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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正坤 | 中西美术与美学比较

发布人:发布时间:2026-11-15


中西美术与美学比较


讲演者:辜正坤 (北京大学教授)


地点:北京大学三教103大教室

时间:1996年10月20日 晚上7:30-9:30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今天准备讲中西美术与美学方面的比较,原来打算这部分内容分两次讲,但是现在看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我们今天争取用一次课的时间把它赶完。讲完之后,如果有时间,我们再讨论一下,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问。不限于跟今天讲的内容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提问和以前讲过的内容相关的问题,例如语言学、哲学、地理等方面都可以。

讲中西美术,或者说作中西美学的比较,我们先从大的范围勾勒一下,从文化的范围来理解它和把握它。首先,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文化,从总体上说,主要是一种宗法式文化,从古远时候起,它的内在结构主要是以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宗教结构,它也塑造了民族的心理结构。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是与该民族的艺术是密切相关的;它的艺术,或者说美术与这种心里结构是同构的。宗法结构,除了受上述因素影响之外,也与别的因素有关。

西方文化有个突出特征,即宗教特点浓厚。它不是宗法文化,而是更多宗教文化特点。宗教文化在西方文化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在一定时期内,宗教是西方主要的文化艺术形式来源。例如,在中古的1000年中,主要是基督教一神教占上风的文化,而当时的艺术,包括美术,主要形式也是围绕上帝一神教而存在的,随着一神教的兴旺而生发起来。

宗法与宗教有很大的差异。在传统中国宗法文化中,家族式的因素占了很大的比重,而宗教要适应这种家族结构。在中国宗法文化中有很浓重的祖宗崇拜。中国人的许多祖宗慢慢也演化成了神灵。所以中国的神灵崇拜不是一神教崇拜而是多神教崇拜。中国的艺术当然有对佛教、道教神灵人物的崇拜现象,但也对中国人的祖先、英雄人物等等有强烈的崇拜现象。这些东西也都反映在艺术文化中。所以中国文化有多元发展特点,而西方文化受一神教的约束,往往趋向一元化。这使得它的艺术文化也往往呈一元化趋势。西方文化到了十九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强烈地自我感受到了一元化文化逻辑对其自身的束缚性,它想逃脱这种束缚。所以它将势所必然地走上东方或者说中国文化艺术发展方向。而中国当代艺术文化向传统的某种回归也是一种自二十世纪初以来过度西化后的觉醒。

其次要注意的是,中国不是没有理性,不是像马克斯·韦伯说的那样,中国人缺少理性的东西。中国人有理性,但他们的抽象理性与实用理性相比,实用理性往往占上风, 实用理性对现实人生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是入世的理性,带有pragmatic(实用性的)的特点。而在西方文化中,当然也有实用性理性,但往往并不占上风。他们的思辨理性比较强。这些东西都会反映在他们的美术创作中。反应在他们的美术理论中。他们的美学思想,不用说与此相关。

中国的美学更多的是伦理性美学。所谓伦理,指的是有关善、恶、好、坏这些价值观,它在中国美学体系中的地位是非常突出的。不管你的东西多么美,假如它不是好的,它不是善的,我们就可以去掉它、消灭它。它必须要对人类有切实的好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总是首先指向价值判断,有强烈的伦理美学倾向。

而西方美学,由于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宗教美学的意味很重,但它有还包括技术性美学。它与科学技术有关。技术性美学思想是指在考察一个物体是否美的时候,把它当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考察,以科学的眼光来考察,例如,注重它的比例,从几何学、数学、色彩学等各方面来观测它。西方美学的思辨性强,往往涉及抽象的概念如being(在、能在)、上帝、至高无上的真理等等。

在美学的大范围中,中西怎样处理人的关系也不相同。中国人注重人天之和,注重人与人、人与天和睦共处等,这些观点我以前已讲过了。而西方人更强调人神之和,人与神的关系在他们的作品中有很多反映。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中古,即直到17世纪以前,在西方美术中,取得最大成就的绘画,其主题大都描写人与神的关系。如果把宗教去掉,西方美术就好像失去了主题。西方教堂这些宏大的建筑说明西方建筑艺术取得的最大成就往往和宗教主题有关。

第二方面,在基本的艺术思想上,中西也有很大的不同,即使不说两者是相反的,至少也要说他们的思想差异很大。中国言志论占了上风,所谓言志论是指诗言志,“志”代表你的“道”,你的思想、情绪、情怀等等。诗是用来言志的,抒发怀抱的,可以把人的想法、情志表达出来。艺术的真正目的就是这个。中国传统思想里就有“言志说”。中国艺术思想的第二个特点是意境论,即作画、写诗或创作别的艺术作品总是要追求一种意趣、境界。这种境界在诗中必须是“情”和“理”的统一。在绘画中也是这样,作品的线条、色彩和人的心理之间必须要和谐,作品要表现人的整个人格。这是中国艺术思想的和谐论。

