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摹《兰亭帖》二种

启功

王羲之的《兰亭序》文章，在骈俪盛行的六朝前期，是一篇不为风气所拘、具有特殊风骨的作品。他亲笔所写这篇文章的草稿，即世传的《兰亭帖》,字迹妍丽，也是钟繇以后的一个新创造、新成就。

我们从碑版和笺牍中看到汉魏之际的书法，逐渐融合并发展汉隶和草书的结构与笔势，形成了“真书”和“行书”,这要以钟繇的章疏字迹为代表，但他的结字和用笔都比较简单朴拙，或者说姿态不够华美。

到了东晋王羲之，在钟繇的创作基础上加工美化，无论恭楷的真书(像《旦极寒》等帖),或稍流动的行书(像《兰亭帖》、《快雪时晴帖》等),或纵横的草书(像《十七帖》、《淳化阁帖》中草书各帖),都表现了一种新颖姿媚的风格。试以近代西北出土的前凉张骏、张重华父子时西域长史李柏的书疏稿来看，这篇稿的书写时间，相当东晋永和初年，距离王羲之写《兰亭帖》时早不到十年，所用的“行书”形式，也是一类的，而笔法姿态远不如《兰亭帖》那样美观。这固然可以推到地区南北的因素上，但再看米芾所刻《宝晋斋帖》中谢安的《慰问帖》,与《兰亭帖》比，并无南北之分，却也不那么妍美。可见王羲之所以成为书法史上的一个祖师，实是由于具有特殊创造的缘故。唐代韩愈《石鼓歌》说：“羲之俗书趁姿媚”,这真说出了王羲之书法的特点。韩愈要以“古”为“雅”,那么即是李斯篆、蔡邕隶对于《石鼓》来说，也可以算作“俗书”了。这先不必去管他，只看“趁姿媚”的评语，虽然是从讽刺角度出发，却客观上道出了王羲之的风格特点。

清代有些人以晋代碑版上的隶书、真书来衡量《兰亭帖》,并怀疑《兰亭帖》不是晋人的字迹，以为只是陈、隋至唐代的人们仿写或伪造的。他们不想碑版和笺牍的体用不同，不能运用同样的体势。并且即使同属笺牍范围，王羲之的所以著名，也正在他创造了妍丽的风格，改变了旧有姿态。分清这一问题，王羲之在书法史的作用和《兰亭帖》的艺术特色，才容易了然。

王羲之的《兰亭帖》原迹已被殉葬在唐太宗的昭陵里，后世所传，只是一些摹拓本和石刻本。唐代名手精摹的本子，到了宋代已不易多得。北宋前期在定武军(今河北定县)地方发现了一块石刻《兰亭帖》,摹刻的又较其他刻本精致，拓本在当时自更易于流传，于是定武石刻便被人们认为是《兰亭帖》的真影了。后来定武石刻捶拓得逐渐模糊，便产生了是秃笔所写的错觉。所以赵孟頫《兰亭十三跋》里说：“右军书兰亭是已退笔。”后人又因它的笔画已钝，便说是欧阳询所临；而一些唐摹墨迹本笔画锋利流动，便说是褚遂良所临；又常有人把一些失名人所摹的《兰亭帖》随便指为唐代某家所摹，其实都是毫无根据的。清代有人又在欧、褚临摹这些讹传下，认为今传的《兰亭帖》只是欧、褚的字迹，不能代表王羲之，这大约都由于没有看到过精致的摹本所致。

究竟王羲之《兰亭帖》的本来面目应该是什么样子?现在的摹拓本或石刻本中哪种本子传摹得最精致，或说最有接近原本的可能呢?我们综合来看，要以《神龙本》为比较优异，即是《文物精华》所印的第一种。这卷是白麻纸本，高24.5厘米，宽69.9厘米，今藏故宫博物院。

