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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书法的精神魅力 ——王岳川教授访谈录
发布人：发布时间：2020-01-09
周明华（书法网首席执行官）：
此次应该是我与王教授在书法研究所的第二次见面，时隔二十天。从上一次我听说北大书法所要搞这个毕业展到现在的二十天之后，整个展览的诸项事宜已经从当时的千头万绪到如今的万事俱备、只欠开幕了。我是做过展览的，很清楚这些事情的复杂性，尤其当我看到新闻通稿后，从出席这次毕业展开幕式的人员的名单上，我大吃一惊，其规格之高、人数之众，都让我感到非常的诧异，也让我再一次看到了北大作为百年名校的号召力、影响力和她的出手不凡。这个开幕式做出来，我想不仅仅是对北大，对整个书法界，都是莫大的荣耀。所以首先我想请王教授给我们把这次展览从筹划到准备到现在的整个过程做一个梳理，让大家对这个工作有一个比较透彻的了解。
王岳川（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教授）：
好的。谢谢各位朋友、谢谢书法网周先生，给北大书法研究所一个机会跟大家谈谈这一个月以来书法研究所艰难而有效的推进历程。其实北大书法展出面临四大艰难：一是北大书法能否面对社会，如果仅是一个校内教学展，那很简单，但要面对社会、面对中国书法界的众多高手展示自己的风貌特色，是非常艰难的；二，北大书法研究所到目前为止按金所长的说法还是个“三无单位”，一无场地——我们现在连一个自己的办公室都没有，二无经费，三无固定人员——可以说为北大书法研究所服务的人员全是“志愿者”，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我们所做的展出的复杂性，全是这些“志愿者”完成的；三是展出的规格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我们跑了七个展馆，包括军事博物馆、劳动人民文化宫、皇城艺术馆、炎黄艺术馆，中国画研究院等，就是要找最适合自己的展馆，这和我们书法所的办学方针有关系，就是说同学们在北大书法所创业之初来到这里，因为他们是首届，他们选择了北大，所以北大要对得起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北大书法研究所没有充分获得合法性就前来就读，当他们毕业时无论如何我们要给他们一个满意的回答。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内在的自信就是相信经过两年的梳理，同学们的书法确实进步甚至是全面提升了。他们的作品应该在首都博物馆这样的场馆里面展出；四，一旦要做这样的展出我们的经费够不够，花几十万元来出精美的作品集和办大型展出究竟是否有意义，是否能够承担得起。。
以上这四大艰难使得我们如履薄冰。北大无小事，北大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可能在社会上被扩展成一件大事。书法在北大、在很多教授眼里确实是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但是在北大书法所看来则是头等大事，这是角度不一样，为了书法的建设或者文化的书法呈现。金公作为所长，年事已高，还坚持去首都博物馆看场馆，坚持每天给我个电话问进度。就我自己而言，我作为书法所副所长，主要抓教学、科研和展出工作，北大书法所66位学生、28位海内外老师近百人的各项事宜都需要协调，不能掉以轻心。可以说，我在北大22年里没有一次这么累过，书法成为了北大人一个沉重的文化担当。这是北大自蔡元培校长建立书法研究会以来第一次建立的书法研究生班，所以我想应该鞠躬尽瘁、全力做好这个工作。
周明华：
那么关于这次展览的一些准备时的情况，您能给我们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吗?
