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后写经与书法的关系

 

黄君

 

在印刷术没有普及之前，佛经的流通只能全靠人工抄录。印刷技术作为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技进步，首先惠及佛教经卷的流布。

印刷术发明不知究竟起于何时，但迄今所见印刷史早期实物材料全都是佛经。如敦煌经卷中有唐懿宗成通九年（868）雕板印刷的《金刚经》，又有司空图《为东洛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雕刻律疏》，也是咸通年间刻印，其中并言先前已有雕刻该疏被焚；又上世纪三十年代西湖雷峰塔中发现有吴越时期的刻经，这是都是佛教所见宋以前雕板印刷的实物。

北宋开宝四年（971），宋太祖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板，十三年后的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版成进上，由此，佛教史上第一部刊刻印刷《大藏经》问世，佛经的保存与流布，从单纯的人工抄写解脱出来。两宋时期公、私刊刻《大藏经》多达六次，宋以后，更有活字印刷术，佛经的刊刻流布更加方便。虽然《大藏经》卷帧浩繁，工程巨大，佛经翻刻印刷，始终得以沿续。兹将汉语系统主要版本《大藏经》表示如下：

版本名称	刊刻年代	刊刻地点	卷帧规模
开宝藏	北宋开宝四年（971）—太平兴国八年（983）	益州（成都）	480帧，5048卷
契丹藏	约在辽景福年间（1031—1032）至清宁九年（1063）	辽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	在《开宝藏》基础上增加北方流行部分经卷
崇宁藏	宋元丰三年（1080）至崇宁三年（1104）	福州东禅院	580函144部6108卷
毗卢藏	宋政和二年（1112）至绍兴二十一年（1151）	福州开元寺	595函1451部6132卷
圆觉藏	北宋末至南宋绍兴二年（1132）	湖州思溪圆觉禅院	548函1432部5480卷
资福藏	南宋淳熙二年（1175）刻成	安吉法宝资福禅院	599函1459部5940卷
赵城藏	金大定十三年（1173）刻成	山西赵城广胜寺	682函6900余卷
碛砂藏	南宋绍定四年（1231）到元至治二年（1322）	平江（江苏吴县）碛砂延圣院	591函1532部6362卷
普宁藏	元至元十四年（1277）到二十七年（1299）	杭州白云宗南山普宁寺	558函1430部6004卷
弘法藏	元代（具体时间不详）	不详	不详
洪武南藏	明洪武五年（1372）至三十一年（1398）	南京	678函1600部7000余卷
永乐南藏	明永年间	南京	636函1610部6332卷
永乐北藏	永乐十五年（1421）至正统五年（1440）	北京	636函1621部6361卷
嘉兴藏	明万历十七年（1589）至清康熙十五年（1676）	江苏径山	352函2141部12600卷
万历藏	明万历十七年（1589）至清顺治十四年（1657）	在山西宁武县延圣寺发现，不详所刻地点	存660函1561部5997卷
龙藏	清雍正十三年（1735）至乾隆三年（1738）	北京	724函1669部7168卷
频加藏	1913年活字印刷	北京	414册计1616部8416卷
中华大藏经	1984年	北京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中华大藏经》编辑局	220册计4200余种23000余卷

印刷技术对包括佛典在内的文献推广作用是巨大而深远的，以上所列《大藏经》刊刻印刷情况，显然只能是实际的一部分，还有诸多藏经印制情况，因年代久远，资料湮灭，不得而知。宋代以后，佛经的人工抄写发生质的变化，保护经卷不至淹灭的早期功能，已被印刷术所取代。故南宋以后，不再有人工抄写一切经的记录。不过，抄经活动并没有因印刷业的发展而中止，只是它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逐渐演变出诸多以往不具有的特色。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写经活动的宗教法行特色得以沿续，为现世人生消灾去祸而写经赞经的目的性逐渐演化成外在形式的讲究，并不断被世俗化。

南北朝以后，为消灾去祸而写经赞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从大量写经、造像题记中反映很清楚。宋以后，此风得以沿续。且上到帝王天子，下到平民百姓不乏此行。传宋哲宗赵煦为太子时，从学颖悟，手写佛经，为帝祈福。高宗（赵构）曾写《金刚经》赐孝宗。苏东坡外甥柳辟早逝，其兄柳闳为其写《楞严经》，跋后云：“吾甥柳辟，孝弟夙成，自童子能为文，不幸短命，其兄柳闳为手写此经”。佛经书写的严谨态度，被视为对佛法虔诚的象征。哲宗时孙朴为乞福消灾，“亲书《华严经》八十卷，累万字，无有一点一画怠情相”。东坡特加著录褒赞。

为了彰显写经活动的宗教虔诚，宋以后人，往往在写经的形式、仪轨上做很多文章，追求写经的精美、高贵或作形式花样翻新。例如：

1、泥金写经。南北朝时慧思即有发愿写金经的记载，其发愿文谓“黄金为字，琉璃宝函，成此经典”。宋元以后泥金写经颇为流行。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

