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法入理，以古为则——论韩性的理学书法观

刘德旺

摘要：元代书法的复古思想具有一定的时空分布特征，具有理学思想与文学、书法合流的特征，这在浙东大儒韩性的身上表现的极为明显。韩性尊崇古人但并不严苛，承认每个人的书法作品在面目上各有不同、也应该各有不同，学习书法也不必拘泥于古人之法，而是要从法度入手、寻找到法度之后的理，“理之所在，学者则焉”，从“在义为理”的性理之说的角度构建了他的书法观。这种书法观与性理之学“流而为文”、“流而为书”的时代风气是完全一致的，在当时很具有典型性和影响力，代表了浙东学人的普遍认知。

关键词：元代，复古，韩性，理学，书法

一、韩性与元代复古书风

元代书法总体上是以复古为基调的，这个基调里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理念上的复古思潮，即摒弃宋人之法尤其是苏、黄、米之法而主张回归晋唐，二是技法上的复古思潮，即从笔法、结体、间架等角度对晋唐进行理解和模仿。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元代书法是有时期特点和地域特点的，大蒙古国时期和大元帝国时期的书法各有其特点，北方书法与南方书法各有其特点，江右、江浙、闽、徽、苏松的书法右各有其特点。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元代儒学思想尤其是理学思想的传播特征及地域特点，和元代书法、书论是有极大相关性的，赵复、许衡、刘因及郝经等人的理学思想在北方的传播形成了一种复古理论，高宗赵构的复古思想经过赵孟頫的发挥以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等为中心在杭州形成了一种复古理论，宁宗晚期、理宗时期的理学思想的延续到入元以后尤其是延祐复科以后在浙东、苏松形成了一种复古理论，这些复古理论逐渐合流，中心从杭州向浙东、苏松转移，融入了明初书法的复古思潮。大元帝国时期，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往往是合一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犹幸有斯”[①]，书法家也具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有学者注意到了元代书法复古思想的演变，提出“从南宋政权的建立到宋克的出生恰巧为两百年时间，而在这两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书法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对北宋之苏、黄、米三家书风的因袭效仿与赵构的‘复古思想’相并行，到赵孟頫承继赵构思想，高举‘复古’大旗，回归晋人，并在元代蔚然成风，形成庞大的赵派书家群，影响深远，再到元代中叶以来张雨、倪瓒、杨维桢、宋克等许多江南地区的书家在书学复古之大背景下，又能突破赵氏的书学藩篱，尚意率情，重新诠释传统而彰显自我个性的阶段性特征”[②]。但遗憾的是，极少有学者注意到元代书法复古思想的时空特点，并进一步提出其与理学学人时空特点的相关性。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书法的复古思潮中，结合时空特点去看，很容易发现绍兴的韩性，他的“则古”理学书法观，在浙东学人、苏松学人那里具有极大的典型性。

二、韩性的研究综述

韩性（1266-1341）是元代大儒，《元史·列传七七·儒学二》有传。他精通性理之学，是浙东的理学名家，且以讲学为业，名望极大，“一时人望所宗也”，世人尊称为“韩先生”。韩性与书画家们交集密切，他是王冕的启蒙恩师[③]，是虞集的好友。顾嗣立在《元诗选》[④]中对其有详细介绍：“性字明善，绍兴人。其先家安阳，宋魏忠献王琦，其八世祖也。性深于先儒性理之说，四方学者，受业其门，户外屦无所容。前代遗老王应麟、俞浙、戴表元辈皆折辈行与交。同里与游最密者唐珏、王易简、吕同老，皆一时名士。每值风日清美，或同挟策于云门禹穴，或共榜舟于邪溪镜湖，逍遥容与，弥日忘返，望之者疑其为世外人也。延祐中，宪府尝举为慈湖书院山长，受而不赴。天历中，赵世延以其名上闻。后十年，门人李齐为南台监察御史，力举其行义，而性已卒矣，年七十六，赐谥庄节先生。所著有《礼记说》四卷、《诗音释》一卷、《书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有《五云漫稿》十二卷。虞学士集曰：君为文优游不迫而陈义甚高，汪洋不穷而立论甚要。黄侍讲溍曰：先生之文，博达隽伟而变化不测。人第见其如奇葩珍木，不择地而发，鱼龙出没，隐显后先，以为可喜可愕，而莫知夫山之所以高，水之所以深也。两公皆文章大家，而罄折先生如此，宜为一时人望所宗也”。