王岳川：
在最初策展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所有同学的作品都必须上，但是这又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就是在这个班的66名学生当中，大概有10名同学是原本不怎么写书法的，只搞美术创作和书法理论。我们知道有些人就是只搞理论而不写，作品要达到在国家级博物馆里面展出的水平，可以想见他需要多么漫长和艰难的训练。我们采取的办法就是每一个同学都参加展出，因为天赋人权、人人平等，按中国的说法就是有教无类，既然是毕业展，我们任何人都没有阻止别人出展的资格。这样我们就在教学中让高手和初段进行一对一、一帮一的交流，同时我们的老师也是严师，经过了四个学期的训练，尤其是最后一个学期关门集中训练了十天，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每天晚上我们让每个同学拿出一幅作品，也就是说每天我们差不多做了一个小型的七十幅作品展，这是很考验人的。到最后一天每个同学把以往九天的小评作品拿出来让老师看九幅中最好的是哪一幅，就这样百里挑一、十里再挑一，挑出最佳作品来，然后全班的再挂起来看，还不行时就再重写。这有点像训练特种部队的那种感受。有时我想，同学们们别妻抛子，万里迢迢到北京，而且这一个月又是沙尘暴，很多南方的朋友可以说到北京吃尽了苦头，但他们克服了生活、习惯等千难万险，来为这次展出出力，真的很不容易。
作品出来以后，第二个部分紧接着就是拍片，然后是排版。从版式、设计，我是看了三次校样，要求很严，除了作品照片、简历以外，还有工作手记，包括创作环境、用的纸笔墨砚、创作心得、艺术格言等等。这样做的结果，改变了在同学们心中原本有的三种想法，一种是“天下所有的地方都是拿钱买学位，我在北大不过就是交了一点钱拿回我想取得的东西”，第二种想法是“北大的书法也就那么回事吧，来这听听名家上课，后半辈子还可以用”，第三种是说“我就是想看看北大的书法究竟是怎样的、里面的水究竟有多深”。千奇百怪的想法都有，但是不管多么怪诞或者是诚实的想法，我都以两个字对之——就是“诚信”。我信奉的名言就是“诚信是一张没有填写的支票”，你把它填写成多少它就是多少，你填成一块钱，你的诚信就值一块钱，你填写成无价之宝，它就是诚信的价值。那么我相信我只要在北大一天、在书法所一天，我坚持的两个字就是“诚信”。话说回来，经费很少、场地没有，像现在我们采访的地方都是借别人的办公室，而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是义工，没有一个秘书、没有一个打字员、没有一个专业摄像，我们所作的网站上所有的照片和文字都是我每天凌晨四点钟以前自己一幅一幅、一篇一篇贴上去的。这代表了北大的一种风格，尽管她起步很晚，但她沉寂的结果一定是后来的绚烂。所以北大这次书法展通过了集训、拍片、制版、校对三校，最后金开诚教授用放大镜再审核，最后才印刷。当然,因为时间关系，仅仅只有半个月时间，所以还有写错字未能校对出来，留下了遗憾。另外，从每一个请帖、信封、手提袋，到作品集的封面、展出时大型的背景板，都是出自我和学生们的共同创意，我们既是策划者、也是设计者、也是印刷者、也是布展者，所以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双手节约了每一分铜板。
周明华：
我看了一下，这次展出不仅请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岚清题词，还有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和中国书法家协会张海主席的贺信。出席这次开幕式的嘉宾名单还请到了国家领导人，那么北大书法研究所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和目标来确定这些所邀请的嘉宾的呢？
王岳川：
