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世王献之墨迹除《万岁通天帖》中的《廿九日帖》外，没有其他摹本，更遑论其真迹，大都是馆刻本的临本，也就是宋代以后的，且与馆刻本相比都相差许多。但是无论百度搜索还是书法实物书籍，相关的帖都是墨迹本，也就是赝品。这就会导致书法审美眼光普遍被降低及平庸书法逐渐增多。是故，本文志在辨伪。
一 王献之《送梨帖》
《送梨帖》，入刻《宝晋斋法帖》（卷五）、 南宋《淳熙秘阁续帖》、明代《墨池堂选帖》、清代《三希堂法帖》等，诸刻帖以及墨迹本均为十一字（含缺字）。宋代米芾《书史》记载“王献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颗。晚雪，殊不能佳’”为十二字，清代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二十七载王献之尺牍：“今送梨三百颗。晚雪，殊不能佳。”亦为十二字。墨迹本《送梨帖》曾入清内府（图一），为《三希堂法帖》摹刻。
米芾《书史》云：
王献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颗，晚雪，殊不能佳。”上有黎干“黎氏”印，所谓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书卷首见此两行十字，遂连此卷末，若珠还合浦，剑入延平，太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员外郎柳公权记。”后细题一行曰：“又一帖十二字连之。”余辨乃右军书，云：“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长叹念告。”公权误以为子敬也。缝有“贞观”半印、世南、孝先字跋。刘季孙以一千置得。余约以欧阳询真迹二帖、《王维雪图》六幅、正透犀带一条、砚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以易，刘见许。王诜借余砚山去，不即还，刘为泽守，行两日，王始见还，约再见易而刘死矣，其子以二十千卖与王防。唐太宗书窃类子敬，公权能于太宗书卷辨出，而复误连右军帖为子敬，公权知书者乃如此。其跋冯氏《西升经》，唐经生书也，乃谓之褚书者非也，盖能书者未必能鉴。余既跋定之，苏子瞻于是跋诗曰：“家鸡野鹜同登俎，春蚓秋蛇总入奁；君家两行十二字，气压邺侯三万签。”盖以《晋史》“太宗赞”贬子敬也。然唐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欲上攀右军，故大骂子敬耳。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也！
清.阮元《石渠随笔》云：
王献之《送梨帖》真迹，“今送梨三百颗，晚雪，殊不能佳”十二字，后复剥落，唐时与右军《思言帖》同装。又有唐太宗临《送梨帖》一纸十字，太宗临本将第二字“送”字剥落者空一格不写，“三百”下“颗”字亦不写。柳公权因观太宗书，兼及前两帖，故有“剑入”、“珠还”之目。至米元章定《思言帖》为右军书，斥公权为误，当于此时割去《思言帖》另装，不与献之《送梨》同卷。其实公权本未指《思言帖》为献之书，安在羲献合装，不足当“剑入”、“珠还”之目哉！
《送梨帖》在《宣和书谱》卷第十五收录于王羲之草书目中，其下附小注，云：“唐柳公权题附”。这与王献之《送梨帖》刻本相类，可能就是米芾《书史》所记的《送梨帖》墨迹本。其《宝晋斋》所刻也当是以此作为母本，也就是宣和内府藏本。《送梨帖》在唐代时被误为唐太宗书。后经柳公权鉴别为王献之书。米芾鉴定时，也肯定为王献之书。《送梨帖》墨迹本，缺“今送”之“送”及“三百颗”之“颗”两字。墨迹帖后有柳公权、文与可、王世贞、王世懋、王穉登、文嘉、文彭、莫云卿、詹景凤、周天球等人跋记。清朝为内府收藏。刻本亦均缺“送”字，且均无“颗”字[图一.3（组图）]。《三希堂法帖》亦刻有董其昌的临本。
