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中的古代文学资料

 

启功

 

古代铭功纪事的石刻(包括墓志题名等)称为碑，尺牍书疏(包括诗文卷轴等)称为帖，也即是简帖的帖。把简帖摹刻上石，也称为帖。碑帖中的材料，门类不一，例如除可供研究文字学和书法艺术的资料之外，还有许多关于古代历史、文学史和工艺美术等等方面的资料。现在只就其中有关古典文学方面的资料来谈谈。为了篇幅关系，只截取魏晋到唐宋这段时间，特别多取唐代的作家和作品为例。

这些材料大约可分三类：一、文学家所书自己的文学作品；二、书家所书他人的文学作品；三、有关作家和作品的考证资料。

第一类：现存魏晋时的，如钟繇和王羲之自写的表启、杂文和手札；南北朝的，如谢灵运、郑道昭的诗刻;唐代名家撰写的碑铭和其他诗文很多，专就著名的大作家论，像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杜牧诸家，都传有他们自写的诗文。宋代学者、文人手写的作品原稿，所存又多多了。

第二类：现在流传的，晋人中如王羲之写的《乐毅论》、《曹娥碑》等。唐人中如褚遂良书庾信的《枯树赋》等；韩愈著名的文章如《罗池庙碑》有沈传师写本，《南海神庙碑》有陈谏写本；李白和杜甫的诗，都有名家的写本；至于宋以后的名家书写其他名家的诗文就更多了，即从赵孟頫一人的写本来搜罗，现存的篇目恐怕早已超过百篇，现在只得从略了(其他名人碑铭和新出土的名家撰写的墓志还不计算在内)。

第三类：古代“仕宦显达”的著名作家，多有表墓的碑版或埋幽的墓志。有趣味的如左菜的墓志、王之涣的墓志等，不但可以考订生卒行履等，还可以印证某些作品中的故事内容。

从以上三类材料中看，大约具有四项作用：一、作品的校勘；二、集外作品的补编；三、作家、作品的史实考证；四、创作技巧的研究。前三项明显易见，第四项例如作家的手稿，涂涂改改，固然可以看到他创作的思路、修改的过程以及最后的去取；即以没有涂改、不是草稿的清写本言，除和今传的集本对校误字之外，还可以比较“异文”,看出修改的迹象。今在四项中各举一些例来谈谈。

一有助于校勘的资料

王羲之的《兰亭序》各选本多依据《晋书》,“怏(从中央的“央”)然自足”误作“快(快慢的“快”)然自足”,还有些本子把徐僧权署名的“僧”字，误成“曾”字，成为“曾不知老之将至”。从唐摹本和定武本中都得到订正，这是前代人常谈到的。再如谢灵运的“石门新营所住”一诗石刻，虽然被后人在诗上加刻了大字题名，但没有掩住的字和集本仍有异同①。又如传为欧阳询写的《离骚》、《九歌》②,李怀琳写的

①谢书《石门新营所住》诗的异文，如题中有“修竹茂林”字样，今《文选》和《谢集》本都作“茂林修竹”,当是习惯于王羲之《兰亭序》中的句子因而误写的。中间还有异文。

②欧书《离骚》,刻入《戏鸿堂帖》,见《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史树青先生《谈法帖中所保存的历史资料》文中。欧书《九歌》,清代出土石刻残本，存六章。与今本有异文。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①,陆柬之写的陆机《文赋》②,李商隐写的谢庄《月赋》③等等，虽然都无款字，也未必果属这些位书家的笔迹，但至少是宋以前的写本。其中字、句的异同，都有可校勘用处。

