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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书法不文人 文人不书法”症候
发布人：发布时间：2014-07-25
论“书法不文人 文人不书法”症候
——在《书法报》的书法文化高峰对话
时间：2012年夏季
地点：《书法报》社
主持：邹恒划：《书法报》社长、总编辑
对话：王岳川：北大书法所所长，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刘永泽: 湖北省文联主席，中国书协理事
唐一民：华中师范大学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
主持：邹恒划：在华中师范大学长江书法研究院成立时候，我们和长江书法研究院共同在华师举办“书法与文化大繁荣论坛”。论坛因为时间的关系，很多专家没时间长篇阐述自己的观点。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邀请到北京大学博导，书法研究所所长王岳川先生，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唐一民先生和湖北省文联刘永泽主席，请你们三位就目前大家对于书法以及和书法文化相关的一些你们所首要思考关注、关心的问题做一些探讨。
刘永泽：岳川教授在半年前有一个约定，对书法教育、书法文化的传承创新在《书法报》上做一个论坛，应该是在我们2012年的春天，我们实现了这样一个约定。这次长江书法研究院的成立作为一个契机给湖北书法事业带来一股强劲的东风。长江书法因此院的成立，我个人看法至少有几个方面的意义：
一、它是湖北荆楚书道又一个新的平台的诞生。因为湖北是一个教育资源丰厚、文化底蕴丰厚的一个省，在教育上面我们的大学在全国排第三，学生在全国排第一。我们有几十所大学都成立了艺术学院或者开展艺术专业的教育，书法艺术在湖北的教育也伴随着湖北美术学院开设美术教育之后，华师成立了这么一个机构，应该说是一个加强，是一个提升。
二、从全国教育系统书法艺术的战略布局来看挺有意义的。因为北京北师大有启功老先生所传承的一代书风，首师大有中石老先生成立的书法文化院，还有北大王岳川教授的书法研究所。我们想在南方、东方、西方，师范大学一类开展师范书法艺术教育相继都有一些学术机构和组织，中部是作为中部战略支点一个文化支点的体现。也是我们文化跨越发展，科学发展的一个践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也是很有意义的。
三、从传承荆楚书道的时间来看也很有意义。湖北是一个书法资源大省，书法名人荟萃，书法名篇、名作也是很丰富的省，长江书法研究院成立以后有几个方面工作可以开展：
（一）书法文化资源转化为书法的品牌景观，品牌效应。书法资源很多，这一点全国也有共性，但是怎样把书法资源有效地转化为书法文化的品牌，这个需要一定的积淀，一定的传承，一定的创新或者说需要通过努力来打造这个品牌，形成这个品牌。襄阳暨全国第九家书法历史名城挂牌以后，黄冈在申办书法城，这个工作也得到中国书协极大的认可。
（二）书法名牌、品牌转化为书法文化的力量。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文化的软实力怎么变成硬支撑，在这个探索当中赋予了长江书法研究院历史使命和时代的一个要求。怎么样把它转化为书法文化的力量，这里边的工作有很多，我把书法事业列为若干个方面，其中书法教育、书法宣传传播是很重要的内容之一。
书法教育当中，首先要树立走进经典，借学习经典、敬畏经典、崇尚经典，要有这个意识。长江书法研究院，林院长他们也在商量一个计划创建编纂《中国历代书法八大家作品鉴赏集》，这也是对经典的传承或者是对经典美学的审视或者是一个书法教育普及性的一个神秘的教材。同时有一个远景的规划就是把书法院建立一个专业的书法的图书馆，这种图书馆他要具有很高的专业性，很强的学术性，要通过我们现在已有的书法出奔无，整个搜集、整理、策划、布局，拿出专业图书馆的图书使我们在书法教育当中有更多的书法教育家和书法爱好者，特别是我们未来的书法研究生、博士生，他们能够在这样的机构里边吸取一些养分。
