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心为本，弘济时艰

在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23周年暨文化书法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尊敬的王老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11月8日，从2003年王岳川老师创立书法研究所、提出文化书法至今，已经整整23年了。这23年来，无论书坛如何纷攘，书法所都一如既让的坚定、坚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既中以自守，又弘济时艰。

我们去看大学堂时期的北大书法和民国初年的北大书法，会发现此时是以馆阁文人为主体的传统书写，是士人、文人的底色。有意思的是，直到20世纪初，刘廷琛等人才受到了时兴的碑学思想的影响，笔墨里出现了一些碑派用笔的影子。这与我们一般认为的碑学思潮甚嚣尘上是不一样的。此后，随着蔡元培先生入主北大，现代意义上的书法学科在北大迅速形成。此时的北大书法，美育派做思想引领、传统派做笔墨实践，延续着文人书写的传统而走向现代。此时，蔡元培先生提倡了美育的、超然的艺术思想。此时，北大注重的是书法的文化性和精神性，“书法以心性为本”，形成了既区别于以笔墨、品鉴为中心的传统师徒模式，又区别于以技法、形式为中心的近代专科模式的教育体系。此时的北大书法教育，是超越技法而上升到人文的，书法不在技艺娴熟，而在精神表达。一切形致法度，一切气韵风神，最终都归于一心，心正则笔正，心和则气和，心远则韵远。这时候北大校园里思想激荡，新文化运动派有他们的书法思想，国学派有他们的书法思想，金石派有他们的书法思想，辜鸿铭有他的书法思想，章士钊有他的书法思想，新儒家有他的书法思想，但他们的共性，是书法思想同步于文化主张，笔墨实践浑融于文化生活。他们没有一个人把书法视为单纯的技法、谋生的技艺。后来的北大书法，一直坚守了这个传统。无论是院系调整时期，还是改革开时期，还是新世纪以来提出并践行文化书法的时期，北大书法的传统是没有变的。从近现代一路走来，北大学者，北大文人，无论是老一辈的体用之辨，还是风雨中的家国情怀，还是现在的正大气象，都是对中国文化本位的坚守。一个受过北大教育的人，是不会把为炫人而故作高深的形式，为兜售而粗制滥造的形式，当作社会价值和人生目标而孜孜以求的。

而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的书法不断分野，一大部分人已经走向了技术化、职业化的道路。在他们那里，书法不再是精神性的、文化性的，而是技术性的、商品性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批判，而是反思。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回到北大书法的原点，我们要弘扬精神性、文化性的书法，弘扬文化书法。我们放在一个大的历史时期，放眼文化发展、文脉传承，文化书法才是“必为长久之计，兼济天下之道”。我们要在笔画之筋骨、结体之势态、章法之气象之中上溯，看到文字、文章、文化的一体。

最近我在研究近代以来日本文艺思想的变迁，我发现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是斋藤希史《汉文脉与近代日本》，它提出的正是东方、西方对立的语境中的汉文脉的问题。这本书还没有中文版，知道的人不多。它探讨了日本的语言、文学的传统——汉文脉——自近代以来的流变。它提出：“先人生活于汉文脉之中，有人在其中走出新的道路，也有人抛弃了汉文脉。如果今天的语言文学正由这些挣扎形成，我们是否也该从那个世界出发，重新看看自己的语言？”当时，日本同样存在一个东方与西方的问题，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前后，这个问题非常的突出。日本的语言和文学的变迁，是值得警省的。我反思了日本书法中的汉文脉。1880年，杨守敬东渡日本。随着一万多件碑帖一起过去的，是时兴的碑学观念。比田井天来、日下部鸣鹤这些人，受到碑学观念的影响，开始对传统的书法思想进行反思。在二十年代，也就是北大书法传统形成的关键历史时期，在日本书法中，有人从传统书法中走出了新的道路，有人则抛弃传统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如今的日本书法，离开文脉之后，所形成的今天的面目，是否正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如今，日本已有有识之士，去反思他们的百年历程。而我们的书法界，还在纷纷攘攘中争闹不休。

我们要放到百年以上的历史进程之中，从文化发展的角度上，从文脉传承的角度上，才能看清书法的来路与去向。“天下本非逸乐之具，乃艰难之器也”，愿诸君携手，在文化书法的旗帜下，弘济于艰难，行书法之正道。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