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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古今中西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发布人：发布时间：2023-09-15
“结合”古今中西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读+
从无到有、重磅来临，全新的学术杂志《传统文化研究》创刊号最近刊发。这个杂志由教育部主管、北京大学主办，是一本综合性学术刊物，由袁行霈先生领衔主编，致力于刊载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成果的学术论文。该杂志是在我国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时代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横空出世”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未来指向性。长江日报《读+》周刊记者为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者、《传统文化研究》副主编程苏东，他表示，创办这一学术杂志，就是要把中国传统知识和现代知识、西方知识更科学有机地结合研究好，帮助我们更好地建立自主知识创新体系，更好地促进“两个结合”。
程苏东
师从袁行霈先生，建立开阔的学术格局
本科阶段，程苏东一头钻进了古代文学的研究之中。2006年9月底，程苏东参加了北大中文系的直博招生考试，并以外校考生笔试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获得了本科毕业后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的资格。北大直博生的学制是五年，程苏东四年就提前毕业拿到了博士学位。
在《传统文化研究》的编创队伍中，程苏东是较为年轻的中坚力量。他说，无论是在求学过程还是做学问做研究，都离不开导师袁行霈的帮助与启发。
“能够师从袁先生问学，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袁先生最让人佩服的首先是他的人格和气象。”程苏东说，大家谈到袁老师，常常会想起他的世家背景、学术成就、社会地位，在很多人看来，他是不折不扣的人生赢家，但了解袁老师的人都知道，他一生中经历了很多磨难，在工作中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袁先生的文章，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随笔、旧体诗，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儒雅、清通又充满睿智的仁者之风。在学术方面，他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强调“横通与纵通”，注重学生研究“格局”的建立，这其实与他的人生境界也是相契合的。
2009年冬天，程苏东准备正式决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那个时候他的心里有两个选项，一个偏向稳妥，一个比较大胆，权衡过后，程苏东还是决定“退而求其次”，放弃了已经有一定基础的经目研究，转而选择了更为稳妥的选题。
过完年回到学校，程苏东正准备开始着手收集论文材料，接到了袁老师的电话。与老师交流自己的想法之后，程苏东听见袁老师用一向温和暖人的语调说：“苏东，过年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你论文选题的事，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你不应该轻易放弃经目的研究，这个题目虽然难度很大，但如果做出来，意义也很大，从长远考虑，也可以帮助你建立一个比较开阔的学术格局。”
对于有关“经目”的选题，需要从先秦开始把“经目”演变的整个过程做系统的制度史清理，同时发掘其中的学理变迁，并将这些置于政治史背景中加以描述、解释——在程苏东看来，这显然是艰辛的探索之旅。袁行霈老师的这通电话重新点燃了程苏东的“野心”。
2023年初北大创办的《传统文化研究》，突出了经学研究的重要性，这和当年袁先生为他指点的方向不谋而合，程苏东也通过多年探究得到学术积累的财富与验证。
《传统文化研究》 北京大学 主办 袁行霈 主编
做学问，要想“大问题”做“小文章”
袁先生曾在《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一文中指出：“国学不是一潭止水，研究国学不是复古，国学应具有当代的形态。研究国学应采取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围绕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宏伟目标，实现其当代意义。”
受此影响，程苏东常常在研究生课上告诉学生：做学术的人，要想“大问题”，做“小文章”，不能反过来想“小问题”，做“大文章”。
这里的“小”不是指篇幅，也不是论题范围，而是切入点，或者说是依托的个案，范围要明确、集中。不要为了增加自己的论据而随意牵扯，也不要轻易将自己的结论推演到其他“同类型”的材料中去。现代学术研究应当基于边界清晰的有限个案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他指出，如果我们脑子里经常思考“大问题”，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些“小文章”演绎出具有普遍性、贯通性意义的重要论题和方法。
袁先生从陶渊明入手，论及整个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和思想变迁；田余庆先生从“子贵母死”入手，揭示出北魏制度沿革的诸多面向，可以说这些都是“小文章”，但所关涉的显然都是核心的“大问题”。总之，识见要高，格局宜广，但读书仍要精细，论文取材更不妨集中。
也正因如此，他始终保持自己的脑子里有一个“更大的问题”的轮廓，也正如他对学生们说的那样，“在学术研究中就把一系列想法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问题上，这样你的学术格局才会比较大，否则就会变成一个技术工人”。
【访谈】
突破现代学科体系，朝向中国传统文化分类法
读+：《传统文化研究》创刊的时代大背景是什么？
程苏东：《传统文化研究》季刊是由教育部主管、北京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该刊登载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论文，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与各学科的专题研究并重。
