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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王献之草书之美

发布人:发布时间:2016-01-10

 
王献之草书之美
 
王岳川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在东晋王氏家族中,精通书法者众多,可谓父子相传,兄弟切磋,众人勤学,互相传袭,这在中国书法史上不仅表征出书法自觉时代,而且也呈现出群星灿烂的文化时代。
    献之英年早逝(43岁),但书名与父亲齐名而并称“二王”,又同张芝、钟繇、王羲之合称为书中“四贤”。王羲之对献之期望很大,要求很严,亲自写《乐毅论》作为献之练字的范本,并积一生之书法艺术创作经验亲授爱子,以开启悟性并弘扬家学。王献之不负父望,才气英发,在父亲的教诲下书艺大进。幼年时,献之学书就极为凝神专一,世有其父拔笔未脱的传说。其书法后期兼取张芝,自为一体,以行书和草书闻名,而楷、行、草各体皆精。在继承王羲之内擫笔法之外,另创新的外拓之法而自成一家,令后世在二王书法夺鼎摘冠之争中,莫衷一是。
两汉至魏晋时期,上至帝王下至庶民无不崇尚书法,文人骚客皆以善书为荣。东汉赵壹《非草书》描述人们对书法的痴迷程度:“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划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表现出东汉时期士人阶层对草书狂热追求的心态。汉代张芝因《冠军》、《终年》等帖传达出夺人的审美个性和创造激情,被冠之以“草圣”。晋卫恒《四体书势》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人称书法为“临池”,大抵即来源于此。张怀瓘《书断》称他“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汉代人珍爱其墨甚至到了“寸纸不遗”的地步,可见当时社会对书法的狂热程度。
    书法发展史是一部不断探索并创新的历史,王羲之书法是中国书法由“古质”审美范式转向“今妍”的重要里程碑。王羲之对当时的楷书和草书下过很大的功夫,在前人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在楷、行、草、隶、八分、飞白、章草等方面皆入神妙之境。“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晋书•王羲之传》)
    在我看来,在书法发展史上,王献之不满意于魏晋书法用笔过于滞重,结体古拙厚朴的形态,独辟蹊径,精研书势,以坚实的传统技法和戛戛独造的守正创新姿态,将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转型为自然洒脱、典雅流便的大草书风,推进了中国书法文化的自觉时代到来。
王献之颇有乃父之风,潇洒倜傥,不拘世俗之礼。率性秉真,飘飘若惊鸿。其事迹多有记载: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可谓文采焕然,情怀高古。
《晋书•王羲之传》“(徽之)与献之俱病笃,时有术人云:‘人命应终,而有生人乐代者,则死者可生。’徽之谓曰:‘吾才位不如弟,请以余年代之。’术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余,得以足亡者耳。今君与弟算俱尽,何代也!’未几,献之卒,徽之奔丧不哭,直上灵床坐,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呜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顿绝。先有背疾,遂溃裂,月余亦卒。”
    《晋书•王羲之传》:“尝与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发,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献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儿,毡青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偷惊走。”
    《晋书•卷八十•列传第五十》:“献之遇疾,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对曰:‘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俄而卒于官”。对自己惭愧与郗家离婚一事。”——王献之的婚姻悲剧使其生命之痛历千年而令人揪心。他的元配为表姐郗道茂(舅父郗昙之女),夫妻感情极深,后因皇帝选他为驸马,于是逼献之与郗道茂离婚,献之通过烧自己的脚而致残来逃婚,但是未能成功,无奈之下只得任命运摆布娶新安公主司马道福为妻。这无爱之婚姻,殊为痛苦!《淳化阁帖》里《奉对帖》,是王献之离婚后写给郗道茂的信:“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额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足,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妹耶?俯仰悲咽,实无已无已,惟当绝气耳!”痛贯心肝,身心交瘁,使得献之43岁而英年早逝,天才早凋,不能不令人扼腕!
    王献之在继承父辈书风之上又能创新。他在十四、五岁时,就曾对父亲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他已经感到时风尚务简求变求美,必须将民间书法的“伪略”与章草的纵放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姿媚婉转,畅达宏阔的新体。在父亲书法的巨大影子中,王献之勇敢地走出来,自创神骏妍美的“大令体”,即处于楷草之间的行草和大草。
    王献之性情较其父更为疏旷不羁,书法更具有一种遒峻奔放的气势,行笔更快捷,情感在线条运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开启了把气势和节奏放在法度和韵味之上的浪漫主义风格。献之的“一笔书”还在张芝“一笔书”之上更为完善,其代表作《十二月帖》,由行楷而始,迅即转为行草气势不凡,一泻千里,毫无蕴藉中和之态,而是充满张力的痛快淋漓的运笔和刚健有力的情绪宣泄,具有与大王不同的全新美感。