《送梨帖》的流传与记载比较复杂，本文不作无谓探讨，首先来鉴定一下墨迹本《送梨帖》属于何种层次的作品，也就是它是否是真迹或者唐代摹本，以及临摹造假品。《送梨帖》最早入刻《宝晋斋法帖》，所以就以《宝晋斋法帖》来作为对比，《宝晋斋法帖》在宋代各刻帖中属于镌刻质量最差的（详见本人《各版本<十七帖>及各大馆刻本之优劣比较》），如果墨迹本连《宝晋斋法帖》都不如，那么肯定是假的。
1，墨迹本王献之《送梨帖》及柳公权跋的书法鉴定
[图一.1（组图）]:“今”前缀撇，《宝晋斋法帖》本中以侧锋起笔，墨迹本则反常，显得别扭。“今”字右上部，墨迹本相比于《宝晋斋法帖》本中少了一个细微的顿笔动作，从而使得该处尖锐。“今”字下面一点，墨迹本中显得笨拙臃肿，而《宝晋斋法帖》中则灵动，且出锋向左下方带出（笔意连接下一个“送”的首点），这样就上下气脉相连。
“梨”字右上部使转处，《宝晋斋法帖》中流畅而自然，墨迹本中由于少了一个下行的动作而直接拉下去，使得使转处生出棱角，这是草书功底差的表现。“梨”字下部中间竖钩，墨迹本中显笨拙；左下点，《宝晋斋法帖》中作由重至轻的短提，墨迹本中笨拙且交代不清。
“百”前缀横收笔处，墨迹本中少了一个轻微的按顿动作，从而使得整个下行的线条僵直。“百”字下方“日”，《宝晋斋法帖》中显得宽阔而疏朗，墨迹本中则狭隘而逼仄，且其末笔明显按笔过重而外露棱角。
“晚”字左部“日”，墨迹本中交代不清，右上部，墨迹本中少了连续转折的动作；右中部使转处，墨迹本中使用顿折而导致不流畅；末笔短粗而急促。
“雪”字第二笔横钩末端转折处，《宝晋斋法帖》中显得委婉，墨迹本中因为少了一个动作而显得急促，其显露棱角；下部使转处仍然用折笔而使得使转不畅，不自然，这些都是草书功底差的表现。“雪”字中部，墨迹本中少了连续提按的动作，从而失去了线条的丰富变化。末笔横，墨迹本中由左向右上方的提笔，使得整个“雪”字势态、意态局促，而《宝晋斋法帖》中则稳重而优雅。
“殊”字左部，墨迹本中书写成了一“墨柱”，右部连续的转折，《宝晋斋法帖》中淡然而从容，墨迹本则急促而生硬。
“不”字右点，墨迹本中明显重新起笔，而《宝晋斋法帖》中是从左点连笔过来的笔断意连。此处墨迹本中犯低级错误。
“能”字左部首笔起笔处虽然《宝晋斋法帖》中也是从上一“不”字末笔牵丝引带下来，但其比墨迹本中多了一个动作，墨迹本显得僵硬而无味，什么是草书功力，这就是，就这细微的一小点，就高下立现。“能”字右部，墨迹本中明显因为没能提得起笔从而导致笔画交代不清，这也是功力问题。
“佳”字右部首短横，以及附着在竖画上的连续转折，墨迹本中都交代不清。《宝晋斋法帖》中竖钩提起来是自然的由重至轻，笔画由粗至细，而墨迹本中该线条则毫无变化且极不自然，这像是在造作，而不是在自然书写。
综上：该墨迹本《送梨帖》书写者草书功力不深，其书写时局促不安，神经紧绷，内心有功利心，有造假意图，而非放松状态下的无其他目的性的正常学习临摹。
图一（传）东晋.王献之《送梨帖》
《宝晋斋法帖》本 / 墨迹本 /《宝晋斋法帖》本 / 墨迹本
《宝晋斋法帖》本 墨迹本
图一.1（组图）
2，墨迹本柳公权跋王献之《送梨帖》的书法鉴定
唐代柳公权跋文：“因太宗书卷首见此两行十字，遂连此卷末。若珠还合浦，剑入延平。大和二年三月十日。司封员外郎柳公权记。”（从此唐代柳公权跋语来看，“送”已经残缺）
柳公权（778－865年）,落款“太和二年”，即唐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太和二年（828）。即柳公权五十一岁。墨迹本柳公权跋王献之《送梨帖》书法呆板笨拙，不像是自然书写，笔力也不深。远不如《宝晋斋法帖》及《墨池堂选帖》本。《宝晋斋法帖》柳公权跋文其母本应该是真迹。相比之下，墨迹本柳公权跋有仿造《宝晋斋法帖》之嫌。如此，则墨迹本《送梨帖》的商业造假意图和目的更加明显。且此帖现已不见米芾所说的“黎氏”印，也无宣和、政和玺印，故此本当与宣和内府所藏之本无关。
《宝晋斋法帖》本柳公权跋王献之《送梨帖》/ 墨迹本柳公权跋王献之《送梨帖》
《墨池堂选帖》柳公权跋王献之《送梨帖》
