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石碑上的经书——石经

 

 

一、石经的起源    

什么叫石经？石经就是刻在石碑上的经书，是政府通过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向全国刊布的法定经文。历代石经都建立在太学里，可以看作我国古代由政府组织出版的“石版”法定教材。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的流传全靠手抄。最早是抄在竹简或木简上，叫简册，讲究一点儿的，抄在缣帛上，叫帛书。造纸术发明之后，因为纸张更为轻便，抄书就逐渐改用纸张了。由于辗转传抄，难免会抄错，不但错字、漏字、串行、脱句难以避免，就是整章整段地颠倒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读书人所用的经文，往往文字不一。而汉代国家考试，只能以政府官定的经文为准，所以往往发生文字的争端。为此，不仅博士之间互相攻讦[jie劫]，甚至还发生过贿赂主管政府藏书的官员，企图偷改经文以符合个人私本的丑闻。

本来，到东汉后期，太学的学风已经日益败坏。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东汉安帝时代的太学里：

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全成了菜园)。牧儿荛竖(放牧的人和打柴的人。荛：rao饶，柴火)，至于薪刈(打柴)其下。

到东汉顺帝时代，虽然修复了许多校舍，但学风还是每下愈况：

章句(经文的解说)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互相说对方坏话)。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宫廷图书馆)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

这里说的，就是向主管官员行贿，私定经文的事。于是，到了东汉灵帝熹平四年，“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正焉”。就是说，灵帝下决心把标准的经文刻在石碑上，立在太学里，作为国家法定教材向全国公布，意在统一全国的经文，以杜绝私弊。所以石经一刊布，马上受到读书人的欢迎。据《后汉书·蔡邕传》说：

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辆)，填塞街陌(街道)。

从东汉末年到清朝初年千余年间，从中央到地方，曾经刻过许多石经。但是由政府正式在太学里颁定，并且有实物可考的，主要有以下七部。它们是：

汉石经 通称“熹平石经”。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始刻，灵帝光和六年完成。

魏石经 通称“正始石经”。三国魏废帝(齐王曹芳)正始二年立。

唐石经 通称“开成石经”。唐文宗大和七年始刻，文宗开成二年完成。

蜀石经 通称“广政石经”。五代十国时蜀后主(孟昶[chang敞])广政元年始刻，宋徽宗宣和六年完成。

北宋石经 通称“嘉祐石经”。宋仁宗庆历元年始刻，仁宗嘉祐六年完成。

南宋石经 通称“绍兴御书石经”，南宋高宗绍兴五年始刻，孝宗淳熙四年完成。

清石经 通称“乾隆石经”。清高宗乾隆五十六年始刻，乾隆五十九年完成。

这七部规模最大的石经，到今天只有两部还完整地保存着。一部是唐石经，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一部是清石经，现存北京国子监。其余的，由于战乱及其他人为的破坏，像南宋石经，只剩一部分碑石在杭州，而汉、魏、蜀、北宋这四部石经只能看到少数出土的残石了。

关于这七部石经，近人张国淦《历代石经考》、刘起釪《尚书源流及传本考》中的《尚书与历代石经》一章有系统的记述。

 

二、汉石经和魏石经

这两部石经时代相去不远，都是建立在洛阳的太学里，而且两者还有些联系，它们的命运也差不多，所以放在一起介绍。

汉石经 通称“熹平石经”，是东汉灵帝时刊立的。从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始刻，到灵帝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完成，历时九年。

这部石经是东汉学者、书法家蔡邕(字伯喈)倡议建立的，并亲手参与经文的书写。这是中国有石经之始。《后汉书·蔡邕传》说：

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mi密]磾[di低]、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订正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用朱笔书写)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晚儒后学咸取正焉。

但是从出土的汉石经残石上看，当时书写碑文的人不只是蔡邕一个，还有马日磾等多人。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执事人员。难得的是还发现了一个刻工的名字，他叫陈兴。

