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缅怀季羡林先生

在北京大学的校史上，有一个为期不长的建制，即是季羡林先生担任所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该所是在改革开放初，在中央抓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同志亲自过问下成立的。当时，新疆存有大量出土的各种西域文字佛经但无人问津。胡乔木问季先生，曾经培养的梵文、巴利文的人才所在？季先生一语道破：流失较多。如此，中央决心加速培养研究南亚方面的人才。由于季先生不能离开北大去社科院。社科院党委决定：每年出28万元人民币经费，由北大提供所址合办，所址在北大六院。研究人员是将社科院各所从事佛学、印度学的人员，以及北大东方语言学系从事印地语、梵、巴语的教学科研人员集中到南亚所。另外，再从社会上调入相关的科研人员。我是因为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院的前身）搞法显、玄奘的历史陈列而被调入。1978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学的外文楼全所员工见面，召开了成立大会。社科院政治部的王仲安同志参加，季羡林所长讲话：宣布成立党支部、机构体制，先成立印度研究室。

研究所成立不到三年，社科院党委决定：将该所的研究方向扩展到东南亚，遂成立了东南亚研究室，研究所正式挂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直到1985年春的3月23日，经社科院党委和北大党委研究决定：两家分所，各办一个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北大的南亚东南亚研究所仍由季羡林先生担任所长，科研教学一如既往，直至1991年5月16日北大的南亚东南亚研究所与北大的亚非研究所合并，季羡林所长卸任。

 1990年4月29日，北大南亚东南研究所春游摄于香山樱桃沟

屈指一算，从1978年至1991年仅有13个年头，在季羡林先生领导下的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可以用两句话概括，即科研的成果卓著，培养的人才优秀。

科研成果如下：蒋忠新译著《摩奴法论》，张保胜译著《薄伽梵歌》，由季先生牵头七人参与的世界古典名著《大唐西域记校注》问世，接踵而来的是《大唐西域记今译》。王邦维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以及署名北大南亚所编的《中国载籍中的南亚史料汇编》上下两册（该书是我在季先生的指导下，从中国汉朝到清朝1840年前的111种古籍中，摘录出计有94.6万字的南亚各国的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资料）是研究南亚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而东南亚的研究成果不仅有《东南亚历史词典》，还有当今世界独树一帜的《世界华侨华人词典》，接着室主任周南京及梁英明教授又全力投入《华人华侨百科全书》的研究写作中，直至2002年该书1800万字的汉卷本全部出版完毕。

在科研成果中，还有金克木教授的贡献。金先生在培养研究生的同时，翻译撰述了《伐致呵利三百咏》《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印度文化论集》《印度古诗选》《比较文化论集》等十余种著作。而季先生的译著《罗摩衍那》《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也先后在此期间出版。季先生笔耕不辍，在《大唐西域记校注》完成后，又开始了《糖史》的研究与撰写。

关于人才培养，季先生独具慧眼。建所后即聘请了陈翰笙、常仁侠、陈洪进等学人为所的兼职研究员，请他们培养研究生。当今外国语学院的段晴教授、王邦维教授是季先生1978级、1979级的研究生。还记得，季先生不止一次地和我说：“段晴这孩子有学外国语言的天分”，也多次提到王邦维“他坐得住，会读书，有培养前途”。如今，这两位不仅继承了季先生的汉学功底和语言才华，还有“胜于蓝”的作为。参加过《大唐西域记》校注工作的王邦维，在他年华56岁时，沿着玄奘的足迹，出新疆，穿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后到了玄奘的留学之地——印度的那烂陀。因此，才有《丝路朝圣——玄奘与大唐西域记的故事》一书。该书使一本学术著作转变为通俗读物，书中他自拍的照片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段晴是德国的语言学博士，她在德国学习期间，不仅进一步深读了梵文、巴利文，还主攻了和阗死语言，并习读了吐火罗、粟特、突厥史中亚死语言。如今，她成了掌握中亚死语言的翘楚，在国内外都少有。

此外，还应该提到的，我校哲学系的姚伟群教授、国际关系学院亚非所的杨保筠教授、尚会鹏教授。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镛研究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的前任大使，后为外交部副部长的罗照辉。这些一方之才的硕、博生涯都是在美丽燕园的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度过的。