图一.2 （组图）
3，墨迹本、《宝晋斋法帖》本、《淳熙秘阁续帖》、《墨池堂选帖》本、《三希堂法帖》本之间的关系对比
由[图一.3（组图）]比对可以明显看出：《墨池堂选帖》本是依照《宝晋斋法帖》卷五本，《淳熙秘阁续帖》本也接近《宝晋斋法帖》本，唯《三希堂法帖》本则是以墨迹本而刻，这也是乾隆的一贯做派，《三希堂法帖》中王羲之《都下帖》、《秋月帖》等都是用他收藏的伪帖作为母本而刻。
《宝晋斋法帖》卷五 /《墨池堂选帖》/ 南宋《淳熙秘阁续帖》/ 墨迹本
《三希堂法帖》
图一.3（组图）
4，对于墨迹本王献之《送梨帖》的鉴定综合结论
《墨池堂选帖》由明代著名刻手章藻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正月摹勒上石，三十八年（1610年）刻毕。《墨池堂选帖》及南宋《淳熙秘阁续帖》中都沿用《宝晋斋法帖》本，说明此墨迹本属于非主流。
5，王献之或者王羲之到底有没有写过《送梨帖》
首先从书法本身出发，据我对羲、献书法的研究，其笔法及性情都不属于羲、献。这种书法只到唐代。其次再谈其帖文：“今送梨三百颗，晚雪，殊不能佳。”羲之晚年栽种果药，其《黄甘帖》“奉黄甘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船信不可得，不知前者至不？”中“奉黄甘二百”是羲之自家地里的果树结的果。从《送梨帖》的书法面貌上看，是成熟的草书时期，王献之的草书成熟期在中年以后，也就是他与前妻郗道茂离婚再与新安公主成婚以后，那么献之此时住在京都建康，他哪来的那么多梨去送人，买的？最重要的是羲、献都生长生活在南方，南方的梨子成熟在夏秋之际，梨是鲜品，易腐烂，到冬天下雪的时候还会有梨？下雪天你要是说送风干了的柿饼三百还有点可信度。编造这段帖文的家伙一定是北方人，比如山东莱阳梨成熟得晚，存储时间也相对长些，如果遇上下雪早的年份才有可能会遇到雪。《送梨帖》的帖文明显是仿造伪王羲之《奉橘帖》（详见本人《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墨迹本王羲之<平安三帖>辨伪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再者，以我对于晋帖的研究，晋人不可能说“今送梨三百颗”，这个“颗”字对于晋人来说是多此一举，这也可以认为此处是作伪者的画蛇添足之举），也就是说宋宣和内府所藏、著录于羲之名下的草书《送梨帖》也是伪帖。
二 墨迹本 王献之《鹅群帖》
墨迹本王献之《鹅群帖》，今所见墨迹本图片为民国影印件，原迹现存佚未详。
《鹅群帖》释文：“献之等再拜。不审海盐诸舍。上下动静。比复常忧之。姊告无他事。崇虚刘道士鹅群并复归也。献之等当须向彼谢之。献之等再拜。右临献之鹅群帖。”
林如先生在《<古诗四帖>究竟是不是张旭的真迹？》中说：
对《古诗四帖》墨迹的书艺评价，则以沈尹默所论最有代表性并常被人们引用。沈尹默先生1962年在《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一）》（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出版）一书中说：“最近故宫博物院印行了一本没有署名的草书，有董其昌的跋，经他品评，认为是张旭笔墨。虽然现在还有不同的意见，但却是一种好物，我认为它与杜甫描写他的草书诗句‘锵锵鸣玉动，落落群松直，连山蟠其间，溟涨与笔力……俊拔为之主，暮年思转极’所形容颇相合。”
沈尹默先生论《古诗四帖》墨迹的论点包含了两层含义，代表了一种思潮。第一层含义是关于鉴定研究层面，但那是鉴定家的事，我们不用去管那么多，而且因为不懂，也管不了；第二层含义是关于鉴赏学习层面，只要有人说好（如董其昌），便是“好物”，管它是真是假，均可学习。
这种思潮便是当代书法界普遍存在的不论真伪（因为太难），只论好坏（可作学习参考）的实用主义做法。这种思潮泛滥的结果导致书店货架上常见各种书法赝品字帖，导致书法审美眼光普遍降低和平庸书法逐渐增多。（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订阅号2018年08月29日 20:31 上海）