根据《隋书·经籍志》所载石经目录，汉石经刻了七部经书。它们是：《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经文)、《公羊传》，此外还有《论语》。《论语》在汉朝虽未列入经书，但它是重要的儒学教材，所以也一起刻碑。

东汉推重今文学，所以石经全刻今文经。今文各经，又因学派不同而各有文本。汉石经就把立于学官的各家，以一家为底本刻石，把其他各家不同的文字标示在后。比如《诗》有齐、鲁、韩三家，汉石经以鲁诗为底本，后边有齐、韩两家诗的异字。

汉石经全部用隶书(也就是今文)书写，碑石正反两面刻字，共46块。石经立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太学讲堂东侧的瓦屋里，并且有专人看守。

这部石经在三国时已有残缺。中间经过从西晋末到隋末的战乱、迁移、破坏，到唐朝初年已经毁坏殆尽，但从唐至今，屡有残石出土。据统计，至今共得9000余字。

历代石经，在刊刻的当时并没有特定的名称。汉石经因为是熹平年间始刻的，所以后人习惯上称“熹平石经”，以别于其他朝代所刻的石经。此外还有称“一字石经”或“一体石经”或“今字石经”的。那是因为汉石经只用隶书(今字)一种字体书写，以别于魏石经，因为魏石经是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书写的。

魏石经 通称“正始石经”。是三国时魏废帝(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公元240—248年)刊立的。《晋书·卫恒传》说：“至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经。”但究竟是哪一年立的，史无明文。到1957年6月，在西安出土的魏石经残石上(魏石经在隋代曾迁长安)有“正始二年”字样，才知道这部石经立于正始二年(公元241年)。魏石经也立在洛阳的太学，不过是在讲堂的西侧，汉石经对面，共35块碑石。

魏时，古文经学兴盛，所以就在汉代今文石经之外，另立古文石经。据《隋书·经籍志》所载石经目录，魏石经有《尚书》和《春秋》两经。但据宋人洪适著《隶续》所录魏石经遗字，除上述二经外，还有桓公七年传九字，桓公十七年传26字。可知还有《左传》。不过据王国维考证，《左传》只刻到庄公中叶止(《魏石经考》)。

因为所立为古文经，所以经文的字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书写，以资比较。因此后代称为“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书写经文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不能肯定，只是所谓“古文”，就文字来说，未必就是先秦文字的原貌。

魏石经的古文《尚书》底本，用的郑玄注本而参以马融、王肃之说。就经文来说，这是汉代发现的真古文《尚书》，而不是东晋以后的伪本。可惜这部珍贵的历史文献，虽然刻在了石碑上，还是没能保存下来！

魏石经曾经几次迁移，再加上人为的破坏，到唐初也是十不存一了。宋代曾出土过一批残碑。后来到清代光绪末年，在洛阳又有残石出土，其中有《尚书》、《春秋》。到近代，1922年和1923年在洛阳，1945年和1957年在西安，又有所发现。总计历次出土石经，共残存经文3000余字。

 

三、唐石经和蜀石经

这两部石经时代相距不远，而且底本有继承关系，所以放在一起介绍。

唐石经 通称“开成石经”。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始刻，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完成。这部石经是郑覃向文宗建议刊立的。《旧唐书·郑覃传》说：

(文宗大和四年四月)拜工部侍郎。覃长于经学，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从容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从之。

唐石经共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这九种“大经”(也有称“九经”的)，再加《孝经》、《论语》、《尔雅》这三种“小经”，共12种经书(也有称“十二经”的)。此外还附刻了张参的《五经文字》和唐玄度的《九经字样》，以为应试者的文字规范。

石经建立在长安的太学里，共227块碑石，书丹的人有艾居晦、陈玠等，字体除诸经标题用隶书外，经文一律用楷书。至今完整地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