唐人诗歌方面的材料也很多，像巴州摩崖所刻严武和杜甫的诗，相传是杜甫所写(杜诗一首下有杜甫的名字),也有人疑为宋人所刻，至少也是一个宋本。苏轼所写的杜诗，像习见的《桤木诗》和《奉和严郑公厅事岷山池江画图十韵》④等等，特别是后者，和集本异同很多，苏轼选取的字句，总该值得我们考虑吧!再如杜牧自书《张好好诗》⑤、颜真卿自书《竹山堂连句》⑥等等，都可供印证和校勘。晚唐诗人许浑的自书诗卷，现虽亡佚，尚有《宝真斋法书赞》录下原文。和许诗卷同类的，今传有李郢诗卷，一部分刻入《壮陶阁帖》,这卷墨迹共存诗四十一首，和《全唐诗》本相重只有七首(《全唐诗》和《补遗》共收李诗八十一首)。即以这七首校对，《全唐诗》本即有许多缺字和误字。其中

①《与山巨源绝交书》,宋代刻于《元祐秘阁续帖》,明代如《郁冈斋帖》、《停云馆帖》都有刻本。有正书局曾影印一个旧摹本。这本不但与《文选》和《嵇集》本有异文，并且全篇也比较简括。似是一种古代的删节本(或说简本),而不纯是由于残缺。

②近代学者校勘《文赋》,多用日本古写本《文镜秘府论》,那个写本时间相当南宋，陆本也是较早的。例如文章开始“喜柔条于芳春”,《文选》作“喜”,《文镜》本作“嘉”,陆写本即作“嘉”,其中异同还多。陆本墨迹，故宫所藏，有影印本。

③李书《月赋》刻于《淳熙秘阁续帖》,我曾见明代金坛翻刻本。异文例如“擅扶光于东沼”,李善注说“扶光，扶桑之光也”,实在不免迂曲。帖本正作“扶桑”。其他异文还多。

④苏书《桤木诗》即《堂成》诗，有墨迹影印本。《三希堂帖》曾刻石。《岷山诗》见宋拓《西楼帖》,有文明书局影印本。

⑤杜书此诗墨迹藏故宫，有影印本。《戏鸿堂帖》、《秋碧堂帖》俱曾刻石。

⑥颜书此诗墨迹藏吴兴张氏。《秋碧堂帖》曾刻石。

一个缺字，墨迹中是“曙”字；还有一首中“欲晓”的“晓”字，墨迹中也是“曙”字。可以知道《全唐诗》所依据的底本，是传自一个宋英宗赵曙即位以后的写本(唐人荆叔题雁塔“汉国山河在，秦陵草树深”一诗，有的本子“树”作“木”。宋人摹刻雁塔题名中有此诗，作“树”不作“木”,知“木”字也是宋人避赵曙的“嫌名”而改的)。

再谈谈李白。宋刻帖里收有“镜湖流水春始波”一首、“处世若大梦”一首、“天若不爱酒”一首。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卅三，认为“天若不爱酒”一诗，出秘阁帖，是马子才伪作。按此诗早见《文苑英华》,也见敦煌唐写本。即使字迹是伪的，诗句仍有所据。各诗从题目到字句和集本都有异同。

还有南唐后主李煜所写《临江仙》词和李白诗三首，即陈鹄《耆旧续闻》所记，宋帖中曾刻之，宋帖拓本不可见，我只见到董其昌临本(《剑合斋帖》),兹将李白诗三首抄在下面：

好鸟巢珍木，高才列华堂。时从府中归，丝竹俨成行。但苦隔远道，无由共衔觞。江北荷花开，江南杨梅熟。正是纵酒时，怀贤在心曲。挂席向海色，当风下长川。多沽新丰醌，满载剡溪船。中途不过人，直到尔门前。大笑同一醉，取乐平生缘。

月色不可扫，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严霜飞百草。日月终销尽，天地同枯槁。螅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金丹宁误人，昧者难精讨。尔非千岁翁，多恨去世早。饮酒入玉壶，藏身以为宝。

涉江弄秋水，爱此荷花鲜。攀条折其珠，荡漾不成圆。佳期彩云重，欲赠隔远天。相思无由见，怅望凉风前。

“好鸟”一首，集中是《叙旧赠江阳宰陆调》的后半，这里是作为独立的一首古诗。这首诗，集中有很多异文。“涉江”一首，集中重出(拟古十二首中收之，又有“折荷有赠”一首，亦此诗之异文)。得此又是一种新的异本。