而西方是摹仿论占上风,我们在讲文学时已经讲过。实际上,西方文学的创作思想与它的基本艺术思想是重合的,是天然融合的。摹仿论这种思想几乎在所有西方的人文学科中的绝大多数场合,都是通用的,可以用一个道理去套用和解释。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中西文化比较课程的目的就是要大家认识到有些共通性的东西在许多学科中反复出现。我们可以把这种因子提取出来,我把它叫做致同因子,“致同”就是说能够使得与致同因子相关东西趋同。任何一种文化,你经过精心提炼,都可以提炼出一些这类因子,只要你观察到了这种因子,你就会发现它在大的文化中闪闪烁烁,影响相关的文化现象,最后就像滚雪球一样把文化的很多方面都“滚”进去。所以,我们研究文化一定要注意它的方向感,文化总是不可避免地向着某一个方向发展。一旦找到了这种趋势,我们就可以预测文化的发展态势。我们把这个叫做“文化逻辑”。一旦文化的结构定型,它就有了自己的内在逻辑,这个民族也就一定会向这个方向发展。除非有强有力的其他因素,把它的发展方向彻底改变。比如英国人用大炮把中国的大门打开,可以强行让中国的发展方向发生改变。在一般场合,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封闭性结构,这个结构一旦产生,它就有了有相对的稳定性,不容易被改变。只有经过非常残酷的斗争,才可能改变。当然也可能存在另一种文化演化模式,即本土文化不是被改变,而是被彻底击败,彻底被消灭。这都是比较文化学中令人忧虑的问题。大家都试图找到一种结合点,既要让原来文化的优点保持下来,同时又能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点,这就是融合论。当然,这种融合的观点也不见得就是高明的观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观点,都会想,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呢?不就是去粗取精、扬长避短吗?不就是把别人的好的东西拿过来,自己的不好的东西去掉吗?这不就能让我们自己越来越好吗?原则上说来,有时候是这样。但很多情况下不是这样。比如,你想拿来为己所用的东西,未必就是好的东西,也可能本身是好的东西,但你拿过来之后,与自己的东西融合后不是长处相加,而是短处相加了,这就是个悲剧。所以人们有时候发现,在别的土地上长得很好的植物,拿到自己这里不但长不好,结出的果子还有毒,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了中西文化拼合互补论(见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艺术上也是这样。某一种艺术形式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发展得非常辉煌,让人觉得,真是太好了,太精彩了,于是想拿过来,跟我们自己的东西结合,却发现并不是那么好,产生一种非驴非马的东西。这就涉及一个问题,艺术与自然科学非常不同,它也应该不同。假如它们完全一样,那么艺术就不存在了。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正是因为它与自然科学不同,有自己内在的独特的东西。它在表面上是一种抵抗科学的东西。可是艺术家们恰恰相反,总是想尽办法,要把艺术科学化,这就是个矛盾。因为从艺术的产生来看,它的本性就是感性的、反抗理智、理性这些东西的,你如果反过来想把它科学化理性化,就等于是自我矛盾。

西方的摹仿论、典型论的内在东西是与科学接近的。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摹仿论的观点,它们在艺术上,例如美术上是怎么显示的呢?举个例子,大家熟知的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在1452年创作了《最后的晚餐》。他将这幅画的结构处理得非常巧妙,完全用科学的方法来处理。首先,画家用三角形的构图将耶稣的门徒分为四组,使得层次感凸显。其次,画面有中心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看西方绘画作品的时候,你的目光最终总会落在画面的某一点上,这个点就是画面的中心点,就是画家希望观众注意的那一点。西方的画家有这个本事,能让观众的视线最终落向他想表现的那一点。他运用透视、色彩学等各方面知识,根据人眼看物体的习惯,然后设计出这个你非看不可的中心点,这样就达到他所预期的艺术效果。耶稣和叛徒犹大是这幅画的两个中心人物,也是画家重点要凸显的人物。达·芬奇通过技巧就达到了这一艺术效果。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不可能看到全部的画面,而总是集中在某一焦点上,即透视点的中心消失处的一点。耶稣和犹大都处在这个位置上。它符合典型论。这与西方文学上的典型论是相通的。西方人写小说,创作诗歌,都喜欢创造出一个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学习西方的典型论。尤其是恩格斯,他提出,现实主义就是要符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的艺术观。但是与此对应的中国艺术却更多地趋向境界论、意境论。中国艺术家的眼光不只是强调某个点,他更强调面,强调整体性效果,强调大范围的艺术氛围,这就是一种境界论。

由于这些因素,我们自然就能看到,中国的美术、绘画,主观性很强;而西方注重和强调客观性。我们跟着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到底是主观性的东西好呢,还是客观性的东西好?我认为这是很难比较的,因为二者的艺术效果不同。

那么艺术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呢?究竟是客观的呢,还是主观的呢?这就是今天我想跟你们讨论的问题,也是你们今后可以研究的问题。什么叫“美”?这将作为一道公开题,出现在你们的期末考试的试卷中。要回答这个问题,通常必须涉及到美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问题。首先你要解释一下什么是美。我们已知的近万年的人类历史表明,人类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境界,就是美的境界。浮士德最后说了一句:“你真美啊!”就去世了,似乎他达到了他的最终目的,他一生所追求的东西就是“美”。有人说美的东西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外部世界的东西。另一些人说美主要存在于我们的内心。还有一些人说,美是存在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东西,它使主客体相互沟通,相互刺激、反映;美存在于主观和客观的有机结合上。围绕这三种观点,一些学者写了很多书。我认为,这三种观点都是有道理的。只是所占道理的程度不同。美到底有什么性质?我认为大体有5种情况:1)主观的;2)客观的;3)主、客观同构的;4)主观多一点;5)客观多一点。不可能在这5种情况之外。你将所有的美学著作拿来,将它们分类排列,就会发现,它们往往是侧重这5种观点中的一种来讲的。

再讲中国的情况。中国艺术重经验性,也就是感性、印象性、感悟性。与此相对应,西方艺术当然也有感性特点,但更重理性探索,甚至包括概念归类、逻辑推导、推演,寻求本体、抽象美等。我们看电影,看小说,读诗时会接触到这种差别。比如,读西方的长诗,许多中国人欣赏起来很吃力,不能完全把握它,就会觉得:这不像西方人说的那么好呀!这就是两者的差异造成的。因为中国人习惯的是中国式的诗歌,中国诗歌是感悟性、印象性的东西,是直观的,它的美,你立刻就能感觉到,无须知道它深刻的内容,它也不一定有深刻的哲理,但你能感觉这首诗读起来好听。很多人都有这个直观的能力,即使不太懂诗,也能从直观上判断诗的好坏。但是西方很多诗都是叙事诗,很长,比较难把握。它的概念归类、抽象的、思辨性的东西多一点。这种特点也一直影响着文艺界人士对艺术作品的评价。比如,看完一本小说,我们会觉得,故事倒是挺精彩的,但是好像不深刻,没有挖掘到社会最深层的东西,思想性比较弱。实际上,我们在这样评价的时候,就不知不觉用了西方的审美观。西方人的审美方式,或者说西方人评价作品的方式,是认为作品的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有时候这种评价方法也是有道理的。比如,当一部作品反映的思想是违反人类的伦理道德的,是反社会的,那么即使它的艺术性再高,我们也不应当推崇。但一般情况下,如果一部作品妨碍人用感官直观地体验艺术的美,而是过多的鼓励人多思考,要苦苦思考很长时间才能体会到的某种美。那么,我们感受到这种美的成本太大,划不来。这一点以前我们也讨论过。