最后要提到的是，季先生领导的南亚所，还开过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国际学术会议，即1980年6月9日至16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和南亚学者学术讨论会”（南亚七国的学者均有参加）。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首次召开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会议，会议的组织是由时任社科院外事处主任王光美操作。会议的代表受到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赵紫阳的接见，会议在当时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并出了一本英文版的会议文集。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

今年是季羡林先生诞辰110周年。季先生去世，转瞬之间也已经过去了14年。14年间，仍然不时想到季先生，想到季先生讲过的一些话，一些故事。其中三个，尤其记忆犹新。

第一个故事是我刚到北大，那时还是研究生，要学习外语，其中包括梵语，季先生给我们研究生讲怎么学外语。

季先生说，学外语一位德国教授说得最好：“学外国语就像学游泳。只是站在游泳池边讲理论，一辈子也学不会游泳。我的方法，是只要有学生到我这里来，我立刻让他下水去。只要他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

我们的梵语课，基本上就这样做。季先生安排蒋忠新老师上课。蒋老师是季先生60年代教的学生，梵语学得最好。蒋老师完全继承了季先生上课的方法，第一次上课，把天城体的字母交代清楚，念几下，再讲一下最基本的语法，然后就结束。后面就是我们自己下去读句子。第二次上课，蒋老师不讲，是我们自己讲句子，讲得对就通过，讲不对蒋老师做纠正。

我们的梵语就这样学了下去。蒋老师说，这就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后来有一次，我把这话讲给金克木先生，金先生的回答却让我吃一惊。金先生说：“这样下水去，只会淹死，没淹死的，那本来就会。”

这事是季先生说得对，还是金先生说得对？我很久都在想这个问题。依我看，还是季先生说得对。

第二个故事，有关怎么做研究工作，怎么回答研究中的问题？这个故事季先生也讲过不止一次。

一位德国很有名的医学教授，平时以严格著称。一次考试，他进了教室，拿出一样东西，放在桌子上，然后向学生发问：“这是什么？”学生看在眼里，觉得桌子上的东西是猪肝，但转念又想：“教授的考试，怎么可能会这样简单呢？”学生不知所措，虽然觉得真像是猪肝，但始终不敢说是猪肝。到了最后，也没能回答教授的问题。这时教授只好宣布：“这是猪肝。”学生此时似乎才明白了一点什么。教授问学生：“你大概已经认出这是猪肝，可是为什么不敢回答呢？看见是什么，就答是什么，这就是科学。事情不就是这样简单吗？”季先生说，这位教授要求学生的，其实是要树立和坚持做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故事很简单，看见什么，就说什么，这本来是常识，可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出现迷惑呢？

一个人，见到什么，就能不犹豫地说是什么，看似容易，其实有时候也不容易。

季先生讲的第三个故事，也是关于做研究工作，也是德国教授考学生的事。

一次考试，也是这位教授，问学生一个问题：“你看我这衣服，是什么颜色？”“这什么意思呢？”学生们一下摸不着头脑，有些犹豫。教授穿的是一件很旧发黑的衣服。教授叫一位学生回答。这位学生端详了好一阵，然后回答道：“教授先生，您的衣服，曾经是褐色，但现在已经变成了黑色。”

教授一听，大加赞赏，夸奖这位学生说：“你的回答准确，而且全面，太对了。”原来这位教授平时不修边幅，不注重穿着，而且有些邋遢。他的衣服，已经穿了些年头，既旧又脏，最初的颜色变了，一眼看去，像是黑色，但也并不完全是黑色。

这也许只是故事。但从这个故事中，我得到的体会是，做研究工作，推理要细心，下结论要尽量准确，考虑问题则要全面。先生说，这点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卑之无甚高论，但很实在。三十多年来，我前前后后也写过和发表了一些文章，甚至出版过几种所谓的“著作”。如果说其中多少有点可取之处的话，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自己做这些事时不敢懈怠，尽量不粗心。季先生讲的故事和教导，我受益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系教授）

1997年8月6日，季羡林86岁生日，王邦维与季先生（右）合影

“中国东方学第一人”

