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千字文》

 

启功

 

以“天地玄黄”为起句的《千字文》,名头之大，应用之广，在成千累万的古文、古书中，能够胜过它的，大约是很少很少的。只看它四字成句，平仄流畅，有韵易诵，没有重字(没有重复写法的字),全篇仅仅一千字，比《道德》五千言这本著名的“少字派”书还少着五分之四。它便利群众，启发童蒙。其功效明显，流传广远，难道不是理所应得的吗?

在它流传千馀年的历史中，发生过或说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问题“人云亦云”,“习而不察”。有的虽经人推论，而未得要领，也就“以讹传讹”。

大约在三十年代初，法国的伯希和氏发表过一篇考订《千字文》的文章，冯承钧先生把它翻成汉文，题是《<千字文>考》,发表在《图书馆学季刊》中(第六卷第一期)。伯氏着力在周兴嗣这篇《千字文》的撰写过程，并讨论流传各种本子的真伪，对所谓“王羲之书钟繇千字文”进行辨伪，费了很多笔墨。这本“千文”见于明代《郁冈斋帖》和清代《三希堂帖》、《壮陶阁帖》,近数年原卷出现，有影印本。这本“千文”,首句是“二仪日月”,末句是“焉哉乎也”,中间全不成话。伯氏认为它是宋徽宗时人造的伪古物。其实书风还不够唐人，其为凭空捏造，望而可见，仔细考证，心力未免可惜。而其他有关《千字文》的问题，由于着力点不同，反倒未暇谈及。

我在五六岁时，正是家庭或私塾里仍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谓“三百千”)的时候，但我只念过《三字经》后就被授读别的书了。接触《千字文》,实从习字临帖开始。既是一字字地临写，就发现了许多异文。如“敕”或“梁”,“玄”或“元”,“召”或“吕”,“树”或“竹”等等，不免发生哪个对、为什么不同诸多疑问。后来逐渐留心有关《千字文》问题的资料，随手摘记，又几经散失，只剩写在一本帖后的一些条。由于借书困难，一时无法再加查阅核对，就先初步写出这篇大纲性的小文。目的只是想说出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遗漏和错误，自知不少，诚恳希望读者惠予指教。

周兴嗣《千字文》的产生

在南朝梁、陈(公元五O二—五八九)这不到一百年中间，忽然有一股“千字文热”,产生过至少四本(只说撰文，不论写本)。

一、萧子范本

《旧唐书·经籍志》:“《千字文》一卷，萧子范撰；又一卷，周兴嗣撰。”又《梁书》卷三十五《萧子范传》:“南平王……使制《千字文》,其辞甚美，王命记室蔡蘧注释之。”

二、周兴嗣本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紧次萧子范本之后，已见上文。又《梁书》卷四十九《周兴嗣传》:“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锤各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文》,并使兴嗣为文。每奏，高祖称善。”又《隋书·经籍志》:“《千字文》一卷，梁给事郎周兴嗣撰。”

三、失名人撰，萧子云注本

《隋书·经籍志》著录周兴嗣本后云：“又《千文》一卷，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

四、失名人撰，胡肃注本

《隋书·经籍志》萧子云注本后接书：“又《千文》一卷，胡肃注。”当时还有梁武帝撰的《千字诗》。《陈书》卷十八《沈众传》:“是时

梁武帝制《千字诗》,众为之注解。”又《南史》卷五十七《沈约传》:“约孙众……时梁武帝制《千字诗》,众为之注解。”记载这些为的是说明沈众的学识，而不是著录《千字诗》。看《隋书》、《旧唐书》的著录中，都已没有《千字诗》,大约唐代已经亡失无存了。既称为诗，是几言的?其他都称文而不称诗，又为什么?我非常怀疑周兴嗣次韵，“次”的就是梁武帝《千字诗》的“韵”,但这将永远是个“怀疑”而已(记得唐初某类书中曾引梁武帝《千字诗》的零句，现已无暇详检，即使查出，也解决不了这一篇的问题)。如果连梁武帝《千字诗》算上，当时这种千字成篇的作品，就有五本之多了。

