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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知行合一途中的黄君

发布人:发布时间:2014-06-01



走在知行合一途中的黄君

 


王岳川


 

  与黄君先生相识多年,经常看到他在报刊上的大,被他深厚的古典文化和考据学风所吸引,也因他的学术敏感性和书法文化性而引为同道。后来我们在各种书法开幕式和座谈会不期而遇,很多的共同语言,共同爱好,共同书法文化主张使我们话题越聊越深。去年我请黄君先生到北大出席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十周年书法展开幕式,并请他在学术研讨会上做中心发言。他慷慨精警的发言,文惊四座,将文化书法的意义阐释的非常深刻。

  今年初,我收到黄君寄来的八本书法创作和理论以及诗词方面学术专著,并电话邀请我参加他在中国美术馆的“黄君书法展”开幕式和学术研讨会。这真让我感慨不已。说实话,书画界人中能有如此在书法创作、书法理论、诗词造诣、学术修为如此的人不多见,而且是黄庭坚之后人,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黄君从小学习书法和诗词,从二王楷书入手,逐渐进入二王行书及汉唐诸家之法,旁涉汉隶和魏碑,打下坚实的笔法结体基础。后攻二王行草,并对二王一脉的颜真卿、冯承素、孙过庭、怀素、赵孟頫等下过大工夫,使得笔法大进,并终以行草见长。中年后对王羲之草书《十七帖》下过苦功夫,不仅精深地临帖,而且写出厚厚一本阐释《十七帖》的著作。不仅如此,黄君写书法大多写自己的诗词文,这与抄书的书法家有本质的区别。

  我认为,书法是一个人的文化指纹,黄君一方面努力沉浸在经典书法中去激活传统,一方面又不断坚持自我创新,而最终成自我一家之行草书之面目。他说过“草书是书法艺术中最困难,也最不容易成功的领域。纵观书法史可知,历来书家众多,但善长草书者总是寥若晨星。以唐宋为例,大家如颜柳欧褚皆无草书作品传世。整个唐代书法号称兴盛,但以草书名世者,不过贺知章、张旭、怀素、释高闲等数家而已。宋四家苏、黄、米、蔡,真正能作草书者仅黄庭坚一人”。这一见解说明草书之难。而黄君却努力攻克艰难的草书。看他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出,不仅能看出他临帖的硬功夫,还可以看到五体书书写自己诗词的巨幅作品和长卷,更令人震撼的是丈八、两丈的狂草,酣畅、凌厉、宽博,有大气象。

  在我看来,当今一些书家局限于书法技法,沉醉于“书法与金钱”的关系网,这样的“世俗化书法”没有再提升的动力和空间。面对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冲击,一些书家很难抵御诱惑,再也不像古代文人书法家那样在书法中灌注自己的心性操守,而错误地走上一条“技巧突围”的道路,那就是“变心以从俗”——在形式技法上刻意标新立异,从而掩盖文化精神的本质贫困。而黄君则走了一条艰难的守正创新的书法道路,并在漫漫书法之路的长途跋涉中,接近了自己的书法审美高地。

  在黄君中国美术馆展出的作品中,有一件作品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件临写《石鼓文》大型作品。我们知道,石鼓文即是刻在鼓形石上的文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共十个,每块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是歌咏秦国君游猎情况的,故也称“猎碣”。近代考证,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秦物。石在唐初被发现,后经历代辗转,原有700多字,现已仅存200多字,其中一石文字全无。《石鼓文》字势雄强浑厚,朴茂自然。用笔匀圆挺拔,结体已趋方正,章法行列均衡疏朗。它是秦系文字继承西周书法特点的划时代的优秀作品。其文词有诗经之遗风,书体则如“铁索金绳,龙腾鼎跃”,为中国石刻之祖。历代书家、名人赞誉和临摹者甚多。苏轼在他的《石鼓歌》中说:“上迫轩(轩辕黄帝)颌(仓颉)相唯诺, 揖冰(李阳冰)斯(李斯)同筘鞧”。意思就是,黄帝时期造字的仓颉对它也得表示称赞、尊敬。历史上的篆书名家,秦朝的李斯,唐朝的李阳冰,就是从石鼓文中熏陶出来的。

