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化软实力——王岳川文化书法访谈录

发布人：发布时间：2019-01-04

 

王岳川

（北大中文系文论室主任、教授、博导，北大书法所所长，中国书协理事，国际书协副主席）

 

 

一  文化书法与学者书法应该成为当代书法主流

 

  记者：王老师,这些年您一直在提倡“文化书法”和“学者书法”书法美学观念，多次提到书法的国际化表达，要让中国的汉字成为全世界都能接受的。另外您的书法特别强调这个“意”，意象，意境等等，我知道您还是文艺学的博导，书法和文学艺术应该是相通的吧？

　　王岳川：书法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化软实力，对于相对的文化凝聚力和向外的文化辐射力非常重要。但当今书法有一些浮躁，主要是一些人对西方后现代艺术过度崇拜，导致了中国书法行为艺术化，pop艺术化，甚至有人把中国书法变成非文字图画，这当谈违背了书法的本体。我在反复思考后，在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提出了“文化书法”这个概念。而文化书法主要的含义，是让文化和书法在本体论上具有互动性和依存性，让文化和书法有更多的内在依托和外在碰撞。我们可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古代很少有所谓的职业书法家，王羲之是右将军，颜真卿是大将军，怀素是和尚，张旭是文人，苏、黄、米、蔡都是文人，没有什么职业性地专门写书法的，大致可找出几个，如赵模、冯承素、诸葛贞等。当然，唐代冯承素、赵模、诸葛贞、韩道政、汤普澈可称为专职书家或临书家，奉旨勾摹王羲之《兰亭序》数本，太宗以赐皇太子诸王。但这些类似工匠的书家没有形成自己书法美学风貌，而且书坛地位很低的。而初唐的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都是大臣，地位很高。可以说，书法最早是从学者中来的，是精英文化。中国古代的文化和书法关系比较紧密，书法和儒教，书法与道教，书法与佛教，书法与兵家，书法与建筑，书法与诗词，书法与格律，书法与对联，书法与亭台楼阁等各种关系紧密，古话说得好，技近乎道，技法要和道相通，毋庸置疑，书法和文化有紧密的本体依存关系。

　　第二，防止汉字被“虚无化”、减魅化。近代以后，由于汉字从过去的“神性”变成现在的“罪性”，过去懂文化的人，都是一些高人精英，到了近代以来，由于全盘西化，导致了一部分国人急于废除汉字，大搞汉字拼音化、简化化，导致汉字处于危险中——如果汉字被废除，国人开始写拼音，楷书、隶书、篆书、草书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说汉字是方块的魔方，方块汉字，现在又变成了汉字使用最趋美化，我认为，为了是防止中国的汉字文化圈的分崩离析，防止周边国家慢慢退出汉字，防止自己的对汉字的不珍惜而导致的成为千古罪人，当然应坚持汉字书法，因为书法的“书”字本意就是文字，就是文字的优美书写。

　　第三，鉴于当今中国书法市场化、恶俗化、做戏化太多，比如双手写字、耳朵写字、脚丫子抓着笔写字等都是反文化的。我们要让那些歪门邪道或者是那些杂耍的书法没有市场。北大书法所严谨求实的书法教学工作，使我经过慎重思考以后提出了“文化书法”。“文化书法”是以文化为核心展开书法的翅膀，主要的目的是让文化飞得更远，比如说我们写“登高行远”这四个字，当它是铅字时没有视觉震撼力的，“登高行远”它来自《四书》的“中庸”的“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这几个字，但是写一个中堂或者榜书，就像朱熹写在岳麓书院“礼、义、廉、耻”每个字两米高，“登高行远”四个字就会非常震撼，因为书法能够把内涵扩大。我把书法称之为微言大义用完美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精神境界。“文化书法”一个含义就是让书法重新回归它的文化价值，就是让书法站在文化的高端，而不是不是变成地摊杂耍，变成市场吆喝。

　　第四，书法是全民教育最好的方式。我们知道，德国人人必须学钢琴，施坦威钢琴成为德国人的艺术身份的骄傲，其发明的128项专利一直保持着钢琴界第一品牌的位置，施坦威公司被视为现代钢琴制造业的奠基者，是全世界最好的钢琴品牌。可以这么说，全世界最好的钢琴几乎都来自德国，，大师演奏的钢琴都是德国钢琴。光有钢琴演奏技术还不行，德国人有个保护自己国粹习惯——孩子们必须弹钢琴。德奥出过贝多芬、莫扎特、巴赫等音乐大师，音乐传统源远流长。中国出过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米芾、王铎等，是一个书法大国，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书法原创国和书法传播国。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书法都是从中国传播出去的，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书法这一国粹，这一文化瑰宝，弄清普及国内书法教育全民学习的极端重要性和我们未能做到的原因之所在。

　　第五，书法具有中国文化的外宣功能，是孔子学院在海外教学最重要的工具。外国学生们、洋人们拿起毛笔写中国书法，同时也在传播中国的汉字和汉字文化，因为写汉字就是写篆书、楷书、隶书、行书、草书。可以说，书法是中国文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我们不仅要把书法当做一种技艺来传播，更要以中国文化做底蕴来传播我们的书法。

　　第六，书法是青少年修心养性的、老人长寿的重要工具，它是长寿文化和教育文化的有效工程。书法界通过多年的呼吁，教育部前年发文要求中小学开授书法课。我们知道，小孩写书法很重要，小孩子都比较好动，多动症的孩子很多。书法是一很神奇的艺术：毛笔，手肘、手腕不能落地，必须悬空，通过教学的办法才能将字写到格子里边。要写得很精准，对于一个人的意志力、恒定力、专注性等，都非常重要。中小学学生拿起毛笔，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房里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在万籁俱寂当中学习书法，这对中国的新生代具有调养性情、修身养性的重要功能。孩子们通过书法教育的导入，每天写得都是神圣的词伟大的词——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登高行远、更上一层楼等，他天天和美好的词语打交道，近朱者赤，使得书法是开心锁，是一把很重要的打开民族文化灵魂的一个东西，书法和教育文化和我们孩子们的那种教育的思想的重要的钥匙。

　　第七，和老人的长寿文化有关。全世界那么多人去找长寿之方，最终失败，我认为都是愚昧的变现。事实上，一支毛笔可以让人长寿，何乐而不为呢？举例说明，唐朝人均寿命四十岁，而欧阳询活了85岁，晚唐柳公权活了88岁，颜真卿活了78岁，还是被杀掉的。五代的杨凝式活了80多岁，明代的文征明则享90高寿。明清两代书画家、高僧和帝王的寿命进行比较的结果是：书画家的平均寿命为79.7岁，高僧为66岁，帝王不足40岁。相比之下书画家最长寿。当代人也如此，中国第一届书协主席舒同，活了93岁，第二任书协主席启功享高寿86岁。著名学者书法家季羡林享高寿100岁。欧阳中石和沈鹏已经80多岁，身体都很好。书法是养生的，更人性，更生态。人类必将走出西方导向的丑怪书画，狂怪音乐，人们会喜欢润物细无声的书法，在八面出锋、阴阳向背中充满了中国哲学意味的书法。当今世界人们大多在消费主义中做加法，导致太多人过劳死。而书法一支毛笔、一张宣纸、一瓶墨水，白纸黑字，损之又损，那就是道——书法之道。 宋代诗人陆游说过：“一笑玩笔砚，病体为之轻。”说练习书法，笔下生力，墨里增神，有利于强体健身。 今后国家应该重视老人文化当中的书法，修身养性。

　　第八，书法还是民族团结融合的重要途径。我们知道，很多民族的文字慢慢地消失了，而汉字历经三千年而让你更具有生命活力，书法功不可没。为什么我们不让大家写写书法，让汉字变得更加有趣呢？变得更加有魅力？我认为，所有书写文字的都可以叫做书法，比如蒙族的文字若能写的好也可称为书法。还有伊斯兰教的文字的优美书写也可以称为书法。这样，就让“书法”外延变得更大，让整个民族更加团结。

　

二  守正创新正大气象应该成为当代新美学原则

 

　记者：王老师，您提出的北大“文化书法”十六字教学理念在社会反响很大，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王岳川：“文化书法”的含义，我用了十六个字概括为：“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

