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古籍承载着文明前行的印迹。

中国最早的古籍书写是在简册上的。按照《尚书》中周公的说法，“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就有简册，记载了商汤灭夏的历史。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册”字和“典”字，“册”象竹木简编连成册之形，“典”则表两手持握简册之意。相比于占卜的甲骨，简册可以记录的文字篇幅更长，能表达的意思丰富得多。可惜简册由竹木制成，不易保存，而且在商、西周时期数量不多，迄今还没有发现实物。

左图：朱凤瀚教授主编的《海昏汉简初论》   右图：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

战国秦汉时期，简牍帛书仍是书写的主要载体。近百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出土了大批战国秦汉简牍帛书，其中有数十万枚文书简，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古书。这些简帛古书对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简帛古书在两晋之际逐渐被更加轻便的纸本写卷所取代，卷子抄本在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又经五代、宋人校刊，以刻本的形式逐渐定型，成为今天古籍排印、标点、数字化的基础。可以想见，这些古籍在两千年中不知经过多少次辗转传抄，出现过多少有意无意的增删、改动、错误，从形式到内容都难免偏离原貌；由于种种原因而亡佚散失的古书，更是不计其数。追寻文明的印迹，不能不探究古书的原初面貌，不能不厘清历代对古书的改造和诠释，也不应该忘记那些湮没在岁月中的古书佚籍。出土简册将两千年前的未经汉唐传抄、宋明刻印古书样貌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甚至使一些久已失传的佚籍回归人间，焕发出新的生机与魅力。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出土简牍，就是这样的新发现。

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参与出土简牍整理与研究的大学。1930年，“中瑞联合西北考察团”发现居延汉简，震惊世界。次年，汉简运至北平，即由北大的刘复与马衡两位教授着手整理，此后参与整理的学者也多来自北大：向达当时是北大的兼职讲师，余逊在北大史学系毕业后担任助教，最终独任其事的劳榦也是北大史学系毕业的高材生。新中国成立后，北大仍是出土文献研究的重镇。中文系的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李零等先生整理研究战国楚简、楚帛书、马王堆汉墓简帛、银雀山汉墓竹简等等，成果卓著；历史学系的田余庆、张传玺、吴荣曾等先生利用简牍研究战国秦汉的历史巨变，成绩斐然；考古学系的高明先生独力完成《帛书老子校注》，嘉惠学林；李零教授编写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教材。

新世纪以来，北京大学的出土文献研究又迎来新的发展机遇。2009至2010年，北大先后获得捐赠，入藏了从海外回归的一批汉简和一批秦简牍。初入北大的秦汉竹木简牍处在饱水状态，脆弱易损，有的受到扰动和污染，有的则还保留着成卷、叠压的状态，需要通过室内考古发掘和科技保护的手段完成第一道工序。接下来的文字释读、内容诠释工作，则要由古文字学家、战国秦汉历史、语言、文学乃至天文、数学领域专家协力完成。为此，学校于2009年5月批准成立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由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历史学系教授朱凤瀚先生牵头，整合历史、中文、考古等各院系的相关研究力量，共同投入到秦汉简牍的整理与研究中来。

十余年过去，北大藏秦汉简牍整理与研究的主要成果《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全七卷），自2012年以来已经陆续出版前五卷，《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全五卷）也将在今年下半年整体推出。在此，不妨以这两批珍贵资料作为例子，谈谈出土文献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呈现古人知识结构和社会思潮变迁

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校勘国家藏书，将之划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门类。这次校书开启了中国古代国家藏书整理编目的先河，清代“四库全书”的编撰则是其尾声。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简称“北大汉简”）包括17种古书，几乎涵盖上述所有门类，以数术、方技类的实用技术文献以及诸子中的道家之书为主，其次是诗赋类文献、六艺类的小学书《苍颉篇》以及诸子类的小说家、儒家、阴阳家书，还杂有少量兵家之说。这样的内容构成接近于此前汉文帝时期的马王堆简帛，而与此后汉宣帝时期的定州八角廊汉简、南昌刘贺墓汉简多出儒书的情况差别较大。这些古书大约抄写于武帝时期，恰好处在汉代士大夫的主流思想从黄老向儒学转变的过程中。借助这批古书，我们可以发现，当时高级贵族、官僚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取向并未在汉武帝尊儒后急速转向，而是保持自身的惯性，逐渐地发生变化。这对于理解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历史演进方式具有重要启示。

