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夔《续书谱》“辨妄”之争的历史脉络及其启示

时胜勋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

[摘要]姜夔《续书谱》是南宋书论的代表之一，围绕这本书发生了一场绵延700多年的“辨妄”之争。“辨妄”的提出者是南宋末赵必晔，其后影响了元、明的郑杓、刘有定、陶宗仪等，他们主要接受了赵必晔的看法，清代中期出现了对“辨妄”的批评性意见，现代以来更为学理化的阐释出现了，到了当代，“辨妄”之争仍在延续。回首“辨妄”之争，对书学批评而言，其经验在于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分类化”，同时不应局限于一时，而应将其放置在历史谱系之中即“历史化”，这有利于把书学批评建立在更为理性化、科学化的地基上，对于今天乃至以后的书法批评学科而言也不无启示。

[关键词]书学批评；姜夔；《续书谱》；“辨妄”之争；科学化

姜夔《续书谱》是南宋书论的代表之一，自问世以来就受到重视，当然也有批评。其中，最突出的一次批评来自赵必晔（生卒年不详，宋末元初人，字伯暐，后世被改名为必睪）。他有《〈续书谱〉辨妄》一篇，遂引发了一场绵延700多年（南宋末至今）的“辨妄”之争。然而，对这一书学批评事件，学界尚未有全面的梳理，对书学批评有何启示亦少有更明确的说明。本文即对“辨妄”之争做一历史的考证梳理、辨析，并以此揭示有关书学批评的科学化机制问题。

一、“辨妄”的发生

《〈续书谱〉辨妄》今已不存，仅有三百余字的片段被收入元代刘有定的《衍极注》中。赵必晔对《续书谱》的反对意见主要针对姜夔《续书谱》“总论”一则：“真行草书之法，其源出于虫篆、八分、飞白、章草等。圆劲古淡则出于虫篆，点画波发则出于八分，转换向背则出于飞白，简便痛快则出于章草。真草与行各有体制。欧阳率更、颜平原辈以真为草，李邕、李西台辈以行为真，大抵下笔之际，尽仿古人，则少神气。专务遒劲，则俗病不除。所贵熟习兼通，心手相应。白云先生、欧阳率更书诀亦能言其梗概，孙过庭论之又详，皆可参稽之。”[1]

关于以上论述，赵必晔说：“夫真书者，古名隶书。篆生隶，篆隶生八分与飞白、行草，载在古法，历历可考。今谓真草出于飞白，其谬尤甚。又谓欧、颜以真为草？夫鲁公草书亲授笔法于张长史，又何尝以真为草，若谓李西台以行为真，则是。然自此体渐变，至宋时苏、黄、米诸人皆然。楷法之妙，独有蔡君谟一人而已。尧章略不举，是未知楷书者也。又谓白云先生、欧阳率更论书法之大概，孙过庭论之又详，殊不知古人法书诀、笔势等论文字极多，特尧章未之见耳。行书，魏晋以来工此者多，惟《兰亭》为最。唐之名家甚众，岂特颜、柳而已哉。况至宋朝，书法之备，无如蔡君谟，今乃置而不论，独取苏、米二人，何邪？读至篇末，又有浓纤间出之言，此正米氏字形也。此体流敝至张即之之徒，妖异百出，皆米氏作俑也，岂容厕之颜、柳间哉！”[2]

赵必晔的批评主要有五点，一是批评姜夔的书体渊源论，认为姜夔所言的真草出于飞白完全是错误的。二是批评书体相杂论，否认姜夔对颜真卿的“以真为草”的批评，不过赵必晔也肯定了姜夔评价李西台的“以行为真”，在此基础上，苏轼、黄庭坚、米芾都是如此，姜夔却没有明确批评苏轼、米芾。三是批评姜夔书论只取白云先生、欧阳询、孙过庭，认为姜夔学识浅陋（“尧章未之见”）。四是批评姜夔贬低蔡襄，对宋代楷书、行书关注不够，只提及颜真卿、柳公权、苏轼、米芾。五是批评姜夔太过偏重米芾，而赵必晔对米芾一派极为反感，贬低米派书风张即之为“妖异”。显然，赵必晔是一位典型的反尚意论书家，与姜夔的书法立场不尽相同。