　　首先，“回归经典”，让这个民族把持经典的重要性，而不是向“文革”那样毁灭经典，毁灭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文字魅力，那是错误的。其次，“走进魏晋”，走进王羲之飘逸的晋帖，走进雄强的魏碑。第三是“守正创新”，一个成熟的民族不会一味地标新立异，而是坚持守正创新，把自己传统的精华发扬光大传承下去就是创新。德国人可以做到让古典音乐保持原生态，而我们一些人却天天想把书法后现代化，这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民族的虚无主义和文化自卑主义。我去法国的时候，法国的一位城市建设官员接见我们代表团，他给我出示两张照片说，教授，这张一百年前的用热气球拍的巴黎市场景，这一张是现在卫星拍的巴黎市场景，两张一对照，百分之九十是重合的，也就是说，巴黎一百年来城市外观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惊奇地问：这怎么做到的呢？我看你们巴黎城市的房子都很新，不是百年前的。他说，法国是个爱自己传统尊重自己传统的民族，不像有些东方人乐于毁灭自己传统。我们在报批修一座新楼的时候必须拆掉原来的旧楼，在原址上修建并保持外观不变——四面墙和楼顶不变，至于里面怎么装修，怎么加高大宽敞随便您，在卫星拍摄的外观上，它保持了百年前的基本特色。而他又出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百年前的北平照片，一张是百年后的北京卫星图片，已经完全成为了两个城市，说明中国人厌恶自己历史，讨厌自己的传统，中国人如此的喜欢拆迁和重建，说明文化上不自信，觉得自己不如人。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人很成熟，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充满了乐观，美国人也很成熟，唯独某些一味西化的国人追新逐后而全盘西化，这是一个文化弊端和文化盲视。我提出的“文化书法”，就是让人重新找到文化自信，去掉中国书法文化的自卑，守正创新，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做出贡献。最后，是“正大气象”。古人很重视书法，因为它是人生修为的过程，而强调沐浴，打坐，焚香，这种修为对现代浮躁的中国人很重要，如果书法家能穿上一袭宽博素衣，清心打坐，焚香沐手，闭目静思，然后开始书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生命状态啊！正如中国古人弹琴得沐浴焚香打坐，然后轻轻抚琴，令众山皆响，那才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弹琴不是拨弦，而是弹人生，弹境界，没有境界的上去瞎弹，那不是乱弹琴吗？我认为，书法有一整套的仪式，包括书法的展出，书法的剪彩，书法的赠送朋友，都是自己独特文化方式的。

记者：书法与社会具有怎样的关系？

王岳川：我认为全民书法有个亟待补充的重要方面，就是宾馆酒店，公共场所，私人会所的书法文化氛围，急需书法文化进入公共空间。今天的宾馆有个误区，即按照西方的要求，有游泳池就叫五星，有桑拿房什么什么就叫六星，还有高尔夫球叫超六星。我认为中国人现在不应该往西方国家靠拢，人家怎么说制定什么政策咱们去执行，我认为中国目前中国最重要的是，各大宾馆大厅里必须挂一幅书法大家的名作，甚至中国当代书法大师的名作。这幅作品是镇馆之宝，它的作用比游泳池更重要。在所有总统套房，VIP房间里，必须要有中国著名书法家的作品，比如斗方，长条，或者一个中堂，这样，他们每个人进去住在那里，就受到一种文化的陶养。你知道，全国有多少亭台楼阁，全国这十几年大兴土木，修了多少豪华酒店，如果每个酒店都有这样的重要作品，书法就可以填补大宾馆的文化空白。我认为书法是文化，是通过文字表达深度文化意蕴的优美雅化写书。它和这个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紧密相连，书法不能脱离文化变成纯技法，我对那些技法至上充满了质疑，因为那走的是一条绝路。中国古代讲究“技进乎道”，技一定要往前走，要跟道连起来，那么文化就是中国书法的大道，和文化联系起来，才能叫真正的书法。故而我把书法命名为文化书法。

　　记者：这方面的教材很关键，现在有没有相关的教材作为书法课普及的基础？

王岳川：在教育部要求中小学开设书法课后，我和人民出版社合作已经主编出版了18本教材，让语文课本和书法内容有机联系起来。同时正在出版一部英汉对照的《书法》教材，主要体更给海外孔子学院给外国学生教书法用。除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意外，大学书法教育同样重要。北大书法具有悠久的历史，我最近撰写并发表了一篇长篇论文《北大百年书法简史回顾》，将北大的书法历史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代就是京师大学堂，北大的前身的那些校长和教官，大都是大书法家，一直到蔡元培，这是第一代。第二代是胡适，陈独秀，鲁迅——因为鲁迅曾经是北京大学讲师，甚至包括毛泽东，毛泽东在五四期间在北大图书馆做馆员，还有三十年代的冯友兰等。第三代，是五十年代这一代，张中行、季羡林、金开诚、袁行霈等，他们都是五十年代左右在北大读书或工作的，这批书法家学问非常好。第四代是李志敏、罗荣渠、杨辛、陈玉龙、张振国，都是中国书协会员和理事，第五代就是新世纪成立的北大书法所的教授和研究生以及精英班等。可以说，北京大学百年来，书法五代同堂，坚持不懈地传播中国文化。今日北大书法，可谓五代人书法同堂，文化精神一脉相传，传承有序。

 

三  中国文化自觉表征为文化精神的传承弘扬

 

　　记者：它这个根子还是在原来历史上，就是说北京大学所承接的是中国的文脉，是中国文化精华的保留。

　　王岳川：是的，如何继承北大百年精神，好好传播中国书法艺术精神和文化价值，是我们这一代重要的使命。作为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我强调北大要做好三件事。

　　第一，要临帖，就是我们所说的回归经典，今天书法界的一些人很毛躁，一些人退休下来写一两年就叫书法名家了，怎么可能呢？王羲之从五岁开始写字，一直写到五十多岁，使得池水尽墨——洗笔的池子都跟墨一样的颜色，而写的字入木三分，力透纸背！而今天很多人是不行的。还有很多的人不临帖而自封书法大家、书法名家，甚至是书法大师，我认为这种歪风邪气，不可不刹！所以，北京大学书法所针锋相对提出：一日不临，面目可憎，从经典中找出自己的差距，临帖就是找自己和经典的巨大悬殊。比如说，您如果天天唱卡拉OK，不去听著名歌剧帕瓦罗蒂，您就找不到和帕瓦罗蒂的差距。您如果是练武功，天天练成了花拳绣腿，没有见到张飞、岳飞、关公那种止于至善的高水平，您就一定找不到自己的弱点。因此，回归经典，是成为大师的唯一的前景。

　　第二，要功夫在诗外，今天的书法家要多补文化课，他们写不成对联，写不成古文，写不了诗词，因为他不懂平仄，不懂音律，不懂音韵，他怎么写。而且人家写了一幅作品，一幅古画，请让他题个跋，要题文言文，拿着毛笔直抖啊，不知道怎么写，这怎么成？功夫在诗外，诗词曲赋，经史子集，甚至还要补琴棋书画，尤其是琴，这样一个书法家，他在作品里才不会恶狠狠地那种雷人的，那种东西，酒肉气，杀气，而有文人气，清雅气，今天中国的书法，很少有文人气，需要大面积补文化。

第三，中国的书法家要学会做人，很多的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比如汶川地震，我捐了十几幅作品出去，而很多人连一幅都不愿捐。还有，见到一些贫苦的人，乡村学校，残疾军人，我们经常捐作品，有些人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我认为这些都是送温暖。中国书法不能钻在钱眼里面，不能在经济大潮中把书法变成书法经济。绝不可落笔便成金钱梦。