中西艺术是不是总是矛盾的呢?也不是这样。中西艺术中也有共通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比如,诗与画的关系,中国和西方的学者都曾经提到“诗画一律”这个观点。中国苏东坡形容王维的诗画:“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张舜民也曾讲:“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古希腊人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西蒙尼德斯说:“画为无声诗,诗为有声画。”达·芬奇也说过:“画是‘哑巴诗’,诗是‘瞎眼画’。”中西都认为诗与画是相通的。当然,中国人除了认为诗画相通之外,还认为诗书画三者都是相通的。西方因为缺乏发达的书法艺术,因此也就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诗书画三者相通的道理。这是中国人的特产。

在诗画关系上,西方和中国还存在另一种观点:诗画是对立的。中国明朝散文家张岱说:“若以有诗句之画作画,画不能佳;以有画意之诗为诗,诗必不妙。” 张岱就认为诗画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一致,他偏偏要反着说,这也不奇怪,世界上任何一种看法一旦产生,就一定会有相反的看法应机产生。对于张岱的这个看法,我是不赞同的,因为他把诗画对立起来的。实际上诗画相通的特点肯定是主要的,我是主张在艺术创作上将诗书画三者打通的。     

我们再对中西方艺术审美观照方式进行一下简单的比较。我们以绘画这种艺术形式来展开话题。中国人在绘画时喜欢用散点透视,与西方的焦点透视不同。焦点透视是指,物体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时,相应于我们的注意视线,有一个受到注意的中心。比如当你眼睛直视前方时,看到的那一点就是焦点透视的心点,视线叫视平线,另外还有距点、天点、地点等概念。一个西方画家是非常了解这些几何关系的,因为他要努力达到透视效果、立体效果。但是中国人不大讲这一套。有时不仅不提倡这些,还反对这一套东西。这就是个矛盾。很多西方人觉得中国人画画简直就是乱画,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不像西方人从几何学的角度出发,画面很精密。西方讲究模仿论,模仿外部世界的事物,自然要讲究逼真。如果你把几千年的中西美学的差别看透了,就能看到中西美学的发展方向。实事上也是整体中西文化发展的方向。散点透视是中国人的方式,是指有若干个焦点,是多元的焦点。比如,现实中我看到一个同学坐在我的前面,我只能看见这个同学的背部、头部等,我看不见他面前摆的书、笔记本之类的东西。一个西方画家就会这么如实地画,只画眼睛确实看得见的东西,例如这个同学的背部、头部,以及画家视线等能及的其他的东西,至于这个同学面前摆的书、笔记本、自来水笔这些东西。这个西方画家就绝不会去画。根据焦点透视规则,没法看见的,就不能画。但如果由一位中国传统画家在同样的条件下来作画,他就可以天马行空般地自由作画,他不但能画这个同学的背部、头部,他还能把这个同学面前摆的东西都画出来。就好像他能够在空中移动着作画似的。同理,中国画家画眼前的一座大山时,也可以把这座大山住的那一面的东西,比如把大河、帆船、人家、远山等一一画出。就像俯瞰大地作画一样。这就是散点透视。中国画家可以把许多透视点拼合起来随心所欲地画。他可以画实际画面之外的东西,因为他是在画他心中的画。这一点非常重要。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民主?最最自由的东西存在于什么地方?在艺术中。除此之外,其他地方的自由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艺术的领域内,可以海阔天空,天马行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这种自由恰恰在中国的艺术里体现得最充分。外部事物遮住了我的视线,我就看不到了吗?不!现实中看不见的,在我的意识里能看到!我不但能看到被遮住的那间房子,还能看到那间房子里的事物。隔着里三层、外三层我都能看到,这正是意识自由的一种表现。这是心灵想要凌驾于物质之上的一种追求自由的精神。人类最初的时候没有这种精神,他不敢这么想。慢慢才有了超越的精神。中国人艺术上的超越精神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而这种精神与什么相关呢?与象形字有关,象形文字象征着你在观察事物的时候要多角度地看,不要只看到一点。而西方的语言,必须要有主语、谓语,有个动词将句子成分连接起来。所以有的翻译机器在翻译的时候,如果找不到谓语动词就翻译不出来。而中文的句子,动词在哪个位置都无所谓,你将它放在主语的位置上,它就是主语,放在谓语的位置上,它就是谓语。动词的位置非常灵活。西方语言有逻辑性的单向透视,这与我们的眼睛直视前方,只能看到一样东西是分不开的。西方人无法摆脱这种生理上的局限,而中国人就摆脱了这一点,就像长了很多眼睛一样,可以同时看到几个地方,这就是一种借助象形艺术而来的自我解放。同时,中国人的透视是一种情理性的透视,用自己的整个心灵去透视,他们不是很客观地透视。中国画家不是简单地再现事物,而是主观地再造事物。例如,我明明看到一朵荷花,是粉色的,但画出来我可以把它画作黄色的、蓝色的,完全根据我的心情来描绘它。有时候我依然可以把它画得接近现实,但是我可以不那样画。比如,苏东坡画竹子,画的是鲜红鲜红的竹子,有的人很惊讶:天下哪有鲜红的竹子啊?苏东坡的意思是:信不信由你,反正我就这样画。他要把自己心中真挚的感受描摹出来。他也是在模仿,他模仿的是他的心,而不是纯粹的外部世界。当然,他也没有完全脱离外部世界。所以,这是一种情理性透视。