二、“辨妄”的传递

赵必晔的观点后来影响了元代郑杓（一作枃，生卒年不详，书法家）和刘有定。郑杓《衍极》有：“‘孙虔礼、姜尧章之谱何夸乎？’曰：‘语其细而遗其大。赵伯暐之《辩妄》所以作也。’”[3]在这条之下，刘有定做了注，其内容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赵必晔的文字。在引述赵必晔文字之时，刘有定没有明确做评价，只是说了“以规尧章之失”。这里值得玩味的是，刘有定看似中立，但表述有倾向性，“规姜䕫之失”，一个“规”，一个“失”，比郑杓的“赵伯暐之《辩妄》所以作也”要更具有倾向性，给人的印象就是《续书谱》是有问题的。刘有定只提及批评意见，并未做进一步的辨析，这必然会强化赵必晔一方的看法。

那么，为何赵必晔、郑杓、刘有定都批评《续书谱》呢？这或许与元代书法观念有关。元代书法复古主义浓厚，但线路不一。赵孟頫就崇尚魏晋，对姜夔《续书谱》赞赏有加，而郑杓、刘有定则并未止于魏晋，而是上溯远古，是更彻底的复古。而且这两条线路较为复杂，很有可能《衍极》就是针对赵孟頫的。《说郛》本《衍极》有跋，不署名，但明确提到该书为郑杓“阴摈荣禄（按：赵孟頫）耳，然荣禄名高，亦足以豪，吾恐郑口不胜赵手”。[4]郑杓撰、刘有定注《衍极》涉及姜夔《续书谱》的文字，有较浓厚的论辩意味。萧元认为郑杓、刘有定二人的书法观是“儒家伦理本位主义”，彻底否定宋人的“尚意”书风。他们“坚持了彻底的复古主义和完全的伦理本位”，“对黄、米诸公的攻击，[5]倒是真正‘无所不用其极’”。[6]在此背景下，再看他们对姜夔的批评就比较清晰了。

郑杓批评了姜夔“语其细而遗其大”，那么何为大呢？郑杓《衍极》偏于哲学层次，将书法做了形而上的定位，比如其说字有“九德”，并且认为自古至宋，有“书徳”于世的人物共13家，分别是仓颉、大禹、史籀、孔子、程邈、蔡邕、张芝、钟繇、王羲之、李阳冰、张旭、颜真卿、蔡襄。郑杓将书法史拉长了，强调了古法，这与其书法形上学关系密切，在这一谱系中，他对王羲之的评价并不是最高的，相反，对颜真卿的评价极高，“含宏光大，为书统宗，其气象足以仪表衰俗”。[7]这一点远远高于王羲之。[8]因此，不难看出，当姜夔在《续书谱》中不厌其烦地讨论书体（真行草）、用笔等具体问题，对颜真卿大加贬低，对所谓的折钗股、屋漏痕等不以为然，又对王羲之赞誉有加的情况下，怎么不会引起郑杓的不满呢？郑杓说姜夔的《续书谱》乃至孙过庭的《续书谱》“语其细而遗其大”，也就再正常不过了。实际上，郑杓所肯定的宋代书法家主要是蔡襄，而蔡襄正是谨守古法，与郑杓立场一致。此外，郑杓除了较为认可黄庭坚之外，对宋代书法几乎是“一网打尽”，[9]可谓对“尚意”书风的极度不满。

赵必晔、郑杓、刘有定的看法接近于一种流派性甚至门派性的看法，[10]表现了对崇晋论、尚意论的批评，在思想史上是有参考价值的。这一点又影响了后来元末明初的陶宗仪。陶宗仪在《书史会要》评价郑杓“能大字，兼工八分，有所著述，皆行于世”，[11]这是肯定的。但是，陶宗仪又综合了郑杓和刘有定的看法指出赵必晔“作《〈续书谱〉辨妄》以规姜夔之失”，[12]而他对《续书谱》的评价又引用董更的看法，认为其“继孙过庭之作，颇造翰墨阃域”，[13]似乎也是肯定。实际上，陶宗仪的表述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熟悉郑杓、刘有定的意见，另一方面对《续书谱》又表示认可。但是，由于陶宗仪并没有就这种矛盾性展开辨析，这种模糊性也导致了“辨妄”向明清传递。

三、对“辨妄”的批评性回应

果不其然，这一说法流传了近400年（从明初到清代中期），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孙岳颁《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都引用了陶宗仪的表述。其中，纪昀的看法最为独特。他认为“必睪之书今已佚，不知其所规者何语。”[14]纪昀引用《书史会要》，指明其书不存，但又说“不知其所规者何语”，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在《衍极注》中还存留三百余字的《〈续书谱〉辨妄》。但似乎纪昀并不认可，连提都不提了。纪昀又说：“然夔此谱自来为书家所重，必睪独持异论，似恐未然。殆世以其立说乖谬，故弃而不传欤。”[15]纪昀的意义是非常独特的，这是“辨妄”之争发生近500年后（南宋末以来）第一次有人正面回应“辨妄”，也就说长达500年的时间，几乎未见有人对“辨妄”做出反批评的回应。但这并不意味着“辨妄”就影响巨大，实际上，在这500年中，《续书谱》的影响也并未断绝。可以看如下事实：