　　记者：刚才您说，诗歌功夫在诗歌外，书法的精神在书法外，也就是说经史子集，琴棋书画都要补，现代中国有没有这方面做得好的例子？

王岳川：有啊，比如说，中国书协副主席林岫先生，在诗词曲赋和书法两方面都有修为。她写的书法大多为自创的诗词，这就很了不起，而相当一部分书法家都抄别人的诗词，不是不能抄，可以写《前后出师表》，写《归去来辞》，但要有自己诗词曲赋能力。北大在这方面开了很多的国学班书法班，级训练国学又训练书法技法，强调书法的文化属性和书法的文化担当，以及书法人的历史责任感和汉字文化圈认同感。我认为，书法是一种爱的传递，因为人家拿您的书法挂在墙上，要看一辈子，还作为传家宝，真可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我看来，书者如也。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也”，就是书法与人有根本的关系，书中有其品，有其神，有其境。这意味着，书法的深处有深厚的人文关怀。于右任先生有首学书法的诗：“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为什么学书法会有“夜夜泪湿枕”的之感？为何编集成联颇感辛苦？因为技艺后面有着宽广的文化精神之挚爱，编集成联需要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审美感悟。进一步说，书法技艺虽是小道，但它的文化土壤是依仁游艺的人生。真正的书法家根本不屑于翻来覆去玩技法，而是在精研书技之时提升人生修为境界，借助技艺表达对文化审美高度的体认。一言以蔽之，书法具有的人文关怀的表达形式是“雅”，那种以俗为高，追腐为奇的玩世书法，是难以落入法眼的。今天一些人做人就做得很差，写的书法更是恶劣，此等之流怎么让人收藏呢？

　　记者：古代的书法学者像苏东坡、黄庭坚，这些大诗人有很深文化根基素养，也就是古代书法原本就是学者中而来而兴的，现在中国书法圈会出现这么一种乱象也就是说一群完全不懂做人也不懂得书理的人反而甚嚣尘上，占领山头。这是为什么？

王岳川：十几年前，我写了一篇书法战国时代的文章，认为，书法进入“战国时代”。而如今的书法变成了一个权力化的小圈子，比如说有些人进了某个协会，就把握了协会的一些关键的部位，只要权在手便为所欲为。我认为，中国书法界也要清洁空气，还中国以“美丽书法”。最近我刚写完一本书，就叫《美丽书法》（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书法不再美丽的时代呼唤美，可能不合时尚，但我坚持认为那些恶心的怪诞的败笔汇集，绝不是中国书法应有的品质。书法家要从诚信做起，一个不诚不信的人，要叫别人诚信是不可能的。书法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文化精神汇集的形式表达。它不像米面肉鱼，这次吃坏了肚子，下次不吃了。书法挂在那里，永远看得见，不是一锤子买卖，故而“落笔须作千秋之思”！至于你提出的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那些不懂书法的人和写烂字的人，不学有术——善于广做活动并且被不懂书法的媒体人报导。在媒体社会，媒体宣传什么，人们往往缺乏判断而信以为是，错把恶俗当有趣当主流效仿。可以说，当今的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普遍出现了偏差。这种情况亟需改观！

　　记者：我发现一个现象，按说书法根植于中国，土生土长的书法家或本土的人应该有真切的认识。结果就是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人在国外镀金一样，先在国外成名了，在国内才得到认可。比如说一些有实力的名家包括黄永玉，陈丹青，陈逸飞，都是曾经在国外遭到热捧，欧风美雨浸润之后，再出口转内销，回到国内在市场上一下子变得很走俏，很热闹。这个现象背后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

王岳川：这说明中国文化不自信，人们仰仗西方鼻息而自己很自卑，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都是错误的想法。还说明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必须走出文化自卑主义，文化不自信主义。还需看到，西方长期以来坚持“去中国化”思路，将中国文化和艺术边缘化。更严重的是，西方垄断了文化评判权和话语权，所以中国艺术家只有得到西方人认可和热捧，才出口转内销在国内走红。似乎中国文人介绍中国艺术家，没有权利，中国文化话语被旁落和冷淡，理论家和艺术家被西方边缘化，这种状态必须改变！中国需要一些真正懂文化的理论家批评家和领导人，要重视真正懂书法懂文化的人，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发出中国书法的声音。

 

四  大国崛起必须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记者：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树立起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如此才能文化自强。但我们国人以西方人的观点为标杆，这是一种文化的不自信。如今，全国上下都在呼应着文化强国的理念，请问是不是也意味着中国的书法艺术也来到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整河山的时机？

王岳川：中国书法界应该有真正的文化自信和艺术自强。从我做起，我通过北京大学书法所这十年的批评和呼吁，坚持文化书法的净化功能，似乎书法界干净了一些，一些人不敢明目张胆拉大旗作虎皮，不敢把将错就错那些败笔书法误导民众，我们不能等待别人去先锋冲杀清理痼疾，而是自己应该坚持发出理性批判的声音，尽管我们大学教授来自于普通的大学教学岗位，但我知道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学者不能为稻粱谋，还必须有续接中国五千年优秀文化的尊严和使命感。

　　记者：北大应该树立一种标准，树立一种规范化的东西。就好比华山论剑，总要有个评断高下的标准和尺度吧。

王岳川：是的。北大书法所十年来努力做的就是这件事！一个大国必须找到普及书法的正规渠道：要严肃纪律，就是要国家来成立书法考级委员会。二胡，小提琴，钢琴，这些都有正规的考级，唯独书法没有等级考试，是的书法界成为一个泥沙俱下，没有门槛的场所。几年前教育部和文化部筹备成立考级委员会，我也是筹备委员之一，后来由于各自闹独立，双方就把这事搞黄了。我认为文化部教育部，甚至国务院的参事室，都应该齐心努力，把中国书法考级委员会做起来，让真正的书法高手成为高手，从而避免那些滥竽充数的人的人成为主旋律，滥竽充数，本来就不会吹，反而到处充满了他们的喧嚣声。

　　记者：我想之有滥竽充数的人，是因为那些真正的懂得的人没有站起来发言。是善良的失声，是正义的缺席才让那些滥竽充数的人得逞。，我觉得这些也不能怪罪那些人，谁让我们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呢？

王岳川：真正的书法家没有发言权利，另一群人垄断权利，拉帮结派，书法这潭水搅乱了。中国历代书法考试都非常严格，而当代书法自我吹捧的乱象不轻。说实话，我看到一家刊物将自己的书法吹上了天，把自己的各种大名号说了一长串。当然还有很多人是有自知之明的，比尔说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舞蹈家沈培艺，她从来不称自己为舞蹈家，她认为“家”是很难的，自称“舞者”。您看，做学者的人从来不叫自己“学问家”，我们只叫自己为“学者”，就像是你们做记者的人也不是随便叫“记家”，而是叫做记者。书法多么高雅神圣的文化啊，现在那些人简直是开玩笑，动辄乱挥两笔，就敢自称书法“家”。那么现在中国岂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书法家，几百万个书法家？那还得了？！我建议：第一，纯洁书法界，倡导写字的人最好只叫做“书者”。老实一点，更不能随便叫“著名书法家”，至于叫什么“书法大师”这些名号，还须三思而行。最好书法高人都参加考级，能考几级就看自己的实力和内涵。我认为这是清净书法空气的第一步。第二，电视台应该减弱舞台上的那些唱歌、跳舞的娱乐至死，这是劳民伤财。打开电视，每个省每个电视台全都是歌舞，好像中国人从来就不干点正事，除了娱乐自适以外，就没有别的事。我认为，应该留出大量的时间和频道，像青歌赛一样，全国书法临摹大赛，青少年书法大赛，小学生书法大赛，中学生书法大赛，做一些恢复汉字文化的工作。还要和书法相关的汉字大赛，就像成语大赛。中央电视台和教育部青少年司联合起来，每一年举办一次全国书法大赛，还可以举办世界书法大赛，请亚洲各国，欧洲美洲各国参赛，这样才是“汉字文化圈”宗祖国应有的文化大气象。第三，把中国优秀的书法家和画家，由国家高等院校的博导、专家来提名挑选，由国家主办，到世界十大博物馆展出，弘扬中华民族的洪钟大吕的文化艺术声音。十大博物馆，就是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希腊博物馆，罗马博物馆，德国博物馆等等，通过这样的可持续文化输出，让世界各国认识中国文化的正面形象，而不会让那些找机会溜出国去，在裸体上满身乱画，猥琐不堪游戏书法的那些所谓的书家污染了中国形象。

 

　　记者：那如何更好地把您所提到的汉字书法国际化做到呢？

王岳川：去国外去展出以外，国家还应派大批的中国书法名师双语精英到海外去进行多国书法教学，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书法精英代表团十几个人组成，到欧洲、美洲各个国家去传播，去各个孔子学院去传道。这十几年来，我每一年都去国外去传播中国文化，我认为书法是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化软实力！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今天的文化应该有正大气象的“大书法观”——当我们在文化大发展大提升的同时，应努力进行中国书法文化的海外输出，让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欣赏中国，使中国文化和书法逐渐世界化变为可能。

 