第三，我们积极倡导荆楚书道。从荆楚书道里边要品道、悟道、寻道。我觉得岳川教授讲到的一幅书法作品不仅仅是技法的问题，不仅仅是形式美的问题，还有很多一篇名作、一篇经典有很多内容或者在作者创作的一些经历，一些美学，体现出一种文化的道义。展示出书法艺术的道义之间，这个荆楚书道我们要弘扬、传承，具体来说就是要把湖北的地域的书风整合好、梳理好，为此我们建立了五大碑林：一个是东坡碑林；一个是要建立曹禺文化的戏剧碑林，运用书法的形式；一个是大峡谷生态旅游大自然的书法碑林；一个是武当碑林，传承六百年，道教历史的书写《道德经》的一个碑林，还有一百年的时候建立了一个百年，百年纪念当中留下百篇书法作品的手艺碑林，这个就是一种寻道、品道、传道的实践活动。长江书法研究院的这么一个成立，给我们带来的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带来了很多宝贵的一些资源，经验，我们更要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新的起点，来推动全国书法事业的发展，我抛砖引玉，我站在一个实际层面当中说这么几点，从书法文化层面、书法艺术鉴赏层面、书法教学层面还要听岳川先生和一民先生的高见。
王岳川：非常高兴出席长江书法院的成立大会。今年正好是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成立九周年，而北大书法所的前身是北大书法研究会。一个世纪前的“五四”前夕，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创立三个研究会：戏剧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画研究会，后来还成立了一个口才讲演研究会。当时沈尹默先生作为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会长，在北大办了书法研究会好些年，后来去了上海，解放初期在海派书法创立上走向经典，走向文人书法做了重大的贡献。北大到了建国以后，文理综合，把很多大学的著名教授整合到这儿，结果有了庞大的理科，有了庞大的文科，独独艺术这一足砍掉了。本来是三足鼎立，德智体美，结果现在变成了文理综合型大学。到了八十年代北大教授呼吁才成立了艺术教研室负责全校的美术欣赏、音乐欣赏，基本上是公共课。后来成立了艺术学院。
2003年我们成立了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坚持书法理论与书法实践并重。我意识到，现代化使得徒手线的写作变成了奢侈品，变成了不重要，被边缘化，所有的东西都是机械化、直线条，列车、火车、塔尖都是，在这种全球统一化、全球规格化、全球机械化的情况，徒手线人性的风范和对自己个性的表达非常重要，这在中国书法当中体现出来。
据我所知北大书法所成立了以后，山西大学、深圳大学、济南大学，清华大学都纷纷综合性大学成立了书法研究所、研究院，但是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似乎还没有动作，可见华中师大很有眼光，在武汉率先成立了书法研究院，很有文化战略眼光。
湖北书法资源非常丰富。除了三国古战场人们津津乐道的赤壁等，宋朝是一个文化大发展的朝代，四川的苏东坡被贬到了黄州五年，第三年写了《寒食帖》，江西黄庭坚在这儿留下了墨迹，米芾本来就是湖北襄阳人，其书法地位很高，书法代表人物苏、黄、米三家都在湖北，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书法大省，但是长期以来书法大省的荣誉没有搁到湖北的头上，我觉得中部崛起和华中书法研究院的成立会促成书法大省和书法大市的出现。
我们从事高等书法教育的学者艺术家想做什么？书法教育历朝历代就有，过去起码有三种形态：
其一，师徒相传，获取经典密码，这是古代书法相传的重要方式。比如蔡邕写了一本书论秘不示人，后来被韦诞拿到了，钟游当着曹操的面向韦诞索看，没给，钟繇拍胸抓出血来，差点儿晕死过去。传说韦诞死后钟繇派人把坟给挖了（现在考证出钟繇比韦诞还死得早）。一个大臣为了拿到这份书法经典的密码，就像武林高手要争武林秘笈一样，今天我们的秘笈就在书论当中，却没有几个人看。后来，钟繇死后又把这件书论埋在自己棺材里，又被弟子掘了。最后这本书落到了王羲之父亲王旷手上，王旷在外地当官，临行前把它缝到了枕头中。王羲之十岁左右一直写不好，有一天偷看了枕中书突然感悟。王旷回来后看儿子写得如此之好，问是不是看了枕中书，果然！王羲之加上刻苦练习“池水尽墨，入木三分”，终成大家。教育传承是获取经典的主要过程，师徒相传，父子相教，口舌相授皆为妙法。其实，古代人包括像米芾要看到一幅书法精品真迹也很难，连唐太宗都派人“智取”《兰亭序》。米芾有一次在船上看到一幅王羲之真迹，当时就要用自己的十幅字去换，对方不同意，他抱着这卷字就要跳河。可以说，在皇帝身边行走的大画家大书法家，居然为了一幅真迹这么无赖地强行索取。今天这幅真迹就在《中国书法全集》里边，却没有什么人看。一些书法人只看自己拙劣的线条，很怪诞的布局和一些不成体性的所谓创新。我认为书论的经典性，书法的示范性，人们都忽略了。