《续书谱》自问世以来，南宋《百川学海》、元《说郛》、明《格致丛书》、清《佩文斋书画谱》、《四库全书》等大型权威丛书曾先后全文收录，不少书法著述都有选入、引用、选录，如元代盛熙明《法书考》，明代张绅《法书通释》、潘之淙《书法离钩》、汪砢玉《珊瑚网》，清代冯武《书法正传》、宋曹《书法约言》、倪涛《六艺之一录》、王锡侯《书法精言》、戈守智《汉溪书法通解》、朱履贞《书学捷要》、朱和羹《临池心解》等，这些足以说明姜夔《续书谱》的书学影响力。与此相对，呼应“辨妄”的极少，也就是说“辨妄”并没有获得与《续书谱》后世影响同等的地位。

纪昀引用“辨妄”以及对这一“辨妄”的讨论有重要意义。从性质上来说，纪昀的讨论具有一定的学理性，但仍不充分。纪昀的结论是经验性的，一方面肯定《续书谱》，另一方面又说赵必晔“独持异论”，而且其书不存，似乎是因为“立说乖谬”，有循环论证的嫌疑。这无法证明赵必晔“立说乖谬”。尽管纪昀说赵必晔“立说乖谬”，但他肯定是了解《衍极》中残存的赵必晔文字的，只是没有提及而已。因此，纪昀虽然反批评了“辨妄”，但并没有给出更充分的辨析，因而说服力不够，“辨妄”的阴影始终存在。

四、“辨妄”之争的现代阐释

到了现代，“辨妄”之争也在继续，并且学理化逐渐深入，进一步朝定型化趋势发展。现代目录学家余绍宋认为，姜夔《续书谱》“大旨宗元常、右军，谓大令以下用笔多失， 则唐宋以下自不待言。持论不免过高，宜后来诸书加以抨击。赵必睪《辨妄》之编今未得见，姑举郑、冯两家，以兹参证”。[16]余绍宋全文转录了郑杓、冯班两家的批评，体现了文献学家的科学态度。但冯班的批评意见与赵必晔并不属于同一论域，不再讨论，这里以赵必晔、郑杓为中心。如果就余绍宋的看法而言，他是偏向赵必晔的，因为他明确说《续书谱》“持论不免过高”，但指的主要是姜夔的崇晋贬唐之论，而就赵必晔现存的文字而言，他所针对的《续书谱》内容又并非“持论过高”，涉及内容不限于崇晋贬唐。另外，余绍宋在讨论郑杓的《衍极》的时候，又表达了自己的批判性看法，认为“（《衍极》）又谓孙虔礼、姜尧章、黄伯思论书为夸妄，为自欺。虽由特见，究属空谈，未曾申说其论据，又奚以折服诸人，而征信于来世乎？”[17]这实际上是侧面支持了“持论不免过高”的姜夔《续书谱》。针对郑杓对孙过庭、姜夔的批评，余绍宋反批评郑杓为“空谈”，认为其语焉不详且缺乏说服力。由此而言，郑杓的看法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不过，余绍宋“空谈”（《衍极》）与“过高”（《续书谱》）之评奇妙地并置在了一起，似乎是“各打五十大板”，是反向的陶宗仪模式（即对双方都肯定），并不能真正有效解决“辨妄”问题。

与此不同的是现代文献学家的余嘉锡，[18]他在“辨妄”之争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辨妄”之争一边倒或者语焉不详的状况，将“辨妄”之争推到更为学理化的水平。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对“辨妄”之争做出较为详细的分析和判断：“必睪之于姜夔，辨诘不遗余力，无异康成之《发〈墨守〉》，[19]然以二人之说考之，则必睪以意气相争，攻击往往过当。如姜夔谓真书出于飞白，自是指钟、王以下之楷书而言，不谓古隶亦出于飞白。唐人虽谓真书为隶书，然真之于隶，点画虽同，至其结体用笔，则有间矣。姜云云，盖就真书笔法言之，谓为钟、王笔意，参合虫篆、八分、飞白、章草之长云耳，而非不知隶书先于飞白也。细玩语气，其意自明，必睪之言，可谓好辨。夔云白云先生、欧阳率更能言梗概，孙过庭论之又详者，谓习俗相应、心手相通之意，此数人皆能言之。盖援引古人以自明其立说之有本，非谓古之论书法者止此数人也。尧章之在宋末，亦是通人，观其著作诗词，非不知古今者，何之并《法书要录》《墨薮》中所录之笔势笔论举未之见耶？必睪吹瘢索垢，吾所不取。”[20]

