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书法文化的意义

王岳川

现代著名学者、书法家、诗人沈尹默先生，毕生酷爱书法，着力于书法理论的研究，推动了中国书法事业的当代传承与发展。今天我们探讨沈尹默书法文化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前贤、景仰大师，更在于“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以此推动传统书法艺术这一国粹的振兴与繁荣，学术意义与艺术价值同在。

一   在碑学帖学间张扬古雅风与书卷气的大家

  沈尹默先生坚持帖学，其来有自。在清末民初之时，在康有为的鼓动下，碑学大潮逞一时之盛，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言：“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从魏晋以降的帖学一脉处于极度衰微之中。沈尹默以其高迈的艺术眼界和书法热情，不畏权威不随流俗，旗帜鲜明地继承和倡导传统“二王”书法，主张“回归二王书法”，明确指出由唐入晋的书法之路才是中国书法之正路。他以自己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使当时可能被淹没的帖学书法重新崛起，挽救清末民初“帖学”于衰微颓败之中。

沈尹默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是著名诗人和书法家，还出任过北平大学的校长。1918年，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校长的努力下成立“书法研究会”和“画法研究会”，沈尹默担任北大书法研究会会长，成为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中最早的最高学府书法研究者。正是这份沉重的教育理念和文化身份，使他终身致力于书法，在沉浸帖学的同时，又临写汉魏六朝碑版，花了相当的精力写唐碑，用碑的雄强美来调剂笔力的软弱。他50岁前后“中年变法”——花大精力致力于行草，主要是写米芾、虞世南、褚遂良，再上溯追摹“二王”书风。其间对“二王”诸帖下的功夫很深，在故宫博览了历代的法书名籍，情所独钟与二王帖学。可以说，沈尹默从全面吸收北碑和帖学的营养又转向专门攻“二王”，严守笔法，刻意古雅，气韵生动，笔墨清润，尽洗碑体难免的狂放粗豪，最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书法作品广泛流传于海内外，深得各界人士的喜爱。

沈尹默与现代中国书法文化复兴是紧密相关的。沈尹默除了在书法创作实践致力于弘扬帖学以外，还花大心血以上海为中心培养了大量的书法精英人才，渐行渐远而影响了整个中国。沈先生是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中第一位“书法研究会”的领导人。1918年，蔡元培任命沈尹默先生为研究会负责人在北京大学成立的。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渐渐就慢慢消散。到了2003年，隔了80多年以后北京大学才重新把沈尹默当年创立的书法教育体制重新续接起来，这时我们发现，当代中国书法教育出了很多问题。比如有人认为：“沈尹默在20世纪站在二王门外”，这种文化偏见同当代书法剑走偏锋丑书走红的倾向紧密相关。可见重新评价沈尹默的当代意义之重要性。

书法界关于沈尹默有一公案必须澄清。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刘三招饮我和士远，从上午十一时直喝到晚间九时，我因不嗜酒，辞归寓所，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这件事情隔了半个多世纪，陈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受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有习气。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奋钻研书法了。我和陈独秀从那时订交，在杭州的那段时期，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一九一七年，蔡先生来北大后，有一天，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故友重逢，大喜。我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又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到北京募款来的。’我问了他住的旅馆地址后，要他暂时不要返沪，过天去拜访。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其同意。”

在1906年，陈独秀27岁而沈尹默25岁，陈独秀看到沈尹默的一幅字而随口评说“其俗在骨”。于是这一并不准确的评价似乎在中国书法界成为沈尹默一生的评价。其实如果回到常识：一个25岁的青年听了一个27岁青年偏激的评价，怎能成为一代书家终生铭刻的墓志铭？更不可因为一位书法业余爱好者之言而变成著名书家盖棺定论！我当然不同意这种流俗看法，反过来我把陈独秀的字与沈尹默的字做比较，发现陈独秀的字倒可谓“其俗在骨”！1913年沈尹默再到北京大学教书，下课后全力以赴醉心于习字，为改积习而写北碑，遍临各碑，力求画平竖直，铁骨铮铮，苦写了十八年。1930年，沈自感手腕稳准狠地游刃有余。