其二，私塾教育，私塾所教有很多人，一个老师教十七、八个人，包括像孔子私家教育，弟子三千也不少，贤人七十二。但是这种教育模式在“五四”前就已经中断。
其三，全民教育，我们称为平民教育，有教无类，现代化的教育一定会传播到书法教育当中，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长江书法研究院就是现代教育模式。这就给书法家书法教育家提出一个问题，古代书法家可以拿一本帖自个儿琢磨，拜师求艺，甚至还跪拜师父。今天更广泛的、更科学的、更普及的、更精准的教学方法出现，但是却缺少因材施教的个体性。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我认为这种大学教育尽管遭到一些人质疑，但它是在变革当中的正统，是在发展当中的问题，而不是要退回私塾教育去，也退回不到口耳相传、父子相传的方式，那种方式只能成为现代书法一种辅助性的方式。
再看一下中国书法教育有几种方阵，有三大方阵：
第一大方阵是美术院校。沈尹默的书法在解放以后在上海影响很大，但基本上在大学体系中没有什么影响。大约在1961年左右，在浙江美院即现在中国美院有一批书法教授开始进行教学。其后，启功先生在七十年代在北师大进行教学，欧阳先生在八十年代开始招收书法博士生。中国书法教育出现了两个体系，一个是美院系统，一个是师范院校系统，他们的教学方法、目的完全不一样，美院系统把书法看成是跟文化无关的美术，就是拿一支笔说明线条的七十六种写法，点的、墨迹的墨分五色，主要谈的就是精准的技法，可以获奖的技法，可以参加国际大赛的技法。相对而言，美院系统的学生是把文化搁置一边的。今天就出现一个问题，“文人不书法，书法不文人”。写书法的全不是文人，甚至还不懂文化的人，写得很好，写得很有视觉冲击力，但是大部分文人，北京大学2000多个教授不写书法，全国不下七、八十万教师或者上百万教师，不写书法，文人不书法，书法不文人，文化从指缝当中溜掉。书法不能剥离文化，书法应该多写文化少些炫技。过去的文人一定是琴棋书画经史子集，缺一不可，今天文人的片面化断片化，还有几个文人可以弹古琴，还有几个文人可以写书法，还有几个文人可以书画等等。这就叫“文人不书法”。反过来的一个现象是“书法不文人”，书法家玩技巧尚可，但是技巧后面的文化就玩不转了，抛弃文化的专业更是一种短命的专业。美院书法技法突出是它的功也是它的过。它的功就是和国际最新潮接轨，美国有行为艺术，他就搞书法行为艺术，脱光了一桶墨倒下去；美国有波普艺术，他就有书法波普艺术；美国有后现代艺术，他就有书法后现代。只要你有的新潮中国先锋书法就一定要跟上去玩一把。有人现在写非汉字书法，写看不见墨迹的书法，我看过一个书法，远看是一张白纸，近看若隐若现有点儿暗暗的花纹，也是书法，起名叫“飞白书”，蔡邕当年写的飞白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当足以乐死，只好这么说，否则无言。
第二方阵师范院校，家教非常严，行为师为范，什么叫做师，什么叫做范，他是规范得很清楚。师范书法教育一定是要写好三笔字：粉笔字、钢笔字、毛笔字。哪个学生临帖临不好过不了关，三笔字师范院校的家教教统非常严格，但是缺点也很明显，恕我直言，北师大的学生写的书法大都像启功，首师大的学生写的大都像中石先生。我有一个理论，好的老师应该是“以手指月”，不要让学生写的象你的书法，要通过你的手去看“月”，那个“月”才是历代书法经典这一本体，“手”只是一个接近本体的方法。我对日本的教学方法也是这么批评的，一个好的老师一定是通过自己的手让学生看到更大的宇宙本体、精神本体，而不是看到我的一些现成的有限的笔法，那样的话就会一代不如一代。我不相信任何人临摹启功能超越启功。只有吃百家饭穿万家衣才可以穿出一个不雷同的人。师范院校书法的功保存了传统的命脉，过就过于守成而创新不足。
第三方阵是综合型大学，比如北京大学、山西大学、深圳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等，我们也开过一些会，综合性大学既没有师范院校学生必须的三笔字，没有这个渴求，该怎么教学？师资从什么地方来？综合性大学既没有美术院校技法的专精度，又没有师范院校教师的相对集中性，我们也在探索。但它还有一点点优势是文化底蕴很厚，像北京大学大师林立，各家各派都很多，学书法的听过季羡林讲东方美学，听过袁行霈讲唐代诗学，听过金开诚讲传统精神就不一样，一种文化自信感油然而生。当然，这三派划分是相对的，今后一定会久合必分，分久必合，都是为了中国书法的崛起，为“汉字文化圈”的重建而荣。