余嘉锡的分析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分门别类式的，其所指出的地方正是本文开篇总结的赵必晔提出的几点批评。余嘉锡的分析主要澄清了赵必晔的两点批驳（书体源流、学识问题）是难以成立的。就此而言，后世学者再讨论赵必晔文章的就不宜忽略余嘉锡的分析，否则就失之偏颇。关于赵必晔的另外三点批评，即书体变革论、贬蔡（襄）论、崇米（芾）论，余嘉锡并没有着重讨论。笔者认为，赵必晔肯定了姜夔所言的“李西台以行为真”，但不承认颜真卿的“以真为草”。实际上，姜夔追求的是真、行、草各有体制，这一看法本身是合理的，尽管各体之间的融合创新也是存在的。关于贬蔡论、崇米论，这基本上可以看作学派间的争论，双方并无真正的对错之分。其实，今天来看，赵必晔推崇蔡襄、贬低米芾本身也有失偏颇。不过，余嘉锡认为赵必晔有一点看法是值得的，就是“惟其不满米元章而推重蔡君谟，其意欲以救狂放之失，尚不得谓为毫无所见耳。”[21]在“救狂放之失”上，赵必晔的看法是有一定意义的。

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还连带讨论了引用赵必晔的郑杓的看法，认为：“郑杓诋虔礼、尧章而盛称伯暐。盖是丹非素，意有所偏，未能协是非之公也。”[22]这一点与余绍宋的看法接近。以余嘉锡的学识和素养来看，郑杓持论偏颇、空洞应该是一个较为公允的评价，而且学界对于《衍极》的粗疏之弊也是有一定共识的。可以说，余嘉锡针对赵必晔、郑杓的批评差不多可以给这场争论做出澄清了，但作为文献学家的余嘉锡的看法并未在书法界广泛传播，导致这场争论并没有完全结束。

五、“辨妄”之争在当代的延续

在当代，“辨妄”仍在被引用以作对姜夔《续书谱》的批评。通过引用“辨妄”，有的借此表达对《续书谱》自身理论性的批评，[23]基本属于郑杓-刘有定模式，但也结合了现代书学理论；有的借此表达《续书谱》不如《书谱》，[24]这一点属于郑杓-刘有定模式，但郑杓同时批评了《书谱》，属于对郑-刘模式的技术性转换。客观而言，任何理论并非十全十美，《续书谱》本身也是如此，对其展开批评也很正常，引用赵必晔、郑杓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上述论著在引用“辨妄”时，如果能对清代纪昀的批评性意见和现代以来余绍宋、余嘉锡等人对“辨妄”的学理化阐释有所关注和辨析，则更为全面了。

在这方面，有的书法批评就做得更好一些，接近余嘉锡模式。比如姚淦铭虽并未专门讨论赵必晔“辨妄”，只是涉及郑杓，但资料就较为全面，持论也较为公允。[25]朱友舟在其《姜夔·续书谱》中提及郑杓等人观点的时候，也同时列了余嘉锡的看法。[26]姜夔研究的权威文献《姜夔资料汇编》收录了各方面的资料，其中就有郑杓、刘有定、余绍宋、余嘉锡等人的文字，实现了材料的全面性。尽管主编、文献学家贾文昭在《前言》中肯定《续书谱》，[27]但并不因自己的立场而忽视其他材料，可谓对这场“辨妄”之争做了最全面的资料梳理。这种对材料的全面占有是有利于读者形成较为客观的评价的。

六、“辨妄”之争对书学批评的启示

“辨妄”之争已经走过了700年，如今我们可以更客观地看这场绵延700多年的“辨妄”之争的意义了。首先，书学批评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分类化，不能过于笼统，大而化之。一方面，赵必晔的“辨妄”是有其意义的，体现了不同书法思想之间的立场差异，在讨论中国书法思想史时，是一则很独特的材料，但《辨妄》现存文字总体上有失偏颇。另一方面，《续书谱》本身也存在缺陷，其偏激和琐细之处也无需回避，但瑕不掩瑜，其总体仍散发着思想的光辉，并未因“辨妄”削弱其书学地位，而成为南宋书论的代表之一。可以说，从书学思想史角度引用“辨妄”是可以的，而从书学理论角度则不宜过度引用，否则容易以偏概全。在这方面，余嘉锡模式可资参考。