进一步看，而沈尹默先生听了陈独秀的后，不仅没有反唇相讥，反而在1917年在北京遇到陈独秀时，向蔡元培校长推荐了陈独秀做文科院的院长。一代学者的高风亮节，一代伟人的磊落胸襟，鲜明地体现出来。沈尹默和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轮流主编《新青年》，《新青年》是一本重要理论刊物，当时对“五四”起了一定的思想解放和民心唤醒的作用。尽管沈尹默自己比较谦虚，说他参与主编的，因为他眼睛不太好，没有参与太多的工作，其实他还是做了很重要的工作。沈尹默对整个北大的“五四”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思想唤醒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位学问浅薄者能够成为书法大家。沈尹默以丰厚的学问涵养了书法。1913年的春天，沈尹默受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何时之聘，到北大任教。他开始是教《诗经》和历史的，北大聘请沈先生教学，教的不是书法，而是《诗经》和中国史。在北京大学能讲《五经》中的《诗经》，能讲中国历史的人，其国学水平当然了得。可以说，沈先生首先是个学者，是一个思想者，其次才是一个书法家。

二   现代中国书法遭遇四重“语境”

沈尹默面对了20世纪文化和书法的重要冲突。20世纪中国书法遭遇四重“语境”。

一，在上个世纪之交的20世纪初，康有为挑起了“碑帖之争”。康有为从保皇派的角度出发，挑起了碑和帖之争，用碑去贬帖。陈独秀的“其俗在骨”视角源自此——用碑的标准来看帖。但我认为，真正临写书法应该多临帖读帖，帖才是古人墨迹的真品。而经过了匠人刻碑，然后经过了大自然“天人合一”的作古作旧——2000多年的风化最后形成的碑，今天的学生拿支笔，要把汉碑缺口和边缘缺损临描出来，当然南辕北辙！1917年，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要成立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绘画研究会，音乐传习所，讲演研究会等。邀请沈尹默出任书法研究会的会长。他1932年，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开除学生，而辞去了北平大学校长一职，然后定居在上海全身心地投入书法。抗战期间上海沦陷后避难重庆，受监察院于右任院长之聘，任监察委员。他起草弹劾“皇亲国戚”孔祥熙、宋子文贪污敛财，震动整个大后方。因弹劾未果他再次请辞，过着“字同生菜论斤卖”的卖字为生的清苦生活。他倾力于书法，联系来自各地的书法名家切磋书艺，大家慢慢认识到沈尹默书法的精神文化分量，推他为中国帖学学派的开山盟主，被20世纪公认的书法大家，称为“南有于右任，北有沈尹默”。1943年1月，沈尹默在四川成立了书法研究会。解放后他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国家设立的书法组织——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

二，“文革”中沈尹默被列为发动学术权威，家数度被抄，他悲愤地将毕生积藏的书画珍品真迹撕成碎片，在盆里泡成纸浆深夜倒进苏州河。“文革”在文化上张扬的是农民起义般的草根文化，张扬的是民间反对精英。今天，书法界仍有一股对精英文化诋毁而对草根文化张扬的风气，还在进一步对经典书法、对晋宋传统加以鞭挞。在我看来，这是深有其本，不可不警惕。

三，世纪末进入到后现代时期，书法按照西方人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开始写出了非汉字书法、行为艺术书法，对中国书法发展有着不可小看的负面影响。

可以说，世纪初的碑、帖之争，用碑挫伤了帖学的正宗地位，帖学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五四的全盘西化，废除汉字，打倒孔家店，使得书法从正宗的地位边缘化；“文革”的反文化，使得书法的经典性受到怀疑；世纪末的后现代，依着西方现代性和权威霸权话语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加以了阉割。我认为，这四条来自内部和外部对中国书法挤压所导致中国书法的边缘化，仍没有引起中国书法界的空前重视。

三   中国书法在20世纪被不断边缘化
现代语境使得书法遭遇四个维度的边缘化，沈尹默则致力于书法文化的重新复归。

其一，书法从国家大文化体系中退出。我们知道，隋朝就有了书学博士。历朝历代科举考试举孝廉，将既孝又廉者推上高位，并同样重书法水平。在中国学术“经、史、子、集”的谱系中，有学问者应“出经入史”。而当代书法家却摆到经史子集的“集部”这一末流中，一些书家进入了集部末流还不知，还自个认为是天下最重要的。于此，沈尹默先生的意义突显出来——沈先生一定要把进入集部的书法，引入具有大文化特征的大书法。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今天北京大学书法所提出“文化书法”的文化意向：为什么要在“书法”前加上“文化”？为什么要将书法提升到“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的高度？为什么要将中国书法作为中国文化输出的第一步骤？书法为何要申遗并不断地国际化？说到底，关键在于要通过拯救中国书法末流的命运和边缘化的命运，拯救全盘西化后的中国心。在中国文化精神生态平衡角度看，我们应该把文化和书法紧密联系起来，促成中国书法文化的复兴。