北大书法研究生班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北大研究生中比较自由的群体。北大是培养高手的地方，像我所供职的中文系，我本人招收硕士已经有十四年了，招收博士也已经十年了，其中有一整套严格的半军事化训练的模式，像论文的匿名评审、教授答辩的严酷性使得每一个学生可以说都是如履薄冰的。而书法研究生班可以说是离北大中学术严训稍远一些的群体，因为其中只有少部分同学可以申请硕士学位，大部分同学只能拿到研究生班的毕业文凭。按常规来说，这是不用惊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但是我与金开诚教授商量的结果是我们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是他们是首届、是北大百年的第一次，从蔡元培成立了书法研究会、美术研究会、音乐传习所以后，事实上北大的美育若断若延，并没有真正按照德、智、体、美、劳的五项基本原则发展，蔡元培校长尽管提出过以美育代宗教，但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这使得今天北大学生精神上出现了极大的恶化，跳楼自杀者增多，精神错乱者不少，厌学弃学者或者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追求而只强调身体性的学生也不少。我就想到我们以艺术代宗教，尽管书法可以说是九牛一毛，不能救世也不能救国，更不能救人，但它起码可以对很多孩子形成一种良性影响。
第二，领导人也重视艺术教育。以美育代宗教不仅是一个老师要做的事，如果国家不支持不努力，那么最后整个国家的人文生态还是会恶化下去，精神生态还会出现空前的弊端。目前全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三个百分之一，即精神病百分之一、艾滋病百分之一、自杀率百分之一，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用艺术的清泉来涤荡这种灵魂的不洁呢？为什么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却不肯为艺术作点事呢？我就带着这种理想主义给李岚清先生写了一封三页长的信传真给了他。让我很感动的是，我是下午两点钟发的传真，当天晚上十点钟李岚清先生就题写了一幅字：“弘扬书法文化”。病重已久的季羡林先生写了贺信；而金开诚先生因他身居的地位，所以他请到了全国政协的副主席。所以希望北大书法所第一届研究生班的书法展能够做好。从这里面透出一个信息，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中国在有了第一桶金以后、在科技和经济高度发展以后，中央和各部领导以及一些退居二线的领导同志们思想当中都有一种想法，就是要抓文化。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能够在国际关系上把中国文化弘扬出来，这大概会变成一个国策。
第三个原因在于，我在多年之前写过一本书叫做《发现东方》，意思是说：东方的大国是中国，中国文化是唯一的四大古国中没有中断的文化，而我们的书法是和西方的任何艺术都不一样的、独一门的艺术，这是最应该让西方感到惊诧和惊喜而吸收的东西，电影西方的、美术西方有、音乐西方也有，你说西方什么没有，唯独书法没有。为什么这个几千年不灭亡的国粹我们不去弘扬她呢？国家领导人题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贺词都说明了一点。国家和高层开始关注文化关注书法，应该为此而高兴。所以这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也是一个实至而名随的事情，就是说实际上做到了而名气也就随之而来了。它如果是做得很差、令各位先生都不信赖，那么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周明华：
一届书法研究生班的学生随着这次展览的结束也就毕业了，这么长时间走下来，您怎样评价这一批学生和他们此次展览的作品？
王岳川：