唐石经也有称“雍石经”的，“雍”指雍州，是古代“九州”之一，包括今天陕西、甘肃一带。长安在古雍州范围之内，故称。

但是西安的唐石经到了清代又先后多出《孟子》七篇和《大学》、《中庸》两篇来。那是清朝人为了凑足“十三经”和“四书”之数而外加的，并非唐石经原物。其实，《孟子》在唐时尚未列入经书，唐代也没有“十三经”与“四书”之说。而《大学》、《中庸》两篇，《礼记》中已刻，完全是重复。所以清人补经根本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对此，前人已有批评。清人王昶《金石萃编》说：

十二经无《孟子》者，唐时《孟子》之书，侪于诸子，不得列于大小经之数。故陆德明《经典释文》有老庄而遗《孟子》。此刻亦其例耳。本朝贾汉复巡抚陕西时补刻《孟子》七篇。文字疏庸，固不待辨，且以厕入唐十二经，亦未考当时之制矣。

蜀石经 通称“广政石经”。五代十国时蜀后主(孟昶)广政元年(公元938年)始刻，到宋代统一之后，在宋徽宗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才最后完成，前后历时186年。石经立在成都学宫。所以后人有称“成都石经”或“益都石经”的，也有称“孟蜀石经”或“后蜀石经”的。

蜀石经是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刊刻的。《十国春秋》记载此事说：

毋昭裔，河中龙门人，后主时拜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性好藏书，酷嗜古文，精经术。尝案雍都旧本九经，命张德昭等书之，刻石于成都学宫。

这里所说“雍都旧本”，指的就是唐石经。换句话说，蜀石经是根据唐石经刊刻的。不过和唐石经并不全同。最大的区别是唐石经只刻经文，蜀石经兼刻注解。因此，大体上可以说蜀石经是唐石经的增注本。书丹者有张德昭、杨均、孙逢吉等多人。

蜀石经在宋统一之前刻了《论语》、《尔雅》、《孝经》和《周易》、《毛诗》、《尚书》、《周礼》、《仪礼》、《礼记》，还有《春秋左氏传》的前17卷。入宋以后，到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春秋左氏传》30卷刻完，并刊刻了《公羊》、《穀梁》二传。到徽宗时代，《孟子》已升为经，于是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川地方官员又在蜀石经里补刻了《孟子》，次年刻成，遂比唐12经又多一经。碑石有千余块。其实，宋人仿北宋“嘉祐石经”给蜀石经补刻《孟子》也是蛇足之举，正如清人给唐石经补刻《孟子》一样，同样是“亦未考当时之制矣”！

蜀石经在南宋时还基本完好，它被毁于元初蒙古军队入川之乱。1941年成都拆南城时，曾出土蜀石经残碑两块，一为《尚书》，一为《毛诗》，现均存成都四川省博物馆。

四、北宋石经和南宋石经

这两部石经时代相近，而且都没有唐、蜀两石经那样齐全。北宋九经，南宋七经，都不是12经或13经。

北宋石经 通称“嘉祐石经”。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始刻，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完成，历时20年。北宋刻石经时，蜀石经尚未刻完原计划中的经文，宋人也尚未补刻《孟子》。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蜀石经刻完《春秋》三传，12年之后宋石经才刻完。

宋代正式升《孟子》于经书，所以北宋石经刻《周易》、《毛诗》、《尚书》、《周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孟子》九种经书(宋人称“九经”)，立在开封国子监。因此，北宋石经又称“汴学石经”或“开封府石经”。

书丹者有杨南仲、赵克继、张次立等。书体为篆、隶两体，所以也有称“二体石经”或“二字石经”的。

这部石经在宋中叶的战乱中已残，到元末尽毁。近代曾有《周易》、《尚书》、《周礼》、《礼记》、《孝经》的少量残石出土。

南宋石经 通称“绍兴御书石经”，也称“宋高宗御书石经”。始刻于南宋高宗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至宋孝宗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完成。立于临安(今杭州)太学，所以也称“临安石经”或“宋太学御书石经”。孝宗淳熙四年特地建石经阁，阁下置石经，阁上藏拓本，阁名“光尧”，所以南宋石经也称“光尧石经”。

