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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世臣《艺舟双楫》书法理论的思想内核

发布人:发布时间:2019-01-20

  

庞源

(北京大学书法硕士)

  

  包世臣的书论思想、治学精神和审美情趣,贯穿于《艺舟双楫》的整个篇幅之中,我们深入研究,归纳对后学的影响和启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经世致用、博学多采”的修为,到“中实气满”技法观的产生

  

  包世臣在他生平交游过程中,与朋友相处多方交流、博学兼采,是谓:蜜成花不见。我欣赏他树立的一丝不苟地致学精神和思想方法。纵观包世臣一生,与他短暂的仕途生涯相比,他交游、身处幕僚的时间更为长久,可以说占据了其整个中年时代。尽管生活窘迫,仕途不顺。但他资质过人,仕途不顺。精熟经史,博览群书,广学多才。让志向远大的他能够依靠自己的所学,以布衣幕僚遨游于公卿之间,并在此时结识了许多挚友,如嘉定钱坫、阳湖张琦、钱鲁斯、常州李兆洛、武进张惠言、黄乙生、朱昂之、荆溪周济、秀水王良士、吴江吴育山、怀宁邓石如等,相互间的交流、砥砺,对他学术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坚持经世致学之用,主张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改革,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影响。他的思想、学术皆不同于乾隆、嘉庆以来一般学人,他论文贯穿经世之旨,提出“道附于事而统于礼”、“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卒,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提倡言事之文、记事之文,反映了近代要求文章与经世相结合的潮流。他学书三十年为书家大宗,论书法尤精,所著《艺舟双楫》为中国书学理论重要著作,篆刻亦为当世所推重。他又工诗词,间亦作画。擅书法,用笔一侧取势,提倡北碑,对后世书风变革甚有影响。

  他学书在困境下几经转折能持之以恒,自谓:“余他业屡迁,唯好书数十年不改”。对用笔:从提笔运腕 ,笔法、笔力、笔意、笔势、点画形象及神情意趣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推崇“计白当黑”“大九宫法”,提出了书法应全面表现精神内容,达到“中实气满”的理想境地。他对前人遗作进行了考证分析,写了好多书评。对自己学书的不足之处 ,做出了较客观的评论,自谓:“冥悟虽深;实证终浅”。他不耻下问,与两笔工交谈,悟出了用笔之道,自谓:“艺之静者,心通乎道”。与两棒师交谈,能以拳道悟出书道,自谓:“两棒师说舞,乃深合书道”。自题《执笔图》“全身精力到毫端,定气先将两足安。悟入鹅群行水势,方知五指力提难。”[1]

  “中实气满”是包世臣北碑书法技法十分重要的理论,是他《艺舟双楫》的开创性成果。“气满”指精神(气质、神韵)。汉字结构有左右形、上下形、杂合形,书写时对其在章法上有侧重要求,对左右形字书写时重在左右盼顾,上下形字书写时重上下照应,杂合形字以气满为重,要综合要求。气满则圆,是对形质的要求,各法具备,就可以作到形神兼备。沈曾根在《菌阁琐谈》中说:“安吴中画丰满之说出自怀宁,怀宁以摹印之法论书,如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令透风,亦印家诀也。”[2]“中实气满”即让笔画中截丰满而不怯,实而不空。中实笔法主要体现于篆书。包世臣在他的《历下笔谈》中说道:

  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断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盖两端出入操纵之故,尚有迹象可寻,其中截之所以丰而不怯,实而不空者,非骨势洞达不能幸致。更有以两端雄肆,而弥使中截空怯者,试取古帖横直画,蒙其两端,而玩其中截,则人人共见矣。中实之妙,武德以后遂难言之。近人邓石如书中截无不员满遒丽,其次刘文清中截近左处亦能洁净充足,此外则并未梦见在也。古今书诀,俱未及此,惟思白有笔画中须直,不得轻易偏软之说,虽非道出真际,知识固自不同。其跋杜牧之《张好好诗》云“大有六朝风韵”者,盖亦赏其中截有丰实处在也。[3]

  

  二、从“取各家长,持之以恒”的精神,到“以碑补贴”传承观的形成

  

  《艺舟双楫》沿承了阮元《北碑南帖论》的观点,推崇北碑。他论书最重邓石如,又提出“万毫齐力”全身力到等审美原则,使碑学理论,除对书法史的梳理研究外,直接介入到创作技法上。咸同以后碑派书法深入人心,风靡天下,与包世臣的提倡和影响有很大关系。