  记者：我国古代一些著名的书法家，在书法作品中均有个性化的创变。那么，这些技法上的变化，遵循着怎样的原则或规律？

  王岳川：魏晋是中国书法自觉的时期，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书法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大篆、小篆，其作者基本上无从考。到了秦朝，李斯可以说是中国书法较早的署名者之一，他统一六国篆书形成小篆，作为当时书法的标准。但篆书还是一种实用的文字，直到魏晋时期，王羲之、王献之才将书法演变成一种抒情达意、表达潇洒出尘的人格襟抱的唯美艺术，但二者在美学原则上又各有不同。

王羲之强调内擫，一笔落下，不偏不倚，遵循着中庸平和的美学原则，符合汉民族的基本特色。其书法得到了历代帝王的欣赏。王献之则没有严谨地遵循其父内擫收敛而中庸的笔法，注重外拓，创作时把笔拉开，率性而为，大开大阖。这样的笔法，在署名为王献之的《中秋帖》中有鲜明表现，其书法更多的是表现个人才情。可惜王献之四十出头就去世了，没能止于至善。今天，二王书法成为中国书法创作的基本规则，既有内在的收敛，又有外拓。“二王”不是单一的美学标准，而是代表了内外兼修的、双重拓展的美学原则。

王羲之代表了中国书法很高的境界，但他知道，如果一日不学古代就难臻达高境。孙过庭的《书谱》里记叙了王羲之的言论：“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雁行”是像大雁南飞一样跟着后面飞，他的目标还是写草书的张芝。可见王羲之在行书上已达高峰，但在草书上心向往汉代张芝的狂草。而今天的一些书法人却数典忘祖，忘掉自己的传统，在技法上采用和书法没关系的行为主义、裸奔主义，甚至是非汉字，这些都是书法实验品。我研究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已经有20多年了，深知后现代是一战、二战人类悲观失望毁灭之前夕的负面文化效应，而现在一些书法家却贸然用这些负面的内容攻击自己祖先的传统，无异于找错了人、烧错了香，他们把父亲当成了敌人，而给继父烧了香。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五  艺术创新应该审视现代性立足本土化

 

  记者：那么当代书法之变，受到现代艺术观念、文化氛围、传播方式的哪些影响？现代性更多地将中国的书法视为一种艺术的创作，对此您怎么看？   

王岳川：首先，全球反省现代性之后认为“现代性”是危险而充满恶果的。现代性强调高与低，左与右，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一方要吃掉一方，这个词是冲突、竞争、斗争、战争的来源——只要认为我的文明比你的文明高，你所有的文明都会应被毁灭。近代以来，西方有一种现代性优越感，并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话语霸权。现代性要求全球化、标准化、模式化、变形化。我认为当代很多书法家错判了形势，认为西方的天会成为全球化的天，我只是想告诉这些朋友，西方的天不是全人类的天，西方的艺术游戏规则也不可能成为统治人类艺术的规则，中国的美学原则绝不会被西方吞并，那些把西方的美学原则强加于中国书法的人，无异于扭曲了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从“二王”的书法开始，直到唐宋都是作案上观，到了王铎以后，明清的建筑空间变大，书法变成了壁上观，时至今日更变成了大展厅效应的地上观。过去作者写的是小楷、小行草，“二王”书写的都是小信札，今天动辄就是丈八或两丈，甚至还有更长的作品。有人写了一幅篮球场那么大的书法，为的是视觉冲击力。

现代性对当代艺术观念的影响之一，是一切以市场为主，一切以展厅轰动效应为主，以媒体的报道和炒作为主，这与古代安静清闲，在深山老林独自书写不同。例如，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和尚就从来不见人，三十年不下楼苦练书法。在今天看来，只用是个不懂炒作的人。但他沉寂30年，厚积薄发而名满天下，苦写了八百本千字文分赠各寺庙，掀起大规模临摹千字文的热潮，以至于求字者踏坏了寺庙的门槛，只好用铁皮包上而人称“铁门槛”。

现代性影响下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以前的旧媒体——纸件媒体到新媒体——电子媒体，很多拍卖行的公告，影视的视频等纷纷介入。这就要求，当代书法的发展不要忘记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黑格尔认为任何东西都有内容和形式，但现在有些人只有形式没有内容，那我只能说他是一张皮，皮里面没有肉；他只有一个额头，额头里面没有脑子。内容才是中国书法的根本。第一，文字的内容有圣词和败词，形式也有外形式和内形式，即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S型的构图往往是中国式的，中国讲究“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讲求太极、无极的曲型的东西。而西方的构图，绝大多数是斜线和横线。这样不同的构图究竟谁更好，中西方谁也不能说服谁，因为中西看世界的角度根本不同。

更加重要的是，东方中国认为人是集体中的一部分。例如，《千字文》开篇说：“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家族祠堂写上“天、地、君、亲、师”，自我是放到一个大天地大群体之中的。而西方开篇就说道“我”，莎士比亚说：“人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他把人放在前面。萨特说“他人就是狼”，强调自我存在的唯一合法性。西方人所有的人称词里只有一个词是大写——“I”。如果外国人给我写信，写到名字时一定是名字在姓前，自己的名放到最前面的突出位置，而把祖先传下来的姓放在名字后面，然后才写书法所、北京大学、北京市、中国等等，这是西方写信的方式。而中国写信正好相反，我自己的是放在最后的，这意味着我只是巨大集体中的一员。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西方就叫做“人定胜天”。实践证明，今天整个世界的环境污染都是现代性导致的，我们过去还没认识到这一点，天人合一，人和宇宙处于和谐当中被称为“生态哲学”。这是书法艺术或者生态文化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记者：纵观当下书法艺术，很多艺术家在寻求个性表达之外，纷纷突破汉字的实用形态进行创变，这样的转变形成了当代书法怎样的创新局面？

王岳川：我认为当代书法艺术，出现了严重的精神生态问题。由于我们学会了西方那套“我”字当先，人定胜天和霸王协议。在展厅里过去温文尔雅的书法，就变成了黑压压的酒肉气书法或杀气腾腾的书法，让人感到抄袭式的雷同，千人一面，千人同书，过分强调墨法的变化和形式的怪诞，忽略线条质感和气息的优雅，无疑是舍本逐末。这导致一些书法上面尽是脏墨、宿墨、臭墨、焦墨。而中国古代在明朝以上都不用今天的白宣纸写字，而选择一些不洇开的硬纸书写，笔笔见骨力，字字见真情。而今天一些书家用劣质的包装纸狂乱书写来掩盖自己笔力不足、功力不深的缺陷，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应该再回避了。

至于书法艺术家的个性，我认为应该放在共性当中。就像东方人使用筷子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西方人使用刀叉也有他们严格的规定，谁也无法取代谁。那些表达个性破坏共性的作法，无异于是自取其辱。我研究中国先锋艺术史，它基本上是一个坟墓的历史，不是谁做得新就好，而是要看谁走的远才好，中国古人曾说：“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我把他归纳为四个字就是：“登高行远。”艺术上的铤而走险是走不远的。

至于突破汉字的实用形态，那也是绝对错误的。1945年，美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国后，制定了一个尖锐对抗的文化战略叫“去中国化”，把中国文化的所有影响全部去除。他们做的第一步就是“废除汉字”，这四个字被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牢牢记住。但我们书法写的就是汉字，如果真去除了汉字，书法家就只能写英语书法了。钱玄同和他的弟子不遗余力的，要把中国的汉字废除，并且大骂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最后一棵独瘤，必切之而后快！”废除汉字是一种文化逆流，是对中国文化安全的攻击。有些书法家拿着西方的末流文化作为施展个性的手段。但事实上，现代性是一战结束以后，西方对整个的理性、和平、美好、雅致和精美的彻底否定。1913年，梁启超到欧洲访问，看到四处都是废墟，回国以后感觉还是中华文化好。随后的1914年，整个西方的思潮开始出现了，1917年杜尚的《泉》就是一个标志，世界不美了，我就拿不美的东西来对抗你。艺术家开始反抗，你脏我比你更脏，你黑我比你更黑，以此来揭露现实的残酷。随后，经过了20年代的大萧条和30年代的金融风暴，到了40年代，二战开始了，一直打到1945年，于是欧洲又是一片废墟，整个世界再一次分崩离析。关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艺术形态，一战以后提出了现代性，有表现痛苦、受难和兽性的《格尔尼卡》出现；二战以后的1945年，提出的“后现代主义”，因此玩世主义、波普艺术风靡一时，摧毁了人类精神底线和价值诉求。