此外，在秦汉各等级墓葬出土古书中，数术、方技等围绕日常生活的实用技术类书籍都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些书籍往往具有相似的技术原理和编撰结构，但使用者、抄写者不断在其中加入他们的实践经验，使得具体内容变动不居。北大汉简中的数术、方技类文献都可以与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等此前的发现对读，呈现实用技术发展的历程，以及传抄、使用者在其中可能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

从“古书辨伪学”转向探究古书的成书年代和形态演变

清代以来，学者对于传世古书的真伪做过很多的研究，形成了专门的“辨伪学”。这一学术范式曾经发挥过打破思想桎梏的积极作用，但因其导源并服务于经学的今古文学派之争，从一开始就带有学理粗糙、方法武断之弊，立论往往忽视古书自身的体例以及形成、流传、改编的复杂过程。随着出土简帛古书的发现，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原先认为是伪造的古书在内容上多能得到较早的印证，仅是作者不明，而非有意作伪。李零教授指出，真正有意义的是判断古书成书的年代，分清思想发展的阶段、层次。他提倡以“古书年代学”取代“古书辨伪学”，将历代的托名、附益、增饰看作古书形成中的一般现象，并通过揭示这些现象，来研究思想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

在这方面，北大汉简中有典型的资料。阎步克、韩巍两位教授负责整理的《周驯》，是一部亡佚超过1500年的古书，内容讲述战国后期的东周国君用历史故事教育、训诫太子。《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有此书，称其为“民间小书”，可见汉人已经意识到其书可能是后人托名，很可能不是东周国君诫子书的实录。然而，书中的历史故事大多可以在传世古书中得到印证，并且在总体上反映出战国秦汉之际黄老道家的政治理念，也与西汉中前期诸侯王国林立，继承人教育成为迫切需要这一历史背景相契合。只要我们不因作者并非东周君本人而将之打入另册，那么，书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就不容忽视了。

在整理北大汉简《老子》的过程中，韩巍教授还提出“古书形态学”的概念。他指出，《老子》一书现在已有多种出土简帛本，包括战国中期的郭店楚简甲乙丙三本、西汉前期的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和西汉中期的北大汉简本，足以构成比较完整的《老子》传本发展序列。简帛古本《老子》与传世本之间，文本关系错综复杂，异文关系呈网络状。这提醒我们摆脱古书文本“线性发展”的错觉，跳出孰是孰非的简单判断，去研究古书形态演变的方式和机制，梳理文本变异背后隐含着的思想史脉络。

重构复调叙事，揭示历史的记忆与遗忘

历史是由众人共同创造的。不同的人对历史的记忆和叙述势必存在差异，既从各自的角度反映部分真实，也基于各自的立场有意无意地加以扭曲。司马迁写《史记》，删选、合并原本多元、矛盾的历史记述，“整齐百家杂语”，以“成一家之言”。虽然书中未能彻底贯彻，仍保存有不少歧异之处，但后世的读者大多不加分辨，将之当作毋庸置疑的“正史”，全盘接受。简帛古书的出土则如同历史上的失踪者归来，让历史叙事重现出多个声部。

北大汉简《赵正书》，主旨是批评秦二世胡亥不听谏言，以至于“身死国亡”。书中将秦始皇称为“秦王”，直呼其名“赵正”，表现出否定秦朝正统地位的立场，同时却说秦王临终立胡亥为继承人，不同于《史记》所说的胡亥通过“沙丘之谋”，矫诏诈立。无独有偶，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了秦二世在元年年初颁布天下的诏书，其中也称“朕奉遗诏”。不用说，诏书所言，只是秦二世自我粉饰的一面之辞，但诈立之说亦可追溯到陈胜、吴广起兵反秦之时的政治宣传，同样包含着鲜明的立场和目的。相比之下，反倒是《赵正书》站在批评秦始皇与秦二世的立场上，看不出有刻意回护胡亥的动机。《史记》中还有不少内容与《赵正书》如出一辙，连同“沙丘之谋”的生动记事，都属于小说家言。司马迁应该读到过《赵正书》之类的文献，但对他来说，保存汉初朝廷从反秦的楚人那里继承来的历史记忆，无疑更为自然、合理。《赵正书》中的遗文轶事，一方面让我们重新审视《史记》记事的来源和性质，另一方面也提示了一个被忽略的史实：秦始皇创造出前无古人的独裁权力后突然死亡，让缺少统治经验的年轻继承者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这或许构成了秦亡汉兴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