而西方人的透视是数理性透视。有的西方油画家还拿着工具测量实际事物,尽量追求准确。西方人是客观比量的透视。中国人是主观体察的透视,好像站在高空往下看,将很多个点都看透的观察模式。而西方人的比量透视是非常科学的观察,这样一种东西实际上与艺术有内在的距离,这种距离我们后面还要谈到。中国画,比如国画,给我们什么感觉最深刻呢?就是它的平面感,所谓平面感就是不为实际物像所移,即不受外界客观事物的约束,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和想像进行扩充,甚至可以歪曲它。不让心受到形体、客观物体的约束。叫“不以心为形役”。而西方人追求的不是平面感,而是立体感。这里说的西方是传统的西方,指20世纪以前的西方。他们千百年来一直在追求立体效果,尽量使作品达到“乱真”的水平。求真,就要求尽量逼真。前面我在讲文学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一点。中国的文学追求情、善、美,追求情理性。而西方人追求真。求真与科学也是完全吻合的。正因为如此,西方的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走进了死胡同,没有路可走了。你既然求真,再怎么真,也真不过客观世界本体嘛,那么,还画什么画?把客观物体直接摆在面前不就得了?那不就是最真实的东西吗?于是,画画成为多余的事情。如果像、逼真就是最高的艺术,那么我用照相机将景物拍摄下来,不是比任何画家画得都像吗?西方艺术家也看到自己再努力在逼真这一点上无论如何也比不过照相机,人比不过机器。这等于是将艺术创造降低到了机器的层次,艺术进入了服从机器的时代。这就西方必然产生现代主义绘画革命的根本所在。但他们在理论上并不就这一客观原因多发议论。他们会归咎于社会原因、民族心理结构等。但事实上,由于绘画的材料产生了变化,技术的发展确实将艺术挤到了角落,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这样一来,物极必反,西方的美术发展就转向了东方模式。他们发现,东方,尤其是中国的绘画艺术,是一种反机械的平面感很强的艺术,可以帮助他们走出死胡同。于是,20世纪以来,西方的美术思想开始转向东方。

中国绘画的特点是,线条加平面色块而生成画;西方是阴影加层次加色调而生成画。中国画讲究浓淡干湿,轻重对比,平衡错杂;西方的特点是光明光暗,焦点突出。中国画在构图和总体处理上,采用阴阳二分法。“阴阳二分法”是我个人的一种说法,指每幅画都在不知不觉中分成了阴阳两种对立的结构。你们如果不信,可以拿任何一张国画来看,它总是存在色彩鲜艳与淡雅的对比,或者是颜色上黑白的对立,这使得画面看起来会有重或轻的感觉,但轻重感必须是平衡的。比如,画完了一幅画,突然发现,糟了,轻重两边不平衡,重的这一部分不够,于是中国画家就往往采取种种补救办法,例如在画上盖上印章。因为印章是红色的,属于“重”的范围。这样就解决了轻重不平衡的问题。画家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运用了阴阳平衡原理。关于阴阳平衡的超级科学理论在中国《易经》中揭示得非常充分。我将《易经》翻译成了英文,并加了注释,还为此专门写了《易学述要》。可参看。

而西方不重阴阳平衡,它追求的是几何学中的美,例如所谓黄金分割律。他们在绘画的时候,比如画人体,画面孔,往往要让它符合黄金分割律,达到最美状态。他们证明黄金分割律(0.618)代表了客观的美,证明了美是客观的。这个论证的逻辑问题在于,是不是证明了数字代表客观的美,就能推论出美是客观的呢?这个问题也值得思考。你们在考试中回答“美是什么”的时候也可以加入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中国人在处理绘画的时候,讲究的是多元综合,即用多种形式来促成画的效果,除了使用散点透视法之外,还使用许多其他的因素,例如诗、书、画、印,还有题款等。很多中国艺术作品都要题上首诗,增加诗意。在题款方面,要求书法要好,并且书法要与整个画和谐。有些画家画好了画,却不敢示人,因为害怕题款的字写得不好,破坏了整个画面。这些人有时干脆另外找个书法家题字来遮丑。也就是说,画虽然是主体,但同时要求题款和印章等诸多因素与它协调。如果能够用一首诗将它协调起来,甚至以诗为中位的构思来处理整体意境,往往更见高妙。诗、书、画、印、题款这五个方面都搭配好了,这幅画才算成功了。中国艺术家注重的是整体平衡画面。而西方人不会注重这些东西,不讲究诗意,也不讲究书法,主要考虑整个画面的透视效果和色彩效果。西方画是一元平衡的画面,采用焦点透视的方法。         

中国艺术形式的处理方法多采用内模仿的方法,而西方却多采用外模仿的方式。内模仿指主要模仿由人的心灵、人格特质主宰营构而成的艺术境界。而外模仿则主要指模仿客观物质世界的物像、人像。从另外一个维度,内与外在中国文化里常常用来对应阴与阳。内多指阴性事物,外多指阳性事物。内模仿、外模仿这样的概念与通常说的阴阳概念也是对应相通的。所以,将中国书画艺术称为阴性书画艺术,而西画称为阳性画艺术,也是可以的。但这只是相对于二者而言才这样讲,以示区别。单独将中西艺术的时候则不宜这样说。我以前讲过,中国文化是一种阴性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更多阳性的特点。这也是相对而言的,即如果没有西方文化作为对比,我们也不能说中国文化是阴性的,反之,也是一样。西方文化的阳性特点也是与中国文化对比显示出来的。阴性文化是一种内倾性的文化,而阳性文化是一种外向性文化。内模仿、外模仿所显示的特征也与此相合。这里面有明显的文化逻辑。

顺便提提,中西医学的比较也是这样,中国这种内倾性文化势必使得它的内科非常发达,外科相对于西方要差一些。同样的道理,西方的外科非常发达,内科比中国差一些。20世纪以前,西方的内科跟中国的差距非常大。19世纪以后,西方的医学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它将其他学科,如生物学、解剖学和化学应用到了医学里,使医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在此之前,西方的内科医学要比中国落后至少两千年。中国的《内经》,不要说19世纪的西方人看不明白,就是到20世纪,他们也要花相当大的精力才能搞明白。中国的医学往往不仅仅是简单的医学,而是包括了哲学理论。中国人治病的时候,不是哪里有病就只注意哪里,而是整体施治。比如,身体某处长了疮,西方人就会在那个地方抹点什么药水,过几天,真的好了。但是没过几天,在那部位或者别的部位又长出了疮,只好再抹药水。西医的特点是哪里发生病变就治哪里。可是中国人不是只看发生病变的部位,有时甚至压根不看这个,而是全面地看。他认为,这是生疮身体的内部机能出了问题,必然有它的外在表现。中医注重治本,先把生病的源头堵住,这些包和疮就不长了。由于致同因子而产生的趋同现象,在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反映。同样,在医学领域也是这样。这些原理,在中国书画里同样普遍性地存在。比如在书法里,尤其在草书作品里,只要第一个字写出来了,这个字的结体、线条、大小、偏正、粗细、浓淡、笔锋等等,就构成了一个致同因子,会影响后面的整体艺术建构与它保持某种有机联系。全篇都会受它影响。