唐一民：刚才刘主席跟王教授都谈了很多、很好，我都同意。我也想说几点，第一个是书法的重要性，第二个是我们今天书法艺术所面临的重要性；第三个是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做和可以怎么做。
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我们进入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族的精神世界，一条具体实战的途径，而且是不可脱离的途径，这一点跟其他民族不一样。现代世界上只有汉族使用的汉字是唯一的象形文字，是目治的，曾经几个民族有的都消失了，其他的民族基本都是拼音文字，象形文字是用眼睛来辨别，拼音文字主要是看耳朵来辨别的，是耳治，而且象形文字是以天地万物为模拟对象，拼音文字是以人类能发出的声音为模拟对象，前者无限，后者有限，只有象形文字可以发展出一套精致的线条艺术，拼音文字不可能，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中国的书法艺术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文化的瑰宝。如果一个人想要走进汉族人民的精神世界，走进中华文化的传统，不通过书法或者说对汉字书写没有概念，这是不可能的。学习别的民族的文化没有这个问题，我说对于书法的训练、培养，这个是培养我们民族文化、文化传统的亲近感和认同感。这一点就是非常之重要，很多朋友意识不到这一点，只把书法当成一个简单的手艺，或者再高一点一个艺术，他没有把书法跟文化这样紧密地连接起来。
刚才王教授谈的我很同意，今天的局面是文人不书法，书法不文人。很多所谓书法家，文化底蕴是可怜的贫瘠，写来写去就是古人的几句格言，再早些年就是伟大领袖的几首诗词，自己的东西都没有，我现在写字的时候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我写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东西，我写的诗、我的词、我的话，干嘛要写别人的东西。书法这个东西是要跟文化，本来就是跟文化紧密地结合，我们应该看到如果书法传统中断，这是一个对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很危险的问题，等于是釜底抽薪，把文化给削弱，乃至于流失，对别的民族没有这个问题，你不会写书法，不会英语一点问题都没有，打字就好了，英文的花样文字算个什么呢，跟中国的书法是没办法比的东西，对中华民族来讲，书法不仅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文化的瑰宝，而且是绝对不可以丢弃的文化基础，一个进门的钥匙，别的民族可以丢，我们不能丢中国的书法，丢不得，这个问题很重要，而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我们的书法和书法艺术在大陆，至少在大陆是严重的流失，严重的断裂，而且很多地方存在以假冒真，是非颠倒的观念。我们现在存在着很似是而非的观念，刚才王教授批评这种情形，我也非常同意。
比如说继承跟创新的问题，书法可不可以创新？书法当然可以创新，王羲之不同于钟繇，米芾不同于王羲之，苏轼跟米芾同代也不相同，何绍基不同于苏轼，而且正因为他跟文化，跟写书法人的气质、才情、涵养都连在一起，势必风格不一样，你能够成为大家你就创新，但是创新只能在写字上创新我们现在很多人是拿画字来冒充创新，拿做字来冒充创新，把西方的思潮囫囵吞枣地弄过来，也搞中国书法来创新，怎么可以呢？西方的他一套观念跟中国的书法根本没有可以结合的地方，没有书法，我们去向一个没有书法的国度学习书法，书法到底是什么呢？书法是文字、汉字的书写艺术，汉字是什么呢？汉字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表情答意的符号系统，人类最了不得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因为人类是一个符号的动物，这个是非常了不起，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是不具象的，是不能保存的，是即刻小时的，我们有什么办法把这种不具象的、不能保存的，即刻就消失的东西固化下来，给它具象化，让它能够保存传到后世，传到远方，这就决定了我们可不可以发展我们的精神文明，为什么狗没有精神文明？为什么现在的鸟窝跟一万年前的鸟窝没有两样，而我们人类的房子与日俱进，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可以把他造房子的经验用符号系统留给我们，湖北人可以把造房子的经验用符号系统传给上海人民，这就是人和动物区别的地方，这个符号系统，人类使用的最严谨、最繁复、最了不起的符号系统就是文字。