 

（曾遇）至元末被选入京，书泥金《藏经》。

微仁裕皇后以泥金写《大藏经》，邓文肃举惟志入经局。

 

由此可知元世祖、成宗时皆曾以泥金写《大藏经》。又明王浩等《江宁县志》云：

 

朱铨族兄礼易以楷书名当世，铨从之游，得钟、王笔法。太宗选写金字经、入翰林，终刑部侍郎。

 

明刘思敬《存征录》云：

子澄（姜浚字）工书，仁庙在东宫，召写金字经，洪熙中（1425年）授中书舍人，历稽勘主事。

可以推知，元明两朝帝王颇热衷于泥金写《大藏经》。

 

2、刺血写经。泥金写经意在追求精美高贵，但其成本高，一般佛教信徒花不起这个成本。为了显示对写经的虔诚，便有人以刺血写经。清吴伟业《梅村集》记载卞赛刺血《法华经》一事：

 

卞赛字赛赛，自号玉京道人。莫详其所自出，或曰秦淮人。知书，工小楷，善画兰，能琴。侨虎丘之山塘，所居湘帘棐几，严净无纤尘。双眸泓然，日以佳墨良纸相映彻。晚依良医保御氏，刺舌血为书《法华经》，既成，自为文序之。

 

按，印度外道有借苦行求升天的陋俗。早期佛教亦有苦行僧人。刺血写经在佛经中也有明确记载。如《梵网经》卷下云：“剥皮为纸，刺血为墨，以髓为水，析骨为笔，书写佛经”。又如《大智度论》卷十六亦云：

 

若实爱法，当以汝皮为纸，以身骨为笔，以血书之。

 

在这样的背景下，刺血写经在明清以后的佛教信徒中，屡见不鲜。今各地寺庙所藏经卷中，往往有僧人刺血写经。如北京房山云居寺藏有明崇祯十三年（1643）妙莲寺比丘祖慧刺舌血所写《大方广佛华严经》十卷，是为刺血写经的实物见证。

3、形式翻新。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有这样的记载：

 

释法晖政和二年（1112）天宁节，以细书经塔来上。作正书，如半芝麻粒，写佛书十部：曰《妙法莲华经》、《楞严经》、《维摩经》、《圆觉经》、《金刚经》、《普贤行法经》、《大悲经》、《佛顶尊胜经》、《延寿经》、《仁王护国经》。自塔顶起以至趺坐，层级鳞次，不差豪末。恍然如郁罗萧台，突兀碧落。说者谓：作此字时，取窍密室，正当下笔处，容光一点，明而不耀，故至细可书。然其字累数百万，不容脱落而始终如一，亦诚其心，则有是耶。

 

按，“天宁节”为宋代节日，时间在每年十月初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九“天节宁”条云：“（十月）初十日，天宁节。前一月，教坊集诸妓阅乐。初八月，枢密院率修武郎以上；初十日，尚书省宰执率宣教郎以上，并诣相国寺罢散礼圣斋筵。次赴尚书省都厅赐宴。”释法晖上经塔当即在相国寺礼圣斋筵之即。如此别出心裁的书写佛经，的确如陶宗仪所评，“亦诚其心”。佛家以书写经塔为一种功德法行，故加褒赞。

又，清阮元《石渠随笔》记载有于敏中所书《华严经塔》，其规格准则似与北宋释法晖的经塔，又有所不同：

 

于文襄敏中书《华严经宝塔》，盖先画成塔形，小楷写经于画格内，凡栏、柱、檐、瓦、阶、铭、索皆有字，宛转依线，读之成文；此尚非难，难在每有佛字，皆算定写在柱顶及檐际诸尊处，不得乱为填写，此数轴皆文襄初入茂勤殿时奉敕所写，凡排算二年，写将一年，实为巨制。

 

我们注意到，上述写经的种种特殊讲究，流风所及，至今犹存，而且已经逐渐被世俗化。如泥金写经现在已是书法家青睐的小楷创作形式之一，且所用材料、颜色讲究更加丰富多彩。又，为消灾除病而写经、诵经的习惯也已世俗化。笔者所见南方农村，有一种许经还愿的习俗。信奉佛教之人，因欲消除某种灾病或乞求某福祉，书持经卷于佛像前，念诵并行火化，虔诚行礼。

（二）书写佛经成为一种文化风尚

宋以前，文人士大夫书写佛经并不很普遍，但宋代以后，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宋代士大夫禅悦之风盛行，文人与僧侣交往频繁（详第一章），参与佛事活动，写经、书碑更加普遍。检索宋以后书家资料，绝大多数都有过书写佛典经文的经历。著名者，如——