那么,中国的摹仿只有内摹仿,没有外摹仿吗?不是的。中国也有外摹仿。任何一种艺术都有它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唐、宋、元、明以来,绘画主要是文人画占了上风。我们前面讲到的画风主要是文人画的画风。另外,中国还有宫廷派,他们也讲摹仿,很多画家也主张要将人物、山水画得比较逼真。唐朝以前,许多画家还是追求逼真效果的。唐代以后,文人画占上风,一些擅长写诗的人也提笔作画。他们画画的技巧可能不是很高,但是有人欣赏。因为字如其人,画如其人,字画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特征、甚至灵魂深处的秘密。如果一个人的文学修养很高的话,他写的字、作的画,也必然能反映他的气质。测字先生就是利用了字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这一点来算命。他让你写几个字,从中测出你的命运。你的气质、信息都在字里。每个人写出的字都是不同的。都带有自己的特殊信息。测字先生不一定总是算得很准,但是他根据每个人的字所附带的许多相关信息,确实能够窥测到许多特殊因素,尤其是性格因素,他据此合逻辑地推演,得出的结论往往有相当的现实性。这个道理其实一点也不神秘。

文人画占上风之后,决定画的好坏的因素不仅是绘画的基本理论,还取决一个人的文化知识底蕴。这就要求画家还要熟知各类文化经典和文学艺术等等。整个人的文化修养提高之后,作画就能触类旁通。文人画讲求的是境界,如果仅仅是一个画匠,充其量也就只能达到“像”的效果,却画不出开阔、充满想像的境界,更谈不上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了。

西方艺术家善于摹仿客观的外部世界。但是20世纪以后,西方的内摹仿也发展起来了,人的审美发生了变化。前面已经讲了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现代中国和现代西方都走向了与以往不同的道路。这是个有趣的现象。西方几千年来都在沿着一个方向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发现不太对劲,走不下去了,就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这个方向就是传统中国艺术的发展方向。所以,西方美术方面的很多流派,像抽象派、印象派,立体派,他们的思想都是与中国的文人画派相通的。很多西方画家受到中国文人画的启发。西方还有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前西方是追求“像”,而这些人却开始追求“不像”。要注意传统中国画也不是完全不像,而是介于“似”与“不似”之间,有一个“度”的问题,不是一概不像。西方的一些人走向了极端,似乎认为以前画得像很吃香,现在就应该是画得不像吃香了,因此,他们作画要尽量画得不像。当代西方确实有这种现象,比如,拿一块画布,将调好的颜料倒上去,让它自己向下流,四个方向分别这样操作,颜料“流”完了,这幅画也就完成了。然后署上名字,拿去拍卖得奖。确实有这样的作品获奖了。这看起来倒与像中国画的“浑然天成”,有相似处。中国画有时排除人力,全靠自然力,让颜料自己渗化融通。产生的自然效果是人怎么也创造不出来的。但实际上,中国艺术家在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仍然是有诸多人工控制的,不是绝对的浑然天成。墨的浓淡调理,泼墨的角度,墨量大小,纸质的选择等等,都是很精深的技术。相比之下,西人的做法失于机械,并且走到了极端。这是需要注意的。总之,20世纪以来,现代西方艺术又在相当的程度上走上了中国内摹仿艺术发展的道路。

中国艺术刚好相反,辛亥革命之后,走上西方过去走过的道路了。中国画家开始注重外摹仿,认为传统中国画不讲焦点透视,不搞素描写生,是很不科学的。所以,我们的美术学院自那以来强调素描训练。认为如果不懂这些,就无法学画画。这种观点正确吗?你如果想学西画,学素描的基本理论是必要的;但如果学中国的国画,这就不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中国画的核心是追求心灵的审美自由,不太注重外部特征,更注重的是神似,精神与外界的沟通,而不是追求画什么像什么。如果用素描的理论来限制中国画,在某些场合无疑会扼杀中国画的创造力。如果你学习了素描中的线条、轮廓、透视等等,几年之后,你再想画国画,也会不知不觉地受以前所学的素描知识的影响,动作就放不开了。任何一种事物都是有利也有弊的。作为一个书法家来说,练习楷书是基本功,一开头就应该练习。但对于致力于草书创作的书家来说,也要注意到楷书对草书是有利有弊的。楷书写得太多的人,在写草书的时候,就需要很大的才华才能冲破这种过度循规蹈矩不知不觉带来的束缚。所以,写草书的人最好不要让条条框框束缚住了灵性和创造性。当然,写草书也不能太有创造性,草书有草书的规范和法度。草书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它绝对不是一般人理解的随意潦草地写。它的法度之严谨,甚至比篆书、隶书、行书还要严谨。因为草书每个字的规范往往不止一种。它们是由前代草书家们约定俗成地积淀下来的。现当代的草书创作者必须通达那些变异多端的草书规则,有时稍微发挥得偏颇了一点点,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字,成了错别字了。所以,只能严格按照草书规则书写的前提下来创新,才能够保障草书作品的具体草字具有应该有的辨识度。如果完全不顾应该有的草书规范辨识度,随意逾越法度太远,就是失败的书写。这就像篮球、足球、乒乓球比赛一样,球员们必须遵守应该有的规则。你可以在球场上玩一些花样,出一些彩,但你从头到尾不能犯规。同理,草书的创作风险也是很大的,既要超越前人的成就,要有独特的创新,又要遵守前人立下的规矩,绝对不可以发挥过度,违背起码的章法,成了乱书,尤其不要成了丑书。最重要的是,无论一个草书作者怎么草,其草出的效果从直观上看来应该是美的、令人愉悦的,而不是令人反感甚至厌恶的。这种美的、令人愉悦的效果是普通人也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的,并非是只有草书作者才能够感受到。这就像美味的食品,普通人尽管没有相应的烹调技术做出来,但是他们的舌头不会欺骗他们,他们说是美味就是美味,并不需要某位烹调大师宣称是美味了他们才敢说是美味。一个美女被认为是美女,是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并不需要一位美女鉴定师来鉴定之后大家才敢认为她美。同理,草书的美也是普通人可以感受到的,并不一定需要特定的草书专家来判定是否是美普通人才敢说是美。因为审美能力是人人皆有的。普通人做不出美味的食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品尝美味的食品。普通人唱不出美妙的歌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能够欣赏美妙的歌曲。同理,普通人写不出美的书法,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能够欣赏美的书法。现代书法必须美,这个是刚需。至少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这是中国书法健康发展的前提。