“旧中国没有看向东方的眼睛，没有语言教学，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这些都是季先生回国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忆及恩师，段晴教授的讲述沉静而温情。1946年，季羡林先生自哥廷根学成归国，开北大东方语言文化教学、研究之先，更成为中国本土东方学研究的奠基者与引路人，实可谓“中国东方学第一人”。

统而言之，“东方学”即研究东方（亚洲、东北非洲）各国的语言文字、社会历史、艺术、宗教以及其它物质、精神文化诸学科的总称。1946年北京大学回迁，在傅斯年、陈寅恪二位历史语言学者的推动下，时任校长胡适与文学院院长汤用彤主持创设东方语言文学系，北大的东方学建制始见雏形。留德期间专研印度学（Indologie）的季羡林上任系主任，而季先生的“本色当行”——梵语巴利语，也自然成为东语系中最早设置的专业之一。两年后，受到季老的亲自推荐和邀请，原执教于武大哲学系的金克木先生调任北大，既帮助东语系增开了乌尔都语，更带来了最纯正的婆罗门式梵语发音：“自金先生开课以来，我们所教授的梵语发音，甚至能让印度友人惊叹其准确。”

后世回望时，此时的东语系似已“星光璀璨”，但建系之初，老一辈学人曾走过无比艰难的历程。“在‘老北大’的建制里，西方的语言、文学、文论已经在占主导地位了，这跟世界是同步的，”段晴教授回忆道，“但是没有东方，没有相关的现代学术研究，连语言教学也没有。”1917年以来，“老北大”虽曾在蔡元培校长的主持下短暂开设印度哲学课程，却终因师资匮乏、根底尚浅，未能建立稳定的印度学学科，更没有成立东方学系所。而40年代东语系初建时，学生的人数甚至比教师还少，作为北大最小的系，一时被戏称为“六七个人，七八条枪”。

然而，新生的中国急需组建并完善现代外交队伍。培养东方语言各个语种的人才，以服务于新中国的外交需要，正是季羡林先生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时，北大东语系是全国“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东方语教学机构，责任尤重，季先生就曾在回忆录中笑言：“每天从早忙到晚，忙得脚丫子朝天。”1952年院系调整后，东语系下已设有蒙、朝、日、越、暹罗、印尼、缅甸、印地、阿拉伯等语言，教师人数达到42人，竟一跃成为“全校最大的系”。季老担任系主任38年，桃李天下，既为国家输送了熟练掌握东方语言的翻译、外交人才，更为各大高校、科研机构和文化机关培养出新一代的中坚力量，将东方学的种子撒向全国，正式开辟了“中国东方学”的传承之路。

留德十载：季羡林先生的印度学根基

谈及与东方语言文化结缘的始末，还需从季老的十年留德路说起。1935年，24岁的季羡林考取清华交换研究生，年底赴哥廷根大学留学，选择了专研梵文、巴利文的“印度学”为主修专业。“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季先生认为，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段晴教授说。据季老描述，彼时的哥廷根恰如“梵学天空，群星灿烈”，他师从以研究新疆出土梵文写卷著称的瓦尔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接受了“死抠语法”的德国式“语言学”（philology，又译“语文学”）训练，打下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的坚实基础。

段晴教授告诉记者，印度学看似边缘，却曾在欧洲引起伟大而深刻的影响。“这门学科看似边缘，实际不边缘。对语言的崭新的认识，使19世纪初期的欧洲语言学家把眼界从旧有的对修辞色彩、论证风格的评判，转移到对语言内部结构的关注。”语言自觉直接催生了西方现代学术的转向，而中印之间紧密的历史连结，也使得季羡林先生归国后致力于印度学的本土移植——我们需要自己的“中国印度学”。

