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柱

　　琅琊王氏自汉谏议大夫王吉“始家臬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现兰山区白沙埠镇孝友村）”，“开创了琅琊王氏贵显的先河”后，“经东汉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末年大约一千年，族中600余人的名字永远刻在了人类文明史上，同时，还造就了92位宰相”。正如南梁沈约评价说：“……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特别是琅琊王氏著名的奠基人物王祥及其弟王览，对我国孝友文化和人们道德行为一直产生着巨大影响；王导“在两晋之际多事之秋，拥立东晋以抵抗外辱，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延续”；以书圣王羲之为代表的琅琊王氏书画艺术对中国文化都产生了并还产生着重大影响……。

    对于琅琊王氏现象，千百年来一直为国内外学者专家所关注，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琅琊王氏的长盛不衰，从而取得辉煌成就呢?我们认为，琅琊王氏的成功除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外，其特有的道德准则、知识传承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而“王氏家训”和“王氏青箱学”则是这种道德准则和知识传承的集中体现，通过研究“王氏家训”和“王氏青箱学”或许找到琅琊王氏辉煌秘密的钥匙。    

　　一、“王氏家训”的内涵及意义

   “王氏家训”是指琅琊王氏奠基人之一王祥临终前留给子孙的遗嘱。即“夫言及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

　　对“王氏家训”的内涵、特点和意义，可从以下几点去认识。

　　（一）以“信”为首，以“行”达“信”；开门施教，贵在待人。

　　我们知道，琅琊王氏与其他诗书继世的家族一样，是以我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为思想基础的。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学而优则仕”是儒家一贯的逻辑思路。因此，纵观儒家思想充斥的历代帝王和仕大夫家训无不从教导子弟读书做起。偏重于教人处理人与物的关系。而“王氏家训”却抛弃了一些末节枝叶，把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放在首位，把“信”作为立身处世的第一要务。这便屏弃了传统意义上“死读书”关门式的教育方式，直接教人走出家庭，诚信地与人交往。这种开放式家训，无疑有助于琅琊王氏子弟走向社会，为以后的仕途发展打下基础。    

　　那么，何为“信”? “信”是诚实与不欺，是信用，是遵守诺言，实践成约。孔子曾言：“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又说：“言而无信，不知可也”，把“信”当作人生修养的重要方面。“信”是古今中外人们称赞的美德，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便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的，没有“信”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

    何为“信”的最高标准呢?“王氏家训”认为：“信”的最高标准就是“言及可覆”。即追求的结果要与自己所说等同，或者说要“言

必行，行必果”。以“说到做到”为“信”的最高标准，便把“行”当作达到“信”的首要条件。从而将“信”赋予新的内容，鼓励人们创业做事。历览琅琊王氏历代名人无不以“信”而显，以“行”达“信”。就王祥而言，入仕前即以孝而名，官府曾多次征辟，而他“笃孝纯至”，每次都以继母尚在需要朝夕奉侍为由拒不入仕。他言行如一，扶母携弟“隐居庐江三十年”，直到近40岁“母终毁瘁”才“杖而后起”，应徐州刺史吕虔之征为别驾，使“州界清静，政化大行”，获得“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的赞誉。

　　及至魏末，王祥已位居三公，司马氏谋篡曹魏之时，文武百官摄于其威势多加党附，独王祥保持中立。待司马昭刺杀魏帝曹髦，魏廷众臣无人敢近前吊唁旧主，而王祥独能冒死抚尸痛哭，言称“老臣无状”，后与何曾、荀额两位三公入见司马昭，何、荀伏地跪拜，独王祥长揖不拜，表现了一个魏朝老臣“言及可覆”的可贵气节。同样，王祥弟王览也“少笃至行，服仁履义。贞素之操，长而弥固”，及后代子孙导、旷、羲之、彪之、弘、俭等无不具有“言及可覆”的品德，从而为其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的道德基础。    