中国的画,说到底,是一种心画,我手画我心,我诗写我心。把心灵对外部世界的直观感受表现出来。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怎么画。而西方是眼画。将看到的外部世界如实地描写出来。由此,就产生一些“主义”,像Expressionism 这个词一般翻译成“表现主义”。实际上,我认为这个翻译有问题,但所有的教科书上还都是翻译做“表现主义”。“表现主义”的“表”本是指外在的、表面的东西,但实际上,原文的意思是指“内”,是写内在的情,写内在的情绪,内在心灵深处的东西。这正好符合中国人写内心感受的取向。中国人追求意境、意趣、意味、意旨、意义、意绪等。西方人1000多年以后也发现了感性的重要性,走上了这条道路。所以,我把它翻译成“写内主义”、“写情主义”,或者“内写实主义”,就比较符合原意了。写意画方面,中国很值得一提的有徐渭,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徐渭活了73岁,他也很想作官。这也很容易理解,古代的中国人大都把读书、作官、报国作为自己的理想。徐渭参加乡试,连考8次都未考中。他为什么考不上呢?因为考试的内容都是比较机械的东西,就像中国曾有的八股文。这跟你们的英语四六级考试也相似,你们首先必须学会画圈呀,学会做多项选择题,学会把答题卡涂黑。而徐渭写东西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很难做到中规中矩,那种机械的东西他把握不住。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参加八股考试,考到80岁还没考上。后来,徐渭想自杀,但他自杀了9次也没死成。你们看他,考试的能力不行,自杀的能力也不行。(笑声)最后一次是拿斧子砍,也没把自己砍死,所以说他命大。有这样非凡生活经历的人,搞艺术非常合适,所以他的写意画非常出色。艺术是情绪、情志的表达。徐渭有坎坷的人生经历,经过了生活的大起大落,使得他的情绪也得到升华。他将这些运用到艺术上,就能任意挥洒自己的情绪。貌似乱画的东西别人也觉得妙不可言。他当时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他的画,现在我们看来还是觉得很美。当然,现在的效果不能跟当时的效果相比。国画的真品跟印刷出来的画的效果相差很远。所以我们要看真品,不要只看市面上临摹的赝品。虽然现在看来,临摹的作品还是比较逼真的,但是再过几百年,这些临摹的作品就不成样子了。我们看徐渭的画,可以看出他的画在力度的把握方面非常巧,很多人练了一辈子也达不到这样的功力。徐渭的色彩、纸选得好,当时他的心境也很适合作画。因为心情会影响手的挥动。肌肉的紧张受情绪的控制。情绪到了一定的境界,可以传到笔端,产生非常好的艺术效果。而这个境界不是任何画家都能达到的。就连徐渭本人,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达到同一个境界。这也是中国美术与西方美术的区别之处。其实我也喜欢画写意画,主要是画荷花,画来送给外国人。(笑声)外国人好蒙一点。(笑声)有一个外国人,找到我要买画。他态度非常虔诚,是真正的出于内心的对艺术的崇拜,并不是装出来的。他挑了半天,最后挑了一幅我最不看好的画,(笑声)我说:“你拿去吧!”他问我:“多少钱啊?”我说:“还要钱呀?!不要钱!”他坚持要给钱,争来争去,他最后给了2300元。2300元是个很小的数字,只是象征性的收费,算是我们之间的友谊吧。他后来又专程从美国乘飞机到中国3次,来买画。邀请我到美国他家去作客。我看到他收藏了很多中国画和关于中国画的书籍。他还让我看他的中国画作品。我不好意思打击他的积极性,(笑声)我说:“你画中国画,可能要画上一辈子;但是中国人画西画,只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可能就画得有模有样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西画可以不断地涂改,你只要掌握了那一套透视、色彩、线条等基础理论,就可以动手慢慢练了。画得不对,可以一改再改,一直改到“像”为止。而中国画就不行,改来改去就不成书法也不成画了。我跟他说,即使你能画中国画,但你的诗、书、印呢?他的年岁那么大了,中文学得也不太好,再说,让他练中国的书法,恐怕也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所以说,中国画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对西方人来说,并不容易学。而西方的油画,对于中国人而言,就比较容易学。要想画好中国画,不光是技能要达到一定的境界,文化修养也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行。别说外国人很难做到,就是中国人也需要很多年努力才能达到。

接下来讲西方的写实主义。西画与中国画的写内主义、写情主义刚好相反,是写外主义。有人翻译成“再现主义”,也对。我们讲了中国美术的特点,西方与中国相反,也就不用详细讲了。西方讲真,中国讲“似”,不是相似,而是神似,介于似与不似之间。像与不像完全取决于画家个人的处理。比如,我画荷花,也得了几次全国性的奖。当时只是想拿去试试,既然人家发了邀请函,我也就参加吧!就将画寄出去了,没想到,过了一个月,收到一封信,告诉我得奖了。我大吃一惊。其实我的画就技术而言,档次不高,能获奖,可能跟文化修养有关。我有几个朋友是专门搞画画这门艺术的,他们在这方面花的精力和时间一定是几倍于我,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奖。既然我得了奖,说明我还是有什么特色的。我画荷花的时候,我母亲也在一旁观看,她有时会说:“好像真的荷花叶子,要比你画的大一点。”她注意的是画与真实的东西的差别。她问我:“为什么画得不像呢?”我说:“我就是要追求这个‘不像’。”不像不要紧,我只消在画下面写上“荷花”两个字,就没人敢说我画的不是荷花。(笑声)然后你仔细一看:果然是荷花。(笑声)越看越像,好了,我就成功了。(笑声)所以,中国画的创作,不完全是个人的创作,而是要求自然界、作者、观众都要参与进来,尤其是观众,要在原作的基础上增加自己的想象,与作者共同创造艺术。当你看一幅国画的时候,感到越看越有味,渐渐地你就进入了创作者的角色了。一种说不清楚的蒙蒙胧胧的东西,会让你感觉到作者的气势,他的感悟,他的境界。这就是线条、力度、色调所产生的效果。你能感觉到一些东西,就证明你已经与它相通了。所以,你看荷花,会越看越像,慢慢会觉得比真的荷花还要像,因为荷花的精神在那里。这样一来,就达到了中国艺术的某种境界了。