既然文字是作为一种符号系统，从符号学角度来看，它是两个最根本的部分构成的，一个就是符号学的术语叫做能指，就是我有一个可以代表的东西，比如说我这个杯子，这个就是能指，另外一个要素是所指，就是我这样一个符号指什么东西，那个意义就是所指，一个符号如果只有能指不称其为符号，你说我这个东西不表示任何意义那还叫符号吗？不叫符号，今天的书法就是这个样子，有一些朋友把书法写得完全不像字，完全不可辨认，上面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东西，也叫做“书法”，这都是骗人的江湖术士，怎么能叫书法呢？因为你把符号的根本的问题拦腰斩断了，不代表任何意义，你也可以搞得很有型，我也可以承认你是艺术，但是你不要叫书法艺术，你叫笔墨艺术，可以呀，你叫线条艺术可以呀，你干吗叫书法艺术，而且还叫中国书法艺术，你自己创作一门艺术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就是似是而非的概念，而且现在很流行，最开始从日本人那边过来，我们今天到现场还有很多人在搞，很多人还想把这个东西创造一个局面出来。
书法的本体性就是我刚才讲的符号，这是本体性，如果搞得完全不是，不能表意，这个不叫做书法，而且这个创新会变得毫无规则可言，我刚开始到美国留学发现有一些所谓现代、后现代艺术就是这样的东西，把一个豪华的大厅里边放一个马桶，甚至放一堆大便，他说我这是艺术，你不了解而已，你不懂而已，对不起老兄，你去欣赏你的艺术吧，我实在不能欣赏这堆大便。其实我们这一类的错误观念很多，我如果要说得再严重一点，我们这些观念甚至还有一、二百年历史留下来的东西，现在很多写书法的朋友，目前还在非常推崇康有为那批人，晚清的时候推崇碑派，说碑派才是中国书法的正宗，非常之奇怪。到了晚清，中国书法有很久的历史，很多人想变一下，于是就有那么几个人想把碑刻的东西弄到里边来，可不可以？可以，就是把刚健之气引进来，矫正帖中的柔弱之风，这个可以，但是你硬要说碑刻才是中国书法的正宗，我觉得你完全是颠倒是非。
书法是什么呢？书法是中国人用毛笔在纸上和绢上写的东西，而且要写成信札、写成公文传递，碑是怕这些东西保存不了，然后刻在石头上，这样可以保存久远。刻在石头的东西反而显得正宗，本来用的这个东西反而成了歪门邪道，而且你一定要用毛笔写出一个刀刻的形状来，这个可能吗？你只好去做，这个已经二、三百年了，错误的观点，我说的不好听，你看康有为的几个字，你觉得康有为的字写得好吗？大家都震于他的名声，什么百年来的大书法家，老实讲康有为根本写不好，没有几个字像样的，他自己说他眼中有神，腕底有鬼，是有自知之明，我们现在把腕底有鬼捧到天上去了，康有为的字有什么好呢？帖派才是正宗，现在书法上还有许多错误的观点都有待纠正。但是我们当务之急是普遍的从青年到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整个都不重视书法，只是把书法最了不起的到了晚年作为一种调剂心身的一种玩艺儿玩一玩，这个是我们现在面临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是我前边讲的不要看低，我们的文化是釜底抽薪的问题，是大问题。
我觉得在学生当中，青少年当中推广书法极其重要。我们对书法的推广必须从教育系统，对青少年进行一定的强制训练，能够真正达到目的。否则，光是靠社会上提倡，把它当成一个消闲的工具，当成一个金字塔里的艺术是不够的。