北大国学研究院的办院宗旨是“充分发挥北大文、史、哲、考古等学科雄厚的学术力量，发掘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学术事业的发展，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贡献”。《传统文化研究》的创办正是这一宗旨的体现。
袁行霈先生曾经指出：“历史悠久、丰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她以独特的东方内质与形态，加入人类文化创造的行列，成为人类文化宝藏中的珍品。她曾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支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今天也仍然渗透在现实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发生着某种潜在作用。她不仅在较早的历史阶段上曾给予周边的一些东方民族和国家以深刻的影响，后来也在某种程度上波及西方，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距离的缩短，东西方文化互补的客观需要，必将愈益广泛地参与到人类生活中来。”因此，深入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不只具有历史的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和世界意义。
读+：创办此刊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程苏东：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其独特的知识结构和话语体系。与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门类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从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的“六分法”向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演变过程，无论是六分法还是四分法，尽管各知识门类之间存在表现形态、传播方式上的差异，但始终以“六艺”或经部为中心，关注宇宙、人性、伦理、社会、国家等核心论题，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综合性特征。这种独特的知识结构决定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如果只从某一种知识类型出发，最终只能是管中窥豹、盲人摸象，因此，中国学者历来都强调对于四部知识的贯通和交叉。
不过，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学科体系的引入，以“分科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学科体系取代了传统的知识分类法，文学、历史、哲学等成为各自独立发展的现代学科，体现在学术刊物方面，一般也都以某一学科为刊发对象，虽然也有社科院主办的“社会科学”、高校主办的大学文科学报等综合性期刊，或是跨文、史、哲学科的综合性人文研究学刊，但其内部栏目的设计、编辑人员的配备乃至于整个选题、审稿流程仍然基于文、史、哲等现代学科划分方式。
《传统文化研究》有意突破现代学科体系对传统文化造成的割裂，刊发具有跨学科特点，或基于传统知识结构展开的高水平论文，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最大限度中西结合，更好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读+：这本刊物有哪些亮点？
程苏东：这本刊物的亮点之一，就是突出了经学研究的重要性。经学是中国很重要的传统文化，它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知识结构，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面很重要的内容。在我们现代学术体系当中，它被分化到了文学、历史、哲学这些学科当中，构成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
在近代化的过程当中，由于西学的引入，现代大学的学科体系是按照西方的方式建立的，这个过程中逐渐把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重组了。
比如原来经学里面的《周易》就进入到哲学系，原来的《尚书》就进入到历史系，原来的《诗经》就进入到中文系……如果从单一经典的研究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些经典组合在一起，实际上是会形成一种互相之间的作用力。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塑造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世界观、知识观、价值观。
在《传统文化研究》这本刊物里，第一期就有一个专栏叫“经学研究”，这一专栏会作为我们常设的专栏，目的是在现代学科体系这个基本的框架之下，能够有一些空间，可以保留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让大家能够在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中展开一种综合性的研究。
要把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和现代西方的知识体系加以整合，最终建立自主知识体系。将这两者做整合，实际上也是《传统文化研究》要做的新探索。将来我们可能还会有类似于书籍史专题、知识史专题这样的专栏设计，也是为了能够体现我们去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尝试。
读+：我国类似杂志之前有没有？大致情况怎么样？
程苏东：实际上，北大一直有着整理国故的传统。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先生就倡导整理国故，原来也有一份周刊就是叫《国学季刊》，这就是胡适当时创办的《国学季刊》，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发表传统文化研究相关论文的学术平台。