这部石经初刻《周易》、《毛诗》、《尚书》、《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六种，后来又增刻《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学记》、《儒行》、《经解》这五篇文章，总共七种经书。南宋石经大多是宋高宗的手笔，间或有少数是宪圣皇后吴氏的墨迹。

据记载，南宋高宗喜欢写字。他经常写经送给大臣，据宋人王应麟《玉海》记述，高宗曾对大臣们说：“学写字不如便写经书。不惟可以写字，又得经书不忘。”又据宋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说：

高宗御书六经，尝以赐国子监及石本于州庠。上亲御翰墨，稍倦，即命宪圣皇后续书，至今莫能辨。

南宋石经字体，《易》、《诗》、《书》、《左传》和《礼记》中五篇文章为楷书，《论语》、《孟子》为行书。

碑石数目未详。宋亡以后多有残毁。至今杭州西湖书院尚存80余碑。

 

五、清石经

清石经通称“乾隆石经”。始刻于清高宗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至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完成，历时三年。碑石立在北京国子监。据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上谕：

自汉、唐、宋以来，皆有石经之刻……但历年久远，率多残缺。 即间有片石流传，如开成、绍兴年间所刊，今尚存贮西安、杭州等府学者，亦均非全经完本。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朕临御五十余年，稽古表章，孜孜不卷……而十三经或有武英殿刊本，未勒石经。 因思从前蒋衡所进手书石十三经，曾命内廷翰林详核舛误。藏弆〔ju举，收藏〕懋勤殿有年，允宜刊之石版，列于太学，用垂永久……以副朕尊经右文至意。

乾隆石经所刊经书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共13部，碑石189块。经文为江南士子蒋衡所书，字体为楷书。乾隆御制《石经序》说：

盖此经为蒋衡手书，献于乾隆庚申(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者。其间不无舛，爰命内翰详核，以束之懋勤殿之高阁，至今五十有余年，亦既忘之矣。昨岁命续集《石渠宝笈》之书，司事者以此经请。乃憬然而悟曰：有是哉？是岂可与寻常墨迹相提并论，以为几暇遣玩之具哉！是宜刊之石版，列于辟雍，以为千秋万世崇文重道之规……乃今刻诸石，列诸辟雍，应时举事，以继往圣，开来世，为承学之标准，岂非厚幸也欤！蒋衡一生苦学之功，亦因是酬矣！

蒋衡是江苏人，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写完13经进呈，授国子监学正衔，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去世，享年72岁。死后50年，石经刊成。清史有传。

刊乾隆石经时，高宗指定的执事大臣有总裁和珅、王杰，副总裁董浩、刘镛、彭元瑞。实际操办石经事务并负责校订经文的是彭元瑞。他曾参以唐石经等经文校刊，写成《石经考文提要》，因急于竣工，未及照改。后来清仁宗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曾加以磨改。现在完整地保存在北京国子监。

 

六、七朝之外的石经

除了前述七个朝代的石经之外，还有以下几种已刻或未刻的石经见于记载。作为有关石经的知识，也需要介绍一下。

晋代 据《晋书·裴頠〔wei伪〕传》(《裴秀传》附)说：

頠字逸民，弘雅有远识，博学稽古，自少知名……惠帝即位，转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累·迁侍中。 时天下暂宁，奏修国学，刻石写经。

虽然《晋书》有这样的话，但关于“刻石”、“写经”，未见具体的记载，而且历史上从未发现过任何出土的碑石或残字。所以前人怀疑可能当时裴有刻经的建议，但没能实现。

北魏 北魏曾刊立过石经，不过没多久就彻底废毁了。据《南齐书·魏虏传》说：

佛狸(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截平城(今山西大同)西为宫城，……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于山边别立父祖庙……城西三里刻石写经及其《国记》。于邺取石虎(十六国中后赵主)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长丈余以听用。