元代书论的研究中，韩性也一直被学者们重视。

王镇远在《中国书法理论史》中指出，元代书家“大多主张通过学习古人而令书法合乎法度典型。其代表人物就有韩性、袁桷、虞集等人”，韩性“大抵也旨在发挥赵氏的理论”，“同赵孟頫‘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骨不易’的主张相贯通，只是更加详细地从心画与临摹前人两个方面为此种说法建立了理论依据”，“他所谓的‘理’、‘则’，无非是指书法宜合乎一定的法则和规律”[⑤]。王镇远这一观点影响极大，其他学者研究韩性，基本上没有超出王镇远的观点。朱天曙这样评价：“绍兴名家韩性，精于先儒性理之说。他在元代赵汇辑汉晋书论《书则》的序中强调书法产生的原理，继承了宋代以来的性理之学，用于论书有独到的见解。他说，书法果真有法则吗?书法本来是‘心画’，长短、肥瘦人人各异，不能用同一个规矩去约束。书法果真没有法则吗?古代学习书法的人们，总是竭尽精力地临摹效仿，始终不厌，一定有‘道’存在。在他看来，‘盖书者聚一以成形，形质既具，性情见焉。异者其体，同者其理也，能尽其理，可以为则矣。’就是说，所谓书法，是聚一而成形，既然具备了‘形质’，则其中就会见出‘性情’。它们的形体不同，但原理是一致的。他在文中引用赵孟頫‘当则古，无徒取法于今人也’说明《书则》一书书名的由来。”[⑥]杨家伟指出：“韩性认为，书法艺术是心性的体现，通过外在的形质展现内心的性情。因此体有殊异，但理却相同。若能通悟书法之‘理’，当可以为‘则’。由此可知，韩性之‘理’当为书法之原理、法理，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循理守道，溯本求源，当为学书之正宗。这与鲜于枢所理解的‘理’是一致的。他的这种书法观，不可避免地受到南宋理学的影响”。[⑦]姚宇亮认为韩性的思想和朱熹一脉相承：“韩性这里说的所同之‘理’与所异之‘体’有着和赵孟頫的‘结字’与‘用笔’有着相类似的关系。而‘书聚一以成形’,背后的‘理’只有一个。和所有的理学家论书一样,韩性认为书法不在功拙,惟在尽这个‘理’而已。和朱熹一样,韩性认为上古是‘天理流行’的时代,那时的书法无意于工而自工,而到了后世,书中的‘理’逐渐解散”，“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忧虑下,韩性害怕这个‘理’不能传下去,书‘法’从此断绝,这和朱熹的观点如出一辙”。[⑧]黎坤荣认为韩性的思想源自程颐和朱熹：“韩性认为，书法本于人的内心性情，只是形质之不同，内在的道理是相通的。能够把握住内在书法之‘理’，便可找到‘书则’。其理论宗旨突出一个‘理’字，源于北宋程颐‘天者，理也’，认为理就是万事万物的根据，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这与朱熹‘余尝以为天下万事有一定之法’之见解一致。韩性还认为:‘书有自然之理，理之所在，学者在焉，射之正也，车之轨也。’此处更明白指出，后人学书要循此‘理’而行，书之‘理’就像射箭要对准靶子，马车要根据道路行驶一样，得此‘理’则不失法度，又与‘不为法脱’‘自其不变者而学之’宗旨一致”。[⑨]

韩性身为儒学大家，在书法方面的文献极少，有王镇远定论在前，后之学者很难脱去藩篱，没能从其他的视角出发做一些进一步的研究，看到韩性的书法观在浙东的典型性和影响力，进而观察到元代复古书风的时空特征。

三、韩性的理学书法观

韩性的书法观主要体现在其论书诗和《书则序》之中。其论书诗有六首[⑩]。

《兰亭》：“昔人艺芳兰，遗迹越溪上。风流晋诸贤，好奇极寻访。坐令后来人，吊古更惆怅。忆昔初来游，精庐适新创。俯仰三十年，故交独青嶂。今晨天气佳，烟堤系轻舫。相携得良朋，举酒互酬倡。散策依晴林，沿洄俯新涨。地偏尘易遣，虑澹情自畅。回首昔时游，乐事终不忘。谁谓古人远，千载欣一饷。彭殇端齐轨，蒙庄谅非妄”。

《题贾治安连绵书》：“秋蛇萦笔底，笔外认偏傍。虚室能生白，双钩笑硬黄。烟深梅弄影，云黑雁分行。万事资天巧，何须舞剑娘”。

《题二米帖》：“南宫捉管一轩渠，碧落烟云乍卷舒。后五百年无此笔，不知世有虎儿书”。

《题放翁帖》：“投帻归来念世衰，云烟落纸自纷披。当年遗迹成寥落，坐想龟堂纵笔时”。

《题东坡临颜鲁公帖》：“人间送迎亦区区，身后流传幸有余。最羡江南蔡明远，姓名重得雪堂书”。

《书禊帖》：“金龟旧石今安在，旧刻梅花尚典刑。字画模糊偏可爱，鱼鳞云外见疏星”。

《吴传朋游丝书卷》：“玉凤凌秋桂花渚，汉女缫云不成缕。齐州月晓金气凉，不如崇冈泛晴光。晴空淡白风力小，落花飞絮随风扬。二十八宿罗空碧，长毫晱光密如织，同心百结映天回，谁把量春金素尺。西河仙客飞上天，欲绾轻痕苦无力”。