其他像《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有黄庭坚的草书写本，异同也不少。《蜀道难》诗萧士赟注曾引黄鲁直为周维深草书此诗，下注“讽章仇兼琼也”,可见黄书李诗很多，前人也曾用来校勘印证，而这“忆旧游”一诗，校注《李集》的人却还没有利用过。

再如后人常在古代诗人曾游的名胜处补刻上一些名作，李诗例如《登单父陶少府半月台》诗，有绍圣年间郑亿刻的碑本，也有异文，这类如以版本相比，也可称是北宋本。至于诗人刘禹锡自撰自书的《乘广禅师传》,也是直接校勘资料。

二有助于补充的集外诗文资料

宋以前的这方面的资料，近代发现日益增多。即以石刻言，有大批新出土的墓志，其中有可资校订的，也有可资补充的。最突出的例如樊宗师是韩愈非常推重的古文家，他有文集二百九十一卷，但传至今天的只剩下《绛守居园池记》等两篇，都是几乎没法句读的怪文。近年出土的有《樊洗墓志》,是樊宗师撰文，文理平正通达，绝不那样艰涩。这个墓志，不但可以补充《樊绍述集》的不足，而且使我们见到唐代这位古文家的真面目，对他的文学成就，可以重新评定。

叶昌炽《语石》卷六说：“余欲取乡先贤之无集传世者，或有集而散佚者，都其文为一编……钱竹汀举云居寺两诗为《全唐诗》所未收，不知东南摹崖，唐人诗刻可采者尚不少，宋元明家如石胡、剑南、遗山诸诗，零玑碎璧，亦可补全集之遗。”按钱、叶两家之言，自然也是举例的，如果搜罗起来，并不止此。即如“石淙”、“栖岩寺”、“美原神泉”等处，各有成批的诗刻，对于《全唐诗》来说，有的可校，有的可补。

李白有《上阳台帖》墨迹一卷，词句是“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乾隆题说：“太白此帖语，文集所不载。”但后来官编的《全唐文》仍然漏掉了。其他唐宋名家诗文集外的作品，还大有可采，不及详举了。

三有助于作家作品史实考证的资料

晋人中，如《左菜墓志》里即载有她哥哥左思的两个女儿，即是《娇女诗》的两个主人。唐人方面更多了，先从作家的名字谈起，如孔颖达是字仲达还是字冲远，在《孔祭酒碑》中可以得到证明(碑中为“字冲远”),诗人张祜(从古今的“古”),又作张祐(从左右的“右”),《桂苑丛谈》和《云溪友议》等书，曾记“冬瓜生瓠子”的谐音字，可知张祜的名字应是和“瓠”字同音的“祜”。若举旁证，《绛帖》刻宋太宗赵光义草书唐诗，张祜的“祜”字正从古今的“古”字，这也是地道的北宋写本。又如近代出土的《王之涣墓志》,除可以订正补充诗人的名字、年龄、官职等外，即如“旗亭画壁”的故事，由于明人胡应麟对《集异记》提出怀疑(见《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①,后人对诗人这件盛传的遗事也发生了动摇。今观墓志上说：“尝或歌从军，吟出塞，噭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传之乐章，布在人口。”按“黄河远上”一诗，各本或题为《凉州词》,《乐府诗集》正作《出塞》,可见诗人这些题材的作品曾受人热烈赞赏和广泛传唱，《集异记》所说的，恐怕不能随便推翻，何况胡氏所举的理由还不尽充足呢?