我觉得罗主席特别指定华中师范大学成立长江书法研究院，罗主席真正是高瞻远瞩，通过师范系统，通过学校系统才冷却真正把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纠正过来，而且是从底纠正过来，从青年、少年纠正过来，如果我们的小学、中学，昨天我还说，还应该加上大学一年级，都有一个正规的普遍的书法训练，这个对我们整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发扬有极大的功劳，而且这个功劳是要从将来看不是那么短时间的，这个玩艺儿不是立竿见影的，不是活学活用的，这个是要一段时间看出来的，就好象我们这一百年来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到今天才显示出严重的恶果，我们现在做书法的推广教育，也许要到几十年，上百年之后才能看到美果，但是我们一定不能短视，训练不能太少，一个礼拜一节课，小学生是不够的，台湾地区到现在大学一年级书法还是必修课，而且是两个小时，没有把这一课修及格就拿不到毕业证书，非要这样才行。这样就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呢？牵扯到我们因为在这么久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对传统文化和书法教育的忽视，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一个全国文化界和教育界都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的。
比如现在在全国推广书法教育，马上面临没有适当的教材，教材可以多元化，但是总得有一些，因为不能指望每一个教书法的老师一个小学老师有一套很系统的书法训练，就有东西可教，开始一定没有的，一定是需要一些东西给他做依据。然后马上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人才，你到哪里去教教书法的人，如果在全国中小学进行，我们大家都写得不好，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写字都不好，电脑一发达就更成问题了，我们现在连繁体字怎么写都不会写了，不认识、不会繁体字了，当然简体字也可以写书法，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每一个写书法的朋友都知道，还是按照中国的六书创造出来的繁体字，台湾叫正体字是比较适合于写书法的，每个书法爱好者都知道，我们不太相信简体，因为古人造字是有道理的，我们把六书丢了，这个问题我都有一些看法，将来恐怕中国要走的还是繁体的命运，简体可以在普及当中群众当中实行，但是正式的文书、书籍，真正的学者还是应该用正体。
假定能够把长江书法研究院不只是办成一个象牙塔里的研究机构，而是一个把书法理论、书法书籍、书法作品，一个大的图书馆、博物馆，然后又加上一个好的展览馆，又加上一个有理论研究的一个部分，再加上一个推广，长江研究院将来可以办得很好，未尝不可以在全国领先，后来居上，敢为人先，趁着中部崛起、武汉崛起的机会把这个东西做起来还是蛮有意义的。
刘永泽：讲得非常好，我补充一两句。“中国书法教育论坛”作为今年《书法报》的一个平台，或者说作为长江书法研究院成立以后策划的一个项目，也请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一起进入做一个倡导。像这样一种论坛的交谈的形式或者借用锵锵三人行，做好长期的选题，连续一年，一个要选好题目，不是随意的，今天我们是开了一个场，也是一个探索，把我们谈的问题更加严谨一点，我们商量了话题出来。接着下面定期的延续下去，选题、论题当中请两位教授提出方案《书法报》一起商量，变成全国高校共同参与的内容，下期可能是北师大或者是再下一期一定是全国性的，这个话题从书法文化、文化的传播，话题可以是比较广泛的，尽量不搞争议性、争辩性的话题，我觉得文化的力量就是谈出内容显示出文化的力量，而不是就一个小小的问题产生直截了当的争议，这个没有必要，办一年完了以后就有一个一年成果的集子，就看出我们这种倡议，岳川教授和我们书法院成立倡议的远见性，就是中国教育书法论坛，一年来的品牌，这个也是《书法报》作为今年的项目，好好策划一下，做好选题。
王岳川：书法和文化剥离以后有四大误区，这四大误区在中国书法界没有人认真地弄清楚，我只是抛砖引玉把四大误区说一说：
