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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百忍 | 游于艺——以赵壹《非草书》为线索
发布人:发布时间:2026-11-20
游于艺
——以赵壹《非草书》为线索
施百忍
内容提要:本文以赵壹《非草书》为线索,辨析“游于艺”与“荡于物”的根本区别。文章指出,赵壹所非不在草书之体,而在学者“专用为务、钻坚仰高”以致失其简易之旨,其批评背后的文化逻辑是以“体”统“用”的儒家正统。文章进而引入庄子鲲鹏之喻、孟子“分定”之说、孙过庭“心不厌精”之论,层层阐明“游”的条件:必先有所依——体立、分定、志立——而后能游。最后以“无用之用”收束,指出艺术的价值恰在不役于功利,而“游”之成立,正在有所守而不为物役。
关键词:游于艺 有待与无待 无用之用
一 游与荡:形似而实反
中国文字的诞生,是一场大动静。《淮南子·本经训》说:“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能愈多而德愈薄矣。”同篇又说:“朴散而为器矣。”可见文字既生,文明以彰,而朴亦以散。陶渊明所以有“道丧向千载”“羲农去我久”之叹——他叹的不是没有文字,是文字日繁而道日远。
以汉字为载体的书法,也在这条路上走。后世论书,一涉“简”“易”,便有人举赵壹《非草书》为戒。其实赵壹所非,不在草书之体。草书之起,本于“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此层他并不否认;他所非者,是后人违了这简易之旨。
看他笔下两种人便知。一种如杜度、崔瑗(yuàn)、张芝,“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须留心“游手于斯”四字。一种则“专用为务,钻坚仰高”,以至“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同样是用力:一个在余暇,一个以为专业;一个是游,一个成了滞。“钻坚仰高”四字,本是颜回叹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子罕》),赵壹移来写这些专力学草的人,讽意自见。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小道非无可观,病在“泥”。泥者,滞也。赵壹所讥诸人,何尝不用心?“领袖如皂,唇齿常黑”,正是极用心处。其病不在不用心,在用心而无主;无主,则随所至而滞。由此可辨游与荡。荡者,非散漫之谓,是无主之谓。无主,故随所至而滞;滞而不返,则自以为放达,其实为物所引。游者有主,循条理而行,行焉而各当其可。二者外面看都是“不拘”,内里正相反。故曰:游与荡,形似而实反。
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四句是一串,不是四件事:所向者为道,所守者为德,所依者为仁,所游者为艺。前三句立其体,末一句致其用。“据于德,依于仁”,其入手处即在“六经”,这是体;“游于艺”,则礼乐射御书数之实操,这是用。而孔子之体,不离人本身,《中庸》所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譬如射与御、为长者驾车,揖让而升,若胸中先无敬意、无静定,则未及较艺,已陷于争名。故其所谓体,是以“据于德,依于仁”为门径与根基,由读经以立人生的终极关怀、道德根基与仁爱之心;所谓用,则于日用技艺中把这点精神发出来,又反过来磨砺、验证自己的德行。价值理性贯注于日用实践,修身便是学思兼善,是“合外内之道”“时措之宜”(《中庸》)。正因为孔子把道安在日用常行之中,所以能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道的分量重于生死,而其所闻者,初不在远。
朱熹注“游于艺”曰:“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论语集注》)末句最要紧:心亦无所放。可见“游”与“放”本是两事。今人把“放”认作“游”,正是把荡认作游。孔子之“即凡而圣”“合外内之道”,其落脚处在一“礼”字。《论语》云“立于礼”,正谓以礼统摄内外、贯通体用。艺而系于礼,则游不至于荡;礼而通于艺,则敬不至于拘。