中国人讲神似,而西方人更讲究形真形似,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的形真形似。形态要真实。真是西方人追求的最高的艺术境界。但是中国的苏东坡说过:“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什么意思呢?即如果以画得像来评价画的好坏,这样的见解与儿童差不多。这等于说,古希腊人的这种观点与小孩子的看法差不多。的确与小孩子差不多,因为古希腊是艺术的童年时代,对不对?(笑声)这是说笑话了。其实追求形真也是好的,有价值的追求形真的这种观点在西方的两千年里都占主流。

中国画还有一种技巧叫做“以白当黑”,就是纸上虽没有具体的画图,但其效果绝不逊于有画的地方。有人看到中国画觉得很奇怪,这画怎么没画完就裱上了?他不是没画完,没画的地方比画了的地方表现的内容还要多。空白的地方也是作者的艺术构思。作者追求将有形的和无形的东西结合起来产生一种艺术效果,给观众以尽情自由想像的空间。看得多了,就能体味到作者的艺术构思,感悟到他所创造的境界。这样的处理就叫做“无声胜有声”。

西方的画色彩丰富,多重色彩,很少有空白。当然,也不是说西方这样处理不好,生活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他们将画处理成这样,也很好。西化追求画面上的事物要与现实世界中的事物相似。20世纪之前,西方将这种“像”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至,这一点中国美术是没法比的。我经常到巴黎的卢浮宫去看西方的美术作品,很为之惊叹。其逼真程度就好像画中的东西伸手就能拿下来一样。而且他们的画都非常大。油画很容易画大,但是中国画要想画大就不太容易,没有那么大的纸,受材料的限制。西方可以画非常恢弘的壁画,画面上的人比真人都要大很多倍,就连马身上的每根毛都很真实。更令人惊叹的是,他们能够使画保持新鲜,那些历经几百年的油画,看起来却像刚刚完成的作品。这与他们材料上的优势有关,因为他们画画用的油彩不容易褪色。而中国画就不那么容易保存。这样一来,在比较效果方面,中国画就要吃亏。中国画用的宣纸只能保存一定的年限。在保存美术作品这方面,西方的确做得很好。西方人在他们的领域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但在整个艺术世界,还不能说西方是最好的、唯一的。因为艺术本身就是多种多样的。在中国画领域,国画发展到的高度也是西方望尘莫及的。但中国画当然也不能说是最好的、惟一的。

中国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尚墨。尚墨就是看重墨本身,尤其是看重黑色本身。在国画中,黑色用的非常多。传统的画有单一性,尤其是水墨画,基本上只有一种颜色,除了印章的红色,或者偶尔点缀一下其他的颜色,主色是黑色。当然墨分五彩,和其他颜色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只是水墨画用墨要突出各种层次。有人分析,中国人尚墨跟原始的黑陶有关。还有人分析,因为中国人的头发是黑的,眼睛是黑的,还有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写字用的墨也是黑的,这些原因导致中国画在用色上尚墨。我们从哲学上或许也能看到相通的地方。道家崇尚淡泊明志,舍弃色彩的多样性,而单取水墨的淡雅。老子主张“居白守黑”,说明他对黑色的推崇。佛家的“无相”与中国画的尚墨也是相通的。黑色是静色,它不像大红、藤黄等颜色那样鲜艳。

西方对颜色的研究比中国要发达。西方尚三原色的色彩学。大家也都知道西方人在色彩的使用上技术是很高的。当然,在色彩上,他们发展到极端,也发现没路走了,就开始渐渐走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画在西方都是某种意义上反传统的画。反对艺术上纯粹求真的思想,走向不求真,甚至极端到越不真越好的思想,这就走过头了。中国画最终是不会走过头的,它崇尚中庸,不会完全走到极端。中国画是这样,中国文化整体也是这样。中国文化延续了5000年,为什么没有中断呢?其他任何文明或国家都在发展中有过中断,被征服,要从头再来。而中国5000年的文化是一条线下来,也曾被外族占领,例如,蒙古人的统治,满族人的征服,但是这些民族最后都认同了中国的文化,并且由于文化的认同而走到了民族的大融合。可见,中国的文化有内在的稳定性和同化能力。这也与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庸之道”有关。它不会走到极端。而西方就很喜欢走到极端。

中国人把笔墨当作形式语言,强调点、线的使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画家绘画用笔时借鉴书法的线条的力度与变化,颇见个性,这是程式化了的技法。所谓笔间气韵和墨间气韵达到了浑化无痕的境界。写诗、画画都是这样的。书法家学习画中国画比较容易,因为他们的基本的点、划的功夫已经具备。所以,有的画不是画画,而是“写画”,就是像写字一样把画“写”出来,不是“画”,“画”是画像的意思。