绝大多数学书法的人都以为鉴定书法的真假（书法鉴定学）与自己无关，也没有时间关注此领域，甚至认为花费那时间还不如用在书法练习上，这是典型的功利性思维，不懂得功夫在字外，不懂得“磨刀不误砍柴工”。艺术审美是需要靠引领才会提升的，不懂书法的好与坏就不可能学好书法。一味片面地加强训练只能成为写字匠。
王献之《鹅群帖》是其行草书中难得的优秀之作，激情四溢，神采飞扬。其中“鹅”字可以算作此帖中的精彩（即“书眼”）之一，而“鹅”字右上方之点则是“书眼”中的“书眼”[图二.4（组图）]。在书法艺术中，点是一个字的头脸，能彰显其神采。“鹅”字中的这一点，肃府本中有神采，此也正可以看出王羲之在献之小时候就赞其曰“子敬飞白书大有意”之“意”。《宝晋斋法帖》本中这一点就已经没有神气，显得木讷呆板，墨迹本中则最差。肃府本是明代翻刻本，《宝晋斋法帖》是宋代各大刻本中摹刻质量最差的，由此可以想象，如果是王献之真迹，这一点会精彩到何种程度。
《鹅群帖》中总共出现五个“之”字，其中“献之等”之“之”作为草书尤为精彩[图二.5（组图）]，其连续不断的转折提按尤见功力，能看出一笔而下带有提按变化造成的线条有节奏有粗细而形成清晰可辨的带有律动感的“之”字造型，而《宝晋斋法帖》中则提按、节奏、线条粗细皆均匀，表达力不够，字形已难以辨别。墨迹本中则过于写实，几近行书。
鉴定一件作品并不需要逐个字去鉴别，很多时候只需要看其中几个精彩的字就足够，书法中笔墨的好坏都在细节里。（由此，也再次见证了肃府本《淳化阁帖》与《宝晋斋法帖》刻帖之间的优劣）
墨迹本王献之《鹅群帖》有着鲜明的米芾的个性，米芾没有忠实于原帖，而是由着自己性情的意临。据米芾《书史》记载，米氏曾经临写过《鹅群帖》：“王诜每余到都下，邀过其第，即大出书帖，索余临学。因柜中翻索书画，见余所临王子敬《鹅群帖》，染古色，麻纸，满目皴纹，锦囊玉轴装，剪他书上跋连于其后。又以《临虞帖》装染，使公卿跋。余适见大笑，王就手夺去。谅其他尚多，未出示。”《鹅群帖》的米芾临本，被王诜误为真迹收藏。
关于王献之《鹅群帖》，北宋时黄庭坚、黄伯思皆考辨为伪作。理由是：一，帖中所谓“崇虚刘道土鹅群并复归也”，是附会《晋书》所载王羲之书写《道德经》与山阴道士换鹅的轶事。二，东晋时尚无崇虚观。三，其书法“怒张狂劲，无晋贤韵味。”现代碑帖研究家王壮弘先生亦认为《淳化阁帖》刻本之《鹅群帖》乃伪迹。但据近年南京郊外出土的《谢球墓志》，载王羲之孙女王德光云：“父焕之，海盐令。”此可以推知，《鹅群帖》中所称“海盐”者当指其兄王焕（涣）之。不知道如果黄庭坚、黄伯思等知道这一消息，还会不会说《鹅群帖》“怒张狂劲，无晋贤韵味。”
为什么假的王献之（或王羲之）《送梨帖》反而被他们普遍认可乃至推崇呢？因为《送梨帖》带有一种儒雅而温润的气质，这也是唐代及宋、元、明、清的文化背景及时代追求，也就所以那种文化背景之下的人无法欣赏晋代那些真性情的作品。这也正好从侧面反映出《送梨帖》的年代超不出唐代，才以至于被唐宋人所集体认同，这叫文化认同。
图二.1 墨迹本王献之《鹅群帖》
图二.2 肃府本王献之《鹅群帖》
图二.3 《宝晋斋法帖》本 王献之《鹅群帖》
墨迹本 / 肃府本 /《宝晋斋法帖》本
图二.4（组图）
墨迹本/肃府本 /《宝晋斋法帖》本
图二.5（组图）
三 墨迹本 王献之《地黄汤帖》
墨迹本王献之《地黄汤帖》又名《新妇地黄汤帖》、《新妇帖》（图三.1）。现藏于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后隔水有“宣和”朱文印。据传原珍藏于宋内府，高宗赵构题签。经贾似道，明代文征明、王宠、文彭，清代孙承泽、吴荣光、罗振玉递藏后，于1911年（日本明治四十四年）12月3日，通过文求堂归中村不折（1866-1943年）所有。卷末有文彭、常生、成亲王、英和等六家观记题跋。吴荣光获此帖时，模刻于所辑集帖《筠清馆帖》。