二

现在初步把这一卷和其他唐代拓摹、定武石刻的本子相较，发现以下几项特点：一、这卷的字迹不但间架结构精美，行笔的过程、墨彩的浓淡，也都非常清楚，古人说“摹书得在位置，失在神气”,这卷却是有血有肉，不失神气的。例如拿唐代怀仁《集王圣教序》中摹集《兰亭》里的字和这卷相比，即最肥的《墨皇本圣教序》,也比这本还瘦，但那些字在这卷里，并不显得臃肿痴肥。二、这卷具有若干处破锋(例如“岁”、“群”等字)、断笔(例如“仰”、“可”等字)、贼毫(例如“堑”字“足”旁),摹者都表现了谨慎精确的态度。三、墨色具有浓淡差别，改写各字，如“因”、“向之”、“痛”、“夫”、“文”和涂去的“良可”,都表现了层次的分明。还有两个字，即“每”字原来只写个“一”字，大约是因与下句“一契”的“一”字太近，嫌其重复，改为“每”字，这里“每”字的一大横，与上下文各字一律是重墨，而“每”的部分却全是淡笔，表现了改写的程序。还有“齐”、“殇”二字一律是横放的间架，也全是重墨所写，中间夹了一个“彭”字，笔势比较收缩，墨色也较湿、较淡，可知是最初没有想好这里用什么字，空了一格，及至下文写完，又回来补上这“彭”字。从这两个字的修改，可以多知道些王羲之当时起草构思和修辞的情况，但这不但是石刻所不能表达，即是普通的摹拓本也绝对罕见这样的例子。四、这本的行气疏密，保存了起草时随手书写的自然姿态：前边开始写时较疏，后边接近纸尾时较密。这幅摹写用的纸，在末行左边尚有馀纸，可见末几行的拥挤并非由于摹写用纸的不够，而是依照底本的原式。至于定武石刻，把行款排匀，加上竖格后，这种现象便完全看不到了。

只从这几点来看，足知这卷保存《兰亭帖》原本的迹象。所以元代郭天锡跋这卷说是“于兰亭真迹上双钩”,又说“毫错转折，纤微备尽，下真迹一等”,又说“宜切近真”。这并非一般的夸耀，实是受这些显证的启示。

或问：这卷中的破锋、断笔、贼毫等等现象，是否出于唐代某一书家临写时信笔所致?怎能便认为是王羲之原迹上的现象?回答是：一、具有这些现象的唐摹本，不止这一卷，只是这卷里更多些；即定武石刻也还存在“群”下脚双杈的痕迹；又怀仁《集王圣教序》里也同样存在着一些这样的痕迹；可见这并非是源于唐代某一临写者自己偶然出现的手病。二、像“每”字的改笔，“彭”字的补填，信笔临写的人又何必多费这一道手续呢?因此可以判断它们是王羲之《兰亭帖》原迹里所有的。而这卷描摹的精确，也正足以取信于人。按唐摹《兰亭帖》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是书法艺术，足资临习借鉴；一是王羲之原本的面貌，足供研究探索。这卷《神龙本》,是堪称俱有的。

一般的石刻字迹，最容易出现一种“古朴”的艺术效果，因为字口经过刀刻，笔画中又无浓淡。这在刊刻印章的过程中，最易体会：用笔写在印石上的字迹，多半不如刻出来的字迹使人觉得“厚重”。在书法中也是一样。这卷摹拓的特色之一，既是注意墨彩的浓淡，当然不如石刻不分浓淡的那样“浑厚”,也恐不如有些平填浓墨的摹拓本那样“呆重”,这正是这卷的优点，而非缺点。