赵壹文末有一句,向来少人引:“岂若用之于彼圣经。”这是他正面的主张:把“钻坚仰高”的力气,移去治经。其上又有一句:“夫务内者必阙外,志小者必忽大。”正可为我上面的话作注。一言以蔽之:赵壹批评梁孔达、姜孟颖辈慕张芝之草书“过于希孔、颜”,其背后的文化逻辑,正是以“大”驭“小”、以“体”统“用”的儒家正统。而“游”之一字,须先有所依,然后能游。
二 积厚而游:鲲鹏与小大
上面说赵壹之非草书,非薄技也,乃为“大者”立界。这一层,可用孟子的一句话印证。
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孟子·尽心上》)连“定四海之民”这样的王业,也只许以“所乐”,不许以“所性”——功业是性之发用,非性之所存;性属分内,欲乐属分外,分定则不可加损。
以这个尺子量赵壹:张芝之草可游,在其人“博学余暇,游手于斯”,草书于他不过余事——若以孟子之言说之,是“仁义礼智根于心”,而“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之余事,故虽游手而不逾其分。梁、姜之草则成荡:以余事为本务,斩断了“简易”之根。赵壹自己给了证据:“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求名故求难求迟,根断则无生意,墨愈黑而气愈躁。故赵壹所争,不在工拙之高下,而在位次。位次者,分也。
界既立,则可问:草书之“游”,所积者究是何物?先于赵壹的庄子,不及见草书,而其言可映照赵壹的理路。《逍遥游》讥“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今人贺人升迁,动曰“鹏程万里”,恰是庄子所笑。他拈出鲲鹏,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鹏能图南,靠的是九万里之风。工夫是风,游是鹏。
而鲲化鹏这一段,不可略过,其中六层皆力:鲲,巨力潜藏;化,转化之力;怒而飞,迸发之力(怒者,鼓怒奋发,非嗔怒);海运,凭借之力;水击三千里,初始之力;抟扶摇而上,攀升之力。沉潜与飞动之间,那一“运”字最要——非溟海不足以运其身。值得注意的是,鹏是有待的。“去以六月息者也”,息者风也。郭象注:“非溟海不足以运其身,非九万里不足以负其翼。”所以鹏不是无待,是有待之游的最高典型,庄子说鹏“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已经无限接近于无待了。接着引出小大之辨。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庄子答一句:“之二虫又何知。”又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可见大非形大,是积厚:水不厚则负大舟无力,风不厚则负大翼无力。鹏之所以大,不在其翼若垂天之云,在它所培之风。郭象谓各当其分即逍遥,此说可通于孟子之分定,然与庄子原文的贬意不合。庄子原文“之二虫又何知”的贬意是明白的。因此,我们将重点放在“积厚则大”,对“安于小即逍遥”持保留态度。
至于宋荣子“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而犹有未树,列子御风泠然而犹有所待,乃至“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而后无待。在我看来,这是庄子指出人生的三重境界:自得的人生、无迹的人生、自由的人生。可以看到,从有待到无待,庄子给的是“游无穷”。孔子不给这个。
孔子也想过避。他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又说“作者七人矣”(《论语·宪问》)这七人是否为长沮、桀溺、丈人、石门、荷蒉、仪封人、楚狂接舆,尚待“求其人以实之”。大家知道,孔子也曾“欲居九夷”,曾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然而终究没避成。没避成,不是不能,是不肯。《微子》篇,长沮、桀溺讥孔子“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子路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知道不行,仍不避;不避,则所游者不在无何有之乡。
故曰:庄子避,故游无穷;孔子不避,故游于艺。两条路的分歧,只在这一句上。而“游于艺”之“游”,正是上面所说“有待之游”:它不取消条件,它在条件里积厚。
那么,当草书从“趋急速、示简易”的实用之技,蜕为一种精神表达时,它所积之“厚”是什么?它所求之“游”,又在何种意义上不同于“荡”?