唐后主李煜书写《心经》赠其宫人乔氏。乔氏携以入宋室禁中，李煜死，将此经施舍相国寺西塔。事见王铨《默记》。

北宋书法家叶清臣写《法华经》施寺僧，杭州净土禅寺有石刻，见明廖瑜《杭州府志碑碣目》。

北宋大臣钱公辅写《佛遗教经》，苏轼有跋称“钱公虽不学书，然视其书，知其挺然忠信礼义之人也。所书《佛遗教经》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势。”

苏东坡曾为镇江金山寺书全部《椤伽阿跋多罗宝经》凡四卷，其自作此书经《序》中略谓：名士，张安道以《椤伽阿跋多罗经》相示，欲“以钱三十万，使印施于江淮间。而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曰：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轼乃为书之。而元使其侍者晓机，走钱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为金山常住。”另据田光烈《佛法与书法》称苏东坡有传世书迹《心经》、《华严经破地狱偈》及单帖《金刚经》，不知真伪如何，待考。

黄庭坚著名草书法帖《诸上座帖》即为书写法眼宗文益禅师语录，此外更有《发愿文》、《华严疏卷》等均是书写佛教内容的重要书迹。

张即之为南宋末年的重要书家，非常热心写佛教经卷，至今存世者尚有其宝祐三年（1255，时70岁）所写的《佛遗教经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今日本京都东福寺在其擘窠书“方丈”、“三应”、“首座”、“知客”、“书记”等匾额题字，为十分珍贵的佛教与书法史资料。

据田光烈先生著录，张即之还有《华严经》、《金刚经》存世，笔者未曾目见，备以后考。

元赵孟頫有《金刚经》、《佛说四十二章经》、《妙法莲花经》存世。其弟赵孟頖更是喜与名僧游，遍写《莲花》、《华严》、《楞严》、《圆觉》、《金刚》诸经。赵孟頫妻管道升“心信佛法，手书《金刚经》至数十卷，以施舍名山名僧”。（事见赵孟頫《松雪斋集》）。

元鲜于枢草书为赵孟頫所推重，他所书有《檀波罗蜜经》当时很具影响。

明杜大绶年七十余，书《华严经》八十一卷，藏天官寺。事见汪珂玉《珊瑚网》。

明董其昌以“画禅”名其室，可谓明季最能深入佛禅意境的书画家。其所书作品想亦多有佛经者，惜其多不传。曾见其《行书王勃释迦如来成道记》拓本一通，系晚年应北京檀柘寺方丈之请而写，极为精彩。又他在崇祯四年（1631）三月四日游北京房山石经时所书《宝藏》二字题额，充分展示了他书法中的禅家韵味。

明张瑞图有书行楷书《心经》轴。

清邓石如篆书《心经》，扬州平山堂有石刻，天津古籍出版社曾影印出版。

林则徐曾楷书《阿弥经》、《金刚经》、《心经》、《大悲咒》、《往生咒》等五种，作《行舆日课》，1987年中国佛教协会委托上海佛教协会印行。

……

文人士大夫的积极参与为写经活动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唐以前写经克守严谨之制，一律用楷书。唐代出现以草书写经现象，至宋元以后更呈现篆、隶、楷、行、草五体俱全的局面，“经生书”逐渐与世俗书法艺术合流。

（三）经坊的产生对书法市场的影响

写经作为一种具广大福德法行，很早就出现了因追求功德而请人代写佛经的现象。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坊市众多。佛经的雕刻、抄写因有广大受众，故形成坊市行业。《东京梦华录》卷三在描述相国寺万姓交易市场的繁荣场景中谈到，市场内罗汉铜像、佛牙、书籍、图画一切都有，“凡有供斋，皆取旨方便”。写经的市场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形成。宋元以后经坊，专事代人写经活动，按经计价，收取笔资。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记载万历年间南京人严济书写佛经以市利云：“严济书学钟元常而多姿态，好写佛经，乞者如市”。南宋张即之以能书名天下，金人尤宝其翰墨，每以重金求其写佛经。黄庭坚深体佛法，交往多名僧大德。元祐初年，京师（开封）华严寺巽上人欲作大佛事，黄庭坚为书《华严修造疏》以助佛缘，后又应巽上人请再在疏轴上作偈颂并跋，其略云：“可持此字去，有能以百千助缘者与之”。“百千”即十万（贯），可见当时苏黄等书家名流参与佛事对推动佛事的特别意义。这是写经活动在长期发展后，派生出来的一种效应。也是佛教与艺术进一步结缘的具体表现。

写经活动发展到今天，其宗教的性质已被淡化，而由历史积淀下来有关经卷书法的形式却受到重视。时见当代书法展览中，有人以经卷形式书写的作品，包括使用经纸、泥金等等，但文字内容或已和佛教无关。这是当代美学背景下，书法发展一种现象。就其视觉效果而言，可能有某种特殊性，但如果能考虑文词内容与形式的协调统一，则更能体现佛教对书法艺术的价值，经卷书法可以成为书法艺苑中独放异香的一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