其二，书法从通讯、告示、公文、行政工作中退出来。今天，电脑的普及，使得发通知发广告发公函都跟书法没有关系。连亭台楼阁对联牌匾乃至招牌都从网上下载启功的字、任政的字、刘炳森的字，而跟当代书法家关系不大——书法正在退出日常生活。

其三，书法从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体制中退出。今天，日本韩国的小学中学还要教书法课。而我们呼吁了这么多年，教育部门也没有重视书法在中小学教学中的重要性，书法仍只是作为学生业余爱好的课外小组活动。什么时候书法能够进入中小学正式课程，什么时候书法理论能够进入高考的题目，那时中国书法就开始走向了中兴。

其四，从社会精英修养中退出。古代文人精英琴棋书画是入门级标尺。大学的三纲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很重要，除了修仪态修言辞以外，一手好书法是必需的。但如今北大文科的数百名教师中，能写书法的大概就十几个人。而在上个世纪中叶以前，北大能写书法者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

可见，书法从国家大文化体系中退出，从告示、公文、行政中退出，从学校教育体系中退出，从精英修养中退出。书法正在变成老头乐，正在变成一部分艺术家去谋利的途径。它和经济挂钩，和退休的业余生活挂钩，而与人文精神和生命价值脱节。

四   沈尹默帖学书法的文化意义

沈先生在中国书法文化史上创立几项第一：在中国历代书法家自清代末叶何绍基后，收入《辞海》者仅仅只有沈尹默一人；陈毅元帅在任上海市长第一个拜访的，就是沈尹默先生。因此，沈尹默先生不仅仅是书法大家，而是一个文化名人；沈先生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个书法组织——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说明沈先生不仅把书法看成了一个技法写字，而是看重其研究的重要性。只有进入研究的学术层面，书法才能出经入史。沈尹默先生的意义突显出来。他以大学问为书法的支撑，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书法史上一位大师，将启发更多的大家严格规范自己的学问，出经入史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获得国家、大学、精英的认同，以此推行中国书法文化，才有可能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沈先生书法有三大功绩，同时也存在三大问题。

三大功绩：一是沈尹默成为现代书坛的领袖人物，具有新文化名人、学者、诗人等多重身份，而又全身心地在书法被边缘划时代坚持书法大业，努力实现书法的伟大复兴。他见到了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还有陈毅，不断地向高层领导述说书法的重要性，努力推进书法文化的第一人。第二是，重视书法研究会的研究功能，进而推进国际化书法的发展，促成了多次中日书法展，功不可没。第三，把书法从晚清文人的馆阁体中解放出来，变成了20世纪中国书法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书法运动，尤其是上海书风受沈先生影响非常大。

那么，沈先生的缺点呢？当然有。我认为，其一，沈尹默尚缺乏一种明确的书法流派意识。由于他在学术界巨大的影响使之成为书法界的一面大旗，但由于开宗创派意识的缺乏，使得帖学派尽管是跟随者甚多，但是未曾获得正式命名。其二，沈尹默行草书宗二王书风，字中含金，流美畅达。但是他在五体书的其他书体上显得稍弱。其三，他的书法有些形式化的倾向。这跟宗二王书法，大多是做案上观很少作壁上观有关系。我想如果沈先生把他的书法从“二王”延续到“三王”王铎，他的书法尤其是大草、狂草可能就会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形态。当然，这是一种苛求了。我知道沈尹默是高度近视达2000度而又患上白内障，导致左眼完全无用，唯右眼下方尚有视力。在日常生活中他不仅认不清对面的人，而且每写作品必得人协助，如果没人拉他的手在哪里落墨，他就会把两个字写得重叠。因此，沈先生写书法需要多大的生命能量啊！