第一个误区就是“何为传统”的问题。我在《沈尹默书法境界》的长文中谈到，在1906年，陈独秀看到沈尹默的一幅字而随口评说“其俗在骨”，于是这一并不准确的偏颇评价似乎在中国书法界成为沈尹默一生的定论。我去查史料，当时陈独秀27岁而沈尹默23岁，两个年轻人的随口对话怎么就变成了终身定论？！这完全没有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正如王羲之早年书法比不上当时名家庾翼、郗愔。瘐翼在荆州看见人们临习王羲之书体，不屑地说：“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王）逸少书。”一天瘐翼见到王羲之写给瘐亮的章草，发现王羲之书法已大为精进，今非昔比，因此心悦诚服，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晋书•王羲之传》）从瘐翼前抑后恭的态度转变中，不难看出同代名家对王书精进飞跃的认同和佩服。事实上，沈尹默很豁达，陈独秀这么尖锐批评他后，他还向蔡元培校长推荐他。其后，沈尹默苦练碑13年，书法达到了很高境界。对于这位书品很高人品也很高的沈先生，用早年偏颇之评作为终身定论是在欠公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康有为，康有为从保皇派的角度出发，挑起了碑和帖之争，用碑去贬帖，认为帖是古的，碑是最近才发现的新的，他是要以新去改革旧的。我们应跳出这个是非，业内有很多人写这方面的文章，有挺碑的，也有挺帖的，打得一塌糊涂。我们大学一定是传播客观的知识，经过了见证的知识，太过争论的知识一般进不了教材。中国书法有三大传统：一是主流传统就是帖学。毛笔已经是五千多年了，我们现在发现的在甲骨文写的字还没有刻的，用红笔写的，那就是毛笔写的，等刻出来以后和毛笔写的已经不一样了。我经常教隶书，我在想我教斑斑驳驳的隶书，还是真正在汉朝可以看到的墨迹。两千年来隶书已经不是当初模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本体。二是副传统——碑，人们有一个误解认为用笔写的就是懦弱的，错！我们看到那些大字榜书，都是用笔写出来的。我曾经写过一个13米长，高3米高的四个字“天地五行”，我写的时候那种力敌万军之力使得自我震撼，谁说毛笔写的时候不是力量型的。相反碑刻的时候飞白很难刻好，碑可以成为保存久远的传统的一部分，但是它是副部主题。三是传统的基点——民间书法。民间书法应该成为帖学的群众基础，但是今天却变成第一传统，似乎谁写得越民间，谁写的字松垮就能获奖，我认为这个倾向必须弄清楚，它关系到中国书法文化，中国书法教育，中国书法评奖的致命之穴。我认为应明确：帖学是主部主题，碑是副部主题，民间书法是经过文人提升的次副部主题。而不是相反。
第二个误区：非汉字倾向。由于受到钱玄同教授的影响，中华民族一次次的把汉字简化，最后准备全部拼音化，这无疑是文化亡国之道。举一个例子，秦始皇做了“五个一”大部分失效：第一“灭六国”，今天我们是三十个省；第二是“统一度量衡”，早已就按照公斤镑来算；第三“车同轨”，如今早就跟当初不同轨了；第四是“修长城”，长城内外都是兄弟，都已失效，唯独“书同文”仍有生命力，书同文是中华民族到现在还没有崩裂，还没有变成西方要分裂成的七个国家。而前苏联变成了五个国家，1945年全世界只有60多个国家，现在是240多个国家，已经分裂出了180个国家。中华民族的汉字为什么有些人那么敌视呢？汉字文化圈与书法关系紧密，汉字书法在书写中慢慢进入中国文化符号，进入高妙的、飘逸的、灵动的思想符号，那才是高妙的艺术，如果把汉字都否定掉了，就无书可写。
第三个误区唯技术主义的误区。今天有一种说法将书法家分为业余的和专业的，这种分法是有问题的。举一个例子，卡拉扬大学本科学的不是音乐而是机械学，但是他毕业后转行当了小乐团的指挥。指挥完了这个小乐团演出后，他到大城市法兰克福去指挥，最终他成功了。音乐业余出身卡拉扬，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看总谱指挥大乐团的优秀指挥家。再说三大书法大家都不是职业书法家，王羲之是右将军，颜真卿是大将军，宋东坡是杭州太守。在一味讲求技巧的时代，可以看到为什么很多书法家，二十多岁一冒不错，三十多岁写得还挺养眼，四十多岁就走下坡路，五十多岁惨不忍睹，如果他活到季羡林那个年龄他会写成什么样子，他天天想创新，却连用毛笔在长卷后题跋的文言文都写不出来，对联平仄和诗词曲赋的基本常识都没有，当然不能算一个好的书法家。我认为文人具有诗词、格律、赋跋、考古、鉴定的人文眼光，将书法高妙的技巧和深邃的学养在心中融为一体养浩然之气，他的书法才会有磅礴的大气。我的朋友音乐家瞿小松说过一段独具深意的话：传统教会我们远离“文化达尔文主义”，远离自以为是自以为高自我中心的野蛮。这个“先进”那个“落后”，这个“科学”那个“迷信”，这个“文明”那个“愚昧”，“强势文明”历来对“弱势文明”实施野蛮“改造”野蛮伤害野蛮摧残，“文化达尔文主义”肆虐之下，满目凄苍。让我们仁善一些，宽博一些，厚道一些，精细一些，不必急头白脸高呼“创新”高叫“颠覆”。