中国书法界很复杂，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这里我只好引金开诚教授的一段话，他说中国书法界目前成了一个名利场，北京大学不愿意介入这个名利场，所以很艰难。但是只要我们有了自己的想法并努力去做，也许可以另辟蹊径，变成另一种方式。这个研究生班的66位同学来的时候，可以说是各有所思、各有所想、各有所图，经过在北京大学两年时间的学习以后大致有两三个体会：第一是刚来的时候发现教授出版的书和上课讲的内容不好懂，既然读不懂就不明白其中的微言大义。但是经过了四个学期、两年的学习后，忽然豁然开朗、能够读懂了，这种快乐是种发自灵魂的快乐。就像我看一个号称书法家的书法，我认为它还没有我写得好的时候，因为我眼低；而当我有一天终于能够意识到他字中的微妙之处时，那种快乐是无法形容的。研究生班的同学们经受了一个灵魂的磨难，这个磨难就是北大的庙太大、而这些菩萨又太小，进来以后就湮没在五万师生大师的影子下了。但经过两年的学习以后，他们慢慢的沾染了一些这座庙的神气、理解了一些这所学府的学术理念，所以他们的书法创作开始走向大气。当他从经史子集中的集部的诗词部走出来，才发现书法内容是无所不包的。我参加过日本大书法家西川宁的书法展，让我触目惊心的是这位老先生所写的字没有一句是俗语，而全是中国的《四书五经》中最核心、最了不起的思想的浓缩，可以说他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个书法家，他完全可以含笑九泉而笑傲江湖。我看到他的遗像时很感动。但是我很为中国书法家悲哀，我参加了太多的中国书法界的书法展，大多是些酸词，自制的诗词相当多的不合平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没有文化、没有技法、没有传统、没有根基，以至没有国际视野，以及没有出经入史的丰富学养的书法家，能够让万民景仰、让东亚国家以至世界信服吗？所以我们对学生的训练就是，写作的内容包括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然后是自撰诗词。所以同学们尽管很痛苦，不明白这些老师为什么让我们写这些，因为四书五经当中重复的字多如牛毛，要把它写成一幅美轮美奂、极为精到的书法作品是很难的，而相反写诗词就很简单，里面几乎没有多少字是重复的。创作内容限定了，同学们就有了训练的方向了。
在教学上，我们请到了一些流行书风的代表人物、学院派的代表人物、传统书风代表人物，也请到了一些现代、后现代书风的代表人物。他们又很痛苦，听每个老师讲演下来都有不同的意见，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没关系，就像一个浙江人吃麻辣烫很痛苦、四川人去吃上海的甜餐也很痛苦一样，这是一个深入彼此的一个过程，你要知道那个麻辣烫和甜食是什么味”。北京大学这一点很好，有一个谦虚的态度和朴素的精神、不做盟主而作一个小兄弟的姿态，所以能够让各方都能进来。北大的研究生吃了五谷杂粮以后就会有了新的觉悟，这个觉悟是他们自省的。很多同学目前与他们最初的书风改变很大，原来写得好的同学中个别有滑坡现象，过去写得差的大踏步的前进，这里边的意味值得玩味。写得好的他可能就是固守己见，相反不成功的反而很谦虚、能够海纳百川，所以我们说有些同学的字是越写越差、而有些同学越写越好，全看你的功夫做到位没有。经过了两年的训练，上了二十门课，考试很严格，完全像研究生一样是匿名封卷。经过了两年以后，他们在学问上大进了，在书法创作上我认为相当多的同学有了很大的进步。用一位同学的话来说，就是“刚刚琢磨出一点味的时候，毕业了”，他说很留恋，觉得还不过瘾，这就是说可能我们的教学方针还值得修改，不能让他们一旦毕业了、作品也不错了，已经吃甘蔗从尖吃到根——越吃越甜了、还想吃到更甜的时候，没了。全中国的书法高手都可以以较低分数进入北京大学读博，同时我们也将招收海外的博士生，像韩国和日本的，今年就有两个日本大东大学的同学来报考硕士，一个韩国的同学报考博士，可惜北大的门槛太高了，他们都落榜了。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我们的这66个同学多么的幸运，他们能够进入到北大、能够成为首届，尽管时间很短。现在还是有6—8人愿意继续读硕，他们将在北大再读1—2年，最后成为北京大学书法硕士生。
现在正如您刚才谈到的，他们要毕业了、他们要走了，我相信每一个对北大怀有感情的学子都会对这个学校、对书法研究所、对这个集体有深深的怀念。尽管我们的教学在很多方面还不完善，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第一次要允许我们犯错误。但是在最后的日子里面，我们尽可能补漏了一些，把某些过去没做完、做好的工作做了些修补，我想同学们会带着美好的怀念走的。他们走了以后可能有两个反馈，一个是介绍更多的高手来投奔北大，第二是把北大的那种精神——严谨、求实、创新的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传播到五湖四海。