三 有待与无待
所积之厚,先不在纸上,在人身上。
我时而遇到家长来告:孩子不能安静,欲令学书以求其静。这份好意,往往先坏在一个“求”字上——求静而不肯积,是想绕过“待”直接取果。譬如不候春而望秋,不待风而欲飞。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孟子·尽心上》)静不在外形,在中有所主。《大学》云“诚于中,形于外”,说的正是这个次序:中无主而强抑其外,只是郁闭不流。故俗语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不改易那套生活的惯性,不慢下脚步,纵使一时坐得住,恐怕连基本的血气也一并丢了。
孙过庭论书,有一句最易误读:“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书谱》)此语下半截常被截去——他接下去便列九种偏:质直者径侹不遒,刚佷者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末以一句收之:“斯皆独行之士,偏玩所乖。”可见“随其性欲”四字,孙过庭是当病说的,不是当美说的。这与赵壹之讥“专用为务,钻坚仰高”,所说似同而实不同:孙氏所忧,在任其性偏而无修;赵氏所忧,在力用而无本。一在任偏,一在逐末,其失则同——皆无主也。性有偏,故须修;任其偏而以为姿,则偏玩所乖。
性情既修,然后可言抒情。中国书法于实用性之外,尚有艺术性——“达其情性,形其哀乐”。诸体之中,草书抒情最显。韩愈《送高闲上人序》: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
这一段常被读作“情感的高峰体验”。但须看韩愈下文:“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张旭不是情感安顿了才写,是情积于中、郁勃不释,而后一决于书。其所以不散,不在静,在有主。故前文先立一通义:“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神完守固,故万物至而不胶,发之而不散。韩愈此文更有后半:“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一个“泊”、一个“淡”,到极处,写出来的只是“无象之然”,一个空影子。换言之,高闲之书不荡,是“空”。韩愈辟佛,此文亦微见其意:看似论书,实以张旭之有情,反衬高闲之无情。
书必待纸、待墨、待笔、待手,待五合交臻。孙过庭列五合五乖,而后下一断语:“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同上)白话的意思是说:时与器皆在外,志则在内。所待者在外,而所以待者在心。
“器”之一层,可略说。蔡邕云“惟笔软则奇怪生焉”(《九势》),是言笔性之活;赵孟頫云“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兰亭十三跋》),是言笔法之常。活故能变,常故可学。至若“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则非现场观摩不可,纸上说不得。
然时也、器也,皆非其至,至者在志。志立,则五乖之中亦可书;志不立,则五合毕具而手愈乱。值得注意的是,孙过庭之“志”,是当下之心境——“神怡务闲”“偶然欲书”皆是;此处“志立”之“志”,已是终身之趋向;至如孔子“志于道”,则又深一层。名同而实异,然亦有通:心境之畅,正由趋向之定。趋向不定,则五合虽具,笔下仍是浮的。
接着说“无待”。无待不是取消条件。若待纸墨尽绝而后能游,则天下无人能游。无待者,不为所待者役——条件不具则不作,条件既具则不滞。此即上文“待而不役,是游;役于待,是滞”。故非由有待而“走向”无待,乃即有待而无待。庄子谓列子御风而行犹有所待,书家亦然——其游不能无待,其所以异于荡者,只在“不役”二字。进一步说,书者之志,不止于工拙,而在参赞——以笔参造化之动,以墨赞万物之情。正是在这一层上,有待者不复为所待者役:不是条件消失了,是胸次打开了。此之谓即有待而无待。张旭的草书在这个意义上使我们远远地窥见了孔子“游于艺”的笔墨兴象。
四 无用之用
或问:学书法有何用?