第四个误区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今天我们很多人认为尽可能多地被广大群众接受就好，唐朝的白居易走的就是这条路，宋朝柳永追求“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这样固然很好。但是今天很多人读李白的《蜀道难》读不懂，难道这首诗不好吗？屈原《离骚》更是让很多人如坠雾中，但不妨碍成为中国文学经典。一个民族可以有下里巴人的艺术，更需要阳春白雪的艺术。这其实就是一个提高和普及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书法普及了三十年，现在应该重在提高。我坚持认为，应该呼唤真正的书法大家——今天的“名人书法”太多，“书法名人”太少，“书法炒作者”太多，而“书法大师”几乎没有，因为要成为专业内顶尖书法大师面壁三十年也不够。今天在文化权、话语权还是美国的霸权，中华民族相当一段时间之内要艰难地走自强自立的道路，我认为如果一个民族不自立，一个文化不自信，一个文化不自强，一定会去搞一些迎合西方的后殖民书法。这四大误区就是传统和伪传统正脉的误区、非汉字误国的误区、唯技术主义获奖主义的误区、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误区。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重镇，中国文化应该具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逐渐澄清误区，走向大道。
唐一民：刚才王岳川教授讲的我几乎是完全同意，他讲的当代书法几个误区，我跟他有同样的看法，我们意见可以说完全一致。刘主席提了一下可以办一个“书法锵锵三人行”，这是可以的，可以《书法报》来主导，定期的搞几个朋友探讨，可能会有一些争论的问题也没有关系，我们认为帖派才是正宗，有人认为碑派可以辩论，只要不是小圈子的，不是派别的意气用事的，利益集团的，学术性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一定要找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不要找一些哗众取宠的，是不行的。整个书法教育、观念的考证是很长期的事情，有一些东西，碑派、帖派都搞了两三年，很多人觉得是很了不得的理论，我现在认为这个就是错误的，是误区，要长期地做这个工作。然后就是刘主席要来牵头，有一些东西要靠你们牵头，他在北大，我们将来基本上还局限在这个范围，你们要牵头，有许多事情要做。像岳川教授刚才讲书法文字对中国整个民族的重要性，中华民族为什么这么久不分裂？就是因为书同文，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字是目治的，如果是耳治的，上海人搞了一套出来，广东人又搞了一套出来，我们听上海话听不懂，一个湖南人听广东话定不懂，我到台湾18年，台湾的闽南话到现在没学会，我只能听懂几个，如果是凭耳治的文字就必然造成这个状况，因为是拼音，拼音写广东话，或者是搞另外一种东西，上海这一块文化、广州这一块文化就分开了。就是因为我们是目治的，才导致这个民族的统一性，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国文字五十年代走拼音化是完全错误的道路，自然也走不下去。我在高中时代看过一份《拼音报》，全部拿罗马字拼，现在还有没有人搞这个东西？这都是逆规律而动的东西，是不可能长命的。
刘永泽：我们要借助你们确实有一种理论的高度和深度，你们来支撑，有一些问题才能说得清楚，现在我比较感性地直接接触到书法家中就存在这种问题，比较直接或者也是情感很浓，他就觉得很多现在就是讲是艺术、技术，岳川教授刚才讲的大师的问题，需要大师，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大师从何而来。
王岳川：刚才我忘记说一句话，为什么今天中国人对清朝、明朝东西感兴趣，主要是这些东西流落民间，唐宋都是一级文物，你拿不到。但是要知道晚明是衰败之象，晚清是败国之象，一个大国崛起，今天已经不是东亚病夫挨打的样子，一定要有大国气象，这个文化大国要辐射日韩文化东南亚文化，最终重建“汉字文化圈”。中国文化盛大的时代绝对是汉魏风骨唐宋气象，今天的书法美学不应再走晚清民国的老路，应该走一条具有宏大气象守正创新的书法文化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