现在我们讨论一个问题:什么叫美?这个题目已经公开了,期末考试要考,包括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等方面。你们一定都有自己的想法。美首先与个人的看法联系在一起。比如,什么样的女性是美女?中西的美女在中西人的眼中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很多年轻教员对中国女性很有兴趣,很想到中国来,让我推荐他们教英语,其实目的是想讨个中国的妻子回去。(笑声)有个美国人让我给他介绍中国最美的女孩,我就把中国版的画册上的所谓美女拿给他看。他看后很吃惊:“这就是美女呀?”他很困惑。这就是说,我们认为漂亮的,他们反而看不惯。后来我另外找了一个女孩的照片,给他看。其实,这个女孩在我们中国人眼里,简直不入眼。没想到,他看后很高兴:“就这个了!”(笑声)后来我就想,到底这个女孩的什么地方打动他了呢?原来这个女孩高颧骨,厚嘴唇,大嘴巴,高个子,身段苗条。在我们看来,只是很普通,根本称不上美,但是就是能打动这位美国青年。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呀!而我们认为非常美的女孩,在他眼里,说不上丑吧,至少也是很一般。可见,中西人审美观的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了解了文化背景,即使你在中国人的眼里是不美的,你也还有别的机会。(笑声)你如果到外国去,没准能成为白马王子追逐的对象呢。有的国家欣赏那种有个性,长相有棱有角的女性。当然,也有一些国家,他们的审美观接近中国。关于“美是什么”,你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展开讨论。选择出国的时候,长得太美的最好不要去,说不定在那里会混得很差。(笑声)当然,也可能混得很好,因为那里还有很多中国人。(笑声)中国人可能还是不至于使你失望的。

然后我们过渡到下一个问题,就是艺术上洋为中用的限度的问题。既然中西的审美观从美学、美术的角度看,有这么大的内在的差异,那么要将西方的一些东西搬过来,就必然有个限度,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五四时期引进西画的科学性,出发点是好的,从那时以来全国的美术学院都以西画为主,中国画一度遭遇冷落,甚至有失传的危险。当然,后来中国画还是在继续发展。但是引进西画的科学性时难免会破坏国画的固有法则,因为艺术有同于科学处,但更有价值的地方恰恰在于它有诸多不同于科学处。而艺术性本来是中国文化的长处。中国的语言是艺术性的语言,文化是艺术性的文化,如果一律强绳之以科学,就可能消灭了它的长处。所以,看一部电影时,如果是西式的、猜谜式的电影,你看了老半天,弄不清究竟哪个是坏蛋,哪个是英雄,一直到结尾时,才真相大白。这样的电影有悬念,当然也有其魅力。但是如果是纯粹的娱乐性的节目,打打闹闹,诙谐幽默,比如中国的相声,你也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快乐。这是另外一种快乐,你看相声只是当时获得快乐和艺术的享受,并不一定要在看过之后,对你的思想能有多大的影响和启发作用。如果硬要在纯粹的娱乐性的艺术中灌输深刻的道理,这就是本末倒置。所以,洋为中用要有个限度。

当代艺术界应该重新评价徐悲鸿、林凤眠等先生。一些不是画家的先生如康有为先生、陈独秀先生等都发表了美学观点。这些观点的影响相当大,以至后来成为占主流的思想。我个人不太认同他们的想法。他们在开拓方面功劳巨大,但是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这里就不详细谈了。

另外要谈的是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因为都习惯这样说: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但是艺术应该与生活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呢?艺术是越接近生活越好呢,还是与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好?是拉近距离呢,还是距离远一些好?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在创作诗歌、绘画的时候,是要尽量靠近生活、反映现实生活呢,还是尽量拉开距离?我在以前的讲课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实际上,艺术之为艺术,就是因为它与生活有一定的距离,不是完全反映生活。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生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生活的歪曲。如果它一点不歪曲生活,就没有意思了。如果艺术完全如实反映生活,如果生活本身就是美,就是艺术,那么就去生活好了,何必要艺术?我们搞艺术,不就是为了创造出与生活不一样的东西吗?这个“不一样”就是距离。艺术与生活有一定距离,如果距离比较近,就创造出近距离的艺术效果,如果比较远,就产生远距离的艺术效果,不远不近有不远不近的艺术效果。各个效果都有人欣赏。原来我们提倡艺术的关键是要创造典型,现在这个说法应该改一改,有典型的艺术是好的艺术,没有典型的艺术也是好的艺术。许多西方人并不真正懂艺术。他们求真过度,太强调科学性。将一切艺术结构都纳入科学的轨道。这样就阻碍了人类文明全面、健康地发展。

那么中西绘画是应该拉近距离呢,还是应该拉大距离?我认为,如果你想保持中国画的原汁原味,那么远距离比较好;如果你持融合的观点,希望融合中西绘画,那么还是距离近一点好。以前几十年一直提倡融合,这样艺术与生活拉近距离比较好。但是融合的观点就一定好吗?融合中西艺术产生的艺术效果就一定好吗?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大好,那么是不是我的四川话加上普通话就是最好的话呢?我的普通话不好是指我说的普通话不地道,如果按照融合就一定好的观点,就应该推论出四川话加上海话加普通话等等是最好的语言这个结论。其实不然。吃的东西也是这样,将天津的包子,成都的夫妻肺片,广州的臭豆腐等等混合成一大锅,是不是就包括了很多的美味呢?是不是就成了百味俱全的最佳风味了呢?当然不是。艺术也是这个道理。艺术是独特的东西,所谓独特就是没有受别的东西影响,如果你将西方的艺术拿过来,为我所用,这样,无论是西方的艺术还是中国的艺术都失掉了她独特的东西。所以,艺术不能简单地融合,只能借鉴,在技术、技巧方面得到启发。更深层次上,艺术家还要维持原来的艺术形态,原来的艺术效果。比如,中国画还是要用宣纸,用中国墨。在这些方面,还是要原来的传统的东西发展得更好,才能产生更好的艺术效果。所以,我认为中国艺术有它的独特之处。其他民族学习中国艺术很难达到比较高的境界。中国艺术在自己的领域发展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后世难以逾越。它是在本民族的特殊条件、环境、背景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别的民族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高度。

中国艺术的伟大的地方之一,在于解放人的心灵,与大自然一体,所谓“陶情适性”、“理、气、趣兼到”、“笔墨同乎性情”是也。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精神。为什么这是一种自由精神呢?因为在艺术处理上,完全根据内心来处理,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让整个外部世界服从自己,而不是自己成为外部世界的奴隶。同时,也与外部世界达成妥协,比如,对材料有依赖性,要创作好的作品,就需要最好的纸、笔、墨来配合,这就是与造化分权,跟自然物一起创作艺术。

今天的讲课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