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沛锴 | 习“风神”与“文化书法”有感

发布人：发布时间：2024-07-22

◎习“风神”与“文化书法”有感

李沛锴

学生沛锴，幸入燕园，拜得王岳川先生门下。虽尚未精习姜夔《续书论》，但经时先生胜勋授业后略有茅塞开，特向先生汇报，请先生多多指正批评学生狂语。

粗读白石道人关于“风神”之言，学生斯以为其与北京大学文化书法之理念，虽相隔近千年，却相映成趣，不尽相同。

“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作为文化书法的十六字内容，其包含了国学、文学、书法等可与中国文字产生联系的一切元素，正所谓正大气象，亦包罗万象。

“风神”乃姜白石所谓之风采、神采，是其综合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一种综合性表达。其中，“人品高”、“师法古”和“时出新意”三点恰与文化书法之精神不谋而合。

一、人品高

书品即人品，二者之合流成为中华文明之下的书者道统。这不仅仅是一种评价，更是一种剥开形式的审美理论。姜夔生于南宋初期，国难思忠良，一些基本的人格判定将技法高绝但人品低劣之人从书家中剔除，从宋四家将蔡京换成蔡襄便可见一斑。而白石更是坚定得将“人品高”视作“风神”的第一要义，同时也是挥毫弄墨者由“者”入“家”的入场券。这既是对时代的一种个人倒映，也是对其个人素养和文人风骨的一种勉励。北京大学“文化书法”提到“正大气象”，所谓“正大”，学生拙见以为正派、正统、正气浑然，而“大”蕴含了大学之道：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不仅仅是狭义上中国文人的自我修养，更逐渐成为泛中华文明的道德和行为准则。二者虽催生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但其所体现的中华文明的延续，终归一处。

二、师法古

姜白石的书法审美和评价标准皆以魏晋为根，甚至于会精确到以王右军为唯一的标准来评价其子王献之。之于真书。其说到“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王逸少”，更是把唐人奉为桎梏的唐楷法度表达为“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之于行书，白石有言“草出于章，行出于真”，章为章草，发于魏晋，以陆机《平复帖》最为盛名。真书在姜白石眼中唯钟、王可称道也，因此取法乎上，行书抑或行草书当以魏晋为源。之于草书，其曰“古人作草，如今人做真，何尝苟且”，其中强调的“今人作真”，言下之意为唐人正书的理念，重在法度，而魏晋之草虽灵韵泽润，却从未失去对法度（草法）的循矩，规矩之下的自由萧散如江水顺流而下，汇聚成洋。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称“回归经典，走进魏晋”，这不仅仅是艺术之表现，同时也是尚古、乎上的精神内核。溯根同源，沈尹默先生的奠基为王岳川先生发扬北大文化书法提供了有根之水，也为我们今日齐聚一堂的习书者在路漫漫其修远兮的路上指明了方向，让王岳川先生带领我们寻悟大道，渡苦取乐，众乐乐。

三、时出新意

魏晋为中国书法创造了一个难以超越的盛世，因此时至今日，魏晋书法的“无懈可击”让姜白石与文化书法的理念在同时品嚼之际不免令人有些好似辛酸的妥协，当今芸芸众生，皆不置可否。姜白石在此理念的内容为批判和期盼，晋宋之间的唐代尚法，其所处的宋代尚意，二者在白石先生眼中是一种方向性的偏离，为两个极端。唐人用法度掩没了意韵，宋人过于表达自我导致很多时候业已逾矩。例如其对黄山谷的草书进行了批评：“流至于今，不复可观”。姜白石对新美的追求也在其“精工美学”中通过“人为”表达了对“辩证、精妙和自然之美”的向往。北大作为中国最悠久、文学底蕴最深厚的院校，不仅承载育人之责，更有为往圣继绝学之任。因此王岳川先生提出“守正创新”，守正为根本，创新是愿景，当魏晋书法时至今日依然冠绝千古，吾辈更应切莫失掉传统。如果尽其一生只能做到“继绝学”，已为中国文人之典范，若有创新，与有荣焉。

以上为我个人在学习中的一点有感，作为中华文化的学生，王岳川先生引领我入门，学生的毕生习文习书之路当继续明明德，求亲民者，止于至善，并寻萧散风神，以兴大气象。（作者系北大第二届书法文化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