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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与中国书法

发布人:发布时间:2017-04-10



单滨新
 
(来源:《中外文化交流》2012年第8期)


  中国书法是中国汉字特有艺术形式,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方式。“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在北京大学设立书法研究会,率先倡导开设书法专科,其书法创作兼容并蓄,对弘扬中国书法艺术具有积极作用,是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孓民,生于“书法之乡”浙江山阴(今绍兴)的笔飞弄。据其《自写年谱》记述:“笔飞弄是笔飞坊中的一弄……相传右军在此的时候,一老姥常求题扇。有一日,右军不胜其烦,怒掷笔,笔飞去,这就是笔飞名坊的缘故。”
  “右军”即“书圣”王羲之(约321~379),字逸少,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曾任会稽(今浙江绍兴)内史,领右将军之职,其故居戒珠寺与蔡元培故宅相邻。
  蔡元培18岁以前不曾离开绍兴,对故乡的秀丽山水备感自豪,对“邻居”王羲之推崇备至。在《鲁迅全集·序》中,蔡元培引用王羲之“行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之句,赞扬故乡景色并说“有这种环境,所以历代有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其中如王逸少的书,陆放翁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
  “书法之乡”的文化氛围和科举教育对于书法的重视,对蔡元培产生了深刻影响。蔡元培《自写年谱》中有“六岁习字,先用描红法……进一步摹写墨印或先生范本……再进一步临写,是选取名人帖子,看熟了,在别纸上仿写出来” 。
  蔡元培早年师承黄山谷体。黄山谷即北宋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其行书不循常轨,张扬个性,如铁干铜枝,似高峰奇石,以刚劲奇崛著称。蔡元培的小篆写得甚好,《自写年谱》中云:“我的八股文是用经、子中古字义、古句法凑成的,钱先生很赏识;诗赋有时候全用小篆写的,王先生很赏识。”钱先生即山阴书院的院长钱振常(钱玄同父亲);王先生即金石大家、善篆隶的稽山书院的院长王继香。
  蔡元培所习的行书、小篆,与当时科举考场流行的馆阁体相差甚远。馆阁体是一种楷体,属官方书体,讲究规范、美观、整洁、大方,强调共性而非个性。因此,蔡元培准备殿试时遇到“麻烦”。1890年春,23岁的蔡元培考取贡士。清代科举规定,贡士须经复试列出等次后再行殿试,考中即为进士。复试和殿试的考卷径呈考官,毋须誊录,故而较重书法。蔡元培没有参加当年的复试和殿试,而是两年后补行上述考试。此为何故?
  李慈铭的日记和蔡元培后来的自述道出原委。李慈铭在1890年的日记中记述:“四月十二日,是日会试填榜……知山阴中两人,蔡元培、俞官圻。”“四月十三日,蔡进士(元培)来;身进士(宝琛)来。两人皆年少未习楷书,故不待复试而归。” 蔡元培《自写年谱》中也说:“因殿试朝考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我自量写得不好,留待下科殿试,仍偕徐君(徐维则)出京。”原来,是蔡元培担心自己的书体与馆阁体不符而影响名次,打算回家练习两年馆阁体再说。
  然而,蔡元培回乡的两年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上虞县志》总纂,又忙于在老家的铸学斋研读经史,作读书扎记《知服堂日记》,未花太多时间习练馆阁体。
  1882年春季,蔡元培再次赴京复试后参加殿试,幸得金榜。忆及此次考试,蔡元培说:“这两年中也并没有习字,仍是随便一写,但结果被取为二甲进士。闻为汪柳门先生(阅卷大臣汪鸣鸾)所赏识。有位阅卷大臣说此卷的字不是馆阁体。汪说,他是学黄山谷的。于是大家都在卷子后面圈了一个圈,就放在二甲了。”尔后,蔡元培经过朝考跻身翰林院。
  马叙伦在《石屋续沈》中的记载也证明蔡元培当时的字有点儿“异类”:“其(蔡元培)入翰林也,试者得其卷大喜,评其文盛称之,而于其书法则曰‘牛鬼蛇神’”。“牛鬼蛇神”一词出自杜牧《李贺集序》,原喻李贺诗赋的虚幻怪诞,此处指蔡元培的书法不矫揉造作,体现个性,宁丑勿媚,古拙奇朴,冲破了宫廷书法馆阁体的单一模式。
  作为清末翰林,蔡元培不拘泥于靡弱死沉的馆阁体,使当时许多学者不解。
  在北京大学一次宴会上,名流雅集,率直的钱玄同几杯酒落肚,忽然冒失地问道:“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先生不慌不忙笑嘻嘻地答曰:“因为那年主考官最喜欢黄庭坚的字,我少年时刚巧学过黄体,所以中试。”
  从“书法之乡”走来的蔡元培,在自己书法修炼和创作的同时,十分注重书法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1917年末,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发起、组织了北大书法研究会,邀请沈尹默为所长,聘请徐悲鸿等为书法研究会的导师。
  1918年4月15日,蔡元培在其倡导设立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开学式上专题演讲,指出“中国图画与书法为缘,故善画者常善书”,希望学校“经费扩张时,增设书法专科”,并商议北大书法研究会附属于国立美术学校之事。
  “五四”时期,科举制度已经废除,写毛笔字失去科举考试“敲门砖”的作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相对式微,依附于传统文化的书法显得脆弱;取消汉文字的“中国文字拼音化”浪潮渐兴,字之不存,书将焉附?在中国书法受到多方严重冲击的情形下,蔡元培坚持创办书法研究会并提出设立“书法专科”,这对后来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和学校书法学科的开设具有特殊的意义。
  北大书法研究会是最早的现代大学书法研究机构,它以“昌明书法、陶养性情”为宗旨,学校图书馆提供碑帖供学习观览;日常临习的作业“得由教员随时选订成绩”。由于北大的地位和蔡元培的推行,类似书法社团当时在南京金陵大学、上海艺专、杭州艺专等大学中颇为风行,为书法教育提供了榜样。