    王献之对自己独创的“大令体”、“一笔书”非常自信。有一次谢安问王献之:“你的书法与你的父亲比较,你觉得怎样?”答曰:“当然胜过他!”谢安却说:“大家的议论可不是这样。”献之又答道:“一般人哪里知道呢!”(《晋书•王羲之传》:安又问曰:“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故当不同。”安曰:“外论不尔。”答曰:“人那得知!”)当然,王献之的话不免年轻自负,对自己与父亲书法之不同,颇有己见,于自负中也可以看到他创新的自信心。王献之既深受其父影响,又不墨守成规,不迎合他人,而保持充沛的创新精神和独立的人格,使自己的书法达到晋代的另一座高峰,与其父并称为“二王”,并对后代书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王羲之七子一女,皆工书法,但与王羲之齐名的还是王献之。沈尹默在《二王书法管窥》中说:“大王内擫,小王外拓。大王之书刚健中正,流美而静;小王之书,刚用柔显,华因实增。”“内擫是骨(气)胜之书;外拓为筋(力)之书。”“内擫近古,外拓趋今。古质今研,不言而喻。” 仔细比较羲献用笔,可以看到:王羲之多用内擫笔法,并加以旋锋使转,方圆兼济,骨法森严;王献之则多用外拓转笔,大开大合,苍劲矫健。羲之内擫笔法重骨力而收敛含蓄,其书法具有中庸蕴藉的优雅之美;而献之外拓恣肆汪洋,拓张不羁,书法重筋力善绞锋使转而下,具有明朗宽博的豪宕之美。明代丰坊《书诀》中说:“右军用笔内擫、正锋居多,故法度森严而入神;子敬用笔外拓,侧锋居半,故精神散朗而入妙。”
    早年献之通过学习父亲《乐毅论》而悟得笔法,写下了继承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小楷《洛神赋》(“玉版十三行”),该书刚柔相济,虚和简静、挺直劲朗、宽绰灵秀,成为献之青少年时代的代表作。前人评论王献之的“玉版十三行”为“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
    行楷代表作有《廿九日帖》(唐钩摹本),全幅舒展大方,在方正中加入欹侧、纵敛、高低、长短的体势、增加字的动感,楷草相杂,书写自由,显示出献之寄情翰墨,自由抒怀的风格。
    行草代表作品为《鸭头丸帖》,寥寥两行,非行非草,个性鲜明,为传世真迹:“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此作品充分展示了王献之所创“稿行之草”的美学观,在两次蘸墨的自然书写中,墨色由浓润而枯淡,节奏起伏和气韵变化极为自然空灵。俞焯曾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清代吴其贞在《书画记》里对此帖推崇备至,认为:“(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
    《中秋帖》大抵为米芾对王献之《十二月帖》节临的结果。米芾在宝晋斋中收藏了《十二月帖》,经常观瞻临写,删去了与“一笔书”书写不太谐调的十个字,饱蘸浓墨任性而下,笔势连绵不断,如滔滔江河一泻千里,而成刚健豪爽的一笔书。可惜,米芾临写用笔过于肥厚,减弱了魏晋清奇洞达之气韵。清张丑《清河书画舫》云:“献之《中秋帖》卷藏于檇李项氏子京,自有跋,细看乃唐人临本,非真迹也。” 可谓眼光独到。
     另几件“一笔书”的代表作为《淳化阁帖》第十中的《吾当帖》:“吾当托桓江州助汝,吾此不辨得遣人船迎汝。当具东改(次)枋三四。吾小可者,当自力无湖迎汝。故可得五六十人小枋。诸谢当有,有便是见。今当语之,大理尽此。信可一一(具)白。胛痛可堪。而比(以)作书纪(殆)若不可识”。变其王羲之上下不相连之小草为相连的大草,一笔连贯数字,气势宏伟,豪迈之气扑面而来。
    同样,王献之《消息帖》“消息亦不可不恒精以经心。向秋冷疾下。亦应防也。献之下断来。恒患湿头痛。复小尔耳”。笔法精到,风格宏阔。王献之草书《庆等帖》《玄度帖》等,皆八面出锋,阴阳向背,天风海涛,不可端倪。
    中国书法史上,曾经出现了“小王胜大王”的奇观——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王献之的影响超过了王羲之。梁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将四贤并称。而宋齐之间将王献之推上了中国书法最高地位,声誉压倒其父羲之。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褒羲而贬献,书法史才重新将王羲之推倒书圣的位置。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淳化阁帖》单著录王献之书帖的有七十三件,大约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在历史的烟云中,王献之的墨迹本大多未能保存下来,如今能够见到大抵七件墨迹本,却都是摹本。
    平心而论,羲献父子,在中国书法史上皆达到极高的境界,在笔法和美学风格上各有千秋——羲以真行为最,献则以行草为能。而二王的真迹都已一字无存,传世书法全是复制品,王羲之流传较广大约有二百五十余件。由于对书法创新的巨大贡献,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被誉为“二王”,变古趋今,独步书坛。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代书法,代表了中国书法的觉醒和书法个性的空前张扬,从而超越汉魏书法,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并峙的双峰。
    王羲之的书法风格和书法理论首先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长子玄之善草书,次子凝之工草隶,三子焕之善行草书,五子徽之善正草书,六子操之善正行书,七子献之善草书。黄伯思《东观徐论》说:“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生生不息,到王羲之七代孙(徽之的六代孙)隋代智永,仍然书法名播海内外。智永《真草千字文》影响颇大,其书法继承祖法,又勤奋习书,所以书名大振。相传,智永居永欣阁上临书30年,写《真草千字文》800余本,分别赠送给浙东各寺庙,写秃的毛笔装了好几瓮。《千字文》墨迹,深得二王精神,点画精到,笔势温润,结体谨严,表现出熟巧之趣。当时求书者及请题匾额者如市,所居的门槛被踏破,只好用铁皮裹上,被人们称之为“铁门限”。《书断》认为其“兼能诸体,于草最优”,列章草、草书入妙品,隶书入能品。宋代苏轼《东坡题跋》认为:“永禅师书,骨气深隐,体兼众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其所书帖大多不传,现传世书迹有《仿钟繇宣示表》,另有日本藏《真草千字文》。
    在当代书法创作中,我们应迷途知返,坚定地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在二王书风的优美和壮美中,感悟经典永恒的魅力!我们不妨听听张怀瓘对王献之所创立的逸气纵横新体行草的评价:“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诚哉斯言!
 


《中秋帖》
 


《鸭头丸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