  包世臣凭借自己的广泛交游和擅书之名,以取法北碑为核心的碑学理论不断扩大影响,被许多学书者所接受。他弟子众多,他的《述书》、《历下笔谭》等文章写成后,朋友学生纷纷传抄学习,他又在回答弟子请教时反复讲解发挥。后将这些文章,信札集为《安吴论书》,收入《艺舟双楫》,流传甚广,影响巨大。至此,碑学理论已完全确立。包世臣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对北碑的考察,详细论证了北碑书法的渊源来历,列举一系列北碑名品,从中总结归纳出北朝碑刻的技法规律和风格特点。他所提出的“五指齐力”“笔毫平铺”“用逆用曲”“中实气满”等原则,在创作技法和审美观点上突破了帖学的法则,起到了以碑补帖的传承观,使碑学主张进一步具体化和丰满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从包世臣《艺舟双楫》诸多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他“以碑补贴”的学术主张。这里很有必要对“碑”和“贴”应该作进一步认识:

  “帖”最早指书写在帛或纸上的墨迹原作。后来写得优秀的墨迹难以流传,于是把它们刻在木头、石头上,可以多次拓制,这样就把刻于木石上的这些原来的墨迹作品及其拓本统称为帖。碑的称谓最早始于汉代。据清代《说文》学家王筠的考证,最早的碑有3种用途,即宫中之碑,竖立于宫前以测日影;祠庙之碑,立于宗庙中以拴牲畜;墓冢之碑,天子、诸侯和大夫下葬时用于牵引棺木入墓穴。由于这些实用的目的,最早的三种碑上都是没有文字图案的。碑和帖有四个方面的不同:(一)目的不同。 最初的碑没有文字,后来为托顽金之坚以期永垂后世,在碑上增加了文字,并且从最初的随意刻画到庄重严整、一丝不苟,其主要目的是追述世系、记叙生平、歌功颂德,而不是传扬书法,所以书者可以是名家,也可以不是名家。(二)书体不同。 碑的历史悠久,所用书体在隋以前都是庄重肃穆的篆、隶和楷书。直至唐太宗御笔亲洒,才开始有行书入碑。而刻帖一事始自赵宋,多数是诗文简札,所以行、草书及小楷居多。(三)形质不同。 碑是竖立在地面上的石刻,多数是长方形,也有圆顶、尖顶的,虽然有一面字的,但也有两面以至于四面刻字的。帖因为多取材于简札、书信、手卷,故高度一般在一尺上下,长则一尺至三四尺,呈横式,多为石板状,只在正面刻字。另外,帖有木刻的,碑则绝少。(四)方法不同。 南朝梁以前,碑一般是书丹上石,即由书写者用朱笔直接把字写在磨平的碑石上,再经镌刻。而刻帖都是摹勒上石,就是先将墨迹上的字用透明的纸以墨摹下来,然后用朱色从背面依字勾勒,再拓印上石,最后刻,比碑多出两道工序。

  现实中我们常常把“碑帖”放在一起合称,其实“碑”主要指汉、魏、唐碑,按照类型来分,则有墓碑、庙碑、造像和摩崖等;“帖”则是指书人的书札或诗稿等。因为古代没有照相技术,只能依靠拓本流传,随着印刷术的提高,碑帖拓本专属收藏,流通渐少,因而所谓的碑帖收藏,实际上是指拓本(或拓片)收藏。

  清代中叶以来考据学盛行,还有专论名碑字画损泐年代的《校碑随笔》一书刊行。而决定碑拓价值首先是书家创作水平高低,即便是无名书家,如果属于某一历史阶段的代表性书作,往往也颇有价值。北魏时期书家大都不留姓名,但并不影响其艺术价值。其次是刻工手段,最具代表性的如唐代褚遂良《大雁塔圣教序》,便是由名震一时的刻工万文韶来完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运笔神韵。再次是拓工手艺,包括所用纸张好坏、锤拓优劣以及用墨考究程度,如果任何一方面处理不当,则影响拓本神韵。