我们有很多艺术家，不问青红皂白，以为西方的就是好的。但值得关注的是，西方有六个维度的西方：古希腊民主的西方，罗马法律的西方，中世纪神学的西方，近代理性的西方，现代非理性的西方，后现代的反理性的西方。那么，这些书法家挪用的是哪一个西方？有人说我们用的是后现代的西方，那就是西方的“末流”。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取其上，得其中，取其中，得其下，取其下，得其下下。”这样看来，中国的追逐后现代的书法岂不是成了末流的末流？这种转变使得当前的书法似乎在创新，但是在无穷的复旧，因为抄袭西方后现代的很多东西，却恰恰是西方嚼过的馍。我认为，此路不通！中国的文化传承创新应该从自己文化根基中来，历代书法都对“二王”书法有所突破，所谓的创新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部分地量变，逐渐导致质变。不要把创新看成是100%的新——彻底的质变，那叫邪，会导致跟你的母体完全脱离，这样的人就是杀父，而且找了一个西方的继父，但是继父又不喜欢你，这个人就叫做无家可归的精神流浪者。

   

  记者：有观点称，当代整个书法界还未在传统书法的艺术样式与现代西方抽象图式之间找到合适的形式语言，书法的“本位”意味还没有和“现代”形式很好的契合起来。对此您怎么看？

王岳川：首先，这个论题是用西方现代性的横轴来对东方艺术的藐视。中国在1820年以前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在宋朝的时候是全世界最最富的，明朝同样是如此，西方过去比中国落后。法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做《1820年以后的中国》，西方有了话语权，他们就不再提中世纪那黑暗的1000年，也不再说他在近代的落后。在文艺复兴时，从神学走出来的西方人，居然找不到一个理论支持，最终还是借用中国孔子的仁学“仁者爱人”的思想，形成了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潮。而这种思想在春秋战国战乱纷争的年代，就体现在我们的“兵者凶器也”“不战而取人之兵”等论述中。

西方人本着一个历史脉络强行让世界就范：“传统—现代—后现代”（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种时间序列将中国农耕文明置于底层，于是文化大国的传统经典变成了落后的代称，油画比国画好，英语比汉语强，白种人比黄种人优秀，他就用这种二元对立的方式，把先进与落后一刀切，忘记了美和丑里包含了很多的谱系的分区。于是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自卑主义在东方甚嚣尘上。其实，你越是学得像西方，西方就越不喜欢你。举例来说，全世界有三个电影大国，第一居然不是美国，而是印度，它每年的产片率比美国还高，第二是美国，第三是日本。前些时候，在美国开了一个电影国际讨论会，最终评选出来的亚洲电影，中国是最西化的，日本是一半和文化一半西文化，印度是最本土的。结果是印度获第一名，最西化的中国排名在孙山之外。

如何让中国经典艺术的内容和形式，找到一种全球化传播的渠道。也就是说，严重的问题不是教育我们的书法家，而是教育西方的接受者。我明年将带团去美国的三个城市，第一站是华盛顿，第二站是纽约，第三站是波士顿哈佛大学，告诉西方人要如何欣赏中国的书法艺术。今年的拍卖会上，所有先锋艺术一跌千丈，中国油画也是一跌千丈，中国书画反而升上去了。这意味着书法写得越是学西方抽象的艺术，越是不受西方人的欢迎。我们要坚持自己的经典书法，可以找一些西方人可以接受的渠道，让西方认识到东方线性的抽象艺术，从而不断获得全球化中的东方文化认同。

 

六  书法应该有法度而市场应该更规范

 

 记者：书法艺术博大精深，想要写好书法，或继承传统书法的独有气质，当代的书法家，除了在技法方面下功夫，还应从哪些角度深刻的理解书法之道？

王岳川：书法是有道的。但是今天很遗憾，当大众在论坛里不谈诗、书、画，只谈期货、黄金、房价的时候，整个民族的精神就萎缩了。很多书法家没有真正理解书法的“书”、“法”、“道”分别都是什么。书，是文字。读中文系或国学院首先学习六书。小孩学的叫做小学，就是文字学。书法的书是文字，这就给书法家提出很高的要求，我认为一个好的书法家必须认识甚至背下10万个字。要写篆书，分不清甲骨文、经文、大篆和小篆你是写不了；要写隶书，看不懂《华山碑》、《曹全碑》、《石门颂》、《张迁碑》也不行，每个碑要记住1000字，这又是5千个字。楷书岂止10家不用多言，如果一幅楷书，判断不出是欧阳询的还是颜真卿的，也无法写楷书。每家1000字，十家又是1万字。还有行书几十家，草书几十家。而且一个成功的书法家，他除了要记十家，还要记百家。所谓：人十之，吾百之；人百之，吾千之。

要强调书法的法，就是规矩。自己创造一种草书是不行的。就连于右任的标准草书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就因为有些简化不到位。我们写行书、楷书、草书都要像。现在有一种书法是六不像，头上是篆书，“捺”画、“横”画是隶属，撇画是楷书，收笔又是草书，也许他认为是创新，但是我认为那是败笔。包括一些写空心字的、嘴含笔的、脚抓笔的都是书法怪现状。人生的道路有很多的磨难，甚至100条里99条是断路、歧路、死路，只有一条路是好的，叫正路。正路是最难走的，但是正路能让启功成功，能让于右任成功，能让沈鹏成功，却也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这就是书法之路。

 

  记者：您认为，艺术市场的介入，对书法的传承与创新有怎样的影响？

  王岳川：我认为市场的介入，对书法的创新主要方面是好的。但是今天中国画卖的比书法要贵很多，那是不正常现象。有画家跟我说，因为你写三副字，我一幅画还没画完。其实，书法比绘画要难。书法是人的精神和技法完美结合的一瞬，要不然王羲之写了兰亭序，酒醒以后再写5、6幅都难超过第一幅，最后新写的一幅也没有留下来。而且书法不能改动，绘画可以改动，油画可以铲掉一些局部，国画可以穿插、渲染、泼墨，书法加一笔都不行。

艺术市场的介入，首先，应该提升中国书法的市场价值。一些美术学院中还没有毕业的学生，画作就有1-2万元一平尺，而中国书协的理事很少有达到1万一平尺，这是一个不对称的市场杠杆。第二，应该有更多的国际市场的介入，因为书法在国际市场上还很不成熟，原因主要是买主不成熟，他们现在还是在用耳朵来买，不是用眼睛来买。他听别人说谁的书法好，就去收藏，但当他要用眼睛自己去判断的话，他要大幅提高文化内涵。北京大学办了一个精英班，专门培养三大精英：第一，书法精英，第二，拍卖行、印刷、媒体精英，第三，企业精英。等他们有了书法审美判断力执行力，书法市场就能逐步改观。第三，一种坏现象是书画炒作甚至假拍，这些现象我认为是市场对书法家的戕害，应该严禁。市场的介入，让书法家和业界人士，不但要考虑到先锋炒作，更要考虑到雅俗共赏。

最近，一些学者的手札拍了天价，但他们很多都不是书法家，这说明老百姓不太相信那些过分炒作的先锋，或者过分膨胀的所谓大书法家。他们相信这些学者老老实实一辈子做学问，他们的字和人格像巍巍高山一样。这也说明书法界已经明白，学问、人格和书法是三位一体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割裂。倘若一个书法家，吃着肉、喝着酒、打着饱咯、剔着牙、骂着娘，写完的字拍得高价，天理不容！古代的书法家是沐浴、打坐、静心、焚香，然后才开始书写，境界实在有天壤之别。市场的介入应该扶正气，压邪气；扶植书法名人，而不是名人书法。

 