《淳熙秘阁续帖》刻有白居易给刘禹锡的一封长信，不但是集外文，而且可以考证白居易和他朋友的种种关系，是一篇很重要的资料。抄在下面：

①唐薛用弱《集异记》曾记诗人王之涣和高适、王昌龄同饮于旗亭(驿站附设酒楼),旁有歌伎唱时人的诗歌，三人互赌谁的诗歌被传唱得多，各在壁上划道记数，结果王之涣胜利了。这故事被称为“旗亭画壁”。明代胡应麟曾举三个反证来怀疑它，但那三证都很薄弱，例如他的一、二两证都是根据高适五十岁才学作诗的说法，认为不能和少年同饮，其实从高适的作品考证，五十始作诗的说法即不确。其三证则因为《高集》没有与王唱和的诗，即认为不能有同饮的事，这更不值一辨了。

冬候斗寒，不审动止何似?居易蒙免。韦扬子(旁注“递中”二字)、李宗直、陈清等至，连奉三问，并慰驰心。洛下今年旱损

至甚，竭放太半，经费不充，见议停减料钱，公私之况可见，盖天灾流行也。承贵部大稔，流亡悉归，既遇丰年，又加仁政，否极则泰，物数之常。且使君之心，得以与众同乐，即宴游酣咏，当随日来。

前月廿六日，崔家送终事毕，执绑之时，长恸而已。况见所示祭文祭微哀辞，岂胜凄咽!来使到迟，不及发引。及虞之明日申奠，亦足以及哀。因睹二文，并录祭敦并微志文同往，览之当一恻恻耳!平生相识虽多，深者盖寡，就中与梦得同厚者，深、敦、微而已。今相次而去，奈老心何!以此思之，遂有奉寄长句。长句而下，或感事，或遣怀，或对境，共十篇，今又录往，公事之暇，为遍览之，亦可悲，亦可哂也。

微既往矣，知音兼就敌者，非梦而谁?故来示有“脱膊毒拳，脑门起倒”之戏，如此之乐，谁复知之?从报白君窥榴裙之逸句，少有登高之称，岂人之远思，唯馀两仆射叹词?乃至金环翠羽之凄韵，每吟皆数四，如清光在前。或复命酒延宾，与之同咏，不觉便醉便卧。即不知拙句到彼，有何人同讽耶?

向前两度修状寄诗，皆酒酣操简，或书不成字，或言涉无端，此病固蒙素知，终在希君恕醉人耳。所报男有艺，雌无容，少嘉宾，多乞客，其来尚矣。幸有家园渭城，岂假外物乎?昨问李宗直，知是久亲事，常在左右，引于青毡帐前，饮之数杯，隅坐与语。先问贵体，次问高墙，略得而知，聊用为慰。即瞻恋饥渴之深浅可知也，复何言哉!沃洲僧往，又蒙与书，便是数百年盛事，可谓头头结缘耳。宗直还，奉状，不宣。居易再拜，梦得阁下。十一月日，谨空。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到诗人白居易交游聚散的踪迹，和论艺谈谐的风趣。崔群卒于大和六年，这信作于这年的冬日，白氏六十一岁。信里可

资考证的事很多，现在只举几点来谈。像开篇谈到第一个作“寄书邮”的是另一韦应物(刘禹锡有《举扬子韦中丞自代表》。唐人写扬字“手”旁“木”旁常相混用)。其中还谈到已故的好友崔群(字敦诗)、李绛(字深之)和元稹(字微之),又说刘禹锡给他的信中有“脱膊毒拳，脑门起倒之戏”,这种戏谑，他们之间是常有的，如《全唐文》卷六七四有白居易《与刘苏州书》,也提到“书中有攘臂痛拳之戏”。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说：“白太傅与元相国友善，以诗道著名，时号元白……泊自撰墓志云：‘与彭城刘梦得为诗友。’殊不言元公，时人疑其隙终也。”宋人所撰白居易的年谱辩驳这个说法，以为与刘梦得为诗友的话是《醉吟先生传》中句，不是墓志中句，正如所举酒友，不及死的，此举诗友，亦属同例。其实如果看到这封信，那种臆说，已经不攻自破了。

