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 代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箴言在今日愈发振聋发聩——当许多地方的教学大楼、大学城沦为空置的钢筋水泥，当不少“书院”“学堂”挂着文化招牌却行逐利之实，我们终于看清：学府的灵魂从不在硬件的豪华，而在有责任、敢担当的学者精英。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能历经数百年风雨而不衰，正是因一代代名师如星辰般照亮治学之路，让学术薪火永不熄灭。 

回望中国书院的黄金时代，宋代堪称书院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岳麓书院以“忠孝廉节”为核心办学理念，倡导“成就人材，传道济民”，既注重培养学子的品德修养，又强调学问需服务于社会民生。朱熹与张栻在此“会讲”时，更以“穷理致知”“知行合一”为治学准则，鼓励学子既深入探究义理，又将所学付诸实践，使岳麓书院成为“潇湘洙泗”般的理学重镇。

同一时期，范仲淹早年曾在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求学，后来执掌书院时，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革新教法，主张“明体达用”——既重儒家经典的研习，又强调学问要服务于现实治理。他常与学子探讨经世济民之道，使应天书院成为培养务实人才的重镇，更奠定了其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地位。

朱熹的教育实践为书院发展注入了深厚学理。他在武夷精舍、建阳考亭书院著书立说，进一步夯实理学根基。而白鹿洞书院因他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彪炳史册，更因一场跨学派对话传为佳话——虽“鹅湖之会”本是朱熹与陆九渊在鹅湖寺的论辩，但他后来邀陆九渊赴白鹿洞书院讲学，让不同思想碰撞交融，彰显了“百家争鸣”的包容气度。学规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箴言，更成为历代学子的修身准则。

朱熹的教育足迹遍布各地：在漳州白云岩书院，他亲手题写门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以字句彰显学者以天地为心、以苍生为念的襟怀，更在此开学授徒，将经世致用思想融入日常讲学；在长汀卧龙书院讲学时，他尤为强调“穷理致知”与“躬行实践”的结合，主张学问不能仅停留在书本，更要在体察民情、服务社会中践行大道。此外，福建省最早的官办书院——延平书院，仿白鹿洞书院规制而建，旨在纪念由杨时、罗从彦、李侗到朱熹的“延平四贤”理学传承体系，讲学中特别强调“诚明、忠恕、中和、敬义”的核心要义。书院周边环绕“九峰月朗”“猿洞秋风”等自然景观，兼具文化底蕴与山水特色，元明清时期更形成“春秋释奠、月课季考”的制度，成为闽北书院官学化的典范。

清代书院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佛山“九江先生”朱次琦创办的礼山学堂，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理念，摒弃空谈、注重实学，培养出康有为、简朝亮、梁耀枢等影响时代的高才，其“栋材未必千人见，但听风声便不同”的感悟，生动诠释了名师的引领作用。学术鼎盛时期，阮元创建的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以“实事求是”为宗旨，摒弃科举时文，专注经史考据，汇聚王引之、俞樾等大师，培养出大批朴学人才，开创了书院研习专门学问的新风；梁章钜主持南浦书院时，既重经学传授，又倡经世致用，常与学子探讨国计民生，将书院打造成地方文化与实用人才的培育基地。这些书院虽无雕梁画栋的奢华，却因名师荟萃、思想活跃成为时代思想的策源地，真正的名师如参天大树，其思想的荫蔽能滋养出改变时代的栋梁。

学海堂书院

 学府之为圣地，不仅在于名师云集，更在于践行“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育人智慧。好的教育者既能以学识启迪心智，更善于从璞玉中发现锋芒：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时常与学子“质疑问难”，从不同见解中识别思想的火花；康有为、梁启超在万木草堂授课时，不因权威而盲从，鼓励学生“独辟蹊径”。这种对人才的敏锐洞察，恰是学府最珍贵的品质。而“教不必同，期以育才”的理念更提醒我们，真正的教育从不以统一标准裁剪人才，而是因材施教，让不同禀赋的学生都能绽放光彩。

弘扬经典，推崇大家。如今，北京国创书院以“尔乃世之光”为院训，追求“名师荟萃，英才辈出”，恰是对传统书院精神的回归。“强避桃园作太古，欲种大木柱长天”，杨昌济先生的理想道出了教育的真谛：教育者当如园丁，以自身的品格与学识培育能“柱长天”的大木。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始终在滋养着一代代仁人志士，让他们在危难中挺身而出、赴汤蹈火。这种文化自信，是学府育人的根基，更是民族屹立东方的底气。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育人才。“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爱护名师，给予他们潜心治学的空间；发现人才，让每个学子都能闪耀光芒。当学府真正成为传承文化、培育栋梁的沃土，便能为民族复兴注入不竭动力——这正是古今中外卓越学府穿越时空而不朽的密码。

作者为北京国创书院院长、文学博士