从这个记载看，北魏确实搞过石经，至少已经着手动工了。但是为什么也竟无一字存世呢？下边的记载透露出的一些消息，可以帮助我们作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

北魏太武帝有一个很倚重的大臣，也是一个学者，叫崔浩。他曾受命注解过经书。《北史·崔浩传》(《崔宏传》附)说：

浩又上《五寅元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明元帝拓跋嗣永兴元年，公元409年)，敕臣解《急救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三年成讫。

但后来崔浩被杀了，原因是为写国史不慎而得罪了皇帝。《崔浩传》有以下的记述：

神麚〔jia 加，公鹿〕二年(北魏太武帝年号，公元429年)，诏集诸文人摭[zhi直，摘取]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谠〔dang党〕、邓颖、晁继、范亨、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闵堪、赵郡郄[qie切]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载《国书》，以彰直笔，并勒浩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景穆(拓跋焘长子拓跋晃，五岁立为太子，好经史，死后谥“景穆太子”)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步(《魏书·崔浩传》作“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浩《国书》，事备而不典(事迹详备，但不好听)，而石铭显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与构浩于帝(石碑立在大路上，鲜卑人都很恼火，一起向皇帝说崔浩的坏话)。 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秘书郎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服受赇〔qiu求，受贿〕。真君(太武帝年号“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其秘书郎史以下尽死。

《魏书·崔浩传》记述略同。据此推断，北魏确乎和《国书》一起刊立过崔浩注的经书。但是崔浩因《国史》写得不好听，大概是写了鲜卑人，特别是皇族拓跋氏的什么不愿意让人知道的秘闻，就是前文所说的“直笔”，触怒了皇帝而杀身灭门，甚至株连亲戚、下属。可以想见，他所注解的经书碑石决不会保留，一定是和“备而不典”的《国书》碑石一同彻底被废毁了。所以北魏石经竟无一字存世，当时所刻是哪些经书亦无记载。不过我们可以推断，所刻当不出前引《崔浩传》所说“三年成讫”的诸经注解之外。

金代 据《明一统志》载：金国子学碑二，在旧燕城南。但未见实物。存疑。

明代 明代没有统一在国子监刊立过石经。南京、北京有几种刻石，都是官吏自制的。计有：明神宗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太仆寺刻《尚书·冏命》一篇，置于衙署。又万历年间蔡毅中刻《孝经注》，置北京国子监。再有明熹宗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国子监丞金维基等刻唐人虞世南所书《孝经》。又，南京国子监刊《大学》一篇，置于南监。据说两《孝经》刻石尚存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前述七部石经以外，见诸记载的石经，主要是这些。

 

七、石经的价值

刊刻石经，费时费工，本来是印刷术发明以前，为了向全国刊布法定经文而采取的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当然也是那时唯一可行的办法。所以当时的石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以国家法定经文统一全国传抄本经文的作用。像本章介绍的前三种石经，即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和唐“开成石经”，在它各自的时代都具有这种直接的实用价值。这也是石经最初的和最基本的作用。

五代以后，出现了木版印刷。作为经书的法定文本，有历代太学刊发的“监本”经书(即以国子监的名义编辑出版的经书)，读书人可以不必再到太学去抄经，使用监本经书要方便得多了。所以到五代以后，从实用的角度看，本没有再刊立石经的必要。然而历代王朝为了显示自己的“文治”，还是有刊立石经的兴趣。就像前引乾隆皇帝的诏书中说的，“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所以，尽管那时有监本经书，而且还有“殿本”经书(即武英殿印本十三经)，还是要再刻一部石经，“以副朕尊经右文至意”。因此，五代以后刊立石经，主要的用意无非是点缀“文治”，作一篇“崇儒重道”的官样文章而已。