新中国建立以后，北大创办了一些刊物，但都是在北大学术框架之内，此前没有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用来发表传统文化相关研究论文的刊物，直到《传统文化研究》的创办。
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一条线的——从原来《国学季刊》到《国学研究》，再到现在的《传统文化研究》，实际上它构成北大关于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
另外，我国类似刊物还有《文史》《中华文史论丛》《文史哲》，他们各有特色，都有效推动了传统文化研究。
读+：袁行霈先生相当于是这个杂志的首任主编。为什么选择的是他？
程苏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弘扬，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中华文明史》。2000年，袁老师与张传玺、楼宇烈、严文明三位先生共同担任主编，邀请北大文、史、哲、考古等专业的36位教授，历时六年，合作编撰了四卷本的《中华文明史》。该书凸显文明史既是人类的创造史，也是人类演进史这一观点，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分别对应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人的心灵世界，展示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做出总体性的描述，以突出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以及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过程。
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学术界获得了较高声誉，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2012年4月，由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康达维主编的四卷英译本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很快得到鲁惟一、汪德迈等欧洲汉学家的高度评价。目前，该书日译本、俄译本也正在翻译当中，系列外译本的出版将极大推动中国文化、中国学术走向世界。
在这样的基础上，由袁老师担任首任主编的《传统文化研究》在北大创刊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发展中传承，找到“合理的平衡点”
读+：对于古代文学的传承，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程苏东：北大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整体性。从北大古代文学学科建立伊始，一直到今天，这一百多年里，始终重视“文学史”的传统，尽管“文学”的内涵可以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但强调基于“文学本位”的立场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流派的发展演变做出整体性的描述、解释与评价，最终形成对于整个文学史，或某一分体文学史、断代文学史的整体认识，则是几代学者共同努力的方向。因此，北大古代文学历来强调要做“大家”，也就是研究重要作家和作品，这里面其实也有一种知难而上的精神。老师们经常用“挖白薯”来打比方，不要只是试图去刨别人没有刨过的白薯地，要争取在别人刨过的地里再挖出大白薯，这是硬本领。
另一方面要注重古代文学专业各个方向的均衡。从先秦到明清，从诗词文赋到小说，多学习与吸收代表性学者的著作，尤其是要学习多样性的研究方法。在充分的空间里去尝试，会有可贵的收获。
读+：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如何既考虑到世界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也关注中华文明自身发展的独特性？
程苏东：《传统文化研究》也将“经学研究”设为重点栏目。我就以此为例子，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吧。近三十年，经学研究的面貌已发生很大改善，在经学史、经学思想、经学制度、经学文献学等领域都出现不少代表性成果，也出现《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儒学史》等贯通性著作。此外，徐兴无教授主持的“中国经学制度研究”等经学课题被列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经学》《经学研究》作为专业集刊，在学术界取得较大反响。
不过，当前的经学研究大多关注经学内部文本、思想、制度的变化，在跨学科背景、文明史视域下围绕经学整体文化价值展开的宏观研究尚显不足。
此外，当前的贯通式研究多以经学史角度切入，力求从历史层面梳理经学形成、演变的过程，缺乏系统提炼、阐释经学形成原理、传播机制、阐释向度、知识体系、社会功能等问题的理论著作。事实上，经学的形态在历史上本就是不断变化的，只有经过现代知识体系、学科范式的洗礼，才可能重新焕发生机。清末民初曾经兴起过撰写经学理论著作的风潮，出现了皮锡瑞的《经学通论》、陈延杰的《经学概论》等代表性论著，但它们一方面难以跳脱清儒汉宋之争的门户纠葛，另一方面也受到时代学术范式的限制，在理论性、系统性方面存在缺憾。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应借鉴西方古典学的理论体系来建构中国经学的理论框架，并做出有益的尝试。当然，无论知识类型、文本形态、文体风格、传播方式，还是思想构成，中国经学与西方古典学之间都有着重要差异。
因此，应在适度借鉴西方古典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回归中国经学文献、思想、制度的自身传统，既考虑到世界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也关注中华文明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只有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才能建构起真正反映中国经学形成、演变过程与文明史价值的经学理论体系，为包括西方读者在内的当代人理解中国经学打开门径。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