使笔者感到这两本不但同出一手，而且是用同一枝或相同产品的毛笔写成，否则每次蘸墨后的粗细游丝和枯笔不会如此相近。在《流日本》的三十行中，除上述第八十八行之外，第七十七及九十二行也在用墨上与《故宫本》的干枯稍异，如第九十二行的小“戴”字，两本浓枯大异，但行笔转运如出一手。

 

以上各组局部比观，虽是抽样举例，但仍具十足代表性。细勘两本之后，发现两者都是写本，而其相似度太过接近，不可能是由两人各自徒手临写，在质量上也难分高下，所以应当是同一手用同一种笔映着同一稿本的“映写”本，也就是说《故宫本》与《流日半卷本》二者是出于同一制作者的“克隆（Clone）”“双胞本”。

 

 

 

《怀素自叙帖 · 真迹本》首尾二局部，从书法及收藏印知为《流日半卷本》之黑白反转印刷品，非刻拓本，刊于《怀素草书汇编》

 

（二）两本纸幅、接缝与骑缝收藏印全同

 

1.两本接缝及骑缝印位置之异同

 

这三十行相当于《故宫本》的第八、第九、第十的三纸，依影印本测量，纸高为28cm，第一纸宽53.6cm，第二纸宽54.6cm，第三纸53.5cm。其接缝位置与《故宫本》完全一致。一共是三纸两缝，有两排完整的骑缝印，但在前后两端各有一排只有半印的骑缝印，如图示：其所钤骑缝印除“建业文房之印”大印的位置两本都在最下方之外，其余四印的位置及组合则与故宫本有小异。

 

《流日半卷本》骑缝印章的次序比起《故宫本》各有不同的规律，残本每缝上方第一印全是“佩六相之裔”，各缝的第三印全为“武功之记”；其余三印：“舜钦”“四代相印”及“许国后裔”不规则地钤用在第二、第四印的位置。而故宫本每缝的第二印全是“舜钦”，每缝的第一及第三印则是“佩六相印之裔”与“许国后裔”交相更易。总之两本各印的排序不全相同。

 

2.两本“建业文房之印”与苏氏五印为同一套印章

 

由上述比勘，知两本上互有相同的南唐及苏氏五印。笔者再将两本各印细勘，最关键的是发现实为同一套印章。

 

细勘印章的目的，是为了要明确两本之间的关系。如果两本上的印章不同，只就印章的真伪而言，虽然不排除“两者皆伪”，但也有“一真一伪”的可能。若然，则有真印的书迹，或有真迹的可能。如果两本上的印章相同，则有“两本皆真”或“两本皆伪”的可能，但也有“真印伪盖”的可能。

 

比勘印章的方法，是将两本的骑缝印影印在透明的投影片上，将相同的印重叠比对。由于都是不完整的“骑缝印”，中线裁切不等及拼接有错落，只有将各印的左半或右半套叠在另一本上，仔细比勘每一个细节：如横画的距离、转弯的弧度、竖画的位置等等，线条的粗细则因印泥的多寡、压力的大小而有不同，但每一条印文的线条都能重叠吻合。而这些印皆非小印，且南唐印甚大，可以精准的比对。这一排五个骑缝印，由于《故宫本》重裱多次，裁切较多，《流日本》则裁切较少，故印章较宽大而完整，这有助于说明两本在制作完成后，各有独立的流传及重裱过程；因此可以确定绝没有古时以手工相互仿刻另一本的可能，而是两本使用同一套印章。这一个观察关系到两本书法的真伪判断，进一步的讨论见《书画多胞本的鉴定规律》及《南唐及苏氏收藏印译码》两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