  更重要的是,北大书法研究会的成立使书法进入北大的研究视野,更使北大成为一所艺术气氛浓厚的高等学府,且很快成为全国美育和艺术教育的中心。之后,北大相继涌现胡适、罗振玉、鲁迅、毛泽东、朱光潜、冯友兰、宗白华等一批书法创作或理论研究很有建树者,他们对于中国书法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直到今天,北大对中国书法的研究和发展的成果仍离不开“永远的校长”蔡元培的培养。2003年11月8日,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以“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为方针,接续蔡元培提出的书法文化理念。
  蔡元培对书法艺术的喜爱和推崇,与其美育思想密切相关。同时,蔡元培将书法纳入美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也为中国书法繁荣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孙洵在《民国书法史》中,认为蔡元培的“美感教育”为民国书法的发展和繁荣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美术教育的奠基人。首先,是他将“美育”一词引入中国的:“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Asthetische Erziehung译出,为从前所没有。”在1912年的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任上,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一文中,将美感教育与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列为“五育”的教育方针;1917年4月,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他又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并亲自在北大开设美学课程。
  蔡元培希望借助北大书法研究会这个平台,来推行自己的美育理想,同时希望美术、书法能得到科学之助,以科学推动书法艺术的迅速发展。他说:“美术则是音乐之外,如国画、书法等,亦较为发达。然不得科学之助,故不能有精密之技术,与夫有系统之理论。”
  1931年10月,蔡元培在《中国之书画》的长文中指出,“中国美术,以书画为主要品”,并对书画的密切关系作了论述,认为书画“起源同一”、“工具共通”、“并行演进”、“互相影响”,并列出“书之演进”的章节,专门论述书法的起源与发展:“汉代流传最多者,为篆、隶、分三体。自晋以后,竞为楷法,以行、草辅之。其他各体,偶有参用而已。”在文中,蔡元培还介绍中国历代重要书法家,扼要评述了他们的作品。
  在蔡元培眼中,书法是一门艺术。20世纪30年代初,人们激烈地开展白话与文言之争,认为“书法不是美术(艺术)”。蔡元培对全盘西化者“取消汉字”的激进观点进行辩护,维护中国书法在文化中的地位与合法性。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蔡元培指出:“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在这里,蔡元培对书法的应用属性和艺术属性做了科学的区分,这对在科技快速发展、书写的实用性可用电脑代替的今天,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创新中国书法艺术,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蔡元培如柳亚子所语,“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沐春风”,面对题词索序者或请其写信介绍工作者,他大都欣然受命,因而其书法作品、手迹存世较多,尤其八行书(信札)。郑逸梅在《逸梅杂札》中记载,蔡元培“晚年侨居海上,以读书写字为遣。求其墨宝者,日有若干起,积年余,致积素充盈其室。盖蔡习于‘疏懒’,惮于一一应付也”。
  蔡元培的书法创作兼容并包,雍容大度,以行书著称,楷隶篆亦善之。1981年,浙江图书馆影印一本《蔡孑民先生手札》,1988年启功、牟小牛亦编纂《蔡元培先生手迹》一书,为今人较集中地赏析其书法创造了条件。中国著名书法家、兰亭书会名誉会长沈定庵认为,蔡元培擅长楷书和行书,其风格一扫清代科举制下书坛的清规戒律,以线条粗细自然变化,用笔提按顿挫徐疾有致体现书法的节奏感,书作上字结体往往左低右高,呈斜势,整体布局虚实结合,疏密得当,通篇行气连贯,顾盼生姿,自出机杼,独具个性。但至今尚未有专门的蔡元培书法集问世,对其书法艺术的研究也很缺乏,不能说这不是遗憾。
  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蔡元培是前清翰林,曾入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哲学、文学、美术,工书法,擅诗文,历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监察院长、中央研究院长。旧式教育的书法训练、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涵养了气象。蔡元培的书法艺术特色是其学术修养、人格品行、美学思想的折射,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
  孙洵在《民国书法史》一书中指出:“民国时期,所有政治家……都能身先士卒地带头弘扬书法艺术……有些政界名人兼是著名学者、文人,如蔡元培、梁启超、章炳麟、章士钊、叶恭绰、邹鲁等……他们的政治地位与其书法地位相得益彰,无论在书法史学界还是书画鉴藏界,同样受到关注。”
  蔡元培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导师、现代中国文化名人的旗帜,其书作除艺术价值外还有很高的历史和文献、文物价值,其拍卖行情不断看涨。2009年,蔡元培的《行书七言诗》立轴在嘉德获价33.6万元,高出估价10倍。2010年,其《行书八言对联》在北京受到热捧,终以123.2万元拍出,突破百万元大关。
  蔡元培淡泊名利,一生清廉,他倾情中国书法艺术,追求的并非其中的经济价值。如今,蔡元培书法受到追捧,反映世人对其敬仰,更体现国人对中国书法文化的热爱,此当应为最令蔡元培先生欣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