　　(二)推美引过，盛极自损；绵远久长，“王气不振”。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王氏家训”中“推美引过，德之至也”便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至南朝初，王微据此又提出“持盈畏满，自足家门旧风”的处世原则，与“王氏家训”一脉相承。    

　　荣誉让给别人，责任留给自己，是古今中外人们所赞颂的行为  准则，也是琅琊王氏留给后人的又一宝贵遗产。琅琊王氏族人正是遵循这一处世原则才使宗族的命运得以长久。琅琊王氏的奠基者王祥、王览和其子孙王导、王微等人都是时代的贤哲，他们大都生逢乱世，历经了社会的变迁、朝代的更替，对“昨日王侯今日囚”的世事人情有深入地理解。对成与败、荣与辱、贵与贱相互转化的规律有着深入地思考，认识到世间万物盛极必衰的规律，懂得人与社会环境应同生共存。因此，在处世待人上遵奉律己利人的信条，力戒争强斗狠，私欲膨胀。故王祥虽位至三公之首，然“高洁清素”，不重财帛，不图虚荣，后期几次辞职让贤，及归家病重时尚遗言简素薄葬，以至卒后“门无杂吊之宾”。王导佐成东晋，“自可称民族之大功臣”，然身居要职从不居功自傲，为国家长治久安计，“约已虚心，思尽忠诚，已身率众”(司马睿语)。力劝晋元帝广揽人才，使江南士族得以入廷荣显。对晋元帝给予的过高殊荣和职权则坚辞不受，特别是在自己推荐的官将失职挫败之时主动承担责任，向朝廷“乞求贬黜”，成秀“推美引过”的典范。

　　东晋以后，琅琊王氏依旧贵显，为防“树大招风”，族中有识之士常在势力过盛时自动损抑，政治上较少激进冒险，以退求进，从而避免国事动荡，保证家族久安。如王弘、王昙首和王华同为南朝宋文帝宰相，并执朝政大权，为免臣妒君忌，“本有退志”的王弘主动请求让彭城王义康接替自己，让出相权；又听从王昙首的建议，把卫士分出一半给义康。王僧绰、王僧虔和王思远等都有主动让出或固辞不受朝廷要职的推美之举，梁代的王志“及居京尹，便怀止足，因多谢病，简通宾客”，王峻“官至侍中，不复谋进仕”，王规“常以门宗贵盛，恒思减退”等等，这在世人看来似为消极，但正是这种“知足”与“知止”，才得以“不辱”与“不殆”，保证了家族的不衰。

　　琅琊王氏族人“推美引过”的言行，在明争暗斗的权利场中独树异帜，对提携人才，平稳交接权力，稳定政局和社会十分有益。如宋代王祜以一家百口担保符彦卿无罪而与相位失之交臂，其居相位十余年的儿子王旦“有谤不较”，荐举提拔大批人才而使被荐者不知，极力推荐寇准为自己继任等，都在中华民族的能臣史上写下不朽的一页。

    “琅琊王氏”自汉至唐千余年来出将入相，蝉冕交映，公衮相袭。担任宰相或相当于宰相职务者共104人次，除因连任两朝而重复者外，实有相辅92人。更为荣耀的是琅琊王氏在东晋南朝的禅代革命中，“起到为新帝加冕的罗马教皇那样的作用”(见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样一个煌煌大族，为何除五代十国时王审知及其后代建立闽国外，竟再无一人登极帝位，以致造成所谓的“王气不振”。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王氏家训“推美引过”、“盛极自损”的处世原则应为重要原因之一。