《宝晋斋法帖》（图三.4）与肃府本《阁帖》（图三.3）中的王献之《地黄汤帖》基本接近。墨迹本《地黄汤帖》是不完全忠实于刻本的临写本，开头第一个“新”前缀点和最后一笔竖就没忠实于刻本。墨迹本书写匀速，无快节奏慢的变化，刻本中“想必及”三字一笔而就，连城一体，是为此帖之“书眼”，墨迹本中此三字平平。此墨迹本总体上临摹得比较平庸，无论气韵还是笔法、字法上都没有涉及到王献之此《地黄汤帖》书法之精华。而只是通过反复多次临摹而显得圆熟，以至于也更显庸俗。此墨迹本中完全不见米芾性情，也不见任何米芾笔法习惯，所以此帖与米芾无关。当为祖帖《阁帖》刊印以后无名氏的临摹习字之习作，其意不在造假。
此日本东京台东区书道博物馆所藏墨迹本王献之《地黄汤帖》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所以也没有必要去研究鉴定是不是出于宋宣和内府。至于文彭跋（图三.5），文彭的书法对于我来讲没有必要追究其真伪，我认为他的书法也无所谓真伪，没有研究的价值。
墨迹本王献之《地黄汤帖》（日本东京台东区书道博物馆藏）
图三.1
墨迹本王献之《地黄汤帖》
图三.2
肃府本王献之《地黄汤帖》局部 / 图三.4 《宝晋斋法帖》本王献之《地黄汤帖》
图三.3
墨迹本王献之《地黄汤帖》文彭跋
图三.5
四 墨迹本 王献之《鸭头丸帖》
墨迹本王献之《鸭头丸帖》，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绢本，纵26.1厘米，横26.9厘米，二行十五字。宋代入刻《淳化阁帖》、《大观帖》、《绛帖》，明清又刻入《余清斋法帖》、《玉烟堂帖》、《宝贤堂帖》、《邻苏园帖》等。
据传此墨迹本王献之《鸭头丸帖》原藏宋太宗秘阁，经宋徽宗宣和内府，宋亡后为元文宗藏，后赐柯九思，明重入内府，后又从内府散出，万历年间归私人收藏家吴用卿，崇祯时入吴新宇家，清光绪时为徐叔鸿所得，民国时归叶恭绰收藏。此帖帖前，有明代进士王肯堂题签：“晋尚书令王献之鸭头丸帖”。卷上钤有宣和诸玺：“双龙”“宣和”“政和”等。文后有“天历之宝”大方印，印下有元代著名学者虞集题记云：“天历三年（1330）正月十二日，敕赐柯九思，侍书学士臣虞集奉敕记。”以上印玺及款识均为真迹原配。在后又拼一纸，为宋高宗赵构赞语：“大令摛华，夐绝千古。遗踪展玩，龙蟠凤翥。藏诸巾袭，冠耀书府。绍兴庚申岁复古殿书。”上钤印“御书之宝”。再后为北宋人柳充、杜昱观款，明王肯堂、董其昌题记，清周寿昌、江标等人题跋。对于帖后的宋高宗赞语一纸，徐邦达先生《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认为系从他处移来，论之甚详，此不赘述。然后又提出以下疑问：“按此为宋高宗赵构所书，庚申是绍兴十年（1140年）。书法极精，确是真迹。但首句‘大令’系挖去原文，该书笔划僵硬，与下文其他字截然不同，但王肯堂刻《泼墨斋帖》时已同今本，可知拼配早于万历年间。”文中对高宗赞语被挖改成“大令”之前的原文是什么，以及拼装、挖改的时间并没有具体说明。本文即就此问题试做探讨。
《鸭头丸帖》释文:“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墨迹本王献之《鸭头丸帖》也是书法爱好者以馆刻帖本为模板的临摹习作，此人书法功力不佳，几处有洇墨和点画交代不清的现象。其中“与”前缀笔[ 图四.3（组图）箭头所指处]，墨迹本中是俗字写法，而《淳化阁帖》中却不俗。此帖与《阁帖》中排版不一致[ 图四.2（组图）]，应该是以《大观帖》作为模板的，《大观帖》在排版上竖列较其他刻本都长。此墨迹本也没有刻意模仿，不属于造假，其上限也为北宋以后。此帖也不属于米芾，没有米芾的习性，且笔力不逮。