这一问,我在书院听过不止一次。问的人多半出于善意,未必真要一个答案;但既然出口,就说明他心里先有一个“用”字在那里量。所以今日不忙着答,先辨一辨这个“用”字。
《庄子·人间世》末段,说得分明:“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桂与漆,非不美也;正以其可用,故不免于斧斤。《逍遥游》中在庄子与惠子的对话,可作这一句的注脚。惠子有五石之瓠,“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笑他“拙于用大”,曰:“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惠子又有一大樗(chū),“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匠者不顾;庄子曰:“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相较狸狌之“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狸狌之捷,是有用之用,故死于网罟;大瓠大樗之拙,是无用之用,故全其天年。有用者役于用,无用者游于无用。
回到赵壹《非草书》,他非草书,非了四层:一曰出身不正——“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二曰违其本旨——“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三曰不可强为——“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四曰无用于世——“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
前三层各有可议,第四层最见其立场。他要问的是:这有什么用?而他的答案是:没有用。以此判草书为“伎艺之细者”。然而奇处正在这里。他说“无用”,本是一句贬词;我们今天读,却恰好读成了草书的独立宣言。“善既不达于政”——正因不达于政,它才不必担起政;“拙无损于治”——正因无损于治,它才可以只为自身而在。
更可玩味的是他说杜度、崔瑗、张芝“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游”——他用了这个字,却不肯让它成立。在他看来,“游”只是余暇之事,不足以为业;他不知“游”恰恰是艺之所以为艺者。而“余暇”二字亦有讲究。游必有余地。博学而后有余暇,有余暇而后能游手于斯。这个“余”字,与《养生主》庖丁“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同一个“余”,与《逍遥游》“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也是同一个“余”。余地非空,是所积者厚,故所出者宽。
再看他第二层——“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这一句他是当病说的,说得也不错:草书本为赴急而作,今人反求其难、求其迟,是把“简易之指”丢了。但须问一句:失了谁的指,得了谁的己?草书一旦不求速,便脱离了“临事从宜”的实用;一旦脱离实用,便落进“无用”。而艺术恰在“无用”处生。故这“难而迟”三字,从后世看不是草书的堕落,是草书的自觉——它不再替人办事了,它开始替人说话。赵壹所叹的“失指”,正是草书的“得己”。
进一步,可发现他文中的一个矛盾:既许杜、崔、张为“超俗绝世之才”,又斥梁、姜辈为“效颦增丑、学步失节”。同是学草,何以一许一斥?因为他分得清“游”与“役”:杜崔张是“余暇游手”,梁姜辈是“专用为务”。前者有余地,后者无余地;有余地者游,无余地者役。故赵壹之评,一半是对的,一半是不及的。对的一半:他看出了“役于待”的病——“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那是极用心处,也正是极不自由处。不及的一半:他只有“有用”这一把尺,故虽见了“无用”,不能识“无用之用”。
“无用”不是“不用”。今人说“艺术无用”,常带一点自恕:既然无用,便不必下功夫。这是把无用当挡箭牌。须知无用之用的“用”,正在“根”上。草书之“无用”,是它不为政教服役;草书之“有根”,是它的点画从篆隶中来。隶变与草书之起,不是两件事。隶变既成,草书随之而起——草书本就是隶书的赴急之写。所以草书之点画,虽流走迅疾,其骨却从篆隶的圆转藏锋中来。后人论书有“金石气”之说,其名虽起于清代碑学,所指者实即此沉厚。今人学草,一入手便求其纵,不问其纵从何来;譬如水之无源,虽一时浩荡,涸可立待。点画有根,笔下才有余地;笔下有余地,才游得动。
回到开头那一问:学书法有何用?答:问“有何用”,便已不是游了。这个问题本身已经给出“用”的现实了,无论回答“能修身养性”,抑或“能静心”,问题的锚点皆在“用”上,而非回答“静养”本身。苏轼云“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无意于佳”四字,正是不立用字。然“不立用字”非“无所守”。无所守者,是荡;不立用字而有所守者,是游。所守者何?曰志。孔子曰“志于道”,此志不在工拙,不在毁誉,不在传与不传。故“无用”之上,须有一个“志”字镇住,否则无用便成无聊。
我在书院讲习书法,多在读经。有人不解:写字就好好写,不会写字才讲儒释道。我说:若只求工拙胜负,自然不必讲;然书法非竞技,工拙之外尚有一个“人”在,便不得不讲。二十六年下来,学习的人气质确实变了。这算“用”么?若算,又落回有用之用。我宁可说:这不是“用”,是“余”——人身上多出了一点士人的气息。无用之用在“余”,不在“得”。
故艺之所以能游,正因它不必承担“必须有用”。而正因不必承担,它才担得起别的:担得起一个人的志,担得起一时代的风气,担得起“道”在日用常行处的欣悦和畅。庄子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并非说“无用更好”,是说“用”这个字本有两副面孔。赵壹只见一副,故草书在他笔下是“细者”;我们见两副,故草书在我们笔下可以是“游”。
概言之:游者,非荡也,有所依而后游。所依者三:曰体,曰分,曰志。体立,则有所本而不浮;分立,则有所止而不溢;志定,则有所向而不迁。三者具,而后可以言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