  决定拓本价值的还有年代长短因素,碑帖年代通常有三个,即书写年代、刻碑年代、拓本年代,前二者基本上时间相隔不是太长,通常所指称的碑帖年代指拓本年代,可以根据碑帖本身的题记和收藏印章来判定,如果经名家收藏且有切实可信的印鉴则价值更高。在这之前必须弄清摹本、重刻本、翻刻本、伪刻本、补刻本、祖本等概念。就目前而言,汉魏碑刻之类,明拓、清初拓本为善本,唐碑宋拓、明拓为善本,不论何碑,只要清代出土的初拓皆为善本,有题签、题跋、收藏印记的亦为善本。著名的有如《晋唐心印——唐冯承素摹兰亭帖》,为“乾隆震翰,内府收藏”,至今还在流传着。

  包世臣道光年间两次为《北魏张玄墓志》题写的长文跋语即是崇尚魏碑“方正雄强”风貌的见证。更重要的是包世臣在此把《北魏张玄墓志》“碑” 的原拓亦称为“帖”,他在跋语中开宗明义的写到:“此帖骏利如隽修罗员,折如朱君山,疏朗如张猛龙,静密如敬显,隽惜裁剪行间不见左右相得之妙耳……”[4]因此说在特殊情况下“碑”可以转化为“帖”,“帖”亦可转化为“碑”,即在石头上刻帖,然后打拓出来,即是碑拓的效果。如著名的王羲之《兰亭序》就有碑刻的拓本,上边还有诸多跋语,显示出同样的珍贵。所以我认为包世臣“以碑补帖”的学术主张是有基础的,况且有一定的时代背景,这就是清代的“考据之学”和“刻帖之风”之风,让他见到了许多,所以才有这样深刻的体会。

  

  三、从“篆隶真草,优势互通”的演变,到“篆分遗意”美学观的升华

  

  “篆”主要指西周时的大篆(亦称“金文”)和秦代的小篆。“分”主要指的是“分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隶书”,亦叫“八分书”。汉末蔡邕变隶书为八分。祝嘉在《艺舟双楫疏证》里说:“分书在隶书之前”;张怀瓘在《书断》上说:“八分减小篆之半,隶又减八分之半”,也是说分书在前,他认为“八分”是秦时上谷人王次仲所造,取“八”字的分散体势而命名。吾丘衍《学古编》说:“八分是汉隶末有挑法(即波磔,磔即笔画中的捺),比秦隶则易识,比汉隶则微象篆,若是用篆笔写汉隶书,就成了。”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上说,秦篆变石鼓体而得其八分,西汉又变秦篆长体为扁体,亦得秦之八分;东汉又变西汉而增加挑法,且极扁,又得西汉之八分;正书变东汉隶体为方形圆笔,又得东汉之八分。八分以度言,本是活称。小篆也叫秦分,隶书也叫汉分。启功先生说:“八分者,即是八成的古体和雅体,亦可说准古体和准雅体。”[5]由此可见,“篆”和“分”在篆、隶书在发展过程中是在不断的取长补短,不断的融合创新的。

  在“篆分遗意”概念提出之前,实际在明末清初就有人提倡,傅山在他的《霜红龛书论》里提出:“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矣。”[6]郑簠学习隶书直接取法汉碑,朱彝尊、石涛等人也在效法汉碑同时,直追秦汉魏晋,篆隶为书法之本,学书从秦汉入手形成了主流。代表人物有乾隆中期形成的“扬州八怪”,即金农、郑板桥、高凤翰、汪士慎、黄慎、高翔、李鱓、华岩等 ,特别是金农和郑板桥在隶书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试验把隶书和行草书结合,显示出的新的气象。到了乾嘉时代,邓石如、钱大昕、伊秉绶、黄易、桂馥等钟情秦汉碑刻,认真摹写,矫正了前期书家的,让隶书学习走上正轨,进一步丰富了之后阮元提出的“篆分遗法”理论,这在他的《北碑南帖论》中进行了详述。“楷书以寓有篆分遗意者为上”,大令真行草法道源秦篆妙接丞相,这正是包世臣提倡的篆分遗意具体表现。大凡六朝相传笔法起处无尖峰亦无驻痕收处无缺锋,亦无挫锋,此所谓不失“篆分遗意”的。