周明华：
那么您对现在已经出来的这些作品到底作何评价，是否满意？
王岳川：
学生创作工作手记最后一条都是自我评价，同学们都很谦虚，大部分人写的是75%的满意度或者尚可，等等。有些人可能在心里已经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了，但他还是写的“尚可”，这说明我们写书法要有一种敬畏，这种敬畏让过去艺术家的那种狂放和豪态稍稍收敛了一下，这就是北大的魅力。她的魅力就在于让你在一时之间感觉自己既高大又渺小。同学们觉得写好一幅字以后特别得意，但有时他又觉得这特别渺小、没什么了不起，我想这也许就是北大的悖论：既大又小、既宽又严、既高又矮。你看那个塔就那么矮，那湖水就那么一勺，还把自己的园叫勺园，可见其小，但她其实是“弱水三千，取一勺饮”的意思，就是一滴水反映出大千世界。所以作为教授，我认为经过了辛苦的两年，按金开诚教授说的是没有挣到钱，也没有得到什么利，反而我们还倒赔本——现在是严重的经济赤字、超支，但还是觉得很爽。因为我们平时招研究生一次只能招一两个，这次一下就招了60几个，你说这有多快乐；再看到这些朋友们都不断的在进步，那种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快乐真是大快乐。从私心来说我觉得研究生们写得很好，从北京乃至全国的高水平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们比过去进步了，而且他们今后还会更进步。我还要特别想说的是，在刘正成和曾来德两位教官的执教下，研究生在创作上了一个大台阶，在徐寒老师的教学安排下，同学在人文教育方面也得到了培养。他们为我和金老师分忧了，没有这几位教授还有我们请的其他客座教授来为我们共同努力的话，我们也做不好这些事情。
不管怎么样，这次展出我想我说好老百姓不同意也没有用，所以还是让朋友们到首都博物馆去看看，好坏由他们去说，我已经完成我的首要任务了。
《中国书画报》记者：
您刚才提到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我们相信北大书法研究所的成立将在美育方面为北大学子做更多的工作，您能就这方面的问题给我们多谈谈吗？
王岳川：
蔡元培先生当初之所以要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就在于西方有基督教、中东有伊斯兰教，全世界的宗教中国最惨。基督教徒现在全球有3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2强，伊斯兰教徒现在是13亿，约占1/4，印度教现在是9亿人，我们中国还有周边汉字文化圈的佛教徒3亿人，占全球的1/20，可以说是一个最弱小的宗教。至于儒家又号称儒教，那更没有多少人。所以就此而言，中国是一个没有太多信仰的国家，当然过去是信仰共产主义，今天据我所知很多人信仰money（钱）。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想当年蔡元培校长提出的“美育代宗教”的涵义更突显了出来。要让中国人今天完全信钱也不可能、完全信某种主义也不可能、完全信儒教和佛教也不可能，那么艺术是不是可能暂时的作为一种替代品或者说中介过程，我想蔡先生当时也是这样考虑的。现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以人为中心的优美艺术已经被排斥掉了，现代性使得西方的艺术变成反叛的艺术、丑陋的艺术，而后现代艺术用萨特的话说是变成恶心的艺术，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他们的理念就是绝不合作，坚决地和这个社会的所谓政体和精英群体进行反向角力的斗争。但是对于中国这种前现代走向现代的国家是不是也能接受这种丑陋和恶心的东西还值得我们思考。所以对此而言，“以美育代宗教”绝不是一句口号，“美”今天被很多人质疑，而“丑”却被很多人喜欢，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艰难。不管怎么说，今天的审美范畴扩大了，过去就是“美”、“优雅”，今天可以有“荒诞”、“黑色幽默”、“丑陋”以及“恶心”等等。借用光谱学来说，过去主要是红色和黄色，暖色调的，而今天已经有很多阴暗的色调、冷色调出现了。作为一个美学家和理论家，面对这些的时候不能扼杀，而应当正当的评价。因而谈到“以美育代宗教”的时候要考虑是指用什么样的“美育”来代宗教，让那些恶心或者反抗的艺术来代宗教可有问题。