以上各条资料中，最不好懂的是“次韵王羲之书千字”。这八个字可以作许多解释，事理上也有许多可能。例如：

一、王羲之写过千个字的韵语，周兴嗣依韵和作；

二、王羲之有千个零字，周兴嗣把它编排成为韵语；

三、周兴嗣撰了千字韵语，然后摹集王书把它写出，像怀仁集《圣教序》那样；

四、周兴嗣次某篇文的韵成为此文，用王体字写出，因而误传为王羲之书，等等。

总之，这八个字，与现传智永写本对不上。智永本上有“敕”、有“次韵”,没有提出“王羲之书”。如果真是集王羲之字而成，则应写出“集”字，如唐人集王书、金人集柳(公权)书，以至集唐句、集杜句等等。问题在于周兴嗣撰、智永写本的《千文》究竟与王羲之书有关无关?次韵二字是编次成为韵文呢，还是依某些韵字顺序押成的呢?

“王羲之书”和“次韵”问题

我们知道，每个故事都是愈传愈热闹。枝叶由少而多，已是普遍规律。《千字文》故事中有王羲之这个角色。除《梁书》外，还有较后的何延之《兰亭记》,载在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张彦远为宪宗、僖宗之间的人，何氏当在中唐之世。《兰亭记》说智永禅师为王羲之七代孙，还说他：“克嗣良裘，精勤此艺，常居永欣寺阁上临书……于阁上临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馀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犹直钱数万。”不待详细交代，智永所临，当然是王羲之的字，那么智永所临《千字文》中的字样，即是王羲之的字样了。

其次是此后的韦绚所撰《刘宾客嘉话录》:“《千字文》,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纸，杂碎无叙。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次进上，须发皆白，而赏锡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

日本圣武天皇死后，其皇后藤原光明子在天平胜宝八年(相当唐肃宗至德元年)把他的遗物献给东大寺卢舍那佛，记录的账簿，称为《东大寺献物账》。账内有一段记载：“书法廿卷，拓晋右将军王羲之草书卷第一(下注：“廿五行，黄纸，紫檀轴，绀绫襟，绮带。”以下各条俱如此式)。同羲之草书卷第二……同羲之书卷第五十七(下注：“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浅黄纸，绀绫襟，绮带，紫檀轴“)。”今存二O二行，前两行俱糜烂，想登账时其前只烂一行，至今则又烂一行矣。

所谓“同”,指的是同为“拓”本。这里已抛开了智永，直说拓自王羲之，而归入了王羲之名下。《兰亭记》在《法书要录》中，紧次于徐浩有建中四年纪年的《古迹记》后，则还应晚于《献物账》。但海外流传，耳治易多。略去智永，抬高声价，原是无足奇怪的。

可见王羲之这个角色在《千字文》故事中不但实有，而且曾霸占了“真草千字文”。于是《梁书》中那条矛盾，就被韦绚大肆弥缝，什么“为我韵之”、“编次进上”,把最费解的“次韵”二字，分别落到实处。但是事情果真就是这样吗?矛盾之处，并未能由此弥缝便得解决。症结所在，实为“次韵”二字，还值得探索下去。

按清初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四《捻须寄·诗原》中引《稗史》云：

梁武帝宴华光殿联句，曹景宗后至，诗韵已尽，沈约与以所馀“竞、病”二字，景宗操笔而成……初读此，了未晓赋韵韵尽为何等格法。偶阅《陈后主集》,见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钩赋咏，逐韵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总、陆瑜、孔范三人，后主诏得“诈、格、白、易、夕、掷、斥、折、唶”字，其诗用韵与所得韵次前后正同，曾不搀乱一字，乃知其说是先(此处疑脱“以”字)诗韵为钩，座客探钩，各据所得，循序赋之，正后世次韵格也。唐之次韵，起元微之、白乐天二公，自号元和体，古未有也，抑不知梁陈间已尝出此，但其所次之韵以探钩所得，而非酬和先唱者，是小异耳。

《稗史》不知谁撰，其他引《稗史》处有一条记正统间处州生员吟诗事，知其书为明人之作。所引《陈后主集》,张溥、冯维讷所辑本中已不见了。赵翼《陔馀丛考》卷廿三《联句》条亦述此说，但未注出处。

至于“敕”,无疑是梁武帝所敕了。所次之韵，是按梁武帝《千字诗》的韵呢，还是另选韵字令周兴嗣去次呢，就无法知道了。宋人杨亿的《文公谈苑》所说“敕”为“梁”字之误，则纯属臆测，毫无根据。又梁武帝的千字叫做诗，别人的都叫做文，为什么,也无法知道了。