  包氏书论崇尚“篆分遗意”,他对北碑的肯定,即因为北碑书法最符合他所强调的“篆分遗意”。“篆分遗意”是篆、分两种书体所体现出的笔意与趣味。由于篆书和分书是出现较早的两种书体,东汉以后已逐渐退出日常实用书写领域,因而书家往往把篆、分两种书体所体现出的精神称为“古意”。包氏以前的书家,如傅山、王澎、阮元等都有崇尚“篆分遗意”的倾向,惜其叙述不详。我们从《艺舟双揖·答熙载九问》所载的一则对话中,可见包氏对“篆分遗意”的理解:(吴熙载)问:“自来论真书以不失篆分遗意为上,前人实之以笔画近似者,而先生驳之,信矣.究竟篆分遗意寓于真书从何处见?”(包世臣)答:“篆书之圆劲满足,以锋直行于画中也;分书之骏发满足,以毫平铺于纸上也。真书能敛墨入毫,使锋不侧者,篆意也;能以锋摄墨,使毫不裹者,分意也。有涨墨而篆意湮,有侧笔而分意漓。”[7]即在学习真书时应注意中锋铺笔,不可涨墨,不可过分侧锋,方能得篆分遗意。

  从包氏对“篆分遗意”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篆分遗意”并不体现于外在的形状与篆、分书体是否相似,而是体现在笔意、笔法上。包氏还以此为标准考察历代书家:“古人论真行书,率以不失篆分遗意为上,后人求其说不得,至以直点斜拂形似者当之,是古碑断坏,汇帖障目,笔法之不传久矣……大凡六朝相传笔法,起处无尖锋,亦无驻痕,收处无缺锋,亦无挫锋,此所谓不失篆分遗意者。虞、欧、徐、陆、李、颜、柳、范、杨,字势百变,而此法不改。宋贤唯东坡实具神解;中岳一出,别启旁门;吴兴继起,古道遂湮;华亭晚而得笔,不著言拴。”可见,包氏于真行书推重唐代的虞世南、欧阳询、徐浩、陆柬之、李爵、颜真卿、柳公权、范的,五代的杨凝式,北宋的苏轼,明朝的董其昌。在论及唐人草法时,包氏也体现出崇尚“篆分遗意”的审美趣尚。 这正应了包氏“法必心悟,非有可传,不得真正,难坚信受”的主旨。[8]

  清人在书论中对在楷、行草中所体现出来的篆分的审美情趣,均称为“篆分古意”,先后经历了阮元的“篆分遗法”,包世臣的“ 篆分遗意”和何绍基的“篆分意度”,以此成为清代书法史上一个重要的美学趋势。而包世臣的“篆分遗意”在此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位于平度县北25公里处天柱山摩崖刻石,颇具盛名。立在天柱山之阳的《郑文公碑》,亦称《郑文公上碑》,全称“魏左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是“篆分遗意”审美理论的代表之作(见附图)。该碑传为郑羲之子一北魏光洲(洲志在现掖县) 刺史郑道昭于水平四年(公元511年)所书镌。其内容系为郑家歌功颂德,并记述了郑羲的生平和著述。碑由天然之碑状石于碑阳面稍加琢磨而成,碑高3、20米,宽5米,文19行,计880余字。其碑之书法,结字宽博,笔力雄健,具篆分遗意,包世臣赞其“有海鸥云鹤之致”,并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真文苑奇珍也。”[9]叶昌炽则赞其“唐初欧、虞、褚、薛楮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

  

  

  注释:


  

  [1] 祝嘉《艺舟双楫疏证•••论书二•记两棒师语》,巴蜀书社,1989年11月第一版,第129页。

  

  [2] 沈曾根在《菌阁琐谈》,见《历代笔记书论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375页。

  

  [3] 祝嘉《艺舟双楫疏证·历下笔谈》,巴蜀书社,一九八九年版,第37页。

  

  [4] 《历代碑帖法书选·北魏张玄墓志》,文物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四年七月版。

  

  [5]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29页。

  

  [6] 傅山《霜红龛书论》,载《明清论文选》第454页。

  

  [7] 祝嘉《艺舟双楫疏证•••论书二•答熙载九问》,巴蜀书社,一九八九年版,第62、63页。

  

  [8] 祝嘉《艺舟双楫疏证•••论书二•自跋草书答问》,巴蜀书社,一九八九年版,第97页。

  

  [9] 祝嘉《艺舟双楫疏证·历下笔谈》,巴蜀书社,一九八九年版,第3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