　　试想两晋相交之时，西晋王朝因“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政权岌岌可危，权臣司马越病死后，奉葬东归和逃难的王公百官数十万人先后全为石勒所杀，江北西晋武装力量及司马氏宗室势力消亡殆尽，西晋灭亡。是王导、王敦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特别是王敦“历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实逾隆”，东晋初任大将军，掌天下兵马大权，与宰相王导等族中文臣武将，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政局。而此时司马皇室势单力薄，无人充当宗室藩屏，仅为琅琊王氏的傀儡。琅琊王氏若谋登帝位是完全可能成功的。及至后来势盛遭妒，晋元帝任用刘隗、刁协、戴渊等人抑制琅琊王氏势力，才引起王敦打起“清君侧”的大旗攻入建康。若从实力上讲此时的琅琊王氏也有问鼎的机会，但那样做不仅与传统道德规范相悖，也与王氏家训的精神背道而驰。因此，琅琊王氏尽管有称孤之机，然甘居人臣，实乃宗族精神使然。在其后的岁月里尽管没能再现东晋初年的盛况，但琅琊王氏子弟若有称孤道寡的野心，应该说较之那些出身寒微而以军功称帝者仍有较大优势，但琅琊王氏文臣武将却从未作此尝试，这与王氏家训“推美引过”的处世原则不无关系。

　　(三)以“忠”寓“孝”，“忠”“孝”并臻；忠而不愚，与时俱进。

   “孝”是我国传统思想所赞颂的人生最重要的品行。一般而言，“孝”是指孝敬自己的双亲或尊长，使其生活安泰，身心愉悦。王祥以侍亲至孝而显，是历史上有名的“二十四孝”之一。但王祥却不以为然，将“孝”赋予广义，把“扬名显亲”当作“孝”的最高境界。从而激励子弟立志向上，走出家庭，吃苦耐劳，去寻取功名，报效国家。这便把“孝”行从传统的个人小家庭中解放出来，将传统意义上的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双方作了有机统一。因此，只要有利于“扬名显亲”，哪怕远离双亲也将被看作孝的表现。当然，在“扬名显亲”之时，并不认为可忘记家中父老，事实上，如果抛弃传统的人伦道德，放弃做人子的义务，即使建功立业也将难以“扬名”，达不到孝的最高境界。这便激励人们从修身养德做起，积极进取，发挥自己的潜能，为国建功立业。正是遵从这一训条，琅琊王氏才代有显俊，达人倍出，以至“亡祖亡父，司徒司空”，“相门有相”，冠冕相继，累世风光。据统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仅在《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和《世说新语》等史书上有名可考者便有290余人，除隐居不仕、早卒、嫁于他族或无事迹记载外，共有207人踏入仕途，且大多居于要职，真正做到了“扬名显亲”。

    由于王氏家训寓“忠”于“孝”，“忠”“孝”并臻，将对立的矛盾面予以调和。因而对“忠”的涵义便有了自己的理解，突出的表现在“忠”而有智，与时俱进，不为腐朽的统治者殉葬。传统的观念认为，“忠”即为无条件地服从于皇权，所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哪怕皇帝昏庸不堪，作臣子的也应绝对服从，以致为其去死。琅琊王氏家族形成之时便逢乱世，且在汉至隋末的千余年间一直处于政治斗争的旋涡，在频繁的王朝更替中洞悉种种血腥奸诈，对那些于乱世以武力登基的“天子”少有神秘与敬畏，当他们顺天应时，勤政爱民便尽心辅佐。遗憾的是这些起于军功的“天子”因修养不足而缺乏雄才大略，登基不及数代或享乐腐化，或远君子近小人，以致走向天下庶民的对立面。琅琊王氏在无力改变朝政的情况下往往扶持新生力量，甘当新王朝诞生的“催生婆”，不为死去的王朝殉葬，这也是晋隋之际琅琊王氏屡为新帝“加冕”的原因。