在明、清以来所存的摹本《兰亭帖》中，确出唐摹，传流有据的，约有三本，即这卷里文嘉跋尾所说：《宜兴吴氏本》、《陈缉熙本》和这卷《神龙本》。今存的陈氏本，正帖已是后人重摹，附装原跋，现藏故宫博物院。《宜兴吴氏本》自清初吴升《大观录》卷一著录后，即无踪迹。吴升说那卷：“牙色纸本坚厚，自非唐以后物，字画锋韬锷敛，绝无尖毫纤墨一点败阙，而浓润之气，奕奕焕发，唐摹楔帖，此当称首。”从这些话来看，它必不能表现《神龙本》中的浓淡墨色，那么它“称首”的资格，也就大成疑问了。总之今天所见的唐摹《兰亭》,还没有一件能够胜过这“神龙”一卷的。

三

这一卷的流传经过是这样：唐初的精摹本，在当时已经非常珍贵，受赐的只有少数的贵爵和大臣，所以唐中宗在精摹本上钤了自己年号的“神龙”印章，以为收藏的标志。神龙年代以后，流传经过不可考。南宋初年，曾入绍兴内府，有“绍兴”印。相传宋理宗嫁周汉国公主给杨镇，取复古殿所藏的《神龙兰亭》为第一件妆奁，郭天锡跋这卷说“传是尚方资送物”,即指这事。所以这卷上有杨镇的“疏茧书府”印。

“疏”即“副”,“副茧”即“驸马”。元代柳贯说杨镇好蓄法书名帖，常把藏品刻石，凡刻过的底本都印上“副茧书府”的印，见《柳待制集》卷十九《题唐临吴兴二帖》。这卷上即有这方印，想当时必曾经杨镇摹刻，拓本今已不可考。到了元代，郭天锡从“杨左辖都尉”(即杨镇)家获得，自作长跋，并经鲜于枢题诗。到了明代，不知什么人把元人吴炳所藏的《定武兰亭》里的一部分宋元人题跋割下装入这一卷里，即是许将、王安礼、朱光裔、王景修、仇伯玉各条以及吴炳天历二年、至正丁亥两条和王守诚一条。这些题跋原在定武本后的记载见明朱存理《铁网珊瑚》卷一。至于永阳清叟、赵孟頫两跋，语气也看不出与“神龙本”有什么密切关系，连上这段纸尾邓文原一条，似乎也都是配入的。明代中期，这卷《神龙本》归于乌镇王济，有“王济赏鉴过物”印，丰坊曾为他摹刻入石，又曾请李廷相题跋。丰刻本流传有名，但行气调剂匀整，又加刻了些“贞观”、“褚氏”、“宣和”、“米芾”等印，给后来考证者增加了许多麻烦。后来又归项元汴，曾请文嘉题跋。项氏因郭天锡跋中说“定是太宗朝供奉拓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便抛开了“等”字，凿实指为冯承素的作品，还说“唐中宗朝冯承素奉敕摹”,又注“唐宋元明名公题咏”,冯承素是太宗时人，明见唐人记载，又把“神龙”印识充归“唐宋题咏”,都是明显的讹误。项氏曾刻石，拓本流传甚少。

这卷中的题跋与本帖还有一段离合的经过，因而引起过种种误会：

清初吴其贞的《书画记》卷四“王右军兰亭记”条记卷后的题跋说：“熙宁元丰年石苍舒等十人题拜观，元鲜于伯机等四人题跋，王守诚等三人题拜观，明文文水等二人题跋，跋语皆浮泛无定指，闻此卷还有一题跋，是冯承素所摹者，为陈以谓(按“谓”为“御”之误，陈定字以御，是当时的一个大古董商)切去，竟指为右军书，而神龙小玺亦以谓伪增，故色尚滋润无精彩，惟绍兴玺为本来物也。”这事在顾复的《平生壮观》卷一“神龙兰亭”条也有记载，他说：“金陵陈以御从太平曹氏得之，拆去元人诸诗跋，云是右军真迹，高价以售延令季因是铨部，铨部亦居诸不疑，忻然以为昭陵殉物竟出人间也，后知其故，乃索诸跋而重装，今仍全璧，大幸大幸。”综观二人所记，知被陈定抽去的只是郭天锡一跋，因为郭跋中说是冯承素等所摹，吴其贞见到时郭跋尚未归还，遂连神龙小玺都疑是陈定所加，不知郭跋中早已提到。吴氏书中的记载，至晚到康熙十六年，顾氏书自序在康熙三十一年，可知郭跋的归还约在这段时间里。

