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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与“标准草书”

发布人:发布时间:2014-08-13


于右任与“标准草书”
 

唐吟方

 

    于右任是书法界少有的理想主义者。他早年加入同盟会,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是国民党的元老,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长等职。地位虽然高崇,与他在书法上取得的成就相比,就显得黯然无光了。 

 

  于右任是20世纪的书法大家,也是“标草”的创立者。如果说他挥写书法只属于书法家的“内修”,那么他致力于“标草”的创立及推广则是“外修”。于右任创立和推广“标草”的动机很明确。他说:“我国草书历史之悠长,书家创作之艰难,与历来推而不行之原因,可以知矣。但以社会需用之迫切,与民族文化所寄托,家有至宝,若不返而求之,非持不能保守,亦且无形退化,非特不能应天下之变,恐将发生极端之动摇,有与所载而俱坠之虞。”这段话其实很能看出于右任当初萌发创立“标草”的心理中确有保存“国粹”文化的愿望,他希望拿他熟悉的“草书”作为入口,实现他的文化理想。这与于右任早年办报著文倡导革命实出一辙。“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 

 

  在于右任的眼中,一个民族的书写方式关系到这个民族的兴亡盛衰。他在“标草”自序里这样说:“文字乃人类表现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于民族之前途至切!现代各国印刷用楷,书写用草,已成通例;革命后之强国,更于文字之改进,不余遗力。” 

 

  20世纪上半叶,知识界中受过欧风美雨洗礼的一部分人,从与西方文化接轨的着眼点出发,提出过方块字拉丁化的方案。于右任的“标草”参照了世界各国文字书写的通例,显然根植于中土,他不同于英美派知识分子提出的将汉字拉丁化的做法,而是采取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法,把从汉代到民国书家的草书字例,按照“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四个原则加以融通编撰。 

 

  对于“标草”,刘延涛的评价是“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账,为将来文字开一新道路”。但是于右任为之倾注了巨大精力的“标草”,实际上并未出现他料想那样的结果。于的同时代人包括后继者绝大部分把“标草”和他领导的标草社视为一次艺术运动。除了标草社成员,当时的书坛少有人去接触“标草”。其中,有“标草”作为书体本身的原因,即草书本身是否可以作为“正体字”来推广。于在设计的初期大概已察觉到正体的问题,他命名为“标准”就可察知。他因书写的“简便”选择“草书”,但他忽视了草书在识读层面上的难度。草书写起来“简”,而识读对一般大众却相当陌生,更何况大众的实用书写向来有“正体字”的楷书和作为“俗体字”的行书二类,足敷使用,这个原因在根本上影响了“标草”的推行。于右任从草书家的理想出发或许只能做到诸部首组织结构方式、代表符号设计的准确性,制订周详细密的操作条例,却无法化解“标草”书写的便捷与识读难之间的矛盾。另外,“标草”推广同样面临着问题:民众凭什么舍弃正体和俗体,接受“标草”?“标草”既然是有规范的草书,它的推行、使用必然有一定的形式。但这恰恰不是某个个人或社会团体的能力所能及,需有政令的配合。试想一下,秦始皇若不动用至高无上的皇权,统一六国文字的大业能完成吗?于右任以一个儒生的鸿志,能翻订“标草”的一整套方案,却难以取得政府的支持,比如开办培训班,推广“标草”,或者将“标草”方案糅入民国的教育系统。他仅凭借个人的社会声望及标草社的力量,很难达到他所预期的以“标草”来“发扬全族传统之利器”目的。如果这样去看于右任和他的“标草”的命运,的确有点悲壮。 

 

  阻碍“标草”推广的还有上世纪30年代后期的日本侵华战争,当时朝野无暇关注于右任在文化上的新贡献,尽管如此,于右任的“标草”在20世纪40年代的遭遇并不悲观,他一直乐观其事,坚持推行自己的主张,这从“标草”字帖半个世纪来的连续不断出版发行记录可以看到。到台湾后,于逝世的前一年,重张“标准草书社”的旗帜,其行为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五四”以后儒学解体,知识分子都在探索中国的前途,作为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知识分子,于右任自有他的使命感,可以说“标草”是他文化理想的一个化身。虽然“标草”推广不尽如人意,但是,“标草”作为抗战时期文化建设的内容之一,应是毋庸置疑的。 

 

                                                 (本文转载自《拙风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