　　　有人认为琅琊王氏在这一王朝“禅代”革命中扮演了对旧王朝不“忠”的角色，是“王氏家训”教信、教德、教孝、教悌、教让而独不教忠的结果，是品格上的缺陷。事实上，琅琊王氏这种顺应时代潮流的做法，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它缩短了旧王朝末期黑暗的政治统治期，加快了社会政治势力的新陈代谢，减轻了新旧王朝更替时社会动荡和民众的疾苦，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是琅琊王氏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当然，为维护王朝利益或抵抗外辱，琅琊王氏的子孙也不乏谏死朝廷，战死沙场的忠勇之士，为中华民族写下可歌可泣的篇章。      

　　(四)“悌”及宗族，友爱互亲；家和族靖，共同前进。

   “悌”原指同胞之间的弟弟敬爱兄长，而“王氏家训”将此生发扩展，把“悌”的最高标准定为兄弟之间关系密切，宗族之内和和睦睦。这便进一步扩大了“悌”的外延，不仅兄弟间要相互友爱悌敬，而且还要把这种兄弟敬爱的亲情扩展到整个宗族，使宗族内部成员都能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共同发展。这种以儒家“仁爱”为出发点的道德规范，与儒家的“修齐治平”一脉相承，是古今中外人们所追求、向往和赞颂的。事实上，没有稳固和睦的家庭作后盾，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是很难的，琅琊王氏的奠基者深知这一点。不仅如此，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功能是不完善的，而由若干个同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的宗族的和睦，使宗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通过人与人，家与家、族与族的悌爱和睦，从而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使整个国家乃至普天下之人和偕相处，实现世界大同。此亦孟子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从琅琊王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来看，“兄弟怡怡，宗族欣欣”也是其获取成功的原因之一。且不说祥、览兄弟以“孝”、“悌”起家，其后代子孙无不谨遵“家训”，从而成为枝繁叶茂的大族。在东晋至南朝期间，琅琊王氏官运亨通，有时同辈中就有数十人同朝任职，他们尽管血缘关系远近不同，贵显程度有异，但却能相互提携支持，没有发生“斗族”惨祸。而此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却是“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馋害，其间不可称数”(《宋书·周朗传》)。当然，由于家族过于庞大，各支系间有时因政治斗争也会产生矛盾，但族内有识之士为门户计，大多注意互相谅解帮助。如东晋初王导劝王允之出仕，刘宋时王华提携王琨，王球帮兄子王履免罪，王奂曲助王普，齐时王晏廷保王奂等等，都是琅琊王氏族内人或相助为显宦，或曲法申救，或借势相援以出危境，或为质求信的实例，从而达到“宗族欣欣”。此类做法若以“法”的观点来衡量可能欠妥，但拳拳同宗共族之情，却为同族悌爱的典范。

　　(五)临财避让，清俭慎行；简素寡欲，国安家宁。

    儒家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而礼之用贵于和，礼之实存乎让。”因此，孔子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又说：“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这便将“让”作为安邦治国的重要方针。金钱和资财历来是人们追逐的目标，以致有“千里做官为了吃穿”之谣。而“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财”又是人们衡量为官清正的标志，故有“为官穷时品自高”之说。对待财物王祥告诫子孙最好的处理办法为以礼避让。王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纵观王祥出仕后的行为，他一直布衣蔬食，非己之财，虽赐不取。以致不蓄余财，“家无宅宇”。这一持家为人的传统也一直被琅琊王氏子孙所继承。如即使吝啬爱财的王戎，在其父去世时面临故吏赙赠的数百万钱财也分文不取。其从弟王衍数年间便施舍完从父亲手里接过的百万家产。王导、王弘和王俭等人，也都“仓无储谷，衣不重帛，车服尘素，家无遗财”。王昙首“手不执金玉，妇女不得为饰玩，自非禄赐所及，一毫不受于人”。王秀之出任富庶的晋平郡仅一年便上疏求还，说“此郡沃壤，珍阜日至，岂可久留，以妨贤路”。对这类“肥缺”多少人求之不得，而琅琊王氏子弟却“恐富求归”，主动退避。