这些论书诗，一方面体现出对王羲之的尊崇，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宋人书法的尊崇，此外还体现了对当时的江湖书风“连绵书”、“游丝书”的褒扬。由此可见，韩性并非是严苛而古板的，并非是要求书法家从技法上、风貌上还原晋唐。

《书则序》是韩性为赵仲德“取古人评书要语，辑为一书”写的序言：“书果有则乎？书心画也。短长瘠肥，体人人殊，未可以一律拘也。书果无则乎？古之学者殚精神，靡岁月，临模仿效，终老而不厌，亦必有其道矣。盖书者聚一以成形，形质既具，性情见焉。异者其体，同者其理也，能尽其理，可以为则矣。三代之时，书以记事，未始以点画较工拙也。然而鼎彝铭志之文，俯仰向背，精入芒发，是岂有意于工哉？亦尽其理，不能不工耳。秦汉而下，以书名者，何可胜数！尽书之理者，惟锺元常、王逸少数人而已。其残缣败纸，刓碑断碣，幸存于世者，皆为人所宝爱。观其霞分云驶，龙跳虎跃，变化倏忽，莫适控搏，可喜可玩，可怖可愕，而不可测识，意非法度所可拘挛。徐而察之，俯仰向背之理，若合符契。后之学者，互相宪述，随其所至，而各有成。下至黄太史、《米南宫》，书体尤纵肆，而法度极森严，故皆可以擅名于后世。由是而降，人益事书其资，善书者又好为甚高之论，以为师心自用，足以成家，何必为是拘拘也？其形质性情，跖盭昏惑，前不则乎古，后不足为来者，则书道之中，绝以是也夫。今承旨赵公以翰墨为天下倡，学者翕然而景从。赵君仲德尝请书法之要，公谓当则古，无徒取法于今人也。仲德于是取古人评书要语，辑为一书，名曰《书则》，以成赵公之意，而惠学者以指南也。好事者将取而列诸梓，仲德俾余为之序。夫书者六艺之一，儒者所当事也。书有自然之理，理之所在，学者则焉。射之正也，车之轨也，砭剂之俞荣也。是书传学者之厚幸，非与？仲德又谓余尝取先儒读书之法，会粹为编，未成，成且并刻之。嗟夫！考古昔之言，以求事物之则，经籍所载，尽儒者事也，岂惟《书》哉？赵君其进于是矣。因并志其语于篇端”。

用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去看《书则序》我们能够发现韩性比较通达的书法观念。韩性认为“未可以一律拘也”、“意非法度所可拘挛”，承认每个人的书法作品在面目上各有不同、也应该各有不同，但这些不同的面目之中“亦必有其道矣”，这就是“理之所在”，在性理之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书法观。韩性尊崇法度，但又认为“随其所至，而各有成”，不必拘泥于古人之法，而是要从法度入手、寻找到法度之后的理，“理之所在，学者则焉”。同时，韩性认为“书有自然之理”，这就回到了“在义为理”的性理之说的根本上来。

韩性强调“性情”在个人书风建构中的决定作用，“随其所至，而各有成”，要求书法家从古人的法度入手，通过古人的法度去理解背后的“理”。这个“理”是法度背后的规则和常法，是“变虽不常，而稽之有则也”。浙东学人的性理思想是“究圣贤之理，为当世之用”，是“味经”的治学方法，是在经世致用的目的下阐发经义。韩性的“法”与“理”，就是这样的一种学理关系。故而，韩性之说虽与赵孟頫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其出发点和立场都是不同的。

韩性的书法观典型的体现着“尽儒者事也”的合流特征，在他的观念中，儒学、文章、书法是一致的，儒学思想也就是性理之学“流而为文”、“流而为书”，因此性理之学也就是韩性的文学思想和书学思想，这与大元帝国的文坛风气、书坛风气是一致的。浙东学人的思想，在当时很具有典型性，也很具有影响力。

(此文原载《书法报》第32期（总1879期）“书法研究”版，2021年8月18日)

注释： 

1、见黄百家《金华学案》。

2、朱圭铭，复古与新趣——论南宋以降两百年左右文人书法发展的阶段性特征[J]，泉州：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2期，P27-34。

3、毛登科，王冕交游考[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13年。

4、 顾嗣立编，元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5、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M]，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版，P318。

6、朱天曙，复古和求法：中国古典书论在元代传承的两大主题[J]，长春：关东学刊，2020年第1期，P89-94.

7、杨家伟，宗唐溯晋——复古视角下的元代士人法书鉴藏研究[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20年。

8、姚宇亮，从朱熹书学看宋代儒学复兴对书法的影响[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3年。

9、 黎坤荣，从理学思想看“用笔千古不易”一说[J]，郑州：美与时代，2018年第9期，P12-13。

10、 张毅、于广杰编著，宋元论书诗全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