王羲之零字和智永写本问题

周兴嗣编《千字文》既与王羲之写的字有关系，那么是先有文还是先有字?“王羲之书千字”倘若真在撰文之前已有了，又何以那样巧，正有一千字都不重复呢?梁武帝固然收藏过许多王羲之的法书，挑出不重复的，难道恰恰正有一千字吗?其实现在文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不重复的字，而实有不同写法的重字，也有“借字”。摘出如下：

“絜”与“潔”“雲”与“云”

“崑”与“昆”“实”与“是”

在古书中不同的地方，曾被两用，但它们之间并非是截然不同或意义悬殊的两个字。像《易经》里的“无”字，即是“無”字。如引《易经》

把“无咎”写成“無咎”,当然算不准确，但一般使用这二字，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千文》中上举的八个字，实际是不同写法的四个字，并不能算严格的不重复。又“银烛炜煌”的“炜”字，智永写本，真书作“玮”,草书才作“炜”。按“炜煌”的“炜”,应是“火”旁，不应是“玉”旁，而文中真书部分用了个借字，可见当时王书千字中，实缺少火旁的“炜”;也可看出所集的王字，是以真书为主，而草书各字是相对配上去的，所以真书借字，草书不借。

哪里来的那么些方便的零字?即使果真是殷铁石集拓，但拓字细细描摹，不能很快办到。梁武帝要周兴嗣撰《千文》,殷铁石立即能够拓出千字，那只是故事夸张。其实古代对名人法书实有平常编集单字的事，唐韦述《叙书录》(载在《法书要录》卷四):“开元十六年五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昶等真迹，总一百五十卷，付集贤院，令集字拓进。寻且依文拓两本进内，分赐诸王。后属车驾入都，却进真本，竟不果进集字……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所谓“集字”,当是摹集单字，为了编成备查的“工具书”。宋人、清人编排汉隶单字，明人、清人又曾编排草字，清末人又曾编排楷字，都是查寻各字不同写法的工具书。开元中令集贤院拓进的“集字”,无疑即是这种性质的。又韦述总述唐代内府收藏许多件古代法书，谈到其中搀有“梁隋官本”(所谓“官本”可能指官藏本，或官摹本)。唐代摹拓法书既承梁隋旧法，集字之法自也未必是开元时始创。令我不禁想到怀仁集王字的《圣教序》,岂非就是得到这类集字呢?这次编集《千文》的活动，如果不是先有了集字工具书，也许即是编集单字工具书的开始。又古人写字并非为后人集字预先准备的，每字大小岂能一律相近，《圣教序》中字的大小基本差不多，可见怀仁在放大缩小上做了手脚。由此也可明白智永写本《千文》,无论是摹(指钩描)、是临(指按照字样仿写),每字大小相同，也必然是经过了加工手续的。怀仁加了工的《圣教序》既可被认为是王羲之书，那么智永加了工的《千字文》被题为“拓王羲之书”也就不足奇怪了。临王书也罢，拓王书也罢，智永写本的周兴嗣《千字文》应是这篇文今存的最早的本子，是毫无疑义的。

智永《真草千字文》写本、临本和刻本

一、智永墨迹本

流传下来的智永写本《千字文》,距今七十七年以前的人，只见过西安碑林宋大观年间薛氏摹刻本，捶拓年久，风采俱颓。一九一二年日本小川为次郎氏把所得到的一个墨迹本交圣华房(出版社名)影印行世，后有日本内藤虎次郎氏跋尾，从此许多人才见到一个可靠的墨迹本。内藤氏考订认为这即是《东大寺献物账》中所谓“拓王羲之书”“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那一卷(现在已改装成册),所考极其正确。但内藤氏也有被一个字困扰处，即是那个“拓”字。《献物账》上分明写着“拓”,自然应该是双钩廓填的摹拓所成，而这本笔画，却又分明是直去直来地写成的。保险些，说它是“唐摹”,再保险些，说它“摹法已兼临写”。七十七年前，可资比较的材料发现还不太多时，作此模棱两可之说，也实有可被理解处。