北京大学之所以提出“文化书法”，就在于我们坚持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中国人一定不要超前消费，在精神养料方面也不能超前消费，因为从这个国家的现状、整个社会的构成和农村人口占50%以上的现实出发，可以知道我们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或者后现代国家，而是处于一个前现代的农业大国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任何过分超前都会被社会置疑。一个丧失了母土大地的艺术家，他将是没有生命的艺术家，他飞向了高空但最终将被太阳所融化。
北京大学采取一种务实、求实的态度，从传统当中吸取更多的营养，坚持“文化书法”，强调的是“文化”，强调的是一种传统的东西，然后求实创新，在传统的根基上创新。因为在狄尔泰看来，大学是文化财的聚集地，大学的主要功能不是创新，而是把人类即将失去的“文化财”——不管是口头文化遗产还是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地下埋藏的考古文化遗产——保存下去并教授给学生，这是大学的主要功能。因此有些大学以一种粗犷的甚至是一种特别极端的态度把某些东西作到极限，我认为那是违背了雅斯贝尔斯的“大学的精神”的，因为他所说的大学精神的主要功能第一是传承、第二是传统、第三是传薪，而所有创新是社会上各个个体艺术家的功能，因为在西方的艺术概念当中这叫“尝死法”，即尝试着死亡的方法，用哲人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用带血的头颅去撞规范的铁门”。他是尝试着自己的死亡，很多行为艺术家以及其他比较前卫的艺术家、先锋的艺术家，都是在这样尝试。而大学只能把最约定俗成的、最有厚度深度的东西传授给大家，同时她也将吸收一部分新的东西传承下去。这就是“以美育代宗教”的北京大学的理解，也可能有错误，但是我们会不断的修正。
周明华：
北大书法研究所的这第一届学生就要毕业了，这一届带下来和您最初所设定的理想有什么距离吗？您对于北大书法研究所的未来做了哪些方面的规划和设想？
王岳川：
记得第一次同学们把他们的两幅作品——一幅是临摹的、一幅是创作——寄来了以后，金开诚、我、刘正成、曾来德、徐寒我们五位教官在来德艺术中心看的时候，我是喜忧参半。我认为我在书法界做事情有合法性，我简单的说一下自己：五岁临字，遍临百帖，家教极严，每天晚上不写上20个红圈圈不能吃晚饭。在我印象当中，整个童年少年都是在写书法当中度过的。现在要说传统功底，我敢说我们书法所出其右者并不太多。在读大学的时候，每天临帖，获过四川省大学生书法一等奖、全国大学生书法优秀奖。82年到了教育部以后，获过教育部书法一等奖。这些只是说明了在业内还有一定的可信度。所以我们几个教官在评价书法的时候，我确实是很忧心，当时的感觉是就这样的一些书法学生进来，我们培养两年有什么意义？说实话，当时报名的是一百多人，我们淘汰了相当多的同学，当时很多人说多多益善，因为现在据说很多学校都招一百多，因为多招一个学生就意味着经费和各个方面的有所改观，而招得越少付出的成本就越大。最后我们选择了66位，而其实当时我的想法是招50位。所以这个班应该说是有1/4的高手——获过全国奖、各个省书协市书协的副主席或者秘书长；有1/4是中手——写得不错，但是没有创作个性、没有创作理念；还有1/4是入门既久、信心扩大，这个时候就是遇良师则成正果、遇歪师则入歧途；还有1/4是浑然不知山门之何在。那么高低不平、修长无定，如何来统一教学让我们颇费踌躇。但是经过了很多尝试以后，现在我可以比较欣慰地说，有3/4的同学基本上达到中手以上，高手将近一半，可是还有三五位同学仍未达到理想。但是在金开诚所长的坚持下，这次所有同学全都上了作品集。我知道一个球队的软肋、它最容易受攻击的地方是最差的那个队员，所有的扣球、吊球都吊到他那，所以我们这次有好几个软肋供朋友们批评。因为北京大学是个教学单位，这次的毕业展，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去展示自己的作品。