　　琅琊王氏家风良好，其子弟当朝理政也像治家一样清廉持法，从而把这一家风推广于天下，使之成为立国方针，达到家国两安的境界。琅琊王氏这一“临财避让”的优良传统，在朝野享有盛誉，为此，朝廷有时专门用王氏子弟去矫正贪污不法的积弊。如刘宋时王镇之为官清洁自守，武帝特将其授为广州刺使，并说“岭南积弊，非此不康”。正因为琅琊王氏子弟具有轻财重义、俭朴持家、廉洁从政的优良传统，才使其不为财物所累，永葆进取奋斗的朝气，较好地履行了所任官职的职责，避免了“富贵不过三代”，创造了千年显贵的奇迹。

　　　二、“王氏青箱学”的内容及历史价值

    “王氏青箱学”是指琅琊王氏历代做官者因研究国家典章制度，以更好地服务于族中子弟入仕而形成的祖传家学。《宋书·王准之传》中载，准之“曾祖彪之，尚书令。祖临之，父讷之，并御史中丞。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这便是“王氏青箱学”的由来和原始含义。其推出的《仪注》、《晋宋杂记》、《古今丧服集记》、《齐职仪》、《礼杂答问》等研究朝章国典、文物掌故、礼仪制度为主的官学著作，便是其内容的集中体现。

   “王氏青箱学”是琅琊王氏独特的家传绝技和致胜法宝，是琅琊王氏显贵不衰的又一重要原因，对琅琊王氏和其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王氏青箱学”是琅琊王氏的为官之本，既保证了其子弟在激烈的官场竞争中获胜，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琅琊王氏本是江北望族，在西晋末年为避战乱移居江南，在侨居他乡的岁月里，由于人地生疏，又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入仕从政是其发挥优势，获得生存与发展最简便可靠的方式，因此，做官成为其首选职业。由于为官既是扬名显亲的有效方式，也是充满风险的职业，尽管当时采取“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方式。然而若不具备丰富的行政知识和官场经验，要取得皇室的信任并久居要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琅琊王氏中的有识之士认为：为官者既要饱读诗书，掌握一定的文史等基本知识，还必须把从政当做学问来专门研究。特别是在社会动乱，朝代更替频繁的时代，原有的国家规章制度和行政体系往往在战乱中被破坏，新王朝的建立又急需有新的典章制度与之相适应，迫切需要有相应的官吏从事这项工作。琅琊王氏一向为诗书传家的门第，经史诗文等各方面的知识传承丰厚，且累代为官。优越的家庭和社会条件，良好的个人文化素养，使其自然肩负起研究官学的使命。

    王彪之是“王氏青箱学"的重要创建者之一，他在琅琊王氏较为中衰的时代精研礼学，对朝章国典、文物掌故、制度仪式和等第制度等知识都博识精通。他“为人方正，依礼行事”，靠丰富的学识和梗直的人品成为影响东晋政局的宰辅，其子王临之、孙王讷之和曾孙王准之俱得青箱学真传，祖孙数代俱为“青箱学”创建和光大者，也是“王氏青箱学”的受益者。王弘也是“王氏青箱学”的重要弘扬者，史载他“博练治体，造次必存礼法，后人依仿，谓王太保家法”，曾“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齐代的王俭，也“留意三礼，尤精《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与礼教”，“朝仪就典，晋宋以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所以当朝理事，断决如流”，他身兼国子祭酒，其子、孙后亦任此职，“三世任国师，前代未之有”。王逡之“精礼学，博闻，参定齐国礼仪。从弟硅之有史学，撰《齐职仪》”。除此之外，琅琊王氏族中子弟多有博学多艺。如王掏被时人称为“近世识古今者”，王朔之造《通历》，王韶之撰郊庙歌辞。唐代宰相王方庆则“博学好著述，尤精《三礼》，好事者多谒访之，每所酬答，成有典据”。