这卷到清代入乾隆内府，把它和号称为虞世南临的《天历兰亭》、号称为褚遂良临的《米跋兰亭》,加上柳公权书《兰亭诗》和四卷柳书《兰亭诗》的临、摹本，共八卷，分刻在一个亭子的石柱上，称为《兰亭八柱帖》,这卷即居第三。又刻入《三希堂帖》,都仍冠以冯承素的名字。石刻本中，从前共推丰本为最精，但与墨迹本并观，距离之远，真是不可以道里计的。今天精印墨迹，不但笔法纤毫可见，墨彩浓淡也完全分出。诚如拨云见日，观者必将同感一快。

四

《文物精华》所印唐摹《兰亭帖》第二种，绢本，高24.4厘米，长65.7厘米，末行“斯文”之下有“芾印”、“子由”二印，模糊不甚清。卷中有明代项元汴藏印甚多。前有明代董其昌题引首，残存“墨宝”二字。卷尾有明代许初、清代王澍、贺天钧、唐宇肩、朱承瑞、顾莼、梁同书、孙星衍、石韫玉诸跋。道光时为梁章钜所得，前后插有他的题识四处。咸丰时有李佐贤、韩崇光两跋。正帖在康熙时曾经朱承瑞刻石，卷中附装拓本一纸。这卷今藏湖南省博物馆。自宋以来，常把一些唐人摹拓本指称为褚遂良临摹，于是这卷失名人摹本也被称为褚临，现在只称为“唐摹”。

按《兰亭帖》的面貌，既已在神龙本里得到了许多启示，再遇到其他一些唐摹本或旧摹本中的优点和缺点，也就不难领略、印证。其中行笔结字，得神得势的地方，当然容易看出，即使有些不够自然的地方，也可以理解是如何描摹“走样”的，并且还可以推想如果未致“走样”,又应是个什么样子。

这一卷的摹拓技巧确实比不了神龙本那样精密，又因用的是绢素，有些纸上的效果不易传出，那许多破锋、贼毫等等都没能表现出来，更无论墨色的浓淡了。但是主要的笔意、字形，仍然保存，尤其是笔与笔、字与字、行与行之间，都表现了映带关系和顾盼姿态。还有点划的肥瘦，牵丝的联系，都明白地使人看到书写时行笔的轻重、疾徐，可以说仅次于神龙本一等。

梁章钜曾得到两件唐摹《兰亭》,这卷之外还有一卷黄绢本，后附米芾小行书跋及许多明人题跋。流传影印本甚多。梁氏品评黄绢本在这一卷之上。按黄绢本“领”字作“岭”,是来自另一种系统的底本，文嘉为王世贞作跋说：“摹本虽得位置，而乏气韵，临本于位置不无少异，而气韵奕奕，有非摹本可及。”意在言外说明它是一种临仿所写，而非出于精确钩摹。用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游似旧藏宋刻本相校，知今天的黄绢正帖已不是米跋的原物。至于梁氏题现在湖南这一卷认为“锋棱颇露”,又在他的《退庵题跋》卷六里说：“此本轩豁刻露，过于黄绢本。”又说：“顾南雅跋所称虚和古拙者，尚未似也。”这固然由于他们二人审美的角度不同，更重要的恐怕是旧时人们见惯了定武石刻的秃锋，不但把那种现象看作《兰亭》的标准，甚至也看作书法艺术的标准，所以顾莼泛用“虚和古拙”来称赞它，而梁章钜却嫌它过露锋棱，其实尊古拙和嫌锋棱，同是来自上述原因，并不难于索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