现在同学们即将回到五湖四海。我认为他们已经超越了我们最初的理想。这些学生经过了两年多的努力，有相当一部分、我认为有50%以上的同学大大超过了当初的水平，有20%多的同学进入了我认为是在中国书法界的一种前沿的水准，具有独立的创作理念、具有自觉的创作意识，还有一种分明的对于中国书法优劣的判断力，这是很可贵的。所以我们接受了韩国成均馆大学的邀请，我们师生36人将在5月12号挑出强中的强手去参加展出，这也是北大书法研究所第一次由我作为团长带领学生到韩国作展出。
对未来的教学，我更加充满了希望，因为我们的教授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顾问委员会，像季羡林、任继愈、文怀沙、饶宗颐、欧阳中石、沈鹏等等，既有书法专家、也有文化学者；客座教授还准备聘请曹宝麟、今后还可能要聘请邱振中等一大批新锐的书法家，还会聘请一些其他的书法家。只要有才华就聘，哪怕只聘一届三年就不再聘了也没关系，他曾经是北京大学教授足矣。所以我想未来再招生的时候会更加自觉地修订我们的教学方案，调整文化课和创作之间的比例，过去我们特别重视四六开，今后可能会五五开，甚至根据学员的情况会反四六开，为创作让道。因为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就是北大的文化尽管重要，但是文化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事情，她在学下来了以后还需要在创作方面作一些比较全面的训导。这届同学就是由于文化占六成，所以在他们毕业的时候才感觉到创作的魅力出现了，当然我也相信在他们回家以后，文化的持续力、他所买的老师的书、回忆课程或看课堂笔记，其中会有很多后备资源出现。但是如果可以使创作和文化同时并进，何乐而不为？所谓“文化书法”，“文化”是定语，“书法”是主语，它不叫“书法文化”，它还是以文化来提升书法的品味。
周明华：
那么通过这一届的教学，北大书法研究所是否已经形成自己比较独特的书法教育体系和书法教育理念呢？因为我们来讲真正意义上的书法教育体系的话，我的认识是应该从中国美院、从沙孟海那个时候，开始有了第一批的书法研究生，这是将书法单独作为一门艺术的教育来确定，随后滥觞尤其到现在很多综合类的大学都在艺术学院里面开设了书法教学甚至包括书画鉴赏等更多门类的专业，那么北大从书法研究所建立到招收第一批书法研究生，期间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你们是如何确立北大的书法教育体系和书法教育理念的，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和特色？通过这一届下来，这个体系是如何完善的，在未来将有哪些更明显的区别于其他的甚至传统的书法教学单位教育体系的特点？
王岳川：
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就是我们所开设的课程，我们请的一些导师。而且我们每次请一些导师都开一次导师座谈会，他们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像台湾、香港、澳门、日本等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书法家提出了一些建议非常好，使我们茅塞顿开，有了很多新的想法。
北大的本科和研究生有着本质的区别，本科所要完成的是一种最基础的、必须要完成的一些教育，所以本科的毕业论文一般要求是八千字，而硕士生就不一样了，硕士生已经具备了最初的记忆、最初的条件，北京大学不招本科，而是招研究生，其起点就是承认同学们的书法或书法理论已经到达了我们认可的程度以上，所以它不是培养一个从不知到知的过程，而是一个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的过程，这是我们研究生要求的一个起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教学理念就是要让学生从少到多，就是说他写文章原来只能写到三千字，而我们现在要求他写到三万字。