但是，无论历代王朝刊立石经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今天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各种石经文本都是有用的古籍研究资料。因为历代刊经的时候，参与其事的学者都要把经文校订一番才能付刻。从东汉刻“熹平石经”时蔡邕等人“订正六经文字”并附刻诸家异文，到清代刻“乾隆石经”时命副总裁彭元瑞“校正厘定”经文，并且写出《石经考文提要》13卷，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文献学工作。因此，对我们后人来说，这些石经，包括其校勘、考证，都是具有文献学价值的珍宝，对我们今天和今后校勘群经文字，乃至包括古籍整理，都各自具有程度不等的参考价值。在前述七部石经中，汉、魏、唐三部石经，在文献学、校勘学以及经学史上的意义尤其重要。只是汉、魏两部石经毁坏太甚，残碑、残字存世甚少，不免影响其作用的发挥。

前文第三章第一节《尚书的今文经和古文经》中，曾谈到《尚书》有“今文”、“古文”和“伪古文”之别。在石经里，汉石经刻的是今文经，魏石经刻的是古文经，唐石经刻的是伪古文经，汉、魏、唐三部石经正好各占其一，反映了经书和经学从汉到唐的历史演变。将来如果有更多的汉石经出土，汉代今文经诸家经文，或可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如果有更多的魏石经出土，汉代原有的真古文经说不定有部分复原的希望。这或许只是笔者的一个幻想，但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幻想也是很需要的。

除上述价值之外，唐石经更有一层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五代刻版经书，最早就是以唐石经为依据的。可以说，唐石经是五代以后版刻群经的初祖，也是儒家经典从手写本到版刻本的桥梁。

据《玉海》记述，儒经刻版最早从五代时的后唐明宗(李嗣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开始，由当时的国子监据唐石经雕版印行，同时禁用其他杂抄本。这部雕版经书直到五代的最后一代，即周太祖(郭威)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才全部刻成，历时21年。此后的刻本经书，无不是从唐石经衍生出来的翻刻本。所以唐石经在我国书籍的发展史上有它重要的位置。

唐石经刻成之后，曾经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据《旧唐书·文宗本纪》说：

(开成二年冬十月)癸卯，宰臣判国子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 时上好文，郑覃以经文启导，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经博士，依后汉蔡伯喈刊碑立于太学，创立石壁九经，诸儒校正讹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复校，字体又乖师法，故石经立后数十年，名儒皆不窥之，以为芜累甚矣。

唐石经确实有脱文、误字，校对欠精。但是无论人们怎样评价它，唐石经是我国存世最早的一部完本经书，也是自唐代颁行《五经正义》之后，最早的一部唐石刻法定经书。它是今天所有印本经书的源头。它的历史地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值得我们格外地珍视。

以上介绍了“五经”和“四书”的概况。对于从未接触过这些典籍的读者来说，应该交待的基本问题，大体都谈到了。其中的材料和观点，大都采自前贤著作，而二三一得之愚，则尚有待方家审正。

为了认识一番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除去了解一般的知识之外，还需要亲自走进这个宝库中去浏览一番。就是说，为了认识“五经”、“四书”的本来面貌，在了解一般的知识以后，还有必要直接接触一下这些典籍，至少要翻一翻，看一看，才能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才能使抽象的知识具体化。

如果条件许可，有的经籍还需要认真地读一读。比如像《论语》、《孟子》这两部儒家学说最基本的著作，就不妨细细地读一遍。在这个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条件和需要，再考虑去涉猎其他。《论语》、《孟子》这两部书，可以读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中华书局出版)。这两部书不但都有文字注解和现代汉语译文，而且还在适当的段落处设一个“余论”的项目，来讨论孔孟这两位儒家大师的思想和理论。如果认真地读完这两部书，不但对儒家学派的源头可以有个基本的了解，同时还可以把自己的古汉语水平明显地提高一步。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试一试。

当然，我们今天读这些儒典是为了深入地认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过去某些人提倡的“尊孔读经”是根本不同的。

对于儒家的经籍，“五四”以后曾经受到过分的批判，但是近年来似乎又有些拔高。我们的态度应该、而也只能是：通过认真地阅读、研究，批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从而为建设我们的民族新文化服务。这是笔者愿意和青年读者共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