但是，中国印度学的建设过程远比想象坎坷。梵语、巴利语同属印欧语系，汉语母语者无法体验到欧洲人“发现远亲”般的激动，而德国印度学赖以的“语言学”理路，更难在东方寻获扎根和生长的土壤。“语言学不能解决群众中的根本问题，所以，季先生不可能把传统印度学移植到中国来。”段晴教授特别指出，东语系的成立服务于新中国的外交需求，而非学院内的研究，“中国学界的发展在新中国之后也经历了重建的过程。至少当时，在东方语言文学领域，学术为何物，鲜有人知。”为了克服这种“水土不服”，季先生经历了探索、开拓的过程，终于发掘出两个“中国特色”的印度学研究领域：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至今，北大南亚系仍有中印关系史的招生方向，而比较文学也已成为北大的特色专业之一。

1936年，季羡林（左）与同学在德国

立学自强：“东方中国”与“中国东方学”

“中国的东方语言文化相关的学科建制，是和新中国成立同步的，是新中国诞生的产物。”友好、健康的国际交流不能仅限于外交礼节，“只有认真地去研究一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连上风俗人情，才能真正了解一个国家，两国之间的感情才能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崛起的“东方中国”已然逐步摆脱弱国的阴霾，登上世界舞台，也必须担负起领导亚洲国家的使命。季羡林先生希望，中国与亚洲各国拥有宝贵的文化交流经验，中国学者也应在东方学研究上引领风气之先，因此，成熟的学科建制与语言教学体系只是第一步。站在新中国崭新的历史起点上，建立“中国东方学”势在必行。

段晴教授回忆道，20世纪三四十年代，祖国外交弱势、国际话语权不足，留德路上遭遇的重重困境，给青年季羡林带来了强烈的心灵震动。“当时在很多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我们没有自己的使馆，无法为海外学子提供保护。季先生这一辈学者亲身经历了旧中国外交的积贫积弱，对此有特别切身的感触，是我们这代无法体会到的。”80年代，段晴曾在季先生的支持下赴德国汉堡攻读博士学位，两代学者的留学经历见证了中国外交的崛起：“我们这代留学时就能‘理直气壮’，我们自己的外语都很棒，他们要是无理，我就要‘打架’，如果遇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我肯定要告诉他我们的想法。”

历史上，“东方学”曾是殖民文化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代名词。伴随着殖民秩序的崩溃，“东方学”开始发生质变——逐渐从西方殖民者奴役东方的文化侵略之学，转变为东方诸民族的自立自强之学。季羡林先生认为，“亚洲各民族要求独立自主的意愿是相同的，我们觉得自己的国家伟大、可爱，也要对我们的邻居怀有尊敬之心。”这样，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一代代中国学人拥有平等、亲和、包容的世界视野，如今，无论在世界研究前沿，还是“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决策中，都活跃着中国东方学人的身影——当祖国走上复兴之路，中国东方学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薪火相传：北大东方学传承之路

“现在，东方语言文学各系都发展得很好，我们有了最棒的教材，也编成了词典工具书。我们的学科伴随着新中国建设起步，能够发展到今天，着实不容易。但还没有深入到像西学方向讲文论、美学这种程度，将来还要进一步地发展壮大。”遥想建系之时，北大东语系虽合并了南京东方语专、旧中央大学边政系和边疆学院，却在很长时间内未能摆脱无教材、无教法的窘境。筚路蓝缕终有成，谈到现今的教研成果，段晴教授的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季羡林先生也曾为北大梵语巴利语专业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一是西藏梵文贝叶经，一是新疆文书。“我们要了解别的国家，更要了解我们国家的别的民族，”段晴教授笑道，“我们北大其实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是一个老校，各科都有传承，北大的东方语言文化专业尤其如此。”

至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梵语巴利语专业已发展出完备的本科生、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培养机制。2004年，更在梵巴语系的基础上成立了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主持开展丝绸之路与西域文献研究、南传巴利语大藏经汉译等重大项目，不仅致力于整理佛教原典、培养专精人才，更推动了我国印度研究、佛教研究的发展以及国际学术交流。

而对于学科的未来展望，段晴教授充满信心：“我们会一直按照季先生的传承走下去！”我们相信，不管是季羡林先生深耕的印度学专业，还是北大东方语言文化各系，后辈学人都将传承前辈们的立身治学之道，力学笃行、薪火相续，跻身世界文化学术之林，为中国东方学开拓更加光明的前路。

来源 |《北京大学校报》第1597期第3版

责编 | 李慧宁

排版 | 王挥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