  记者：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当代书法的评论体系，去客观地评价其艺术价值？

王岳川：中国书法家协会有两个理论委员会，一个学术委员会，一个教育委员会。教育当然涉及学术，学术一定在教育体系当中。学术委员会颁布一些大奖和一些论文奖，教育委员会在中小学、大学施行书法教育。我认为应该成立中国书法评论委员会，这些评论家应该像俄国著名评论家的别林斯基一样，在他活着的时候，一些伪艺术家文学家不敢将自己的劣质作品拿出来，只有等到别林斯基37岁英年早逝后，才从抽屉里将尘封已久的东西拿出来发表或展出。为此，我想推荐一下陈传席、朱以撒两位教授，陈传席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美术学院的评论家。据说一次某老板给他6万块钱请他写一篇评论，他说钱我收下了，文章我也会给你。后来他写了2000多字的评论，不留情面地批评：“笔法败露无比，墨法完全没入门”。朱以撒先生评了中国十位女书法家，引起网上轩然大波。我认为这样的正直的批评家是有良知的批评家，很值得敬佩。中国书法评论的水平有多高，实际上影响着中国当代书法水平高低。

 

记者：当代书法所面临的市场困境都有哪些？

王岳川：当代书法的困境，第一，国际市场的盲目，他们宁可买中国人的画，也不买中国人的书法。第二，国内商业市场机制不正常，中书协主席达到5-7万一平尺，那么工薪阶层买起来就比较困难。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买的起的山西煤老板，不将钱用于书法的收藏，而选择吃喝玩乐的开销。经济实力不足的却特别喜爱书法的群众，却又因为价格太高而望书兴叹。第三，官方主流的市场缺席。我曾经和国家旅游总局的副局长谈过一次，旅游局要竖立一个标准，旅馆评星不能光看有没有游泳池、保龄球馆等硬件，同时要看文化软件：大堂里面必须挂一幅名画或名家精品书法——起码是中国著名的国画，或者是郭沫若、启功、沈鹏的一幅大型书法。在总统套房里面，必须有一幅理事以上的书法家的作品，这样的供求和需求就倍增，中国书法的就有了正常的价值空间。

 

七   书法的家学渊源与乡土美学根基

 

记者:  王教授，您是四川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文人雅士，层出不穷。您认为，巴蜀文化赋予您怎样的影响？在您身上有哪些体现？

王教授：我是巴蜀人，父亲是重庆合川市人，母亲是四川内江安岳人，可见我既是巴人又是蜀人。在我看来，巴文化具有神秘主义倾向，巴人好客，热情似火，不虚伪做作，缺点就是逞强好动，比较吧霸蛮。而蜀人带有一种亲和力，表现在川剧里面的滑稽可洒脱，幽默感和蜀人与生俱来的宽容度，使成都成为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悠闲安逸的地方，“文人气”重，是四川诙谐安适文化的一种特点。中国历史上出大官，哲学家很少出在四川，大多会出现在具有浓重政治文化和正宗文化的山东。比如说山东出了姜太公、孔子、孙武、孙膑、孟子、庄子、荀子、诸葛亮、王羲之、颜真卿等。四川文化出了什么人呢？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唐代陈子昂、李白，宋代苏洵、苏轼、苏辙，近代郭沫若、巴金、张大千等，可以说四川是一片文人的土壤，滋养出很多作家诗人。可见巴山蜀水是一个文人雅士的乐园。

李白的浪漫主义和四川文化渊源甚深，他的《蜀道难》说明巴蜀的上古历史神秘悠久。根据考证，秦始皇灭六国之前先灭了巴蜀，巴蜀的文字消失了，现在重新发现了巴蜀古文字，但已不可考辨。巴蜀是最先中原化的，这就是为什么四川官话与北方话非常接近，其实是它最先被“官方化”或者说是被“秦化”，就连当初唐玄宗遭遇安史之乱首选逃跑的地方就是作为大后方的成都。这些无疑都提升了四川人的自豪感和自足感。秦之能灭六国是因为巴蜀“米粮川”给它提供了大量粮食，都江堰是秦朝派大将李冰到蜀治水，人们没有把李冰当作外来人，而是看成皇上派来的治水专家。川人还自豪于曾经威名赫赫的三国中的蜀国首都——成都，并把巴蜀称为“天府之国”，是远离战争的大后方。这一切给四川人包括我在四川的生活赋予了无穷的文化想象力，但是这美妙的想象力在我出川之后，遭到了更强势的京城文化剪断。

有些川人不喜欢听的一句话是：“巴蜀人不出川是一条虫，出川变成一条龙”。我一直在思考这是为什么呢？司马相如、杨雄、李白、巴金，无一不出川。而不出川的我的朋友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才。但我私心认为，我的朋友不乏在学术上文惊四座仍将日子过得风风光光的，还有一些朋友却将时光溶化在巴山蜀水优美的风光里，还有些朋友将时间消逝在麻将火锅悠闲的沸腾里。我在反省，在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里，我在极为劳累的超负荷的工作中，可能学术成果会稍微多一点，但又有什么意义呢？不少出川的朋友为学术透支耗费身体，最终在才认识到康德说得对“人是目的”，应该健康而快乐地活着，川人的悠闲生活也许是一种理想的生态生活状态。

巴蜀之地的休闲，潇洒，快乐和言语之间的幽默感都是我们这批出川进京的专家教授用之不尽的资源，它使我们区别于山东人，北京人，甘肃人，河南人、广东人。活跃在北京的川籍艺术家们不抱团，都相信“各自打出一片天地的才是真神仙”，因为孔夫子也说过“君子不党”。巴蜀文化给我们一种自由的歌唱感和蔑视困难的潇洒满足感，给我们提供了无穷尽的文化精神上的自豪感自足感。川人在天子脚下不会觉得压抑，相反，我们作为在京的巴蜀人以四川文化瑰宝为骄傲。

 

记者：王教授，您方便跟我们谈谈您最初学习书法的缘由和过程吗？是什么让您如此热爱书法？

王教授：作为“天府之国”的四川是人杰地灵，文人辈出的地方。四川跟北方是不一样的。北方冬天大片的土地荒芜，而四川任何一个角落都会长出青青的果实，它会让我们感受到四川人民的勤劳。我出生在安岳县，在我五岁的时候，外公就开始教我写书法，仍然记得儿时的外公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瘦骨嶙峋，两眼炯炯有神，他是重庆有名的老中医，解甲归田，归根归宗回到安岳县。安岳县在唐朝有几个名人，一个是做县官的苦吟诗人贾岛，还有一个是唐代名将程咬金，另外北宋大理学家陈抟、宋代大数学家秦九韶也声名远播。儿时我常常去贾岛墓旁去玩耍，“郊寒岛瘦”，诗境荒寒，很多同龄人到初中高中才明白的道理，我很早在贾岛墓上知道了。

老外公教我写书法，最初临摹的是颜真卿的《多宝塔》，每天要写20个字，在他的教育下还同时阅读《千家诗》，现在我还依然保存那本过了半世纪的《千家诗》，上面有外公很多的批注和我后来上大学后重新读的批注。我认为艺术应该从小开始培养，这很重要。最好从五六岁左右开始诗歌音乐书法的启蒙，如果从初中才开始很多艺术只能作为一种爱好了，很难达到专业的水准。当时学习书法只因为外公教了一句“心正则必笔正”，长大后才知道这是柳公权劝皇上的话。那个时候对书法谈不上热爱，直到小学才突然发现老外公很英明，当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教任何一首诗我都会背，因为《千家诗》里面全有，任何的书法展我都获第一名。“一步先，吃遍天，落人后，步步后”的道理我七、八岁就开始明白了，可是很遗憾老外公没有度过1962年的那场灾荒而去世了。但是我的书法和诗歌学习没有中断，我开始更认真地临帖，因为探索者永远鼓励我对未知进行把握，笨鸟先飞一定要比人家先走一步。我觉得外公教我的第一个意义就是“万事开头难，一切要从早”，“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我每一年的最后一天就是反省自己的过错，新年的第一天是拟定一整年的计划。第二个意义就是外公教会了我严谨，他对我说每一天不用多写（我看现在很多家长要求孩子一天写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这会使孩子产生极其厌恶的情绪和逆反心理），只要求我每天写二十个字，但是必须每个字都要用“心”去写，他教导我说我不是为他写字，而是在为自己写字，每个字都要像字帖一样才能叫“入”，等到积累到相当高度程度才能“出”。那时候我知道了书法经典的重要性。外公有很严格的检查制度，每天他对我写的字进行打分，后来我外公去世后，我母亲代替他来监督我进行练字。写好毛笔字对硬笔字也有好处，软笔书法和硬笔书法相比更难一些——写硬笔书法，手腕搁在桌上是放松的，而软笔书法肘腕必须悬空，这是需要深厚功力的，但这种姿势也会给书写者带去前所未有的禅定般的宁静。“静”是人生很重要的境界，当你去精心写书法，悬腕悬肘使得笔在空中纹丝不动时，你的心开始收敛而收视反听，世界消失了，杂音屏蔽了，焦躁的情绪慢慢消除。我把写毛笔书法的过程称之为在阳光下用凸透镜聚焦的过程，只有阳光聚焦成小亮点才能点着。同样，书法需要聚精会神，这种对书法的热爱导致我对学术同样聚精会神。我有八个字“惜时如金，嫉恶如仇”，在我心里没有比时间更贵重的东西，很多人认为钱才值钱，我认为钱就是粪土，就是可以利用它买一些俗事的东西，而生命是任何钱买不来的无价之宝。