此后几年，上虞罗氏重印此本，后有罗叔蕴先生跋尾，便理直气壮地说它多力丰筋，实是智永八百本之一的真迹。从此时以至今日，智永的书写权愈来愈被确认了。

二、贞观十五年蒋善进临本

敦煌发现的唐初人临本残卷，今藏巴黎，纸本，自“帷房”真书一行起至“乎也”止，真草共三十四行。尾题真书一行为“贞观十五年七月临出此本蒋善进记”,只有一个真书字和几个草书字与日本藏本稍有小差别外，其馀无一不似。在面对原本临写(不是影摹)的法书中，这已是极够忠实的了。重要的是草书“炜”字真书作“玮”字，与日本藏本完全一样，使我真要喊出“一字千金”了!

三、宋薛嗣昌摹刻本

陕西西安碑林中有一石刻本，为宋大观三年薛嗣昌所刻，其中各字都与日本藏墨迹本相同，有些宋讳字缺末笔，则是刻石时所缺。只有“炜”字真书不作“玉”旁。或是薛氏所据底本上所改，或是薛氏自作聪明，在刻石时当做“明显错字”所改，于是也“不出校记”(在跋中也不加说明以表示他改了字)。薛氏摹刻有功，却又功不掩过!

四、南宋《群玉堂帖》刻残本

南宋韩佗胄刻的《阅古堂帖》被查抄入皇宫，改名为《群玉堂帖》。其中刻了一个残本，自“囊箱”真书起，至“乎也”止真草共四十二行，后有智永小字款，是否蛇足，可以不论。“炜”字是否“玉”旁，已记不得。字迹与日本藏墨迹本十分一致，只是略瘦些，这是刻拓本的常情。此本在张效彬先生家，浩劫中被掠入一大官家，今失所在，也没留下影本。法书诲盗，自古而然，真令人欲焚笔砚!

五、宝墨轩刻本

日本藏墨迹本后有杨惺吾先生跋尾，提到“宝墨轩本”,其本有影印本，首题“宝墨轩藏帖”,下刻朱文“山阴张氏世珍”长方印，次行题“唐智永禅师书”。大约是明末不学的坊贾所刻，字迹较弱，中多缺字未刻，似由底本损缺。真书“玮”字作“火”旁。“律召”的“召”字真书缺，草书仍是“召”字。此本书法未佳，也无关考证。只因杨氏所曾提及，故为列出。

《千字文》各本中的异文问题

《千字文》在流传过程中，特别经过宋代，被“避讳”改字搞得七乱八糟。有的由于和讳字本字相同，有的由于是音近的“嫌名”,一律加以避改。或缺笔画，或用代字，那些字虽然很乱，但还有迹可寻。只有一个“召”字被改为“吕”,最不易解。

“律召”作“律吕”的写本，最早见于怀素小草书写本，卷尾题“贞元十五年”,如果这卷是真迹，则“召”字改“吕”,在晚唐就开始了。但在词义的关系上，毕竟不合。《千文》这里相对的两句是“闰馀成岁，律召调阳”。按地球转行，古代阴历算法，一年三百六十日，总有馀数，积累多了，够一个月，放在年末，号称“闰月”。又古代以竹制各种“律管”,对应各时的节气。管里放入葭灰，据传说到了立春，阳气初升，这相应的一个律管里的灰就自己飞出(说见《后汉书·律历志》)。这种引动的作用，叫作“召”。《吕览》十七“以阳召阳，以阴召阴”。综合看来，“律”与“闰”对，是名称，是实字；“召”与“馀”对，是说明作用的，是虚字。如果作“律吕”,则是平行的双字词，与上句不能成对了。所以我总怀疑这个字也是宋人避讳“嫌名”而改的。宋代有一个祖先名叫“脁”,“脁”字从“兆”得声，与“召”音近又同部。唐代李贺家讳“晋肃”,他应进士科举，就有人以为他犯了讳。这种音近嫌名，无理取闹，本没有实理可讲的。不管“脁”、“召”的音究竟有别无别，即使有别，在要避时，还是不许不改的。有人反问：如按宋讳之说，则怀素小草书《千文》又该怎讲?回答是：如宋讳是实，则怀素字即假；如怀素字是真，则召字是宋讳说就不能成立了。谨待高明学者来判断吧。