　　　“王氏青箱学”作为琅琊王氏的家传官学，其实质是一种入仕从政的学问，类似今天的《行政学》，目的是教子弟如何做官行政。这一产生于乱世而又治理乱世的学问，用于国则统驭百官，治理万民；用于家则家兴族旺，子弟扬名。实践证明，凡在政治上显贵扬名的琅琊王氏子孙，无不精通这一家传官学。“王氏青箱学”不仅帮助琅琊王氏在诡谲多险的仕途上站稳了脚跟，创造了一个个成功的记录。同时，其推出的一部部官学专著和其他作品，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

　　 2、“王氏青箱学”是规范行政体系，维护王朝秩序的重要工具，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发展。

    “王氏青箱学”是琅琊王氏历代从政族人，为满足社会发展对行政工作需要，继承祖国优秀政治遗产，总结自己从政经验而创立的行政知识总汇，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学问，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首先，它是立国兴邦所必备的行政体系得以建立的理论依据。任何一个王朝的兴起，都要首先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并有与之配套的行政程序等相关规则。这些体系设置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着行政效率，进而关系着政权的存亡。因此，需要相应的理论予以指导，特别是在新旧王朝权利不能平稳交接的情况下，旧的行政体系往往在动乱中毁坏殆尽。新行政体系的建立既要继承旧王朝的合理成份，又要结合实际有适当的更新创造。“王氏青箱学”正适应了这一需求，为新王朝行政体系的建立和运转提供了理论指导。琅琊王氏之所以在晋隋之间新王朝的建立之时多居朝中要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掌握着“王氏青箱学”这一绝技。

　　其次，“王氏青箱学”是解决朝廷面临重大疑难问题，维护王朝运行秩序的有力工具。任何王朝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复杂问题，需要当政者去面对和解决，而问题解决得好坏又往往关系着朝廷的存亡，由于问题重大，人们在寻求解决方案时往往引经据典，寻求先例。“王氏青箱学”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前朝掌故，便帮助朝廷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特别是在权臣弄权、王室衰微之时，“王氏青箱学”便成为抑制豪强，维护朝纲的有力工具，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如东晋时王彪之利用“王氏青箱学”作武器，与图谋不轨的权臣桓温在皇帝废立、摄政、赐九锡等方面进行的几次尖锐斗争，有力地打击了以桓温为代表的权臣势力僭越不法行为，维护了晋室的权威和利益，保证了朝廷的安定和行政的有序进行，避免了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为皇室内权利的顺利交替提供了保障。

　　3、“王氏青箱学”继承了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维护了祖国统一，是实现民族融合的有力杠杆。

　　西晋末年，由于晋室昏庸，“五胡入侵”，最终导至“神州陆沉”。西晋皇室宗亲、朝廷大臣在这亡国之难中无不家破身亡，朝廷机构以及有关的典籍朝章丧失殆尽，被称作“五胡”的北方少数民族入主江北纷纷建国，中原文化在传承上面临空前的危机，作为偏安江南的东晋汉族政权，便担当起挽民族文化大厦于即倒的重任。而国家的典章制度、政治体系等一直是传统民族文化的核心，“王氏青箱学”便是继承和光大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其在江南的传播和弘扬，便使流传几千年的中原文化得以传承延续，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减轻了野蛮武力对文明的摧残。       

　　就在“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之时，江北却是“礼崩乐坏”。由于文化的差异和战乱的频仍，中原文化和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及至北魏孝文帝基本统一北方，由于缺乏博学之士的辅佐，改革进展缓慢。这时，琅琊王氏族人王肃过江而辅，从而使“王氏青箱学”为标志的祖国传统文化在北朝得以推行。

　　王肃为南朝齐雍州刺史王奂之子，为王导的6世孙，因避家难而奔北魏。他自幼承受家学，《礼》、《易》、经、史无不精通，得“王氏青箱学”真传，为北魏孝文帝梦寐以求的人才，深受孝文帝器重。史载孝文帝对他“器重礼遇日有加焉，亲贵旧臣莫能间也”，“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也”。