还有一件小事，也见刘白两家的戏谑。钱易《南部新书》戊卷说：

“白乐天任杭州刺史，携妓还洛，后却遣回钱唐。故刘禹锡有诗答曰：‘其那钱唐苏小小，忆君泪染石榴裙。'”这即是信中所谓“窥榴裙之逸句”。刘诗见于《刘宾客集》卷二，题是《乐天寄忆旧游因作报白君以答》,结尾即此二句。自注云：“白君有妓近自洛归钱唐。”“泪染”《刘集》宋本正作“泪黥”。此外从信中也可以看到诗人的生活、风度等等，岂非重要的资料。             

四有助于研究创作技巧、修改过程的资料

从诗文手稿上看那些涂改的踪迹，可以悟出作家构思和写作的过程，这是前人久已提出过的，在法书碑帖中，还要从《兰亭序》说起。《兰亭序》中添注“崇山”、“癸”三字；改写“因”、“向之”、“夫”、“文”五字；涂“良可”二字；神龙本中还可以看到“一揽”改为“每揽”的痕迹。唐人中如颜真卿的“祭伯”、“祭侄”文，“争坐帖”等，添注涂改，都是线索分明的。宋人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朱熹等等，都有草稿墨迹流传，不及详举。

碑帖中有关文学的资料丰富，已如上述，搜罗的工作固然重要，而辨伪的工作，也是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所谓“伪”,有几种情况：一、根本捏造的；二、古代的复制品；三、无名款的作品被题上姓名或张冠李戴的作品；四、用旧本拼凑添改的另制品。

上述第一、二两种不待言；第三种情况在《淳化阁帖》中已经屡见。如果善于辨别，剥去伪题，还他本来面目，作品本身的价值，仍然存在。以唐人诗迹论，《淳熙秘阁续帖》刻有标题欧阳询的几个帖，其一云：

已惑孔贵嫔，又被辞人侮。花笺一向荣，七字谁曾许?不下结绮阁，空迷江令语。雕戈动地来，误杀陈后主。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三说：“江令总，询父纥友也。纥之死，询当从坐，总以故人子，私养之，教以书记，得成名。恩义不薄，载询传甚明，乃忍出此等语耶?作伪者既漫不考，而董复信而收之(胡据董其昌刻《戏鸿堂帖》而言，董刻实翻自宋帖),可怪也!”其实此帖并无名款，乃失名的唐人诗帖，因字作欧体，遂被收入欧的名下，亦可作订补《全唐诗》的资料。

又如草书《圣母帖》,因有贞元九年的年款，又是草书，所以旧题为怀素书，其中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女巫，事迹见《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二、《舆地纪胜》卷九引刘遴之《神异录》①(又见《列仙传》、《太平广记》等书)。内容全是神仙家言，“九圣”字样还抬写。文中又称“从叔父淮南节度观察使礼部尚书”,钱大昕考之为杜佑，而怀素俗姓钱，可知这篇文词并不是怀素作的②。怀素这个和尚虽然饮酒吃肉，但他在宗教上并没有兼跨道教。神仙家言何以要请和尚来写?也很可疑。所以这

①故事内容是东晋时广陵县有一个姓杜的女子，貌美，有“道术”。县以为妖，桎梏之，忽变形不知去向。当地人给她立庙，号为“东陵圣母”。

②撰和写原不必须是同一人，但并不能以此即为书写的人一定是怀素的证据。

个帖究竟是否怀素写的也大成问题。陆心源《唐文拾遗》收录了这帖，但仍列在怀素名下，是不无可商的。

第四种情况，《阁帖》中已有之，又前引《唐音癸签》同条还举出《戏鸿堂帖》《帝京篇》截去原序一半，冒作褚遂良语气。再如《汝帖》刻有唐明皇李隆基的《鹡鸰颂》,是据一残本，重行拼凑的。这些帖，如为欣赏笔法，固然无妨。而搜集文词，却为有碍了。所以在利用这批材料时，审订真伪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