展现社会文化的丰富多彩，提供历史的民众视角

出土简帛古书一部分出自高等级贵族、官僚墓葬，更多的则是低级官吏或基层社会精英的随葬品。他们没有机会参与高层政治，但也是文明的创造者和历史的见证人。

秦的低级官吏墓中出土过多种为官诀窍类文献，包括睡虎地秦简《语书》、王家台秦简《政事之常》、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北大秦简中也有一种类似的书，抄写于秦统一以前，整理者朱凤瀚教授将之命名为《从政之经》。这些书不仅杂糅法家和儒、道思想，还加入了官场实践中摸爬滚打的“朴素智慧”，应是低级官吏自行编撰传抄的经验、口诀汇编。这类文献广泛流传，反映出秦的官僚制已经相当成熟，孕育出高度自觉的官吏身份意识和比较发达的官场文化。更有意思的是，北大秦简《从政之经》的后面还紧接着编连了另一篇文献《教女》，讲妇女的善行与恶习各有哪些，再现了秦人官吏的家庭教育和伦理观念。

北大秦简中，文学类文献尤为珍贵和引人注目。《隐书》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谜语，谜底不过是梳子、棋局之类的日常小物，谜面则用韵文写作，精巧风趣。另外还有三方竹木牍，抄写有四则饮酒时助兴的歌谣，李零教授称之为《酒令》。其中一则写道：“饮不醉，非江汉也。醉不归，夜未半也。趣趣驾，鸡未鸣也天未旦！”不羁之态，扑面而来。与之相配合，还有一枚枣核形木骰，削出六面，分别写有“自饮”“不饮”“饮左”“饮右”“百尝”“千秋”，显然是饮酒时助兴所用。所谓“百尝”“千秋”，大约就是“共同举杯”或“一起干了这杯”吧。

除了饶有兴味的短章，北大秦简中还有一篇哀婉动人的抒情小赋，朱凤瀚教授命名为《公子从军》。此篇模拟一位名叫“牵”的女子的口吻，讲述如何送丈夫“公子”从军出征东方，自己在西归途中如何愁肠百结，思念不已；最后又抱怨公子负心薄幸，一去不归，终于生死两隔，哀不自胜。文辞明显受到《诗经》文学传统的影响，而所描写的爱情悲剧，显然发生在秦人连年出兵、兼并六国的历史背景下，不经意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普通民众视角观察秦统一战争的机会。

为研究文字、书法的发展史，思考古书的物质性提供实物资料

出土文献不仅包含文本，更是作为文本载体的实物。对于古书简牍实物的研究和保护尤为重要。考古文博学院胡东波教授领导的文物保护团队，在北大秦简的室内清理中，摸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饱水竹简室内考古发掘技术流程和发掘方法，并从理论角度探索竹简的科技检测与保护的方法、目的，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发掘清理中可以看到，出土简册古书通常都保留有编绳编连的痕迹，有的还刻有契口，以标明编绳的位置并使之不易上下滑动。编绳通常是麻质或丝质，天长日久，容易断绝，故而有孔子读《易》而“韦（纬）编三绝”之说。为防止简序散乱，古人有时还会在简背写上编号。北大秦简的清理工作中，当时就读于考古文博学院的本科生孙沛阳首先注意到简背刻有划痕。他受此启发，研究上博楚简《周易》的编连，在学界引起轰动。此后，韩巍教授专门探讨北大汉简《老子》的简背划痕规律，找到了划痕与简序之间的对应关系，一方面借助划痕复原了简序，另一方面又证明划痕是在竹简破筒之前斜向转圈刻划在竹青面上的，由此推断竹简的制作与抄写、编连几个工序之间存在着配合关系。经过他们的开拓，背面划痕现已成为简牍研究中最引人关注的课题之一。