 

八   全国开设书法课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复归

 

记者：王教授，书法对青少年教育有何独特的审美功能和文化意义？

王教授：我对书法的理解很小就烙下了“人品第一”的印记，因为我一开始练习书法就分善恶美丑，入门学的是颜真卿书法。颜真卿是唐朝浩然正气的大将，打击安史之乱解救唐朝的一代忠臣，唐代的中兴跟颜真卿紧密相关，学颜体使我有一种凛凛然正气存于胸中。我的外公教了我很多唐诗，我理解唐诗和宋词的区别在于诗大多表达关心国家命运之情，而词大多关心个人的悲欢离合。李清照写诗“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写词“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甚至“凄凄惨惨戚戚”，而四川的陈子昂在诗中喊出了惊天动地的大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在诗里谈天地说生死都是大事情。正因为我先读的是《千家诗》，因而形成了关心天下国家的文化个性，并受用终身。

我对书法的看法首先是“人格很重要”，反人格非人格的书法不可取。现在我看到谁的书法不错，但是说谁的人格很卑劣，我就没兴趣看他的书法。儒家有四不“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四不”是儒家非常严格的操守。一个人好不容易从丑小鸭的灰黑毛长期修为变成了白天鹅洁白羽毛，一泼脏水就把白羽污染而很难再洗白。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要爱惜羽毛，书法也是这样。我现在看到一些书法展被染的很乌脏，一些评奖平的很无厘头，我很痛心。我觉得有着悠久文化的汉民族，书法却在“废除汉字”的嘈杂中写得如此杂乱，而且有些歪理论还悄然成风，使得日韩等书法国家对中国当代书法低看一眼。

同样，书法是有深度文化的艺术形态。常识告诉我们一位不识字的人可以画画或者拉二胡，但是却不能成为书法家。书法家必须懂文字有文化，必须熟悉经史子集并能够写诗填词撰对联，还会用文言文题跋题字……。那种认为书法家仅仅在于熟悉书法形式的看法，是对书法文化的浅化和无知化。我五岁开始习字，最初写颜真卿《多宝塔》，初中临写隶书《张迁碑》、《乙瑛碑》，高中临王羲之《圣教序》，大学写钟繇和二王小楷并临写唐《灵飞经》，研究生期间转向草书，在张芝草书、王羲之《十七帖》、孙过庭《书谱》、王铎草书上下了不少功夫。几十年来，我每日临帖不辍，书法日课成为每天的工作。我逐渐感到，大文化和书法技法的结合，会产生让人震撼的“有意味的形式”。我日益感到笔底的线条就是我的心画——“书法是书法家的心电图”，我对书法文化的理解是：一要有文化深度，二要心灵干净，三要守正创新。

 

记者：王教授编写和翻译的作品非常之多，您通过中外对比，以为中国书法的基础教育如何？应如何开展才更好？

王教授：在北大有不少人称我是“拼命三郎”，在近三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出版了近40部学术专著，主编著作大致有几百部。北大藏龙卧虎，竞争激烈。我基本上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以上，每天熬夜的超负荷工作没有压垮我，反而使我将生命之水通过高压喷枪去切割学术的花岗岩。我做西学做了二十多年，出访的国家五十多个，使我具有了一种世界性眼光：学问光是懂国学和书法是不够的，西学让我们知道原来世界这么大，近三百年的闭关锁国，今天我们应该睁开眼睛看世界，深度认识西方艺术的精华和大量糟粕。

在北大我感恩我的恩师季羡林先生，我与季老认识三十多年了，季老对我恩重如山。我2000年回国之后，季老特邀请我做他的学术助手。我帮季老出版了四卷本《季羡林学术精粹》和一卷本《季羡林生涯》，他是了不起的东方学大家，也是一个精通七门外语的专家。他坚持认为书法必须是文化的！我通过中外对比，感到中国书法教育具有单维化倾向，大量学书法的人仅仅重视书法的形式构成和展览效应，而忽略形式背后的类容，技巧背后的文化，展览背后的思想。

我认识韩国的几个顶尖的书法家权昌伦、李敦兴、金炳基等，他们一提到当代中国书法时就直摇头，他们一谈到中国书法都是说中国书法走偏了。而日本著名书法家高木圣雨认为：当代中国先锋书法还在模仿日本少字数和美国政治波普艺术，而日本写少字数的书法家们早已不是主流，地位是非常低，只剩几个人在弄。日本真正的书法高手都在模写中国王羲之的行草书。中国书法不正是走偏了吗？我们在学习中国正宗的书圣作品，你们却在拾人牙慧。我突然感到，我们曾经拥有的书法文化记忆被遗忘了，我们还忘记了“取法上，得其中；取法中，得其下，取法下，得其下下”。一些人学日美的“下”，就变成不入流的“下下”。

现在，我对一些书法现象多了一些宽容，少了些尖锐批判，这基于我对书法大文化转型的一种等待。聆听周边国家的声音，然后反省自己，同时看看别的国家现在干什么，从而找到自己的差距。我举一个例子，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韩国，当时从仁川机场降落后去了汉城，韩国接待方带我们去韩国的李敦兴书法教室，进去一看，十几位穿着昂贵西装的人跪在地上写中国汉代隶书《张迁碑》，翻译告诉我第一排写字的是韩国现代集团的董事长，我肃然起敬，上去和他交谈说：“董事长，您身价过亿，为什么都快晚上九点了您还在这里练习中国两千年前的《张迁碑》？”他慢慢盘脚坐下说“白天我是赚钱工具，唯利是图，我要赚到每一分利润，但这样下来我就会变成一个被异化了的人，到了晚上我必须要寄情于书法这种朴素的，大气的人文关怀，凝神静气的写汉隶让我重新变成了人，不再是一个为钱不断运作的机器。”我大为感叹，这位韩国老总是“以财发身”，中国一些书法家正好相反“以身发财”，一些人把书法作为一种赚钱的工具。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全盘西化主义和文化自卑主义？对照中外书法的差异，我觉得一个倾听天下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一个虚怀若谷的人才会有长进，否则就像一个碗装满了水，倒不进任何东西。同样，一个人要是心满了，就听不进任何意见，只有迷途知返，中国的书法才有更好的未来。

 

记者: 作为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您在的“两会”提出让中小学开设书法课，得到了认可，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王教授：十年前，季羡林先生和金开诚先生（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他们提议由我来起草让中小学生开设书法课，这个提案在每年的“两会”期间都提出。过了八年，教育部终于决定在中小学开设书法课。但是，现在一无教材，二无教师。于是，我在第一时间编写并出版了从小学到高三的18本书法教材，现在教育部已经通过了前两审，如果通过了三审，估计至少能在中国的好几个省市用。我们还将在全国对教师进行书法培训，尤其是语文老师转向书法教育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文明之旅》的对话节目里面说过一句话：“多一个写书法的，少一个偷井盖的”，主持人刘芳菲疑惑地问我：“写书法怎么会让小偷变少？”，我说“当然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每天都写一些‘厚德载物’，‘心远地自偏’等精神上正能量的大词，就根本不可能去做偷窃这种令人不齿的行为，他的内心会被书法变得美好”。

 

九  北大文化书法意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记者: 今年是北大书法所成立10周年，十年从建立到被人们认可，到在业界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您觉得这后面体现了国人对书法什么样的态度改变？