  《石鼓文》是两千多年前的大篆杰作,从甲骨文往下,金文到石鼓,大多以象形为主。中国文字是全世界唯一保留带有象形特征的文字,而其它文字都拼音化了。拼音文字重的是音,而汉字重的是形,这个“形”非常重要。在这件作品中,黄君先生把石鼓大篆,通过研究临摹重新整理释文的新研究成果,我认为这是《石鼓文》意义的当代再生,非学术中人,非文字中人,对文字学、考古学有深究的人,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正是二十一世纪中国书法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而现在很多书法家,只会龙飞凤舞,错别字满篇,基本上与这些中国的经典好像不搭界,如果以他们来建立共和国的书法大厦的话,这个大厦只能是豆腐渣工程。我认为,作为新世纪的书法家文化大家,应精通考古或文献又懂文字学,既懂国学有精通书法,只有这批人才能撑起中国书法文化的大厦,才会让中国书法梦真正实现。

  古人对文字非常虔敬,“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惊天地而泣鬼神!到20世纪一些学者热衷于“废除汉字”,国人对文字的抹杀,对文字的模糊辨识,对繁体字的隔膜,留下了诸多弊端,这是对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本抹杀。而黄君能沉下心来,从大篆《石鼓文》入手悉心研究,然后进入隶书、行书、草书的拓展,殊为不易。

  观黄君的书法,发现他的内心有一种文化情结的纠葛,他是黄庭坚之后人,所以在情感上会更倾向于祖上,故而他的书法一方面继承了祖上长枪大戟的特点;另一方面他在王羲之的影响下努力成为内擫笔法的继承者,他的用笔是从二王从《淳化阁帖》《十七帖》中出来的,对二王笔法的领悟应该更多一些。他在内擫与外拓上采取了三七开,或者是四六开的方法。我认为,他的草书气息上更多体现了王羲之与王铎的韵味,而行书继承王献之和黄山谷的东西多一些。但一个文人,须讲求文质彬彬,不可能太过暴力,太显出飞扬跋扈,他即使写到情感特别激动的时候,依然还是有收敛,这也是苏东坡《黄州寒食帖》的特点。

  可以说,象黄君这样一个既有国学根基,又有文字学根基,又有现代理论批评的根基,还会诗词的学者书法家并不多见。写诗是很难的,有韵律要求,有平仄要求,有对仗要求等。一首诗,一个韵不好,一个平仄不合,虚实对仗不合,这首诗就有问题,就是打油诗。我很看好黄君先生,我认为他在中国文化界和中国书法界走正路,坚持下去其未来可以说是登高行远的人物。

  总体上看,黄君的草书有大气象。草书之难,非一些急功近利者速成可言。听听黄君的君子自道:“草书是在汉字实用书写中,因趋急速而逐渐演变的书体,故其第一要义是简略。但草书的简略在长期的经验积累后,形成一套相对独立而完整的规约——草法。所以每一个草字都有其约定俗成的基本形态,此一基本形态,是汉字经简约后的意象化造型,它作为与汉字原型对应的符号,具有特殊的规约性,不能随便变乱或更改,否则便不成文字。草书形态接近的很多,如草法把握不严,很容易造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现象”。

  黄君认同我的“文化书法”看法——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书法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成为汉魏晋以降中国人精神觉醒的重要载体,成为诗、书、画、乐完全平等的艺术文化种类,成为士人通过大量临摹历代法书达成整体人格重塑而最终诞生出杰出书家。黄君进一步认为,“二王的出现,标志着草书艺术发展到一个历史的峰巅。“书圣”王羲之把小草书的简约之旨发挥到极至,成为后世永远的经典。而“亚圣”献之则转而探索新路,写出如《冠军帖》这样的大草,开启后世向狂草发展的先河。其后草书创作逐渐成为少数书家的专攻。宋元以降,绝大多数书法家不善草书,甚至不能欣赏草书的现象已很明显”。诚哉斯言!

  在我看来,书法花样翻新的炒作时代即将过去,书法的沉淀积累和修为提升时代即将到来。可以说,中国书法“技近乎道”的根本含义在于,书法的价值就在于传承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密码和心性人文主义。故而,黄君在书法中表达自己的独特的情感和坚韧的性格,这种人格襟抱反过来又促成其书法风格的日臻成熟,并得到社会的认可。一位真正的书法家,应该通过纸和笔的魔力,体悟王羲之为什么要辞官而全身心写书法,感悟颜真卿为什么会悲愤中写出《祭侄文稿》,体验苏东坡心中苦涩而坚毅疾书《寒食帖》精神。在这个多元化的浮躁时代,黄君仍十分珍惜书法,将书法和文化紧密结合,通过书法走进汉字的神奇,再走进中国经典的博雅,使得他的人生成为践行知行合一的“书法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