该墨迹本被现代人认为：“用墨枯润有致。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全帖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按：这件墨迹本是生绢，晋代士人用的都是表面有涂层的光洁的纸，基本写不出以上所说的这种效果，晋代书法追求的是流美，并非质感。至于吴其贞《书画记》称其为“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则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个都看不到其认知、见识以外的东西。
墨迹本王献之《鸭头丸帖》（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图四.1
墨迹本 王献之《鸭头丸帖》/ 肃府本 王献之《鸭头丸帖》
图四.2（组图）
墨迹本《鸭头丸帖》局部 / 肃府本本《鸭头丸帖》局部
图四.3（组图）
五 墨迹本 王献之《冬山松帖》
《东山松帖》又名《新埭帖》、《东山帖》，纸本墨迹，纵22.8厘米，横22.3厘米，4行，33字。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东山松帖》曾经北宋内府、南宋内府、明内府、明文征明、清曹溶、安岐、清内府收藏。《东山松帖》鉴藏印钤南宋“绍兴”连珠印、“内府书印”，明文征明、刘承禧、吴国廷及清曹溶等印。幅面左右两侧上方，被刮去部分是清乾隆内府诸印和乾隆题语“逸气纵横，冥合天矩”，金运昌认为这种现象是“晚清内监偷盗未遂之证。”《东山松帖》著录于宋内府《宣和书谱》、《中兴馆阁录》，明董其昌《容台集》，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安岐《墨缘汇观》。刻入明吴国廷《余清斋法帖》、董其昌《戏鸿堂法帖》，清《三希堂法帖》。
关于《东山松帖》的作者，沈尹默认为：“若《中秋帖》、《东山帖》，则是米临。”金运昌也持相同观点：“宋代大书家米芾以善于临摹古法帖著称，自称‘集古字’。然传为其摹古之作，如王羲之《大道帖》，王献之《中秋帖》、《新埭帖》（《东山松帖》）等，皆带有很强的米氏个人风格，虽然笔精墨妙，但从保存“二王”原味的角度看，实不足取。”许国平在《〈三希堂法帖〉考》一文中同样也认为：“三希堂所刻大王书中《二谢帖》，小王《新埭帖》，已见米家笔意。”董其昌（1555～1636）也曾经临仿《送梨帖》，将其刻帖，并记云：“大令《东山松帖》真迹、《送梨帖》真迹，皆曾见之，今不知归何人。右军零落数字，成者甚多，不能殚述。”
《东山松帖》释文：“新埭无乏东山松，更送□百。叙奴□已到，汝等慰安之，使不失所。船□□给，勿更须报。”
首先此《东山松帖》完全不是王献之任何时期的风格，王献之行楷书结字偏长方，而此帖基本都是正方形。不知道此帖怎么会被认为是王献之的帖，难道仅凭文本中“东山”就认为与谢安谢东山有关？中国以东山为地名的地方不少。且即使其中有谢安的讯息此帖难道就一定与王献之有关？此帖也没有明显的米芾风格，笔法、笔力和结体造势都不似米芾。此帖萧散简逸，笔法及结体都没有唐代的印记，结合帖文中“奴”字为东晋普遍性人名字中的小字，此帖的范本当为晋帖，此帖是临写本。
图五 王献之《冬山松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六 墨迹本 王献之《中秋帖》
本来像墨迹本《中秋帖》这种明显米芾风格的书法也只有乾隆这种不学无术、玩物丧志、好大喜功的人才会认为是王献之写的，而且还是王献之真迹！此帖无处不是透露着米芾的性情及书写习惯，更何况它是截取了是王献之《十二月割帖》中的一部分文字[图六（组图）]。现代某三大名校数十名书法教授合著的《大学通用书法教程》居然用它作为例图，作为专业书法领域的教授们，这种认知我就看不懂了，这不是误人子弟么。
图六（组图）
七 王献之小楷《玉版十三行》
存世任何版本的王献之《玉版十三行》都是唐楷，南朝梁以后才慢慢形成并完善的唐代小楷。也就是说都是出自于唐人臆造。相比之下，晋代的书帖都属于中楷。
图七.1（组图）
图七. 2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