王教授： 是的，我们书法所刚刚成立的时候，网络上有一篇攻击文章《北大离书法有多远？》，这对于我们刚刚成立的北大书法研究所来说还是有点心寒。当时，看笑话的有之，关心的也有之。我在全所会议上告知：北大离书法并不远，因为北大有优良的书法学统，从一百年前的蔡元培校长到五四“北大书法研究会”沈尹默会长，书法都可称为大师，百年北大的校长和教授们大多是历代的书法大家。那些攻击北大的人是因为他们对北大不了解，他们以为只有江湖上有书法而北大没有书法。我们用事实去说话，我写了一篇文章《北大离书法并不远》，我例举了几项事实：第一，北大本部教授名师众多，各怀绝技，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教学群体；第二，北大书法所招了三届研究生200人，招收了首届精英班70人，招了70几位书法高级访问学者，聘请了30几位书法客座研究员；第三，书法所研究生加入中国书协的人数比例很高，刚开始招生时中书协会员很少，现在增加到六十余人，最近还有十几个学生获全国奖而加入书协，师生中中书协理事有十个人；第四，我们走的是海外路线，在国内很少看到我们的展览，因为我觉得天下之大，应该努力向全世界传播中国书法文化，于是，我带团去美国、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举办书法展，日、韩、港、澳、台的书法展就更不用说了，这些正好是国内很多书法人做不到的，他们外语不通见到老外就心虚，心里已经全盘西化，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第五是出版物，除了之前提到的中小学书法教材18本，我们还出版了相当多的专业书籍，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北大文化书法系列丛书”第一辑七本如《书法身份》、《书法文化精神》、《中外书法名家讲演录》、《书法文化》等，马上要出版第二辑七本：《日本书法史》、 《韩国书法史》、《 欧洲书法史》、《美国书法史》、《东南亚书法史》、《港澳书法史》、《台湾书法史》等，还出版了《北大第一届书法研究生精品集》（十册）、《北大第二届书法研究生精品集》（十册）、《文化书法》（杂志）、《北大书法所访问学者书法精品集》（十册，即出）、《北大第三届书法研究生精品集》（十册，即出）、《北大名师精英班精品集》（十册，即出），创办了两个网站《北大书法艺术网》和《北大文化书法网》。总之，我们一定要将中国文化书法和书法文化国际化的大旗高高举起！

 

记者：太好了，作为最高学府，北大书法所在中国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地位。

王教授：我想说，北大书法所成立十年了，今年将有更大的作为。一个坚持“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的书法所，是走正路的教学科研单位，走过了10年的艰苦历程，相信最终会有一个好收获。人在做，神在看，人在做，群众在看。任何人都逃不过“千目所视”。当这么多人都在支持北大的时候，当我们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这么简朴而执着，我想我们一定能够“登高行远”。

 

记者: 中国历史上没有单纯的书家，所有的大书家都是学问家，都有着丰厚的文化修养根基，使书法在古代中国达到艺术与文化的高度整合。您也是个学问渊博的大家，这些理论知识如何让您将书法与中国文化达到高度整合？

王教授： 我一直认为，中国很少有所谓职业书法家，基本上所有的大书法家也都不是职业的书法家。中国古代有专业画家范宽、马远，但他们在画作上连款都不敢落，像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把自己的名字落在山石的洞口内，用放大镜在能看见，因为他的字实在是写得不好。唐朝王维，宋朝苏东坡画文人画，到元朝赵孟頫之后，真正的文人画才真正实现。文人的书法写的好，到中国的元明以后书家才和文人融为一体，正是文人这些非专业的人士进入了书画界，中国的书法绘画才具有人文精神而彻底地解放了，而今天的很多画匠却否认这一点，这是多么可笑的事。

一些书法家也是如此，说是技术为上，中国古语就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蔡邕也说“书，小道也”，指技巧书法就是小道。当书法超越了技法的时候，就是文化书法的大道！正如中国古人也说“技，进乎道”往前迈进一步就是大道。而今天唯技术主义唯技巧主义在热闹之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有人问我凭什么说是死胡同：我回答说：你行书写得不错，草书写得也好，现在我给你一幅名人的画，你给题个跋，用什么体都行。他发现一个字也写不了，因为题跋必须写文言文，必须说明五个“W”，这幅画是谁画的，是从哪里来，好在哪里，我为什么要题跋，题跋的要旨何在等。他必须拿着毛笔一气呵成，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次性写完。你写两分钟，要被人看一千年。你的学识，你的胸襟，你的眼光，你的叙述能力一览无遗！有些人甚至连打草稿都弄不好，而且他的草稿还要经过文人改，这样还能叫题跋吗？这不叫题跋叫抄书。可以肯定，不学无术者终将被历史遗忘。

一个人没有学问的人能画画但很难写书法，因为古人的书法是自己写自己的文，自己写自己的诗，那么你连诗的格律都不懂，平仄都不懂，词的词牌都不懂，平仄都不懂，你怎么写，写不了的。没有文化你做不了书法家，因为书法的书就指的是文字，而文字是由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构成的，这文字学里面有大学问。我认为，大书法家都应该是大学问家，但是大学问家不一定是大书法家。比如说，大儒朱熹的字也还写的不错，大哲学家王阳明写的也可以，但今天的一些教授字就写不好。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书法家需要专业技术和深厚学识两方面的知识储备。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边说道，学者书法化，书法家学问化。十年前我提出的“文化书法”理念就是让中国书法和中国文化达到高度整合的一个途径。书法与大文化合则双美，离则两伤。苏东坡说过“随物赋形”，水流到什么地它就成为什么形状；孔子早就说“君子不器”，君子不能用任何器具形态来约束他，所以孔子是政治家、军事家、古琴家、教育家、还是伦理学家、哲学家、美学家；达芬奇画了《蒙娜丽莎》但他不只是一个画家，还是设计家（设计坦克飞机）、解剖家、医学家等，文艺复兴“人的全面发展”到今天现代性中变成了“片面的人”，一些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异化了！所以那些不重视文化、不读书的书法人是很危险的，因为一个没有文化修养和书法修为的人，他的创作道路就会不可避免地每况愈下，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年轻时获过书法奖，30岁很优秀，40岁就慢慢显出后力不济，到了50岁就已经日落西山，到了60岁就几乎淘汰出局。而真正有大文化底蕴和书法修为修为的书法家到了80，90岁的时候还写更多好书法，真可谓“人书俱老”。颜真卿写于44岁的《多宝塔》还不够成熟，写于60岁的《勤礼碑》就已然蔚为壮观，66岁写的《家庙碑》越来越大气磅礴，成为“颜体”标识。文徵明一直活到90岁，但是他80多岁的小楷还这么有劲道，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些书家到了60-70岁，早已经江郎才尽，连笔都拿不稳了。

 

记者: 王教授曾获中外书法展“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在您看来艺术家们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德艺双馨”？

王教授：获中外书法展“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和国内“2012年十大书法人物”，这说明国际和国内对我的书法和研究的认可。我要尽力回报回馈社会——汶川、雅安地震我都捐出书法作品，应该学会更多得去给予，要舍才有得。尤其是我对我的博士生，平时对他们要求很严，但只要他们有困难我都会尽全力帮助他们。书法所历届研究生班很多苗子字写得很好，就是交不起学费，我都会赞助他们一半的学费，为了他们的自尊我只能悄悄地赞助，做无声的支持。人和人之间应该学会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我认为，艺术家的德是很重要的，第一是仁爱，第二是宽博，第三是忠恕，第四是勤奋。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

 

记者：书法是华夏文化里的瑰宝，您觉得我们该如何运用这块瑰宝给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之战助一臂之力？

王教授：书法文化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化软实力中重要的构成部分。我有三句话，最初写书法就是写技巧，没有掌握技法的书法只能是票友；然后书法是写人的情感和时代精神。看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东坡《寒食帖》都是写自己强烈的情感和时代精神；第三写书法最高境界是写大国文化形象。当我们走出国门写书法的时候，我们都不仅仅在写技法或情感，而是写中国形象。但现在中国成千上万的人在写书法，却没有几幅作品成为时代乃至国家的书法名作，这是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最大讽刺！文化的含金量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文化的重量不在于价格而在于精神的厚重。乾隆一生写了三万多首诗，却没有几个人能背出任何一首。而张若虚一首《春江花月夜》就雄视大唐诗坛，并成为大唐诗歌形象代表。就此而言，中国的书法界应该推出真正的精英强将，书法界的领军人物应该改换每年疲于奔命的全国大展为中心的思路，寻绎到代表中国形象和文化软实力的书法大家，这样，中国书法才会真正实现文化上的拨乱反正，走上创建“书法中国”的大国书法文化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