  沈尹默的人生是“书法人生”，他的一生主要精力倾注在书法上。我很少看到中国二十世纪一个著名的学者、诗人、教授、校长，把如此多的心血和精神完全托付于书法。相反，书法在很多文人雅客眼中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但是沈尹默力挽狂澜，回归经典，走进“二王”，为中国的书法走正脉、走正路、走正途立下了大功。真可谓把一辈子主要心血都熔铸在书法创作、书法理论建设和书法人才培养当中，对中国书法文化复兴作出了努力。

对于现代青年人来说，很多人喜欢写一些受西方影响的现代书法，这里有很大的文化自卑与文化自觉的问题。中国艺术“七艺”中，诸如说建筑、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美术、影视都不如西方，起码小说、诗歌现在没获诺贝尔奖，建筑现在全盘西化，戏剧、音乐、舞蹈都在向西方大量学习。但是有一种艺术形态是西方不如中国的，那就是书法！因此，那种把中国书法一味西方化现代派化和民间化的企图是错误的。在这个意义上，沈尹默先生以“二王”体系为本体，又具有当代性创新的妍美流畅的经典书风，应该是获得理论界重新评价的时候了。他强调“妍美”使得筋和骨都内擫在他流畅的用笔当中，不是有意地把字写得粗发乱服筋骨外露一览无余，而是蕴藏在行笔的风神爽朗之中，深蕴中国文化的“绵中藏针”书卷气审美精神，让人玩味再三。

五   沈尹默书法理论和批评的高度

沈尹默在笔法、笔势、笔意等书学理论上同样有精深的造诣，写出了不少书论著作，撰写了一系列的书法论稿，他从微观的角度对书法艺术及其技法进行探索，建立了独特的沈尹默书法体系，不断推出新的著述：1943年发表《执笔五字法》，1951年发表《谈书法》，1955年发表《书法漫谈》，1957年发表重要论文《书法论》和《文学改革与书法兴废问题》，1958年《学书丛话》出版，1960年发表《答人问书法》，1961年发表《和青年朋友们谈书法》，1962年发表《谈中国书法》和《怎样练好使用毛笔字》，1963年出版《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1964年发表《书法艺术的时代精神》和《二王法书管窥》，1965年出版《二王法书管窥》，1978年出版《书法论丛》，1981年结集为《沈尹默论书丛稿》。

陆维钊评沈老书法时云：“沈书之境界、趣味、笔法，写到宋代，一般人只能上追清代，写到明代，已为数不多。”为什么达到这样高度，一方面在于他的广博的文化地基和才学依托，另一方面，他通过理论探索发现了用笔的方法和规律。他在《书法论》中说：“书家对于执笔法，向来有种种不同的主张，我只承认其中一种是对的，因为它是合理的，那就是由二王传下来，经唐朝陆希声所阐明的：擫、押、钩、格、抵五字法。……离开笔法和笔势去讲究笔意，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从结字整体上来看，笔势是在笔法运用纯熟的基础上逐渐演生出来的；笔意又是在笔势进一步互相联系、活动往来的基础上显现出来的，三者都具备在一体中，才能称之为书法。”用最简单的语言说清言人人殊的千年用笔关键，乃是大学问家的本事。

黄庭坚说：“古人作书无他异，但能用笔耳”。沈尹默用笔的心得是，充分掌握各种毛笔的不同性能，极力操纵，因势利导。使中锋行笔，锋在笔中，意在笔前。强调笔法是书法全部形式因素中的第一要素，是书法创作不可或缺的物质手段。他在各种书学著述中，反复从笔法、笔势、笔意等各个方面阐述传统书法的奥妙和规律。认为“要论书法，就必须先讲用笔。实际上是这样，不知道用笔，也就无从研究书法。用笔须有法度，故第一论笔法。笔法精通了，然后笔的运用才能自由，无施不可。第二进而论笔势。形势已得，必须进一步体会其神意，形神俱妙，才能尽笔墨的能事，故最后论笔意。”故而，不懂得应用写字规律的人，就无法写好字；即便有些心得，写字时偶然与法度暗合，但还不能称之为书法家。

自50年代以来，沈先生在笔法、笔意、笔势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做了系统、全面、深刻的研究，在书法的文化特性方面做出了诗意的阐释：“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出惊人奇迹，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沈先生化古开今，在传承中创新，在阐释中发展，把笔法问题讲解清楚通透，对现代教育体制中的书法研究、书法教育、书法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