秦汉时期还是中国文字发展的关键时期，既经历了秦废除六国古文，推行“书同文字”的过程，又在书体上逐渐从篆书向秦隶、汉隶发展，并逐渐演生出草书、行书以及楷书的雏形。出土文献提供的大量实物资料，将人们所认识的隶书、楷书的形成时间提前了，让我们知道隶书在战国晚期就已出现，秦始皇不是用小篆而是用隶书统一了文字；钟繇、王羲之风格的行楷在东汉中期亦已产生雏形，传世摹拓并非伪作，等等。不仅如此，出土资料还让各个书体发展过程的具体环节都清晰可辨。比如，北大汉简抄写的年代正处在通行文字从秦隶（古隶）向汉隶（八分书）转型的关键时期，结构上趋于扁方，波挑明显，形似汉隶，但不遵守“燕不双飞”等成熟八分书的定则，笔势灵活婉转而富于变化，有时又故意拟古，或者有意无意地保留着古隶的笔法乃至战国文字的一些字形特点。这些文字显然出自文化人或职业书手的笔墨，对研究“书同文字”政策在汉代的影响，探讨汉隶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至于其艺术价值，就更不用多说了。

以上漫谈，当然很不全面，但出土文献的学术价值应已可见一斑。

围绕北大藏秦汉简牍的整理与研究，朱凤瀚教授率领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同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学科重大课题项目各一项，建设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跨学科专业研究团队，在《北京大学学报》《文物》《出土文献研究》《简帛》等刊物多次发表系列论文数十篇，并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海外高水平研究机构建立起合作关系。《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一至五卷）荣获2016年“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其中的《苍颉篇》《老子》《周驯》《赵正书》《反淫》《妄稽》《堪舆》《六博》《节》《荆决》《雨书》等十余种文献已被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在北大藏秦汉简以外，出土文献研究所还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扩展研究范围和领域。2017年，研究所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签订协议，承接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文献与文字资料的整理工作，并得到国家社会基金重大项目和北京大学人文学部的支持，稳步推进相关研究。现已就其中的《诗》《礼》《春秋》《论语》《孝经》《易占》《六博》等重要典籍，发表研究论文二十余篇。2020年，朱凤瀚教授主编的《海昏汉简初论》一书列入“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正式出版，全面介绍了海昏汉简的学术价值和阶段性整理成果。研究所的另一大优势领域是金文与商周史研究，主办的《青铜器与金文》学术集刊（半年刊），现已出版七辑；主持编撰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40卷）已经进入出版流程；由朱凤瀚教授领衔的“近出两周封国青铜器与铭文的综合研究”，于2020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批准立项为“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

近年来，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北大的出土文献研究事业的发展再次提速。2014年，教育部推动建设“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作为核心协同单位，负责搭建“金文与青铜器研究”平台。2020年，中宣部、教育部等八部门共同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朱凤瀚教授出任工程副主任委员和首席专家，负责北京大学平台的建设工作。学校领导对此高度重视，于2021年9月决定在原科研虚体机构出土文献研究所的基础上建设新实体机构“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对接“古文字工程”，整合全校相关科研力量，引进海内外优秀人才，重振北大的古文字与出土文献学科。

当今的出土文献研究，已经发展成为需要各方面专家通力合作的跨学科领域。北京大学的出土文献研究正是走了一条古文字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紧密结合，文理交叉，文物整理保护与研究并重，实证研究与理论创新并举的新路径。这条新路径充分发挥北大学科齐全、综合实力强的优势，倡导从文字、文献跨越到文明，进行全面而有深度的探索，已经成为近年来我校文科发展最重要的亮点之一。

随着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的成立，北大的出土文献研究一定会迎来新的发展阶段，取得更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解读出土文献，追寻文明的印迹，终将服务于文明的传承、发展与再造。

（本文原发表于《北京大学校报》第1606期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