　　王肃在北魏的改革中主要做了四件大事，使祖国传统文化得以恢复光大。一是协助孝文帝制定朝廷典章制度。《北史·王肃传》载：“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成自肃出。”二是为孝文帝改革官制。《南齐书·魏虏传》载：魏初以来，鲜卑人渐染华夏习俗，但“胡风国俗杂相揉乱”，不伦不类，难以有效地行政，是王肃为北魏“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凡九品，品各有二。”同时，采取考课制，使北朝官制走向正轨。三是营建新都洛阳城。王肃北上为北魏迁都前夕，由于王肃博学，孝文帝在新都建设上多采纳其建议，《洛阳伽蓝记》载“时高祖新营洛邑，多所尊制，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四是协助孝文帝推动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王肃入北魏正当孝文帝欲推行其汉化政策，王肃协助其禁胡服，禁鲜卑语，改姓氏，用《周礼》制度确定度量衡等等，移风易俗，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由于王肃有功，故孝文帝死时遗诏肃为尚书令，与成阳王元禧一起辅佐新皇。

    王肃入仕北魏，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他的到来，“王氏青箱学”进而通行于祖国南北，使北方面临中断的华夏文物制度得以接续，开创了所谓的“太和时代新文化”，促进了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实现了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为后来实现南北政权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王肃为北魏制定的典章制度，也成为“后来隋唐制度不祧之远祖”(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三、小结    

　　“王氏家训”是琅琊王氏的奠基人王祥一生处世经验的总结，是一位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看贯了朝代更替的三朝老臣对残酷政治斗争的理性反思，是一位饱经风霜的时代老人对一生坎坷心路的回顾。它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寓于日常行为之中。凝千言为数语，弃冗繁成网纲；吐肺腑于后代，铮铮言似无声。似易实难，遵之以恒终可至圣；以退求进，失之桑榆得为泰康。以“信”为首，以“行”达“信”；推美引过，盛极自损；以“忠”寓“孝”，“忠”“孝”并臻；“悌”及宗族，友爱互亲；临财避让，清俭行慎。是琅琊王氏子孙安身立命道德基石，为琅琊王氏后代荣显不衰之处事根本。忠而不愚，与时俱进，可于此辨得根据；公衮相继，王气不振，亦于是自定弦音。言简而意赅，小用则家和身泰；辞寡而理深，大行则国泰民安。寓超尘于平凡，磊落落可昭日月；积小善于不意，光明明历久弥坚。成千载公卿基业，标万年琅琊望族。

　　“王氏青箱学”孕育于琅琊王氏之诗书门第，完善于乱世华夏之廷斗宦争。为琅琊王氏生存之道，保诗书子弟入仕途历千年荣显；是王朝基业可赖之术，佐军功天子登龙廷创一朝霸业。规范朝纲，公卿黎庶各行其道，国民安泰而有序；点化外族，胡汉归一天下大统，华夏凝聚而不崩。葆华夏文明虽经兵燹人祸而不坠，使儒教汉学垂历千秋万代而永传。虽为一家之学，通行则大利于九州；却是天下至宝，流传则惠及古今。是炎皇子孙千秋治乱之总结，为中华民族宝贵文化之遗产。

　　　主要参考资料：

　　　①《中华姓氏通书·王姓》，达良、刘佑平撰，海南出版社，1993年2月版。②《中华姓氏谱·王姓卷》，梁满仓著，现代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③《王姓宝典》，金智学、廖小微主编，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年3月版。④《翰墨书圣·王羲之世家》，王汝涛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⑤《帝王家训》，成晓军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l994年3月版。

　　　⑥《资治通鉴》，宋·司马光编著，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6月版。

　　　注：此文为2003年作者参加第一次琅琊王氏国际研讨会的论文，已收入其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