宋讳见于薛氏刻本中的有：

玄(缺末笔)让、树(缺末笔)贞(缺末笔)敬(缺末笔，后又被人补刻上，宋拓本缺笔)匡(缺末笔)

又绍兴二十年御书院中人写的行书《千字文》一本，刻入《三希堂帖》,误题为宋高宗，原迹有影印本。其中改字最多，列举如下：

玄(改作“元”)召(吕)让(逊)殷(商)树(竹)

贞(清)竟(罄)

桓(齐)匡(辅)恒(泰)纨(团)丸(弹)朗(晃)只有“敬”字找不出合适的仄声字来代替，就用缺笔办法了之，可谓“技穷”了。

还有智永写本中“温清”的“清”字写成三点水旁作“清”,与《曲礼》的“清”字不合。按北魏正光年间的《张猛龙碑》“温清”的“清”字也作“清”,可见南北朝时，“温清”一词，还是写“清”读“清”,比唐碑和宋板《礼记》作“清”的早得多多!

 

馀谈

上文曾提到故事愈传愈热闹，枝叶由少而多的事，来说明周兴嗣编撰《千字文》,智永书写《千字文》的事也不例外。有趣的是捏造故事的人，有时只顾热闹，却忘了事实上的不合理。例如为了说明智永临书功夫的深厚，便说他用了多少枝笔。古人毛笔是活笔头，可以换头不换管。何延之说他“所退笔头(用秃了换下来的笔头),置之大竹簏，簏受一石，而五簏皆满。凡三十年”。到了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则说他积年学书，后有笔头十瓮，每瓮皆数万。清代章学诚《知非日札》说：“永师学书虽勤，断无每日换退数十笔头之理。人生百年，止得三万六千日耳。十瓮笔头，每瓮数万，是必百年之内，每日换数十笔头，岂情理哉!”造谣言、吹大气的韦绚，却没想到一千一百多年后还有人跟他算账!

这篇稿写完了，拿着向一位朋友请教。这位朋友看完了，轻松地一笑。我急忙问他笑在何处，他说：“你费了许多无用之力!王羲之的《兰亭序》‘怏然自足’无论唐摹本、宋刻本，都是‘怏然’,‘怏’字从‘心'从‘央’,而世行一般古文读本中却都作‘快(快乐的“快”)然’。‘怏然’二字在唐宋以来文章中不常用，‘快然’则普通流行，易懂常用，其中并无足深求的。‘律召’成为‘律吕’,恐怕也只是由于常见易懂罢了。《千字文》是以蒙书的身份被传习的，教蒙书的人，自以普通文化程度的为多，因此‘快然’、‘律吕’,就都流行起来。你的详考，岂不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吗?”我心悦诚服地上了一堂“常识”课，赶紧把这个看法写入稿内。

总之，现行这卷以“天地玄黄”为首句的《千字文》,是梁武帝敕令周兴嗣撰作的；所称“次韵”,可能是次梁武帝《千字诗》的韵。当时曾用王羲之写过的字集摹一卷，中间有借“玮”为“炜”的字，也有重文异体的字。智永曾对着这种集字本临写过八百多本。日本《献物账》从书法角度说，称它为“拓王羲之千字文”,史书经籍等志从文章角度说，称它为“周兴嗣撰千字文”。

附记：

一、日本今井凌雪教授惠赠便利堂原色影印本《真草千字文》一函，从硬黄纸色上看，前数行中间横断有些处纸色较淡，当是裱带勒系的痕迹，是为原是卷子，后改成册之证。

二、“正”字“旷”字都是王羲之的“家讳”,他把“正月”都写成“初月”,又怎能直写这些字呢?可知当时“集字”的底本中也有伪迹，或把非王氏的字误认为王字处。

三、日本传本千文墨迹原件原为小川为次郎先生所藏，今为其子小川正字广巳先生继藏。余于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九至日本京都小川氏家，获观原本，装册裱手不精，每半页四边镶以绫条，其风格似清末裱工，殆即明治末年所装，计其改卷为册，当亦即在此时。硬黄纸本，黄上微泛淡褐色，盖敦煌一种薄质硬黄纸经装裱见水时即呈此色。其字每逢下笔墨痕浓重处时有墨聚如黍粒，斜映窗光，犹有闪亮之色，更可知绝非钩描之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