王羲之写得字都是核桃那么大，王铎写的二王却是柚子那么大；王羲之的《兰亭序》不过就是一米多一点，而王铎动辄八尺丈二。这不是一个字的扩大的问题，而是一个胸襟、气度、视觉冲击力以及墨相感的全面提升。所以当一个人不是复印机，却要把字写得那么大而且不变形还颇具有可看度时，它里面的那种含金量应该说是已经超过了二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的是，需要他在本科期间所具有的那些东西在研究生期间变成更具国际化、更具视觉冲击力和自我创作性的特色。我们在教学制度方面两年中可总结的很多，我们将其要点总结成三个方面，第一是要严格地临帖，我们最初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让各方的老师来各抒己见，让学生在同时面对不只是一堆草两堆草而是五堆草的时候，不知道吃哪一堆，甚至有些人的理论就正好是矛盾的，讲得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就有问题了。通过这次教学以后，我们对书法界每个人的基本的方式和各派各家都粗有了解，那么我们会在今后的教学的最初阶段以临摹名帖为主，将聘请一些在高校教学、在临帖教学方面有经验的老师来进行教学，那么高手自然可以临出个性，中手自然可以临成神似，初手自然可以临成形似，它可以从传统当中获得一些角度。那么再往前，可能就提倡一种创作精神。北京大学不想和任何学校去竞争偏锋、左锋以显示所谓的独特的个性，北京大学强调的是整合多种东西、多元文化以后自成大器，所以她强调的是中庸，就是不偏不倚、中和百家而成一家。其实走偏锋很容易，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在两山之间拉一根钢绳，让我们所有的人从上面走过去，从左边掉下去叫左派，从右边掉下去叫右派，东倒西歪坚持不掉下去走到对岸的叫我们的北大派，这就是高手。我们能想到任何一个走钢丝的人在狂风大作、六级风起的时候，不为狂沙迷眼，能够坚定不移、摇摇晃晃走过去的、能够保持平衡的人，这就叫做高手；而掉下去的，不管他掉下去得多么好看，也一样是掉下去了。所以走偏锋、走其他的怪诞现象、做鬼脸，那些都是很容易做到的，相反要把这个活做得惟妙惟肖、精到无比、中正不阿，这才是很难得的。
北大的教学理念中强调有文化、有底蕴，以艺术创作为天神。这就是说文化不是去压抑艺术的灵感，而是去激发艺术的灵感。比如有一次一位同学创作了一幅10米的长卷，他是一个部队里面的专业的书法家，字写得不错，可惜写得是题画诗，我们知道题画诗在诗歌当中属于下类，随手而言、随笔而写，平仄不合，意境受画面本身的限制。我说你这么好的字去写什么题画诗呢，天下可写之书多、可悟之人也很多，你随便写。提示他写《大学》、《中庸》，长卷10米，我看了以后发现这次意思很好但写得不太好，我就犯嘀咕了为什么题画诗能写得好而写《大学》、《中庸》就写不好，他说因为同字太多了，而且那些很枯燥的字要写一个看一个，这样写行书很难，简直面目全非。这给我提了一个醒，艺术创作不是写社论，里面是有情感在流动的，所以在经史子集当中还要同时重视艺术创作规律。
您刚才提到的北京大学书法理念，我还是强调文化书法，文化是定语、是修饰书法的，书法是主体。同时它也不想和任何像学院派书法、民间书法、艺术书法去有什么争论，个人角度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想法不一样，我们就是想给学生这种大文化的熏陶、这种学术大师的人格风范，以及认识到书法所承担的东方形象，同时还担当了一种文化魅力，号召全民喜欢自己的文化和本民族的文化精神。面临中国文化发展的春天，北大倡导的“文化书法”将灿烂地开放，快乐地提升。北大书法展业将成功举行。
周明华：
非常感谢王教授。也在这里预祝、我们也相信这次展览将获得很大的成功。
王岳川：
最后我还想说两句，这次书法集确实是同学们提供了最好的作品，我们也尽可能努力了。因印刷数量很少，可能很多朋友也看不见，所以我们特别加印了一份报纸《北大书法》特刊，使得每一位去看展出的朋友尽管可能拿不到书，但都可以拿份报纸，可以看到北大的教官写的是什么样子、学生写的是什么样子。总之，如果北大能为中国书法文化中增添“文化书法”思想，我们的工作就有了当代意义和文化重量。
周明华：
好的，谢谢王教授。
王岳川：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