进而言之，除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书学批评不应局限于一时，而应将其放置在批评的历史谱系之中。任何针对书学的批评都不能是一次性的，需要有不同的声音参与进来，针对“辨妄”，陆续形成了郑杓-刘有定模式（支持赵）、陶宗仪模式（支持赵、姜）、纪昀模式（支持姜）、余绍宋模式（批评赵、姜）、余嘉锡模式（学理化对待赵、姜）等，使得争论自身所折射的问题越来越清晰。历史固然有其局限性，很多时候，一些问题在当时是很难得出结论的，“辨妄”不可能在南宋末就得到有效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后世不能，因为开放化的历史性机制本身就蕴含着科学性，从而实现批评的科学化。

“辨妄”之争绵延了700年，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不过，结合已有的经验，对书学批评而言，倡导书学批评的“分类化”和“历史化”或许对书学批评是有益的，这有利于把书学批评建立在更为理性化、科学化的地基上，对于今天乃至以后的书法批评学科而言也不无启示。

 【原载《书法》2024年第4期】

[1] （宋）姜夔《续书谱》，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383-384页。

[2] （元）郑杓《衍极》，刘有定注，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441页。

[3] 同上，第440页。

[4] （元）陶宗仪《说郛》），（雕龙古籍数据库）《钦定四库全书》本，卷八十六下，第40页。

[5] 实际上，郑杓对黄庭坚并未苛责，而是较为认可（从楷书角度而言），是仅次于蔡襄。郑杓说：“若夫鲁直之瓌变，刘涛诸人所不能及，而有长史之遗法，然其真行多得于《瘗鹤》。”不过，由于郑杓推重朱熹，而朱熹对苏、黄大加批评，而刘有定则将朱熹的批评作为注放进去了。或许对于黄庭坚，刘有定的意见较郑杓更为苛刻。

[6] 萧元《书法美学史》，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291页。

[7] （元）郑杓《衍极》，刘有定注，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408页。

[8] 郑杓评价王羲之语为“王羲之有高人之才，一发新韵，晋宋能人，莫或敢拟”。见（元）郑杓《衍极》，刘有定注，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407页。

[9] “钱忠懿、杜祁公之流便，苏才翁倩仲之爽峭，苏子瞻之才赡，米元章之清拔，加于人一等矣，蹈道则未也。”对黄庭坚的认可在于他受张旭的影响，对钱、杜等五人只是有限认可，层次并不如蔡襄和黄庭坚。刘有定注云“大抵言此数家，多能于行草，而略于楷、隶也”。见（元）郑杓《衍极》，刘有定注，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459页。

[10] 从学缘关系而言，刘有定游于赵必晔，刘有定又与郑杓是好友，他们观点相近也就不奇怪了。

[11] （元）陶宗仪《书史会要》，（雕龙古籍数据库）《钦定四库全书》本，卷七，第13页。

[12] （元）陶宗仪《书史会要》，（雕龙古籍数据库）《钦定四库全书》本，卷六，第45页。

[13] （元）陶宗仪《书史会要》，（雕龙古籍数据库）《钦定四库全书》本，卷六，第51页。

[14] （清）纪昀《续书谱·提要》，（雕龙古籍数据库）《钦定四库全书》本，第1页。

[15] （清）纪昀《续书谱·提要》，（雕龙古籍数据库）《钦定四库全书》本，第1页。

[16] 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三》，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286页。

[17] 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三》，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293页。

[18] 余嘉锡撰写《四库提要辨证》主要在现代时期，故此处将其放置在现代。

[19] 何休著《公羊墨守》，捍卫《公羊》学，郑玄则针对何氏之书著《发<墨守>》以攻击何氏之学。

[20] 贾文昭《姜夔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76页。

[21] 同上。

[22] 同上。

[23] 《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元卷》讨论姜夔《续书谱》时，接受郑杓《衍极》的看法，认为孙过庭、姜夔“语其细而遗其大”。参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元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22页。1997年出版的《中国书法批评史》也提及这次争论，并且做了较为完整的描述，总体上倾向于认可赵必晔的看法，批评了《续书谱》。参姜寿田《中国书法批评史》，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页。

[24] 如郭名询《孙过庭<书谱序>关于书法文献的论述——兼谈<书谱>之后书法文献大概》，《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刘元良《姜夔《<续书谱>对孙过庭<书谱>的改写和深化》，《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5第1期。

[25] 姚淦铭《郑杓的<衍极>》，见金开诚、王岳川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265页。

[26] 朱友舟评注《姜夔·续书谱》，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

[27] 贾文昭《姜夔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前言”，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